一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是中國經濟學界最渴望新理論的時期。思想解放運動已經掃除了大多學術上的禁區，市場化改革也已基本上掃清了政治上的障礙。經濟學研究出現了幾個中心。一些中青年學者與他們的前輩一起加入到了政策咨詢的行列。向政府高層提供體制改革方案的研究機構勢成競爭。農村改革的成功正期待著人們對它的解釋，鄉鎮企業的崛起又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市場化的主要內容 —— 價格體系的市場化正在艱難中前進，企業改革的目標模式還在辯論之中。經濟學家們在如饑似渴地探求著新的理論資源。就在這時，新制度經濟學與許多其它經濟理論一起，進入了中國。

新制度經濟學理論初次來到中國，應該說是在不經意之間。在我的印象里，第一本涉及到新制度經濟學的中文書，是1985年出版的《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是一個叫作勒帕日的法國人寫的。在其中，新制度經濟學被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一部分，由作者做了簡潔的介紹。1987年，奧利佛·威廉森教授應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講學，系統地闡述了他的“交易費用經濟學”，引起了更大的反響。后來他又于1989年到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的研究所作了演講。大約于1988年，科斯教授的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被翻譯成中文，首次在《中國：發展與改革》雜志上發表。1990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了科斯的《企業、市場與法律》，后來這本書又以《論生產的制度結構》為名，于1992年出了修訂版。1988年，張五常教授在他的隨筆集《賣桔者言》中，以通暢易懂的語言，使科斯的名字（文中為高斯）超越了經濟學界。他也曾于八十年代末多次來過大陸，宣講產權經濟學。科斯于1990年，諾斯于1993年先后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對新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傳播又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諾斯教授的《西方世界的興起》，《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和《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在九十年代初先后被翻譯成中文。同一時期以中文出版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外國文獻還有德姆賽茲的《競爭的經濟、法律和政治維度》，多人的論文集《財產權利與制度變遷》等等。經過若干年的沉寂，經濟科學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了《新制度經濟學名著譯叢》。2001年又有張五常教授的兩本著作的中文版，《佃農理論》和《經濟解釋》出版。此外還有兩種新制度經濟學的教科書被翻譯成中文。

更廣義地看，制度經濟學不僅包括新制度經濟學。歷史地看，還有在它之前的所謂舊制度經濟學和后制度經濟學。橫向看，則有公共選擇理論，法與經濟學，“集體行動的邏輯”等相近理論。早在六十年代，一些舊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作品就被介紹到了中國，如康芒斯的《制度經濟學》（1962），凡伯倫的《有閑階級論》（1964）；后來后制度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熊彼特和加爾布雷斯，也有著作翻譯成中文，如前者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和《經濟分析史》等；到了八九十年代，公共選擇理論的大師，布坎南的《自由、市場與國家》，《民主過程中的財政》，《同意的計算》等，利益集團理論的先驅，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國家興衰探源》，以及“法和經濟學”的著作，等等，也出現了中譯本。

這樣一個翻譯運動并不是說明這個理論趨勢只是外來的，它恰恰說明當時中國內在的理論需求。與翻譯運動并行的，是中國學者對制度經濟學理論的介紹。在八十年代末有影響的學術刊物，如《中青年學者經濟論壇》，《中國：發展與改革》和《經濟研究》中，都出現了一些對這一理論的最初的介紹文章。到了九十年代初，在《經濟研究》和《經濟學動態》中出現了兩個專門的系列，是專門討論制度經濟學問題的。《經濟研究》的系列大概沒有專門的名稱，《經濟學動態》中的則冠名為“新政治經濟學”討論。這時也出現了中國學者專門介紹新制度經濟學的書籍，如張軍的《現代產權經濟學》。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地從介紹轉向評論與批評，再到應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對中國的經濟問題進行分析，在他們的著述中，也包含著越來越多的獨創性。如林毅夫的“誘致性制度變遷與強制性制度變遷”，汪新波的“對企業性質的重新思考”等等。在這前后，又出現了以制度經濟學為主要分析方法的專著，如盛洪的《分工與交易》和張宇燕的《經濟發展與制度變革》。

在整個九十年代初期，制度經濟學幾成一種理論時尚。尤其是有影響的中青年經濟學者，多與制度經濟學沾邊。1992年，《經濟研究》召開了以制度經濟學為主題的研討會；從1990年到1994年，上海三聯書店一年一度的經濟學研討會多是以制度經濟學為主題的。1993年成立的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公開宣稱，它是以制度經濟學為理論背景的，并開始了對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1995年成立的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強調以研究過渡經濟學為已任。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新制度經濟學最初引起的興奮開始消退，中國經濟學界代之以低調但穩健的前進。在這期間，周其仁、汪丁丁和張維迎等人都發表過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天則研究所的“中國制度變遷案例研究”也完成了三批，并印刷出版了兩個論文集。天則所還以《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天則論叢）為題出版了一本制度經濟學的論文集。2001年9月，由天則所發起的中國制度經濟學學會（籌備組）又召開了第一次年會。但總體來看，發展的速度低于人們的預期。

