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中國農村血緣與姻緣博弈現象探析

張慶國

一研究背景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農村特別是南方農村，家族勢力重新“抬頭”，并且修家譜、立家廟等活動頗為盛行，這在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界引起了一股家族研究熱。以楊善華、劉小京、郭于華等為代表的一批社會學學者對家族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在家族研究上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學視角，即將社會學對家族的研究定位在“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和“事件中的家族”上，讓人們“從最常見的農村社會現象中去發掘和顯現原本是潛在的家族意識和家族活動，進而從日常生活中認識到家族存在的意義及其在變動的農村社會生活和社會結構中所起的作用”[1]。這就使家族研究跳出了歷史文獻、組織結構和風俗禮儀的拘囿，與農村工業化、現代化過程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這可以說是社會學對家族研究的巨大貢獻。但我們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們在實際運用“家族”這個概念時，大都自覺不自覺地將姻緣關系歸入了家族之中，認為“家族既包括血緣的父族，也包括以姻緣為主的母族和妻族”[2]。這種“泛家族”化的研究優點是簡化了概念，將研究的重心集中于家族的演變、現狀以及它在現代化中所發揮的作用上，避免了多面用力。但它過于強調血緣與姻緣的同質性、統一性，而忽視了兩者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研究到一定程度，我們卻突然發現，兩者的關系遠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協調，姻緣關系正在不斷融入原先由血緣所統治的中國農村“差序格局”，“進入了過去只包容血緣關系的同心圓中”[3]，并且正在與血緣關系為爭奪這個同心圓的中心位置展開一場博弈。至于博弈的結果，尚不得而知，有的學者如楊善華認為，姻親關系在家族關系中作用的增大已經威脅到男系家族關系的不容置疑的核心地位[4]；而王銘銘通過對福建塘東村30個住戶的社會互助調查卻發現血緣關系在農村社會互助中仍占據著明顯的優勢（見下表）。不論哪一方占有優勢，現在不容置疑的一點是，姻緣關系地位正在不斷上升，血緣認同正在不斷被弱化，典型的例證是農村生產合作中，姻親合作的比例在不斷增加。為了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更清楚地認識，本文擬從一個個案的角度對現階段農村姻緣、血緣的博弈過程和現狀進行初步探析，并進一步從農村家庭關系、繼替關系、婚姻圈的變遷等角度對促使姻緣關系提升的諸多因素進行歸納，在此基礎上提出作者的思考和總結。

數據來源：王銘銘《村落視野中的文化與權利：閩臺三村五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第142頁

二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思路與來源：作者在研究過程中，繼續堅持了社會學的家族研究傳統，采用孫立平教授提出的“事件——過程”研究法，將研究對象界定在農村社會單個的社會成員身上，分析其在處理農村社會事件的過程中對血緣、姻緣的倚重和認同程度，從中探尋血緣、姻緣博弈的過程和現狀。

2003年寒假期間，作者深入山東省萊蕪市的一家鄉鎮企業進行了為期一周的深入訪問，從中獲得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現介紹其中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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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A(過世) 李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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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C 李D 李E 李F 李H 李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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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G

個案背景：

（1）上圖為簡化的家族譜系圖，本個案涉及的家族成員主要有李B、李C、李D、李E、李F和李G，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日常生活中李G和李F的關系要明顯好于李G與李C的關系，盡管他們血緣上相對較遠。

（2）九羊公司為山東省優秀鄉鎮企業，員工2000多人，95年鄉鎮企業改制，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將下屬車間承包給個人，由個人負責招工，并按規定每年上繳企業一定利潤。

個案內容：李G，28歲，高中文化，曾參過軍，退伍后回鄉待業。李G由于在外歷練多年見過世面，95年鄉鎮企業改制期間，便組織家族成員集資承包了九羊企業公司的一個鑄造車間，參加集資的有李G和其父李D，以及三個叔叔書C、李E、李F，集資者同時也是車間工人，后來因人手不夠，李G又將好友韓二招進車間，車間的經營權記在李G名下。在利潤分紅上，李G及其父親李D占50%，剩余四人占50%，在頭半年里，企業發展比較順利，企業效益非常好，為了擴大企業規模，李G和其他成員商量著增加企業人手，而這時恰巧李G的小舅子賈三高中畢業正急于尋找工作，會駕駛拖拉機的二姨夫王四正農閑在家，李G便想將他們招進企業，但不巧的是本家李H和李L主動找上門來，讓給安排活干，迫于情面以及考慮到企業的合伙性質，李G只好先將兩個本家安排了，但這件事使李G產生了將企業變成自己的打算。又過了半年，企業內部矛盾逐漸顯現，先是作為長輩的李C和李E經常上班遲到或以各種借口曠工，而作為晚輩，李G雖看不慣，礙于情面，也不好說什么。后來，隨著李G企業主地位的逐步穩固，便開始以作假賬的方式偷偷將利潤劃歸自己名下，開始時，其他成員并沒察覺，但時間一長，他人突然發現，貨物銷量在不斷增加