二

毫不奇怪，制度經濟學在中國的興起，顯然與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制度變遷的時代有關。首先人們需要理解，為什么計劃經濟是一個效率較低的經濟制度，而市場經濟則有效得多。在這時，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不能馬上給予回答，因為它曾被用來證明計劃經濟的優越性。那些對計劃經濟有所批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支，或者只是強調生產力的重要性，而默認計劃經濟在生產關系上仍是優越的（如張聞天，1979）；或者在集權和分權方面做文章（如布魯斯，1984）。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新古典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既定的市場制度條件下的經濟學，它一般不解釋不同經濟制度的優劣。有趣的是，它關于資源配置的理論，有時也能用來為計劃經濟提供依據。例如奧斯卡·蘭格就曾證明，只要（1）中央計劃當局用試錯的方法找出均衡價格；（2）企業經理按照邊際成本等于價格來決定產量；也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這個論證顯然忽略了中央計劃當局本身也是個利益主體和企業經理的動力問題，被實踐證明是不可行的。

在各種理論的競爭中，新制度經濟學的出現，似乎對上述問題給出了簡潔而有力的解釋。針對列寧提出的“整個社會就像一個大工廠”的形象比喻，交易費用理論指出，企業內組織費用作為交易費用的一種，當企業規模超過一定限度時，會隨著企業規模的增大而增加，在企業組織的邊際費用與市場交易的邊際費用相等的那一點上，就是企業與市場的邊界。如果企業超出這一點繼續擴張，以至擴張到了整個社會，顯然企業的組織費用會遠遠高于市場的交易費用，也自然會導致經濟效率的下降（盛洪，1994）。在這時，進行市場化改革，即將企業的規模縮小到它與市場的均衡邊界上，無疑會提高社會的經濟效率。新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產權，也似乎有著很強的解釋力。盡管國有產權在概念上可以是明確的，但一個有效的產權還要能在現實中有效行使。并且在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中，始終存在著委托人與代理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公司治理結構作為這一沖突的解決方案也仍然要承受代理費用。國有企業將這一問題推向極端。一方面，作為十幾億委托人之一，對每個人來講，對代理人的監督相當于公共物品，誰也沒有積極性在這方面作過多投入。另一方面，從全國人民這個初始委托人到企業代理人之間，有著過多的環節，從而有著過長的委托代理鏈條；每經過一個委托代理的環節，來自初始委托人的強烈的激勵和監督動力和信息就會部分衰減，以致到了企業這個端頭幾乎喪失殆盡了（張維迎，1995）。因而國有產權形式是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這兩種解釋有著很強的經驗基礎。事實上，二十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做了兩件事，一是用市場價格機制代替了中央計劃當局的指令；一是用非國有的產權制度替代國有的產權制度：或者是非國有企業在國有企業之外生長起來，或者是國有企業自身進行產權改革。

關于制度變遷，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變”的問題。對此新古典經濟學更是無能為力。因為它基本上只研究既定制度之內的資源配置問題。對于制度變遷，由一般均衡理論導出的次優理論強調，要么不變，要么全變，從而更有可能產生出“大爆炸”式的方案。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休克療法”的挫折揭示了這一理論存在著重大缺陷。強調“生產關系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事實上是承認制度變遷的。然而雖然馬克思注意到了流通費用的存在，由于沒有將政府的組織費用和企業的管理費用一般化，沒有建立起交易費用概念，不僅誤判了市場制度的效率，而且缺少了分析制度或“生產關系”及其變遷的有效的經濟學工具。更加上馬克思主義認為，在生產關系中處于對立地位的階級之間的沖突無法調和，“生產關系革命”只能建立在暴力革命的基礎上，其形式是將舊制度打碎，然后再建立起新的來。這種思路顯然不能為和平的漸進改革提供幫助。由于有了交易費用的概念，新制度經濟學就完全不同。不僅作為“制度運轉的費用”，交易費用可以判別制度的效率高低，而且可以用“制度變遷的成本”或“改革成本”來判別不同改革道路的優劣。由于制度經濟學更注重人與人之間的利益沖突，所以“改革成本”就多來自改革導致的利益再分配對某些人的損害，以及這些人很自然的對改革的反對。因而，改革方案越是能夠在改變規則時減少損害的人數或受損害的程度，改革成本就越低，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這種理論為中國漸進改革的成功提供了有力的解釋，也為進一步的改革方案提供了思考框架。

歷史地看，制度經濟學雖然作為一種西方學說很晚近才被介紹到中國來，但中國人對“制度”概念并不陌生。更注重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中國人，對人與人的關系尤為關切，從而很早就注意到人與人關系的穩定均衡 —— 制度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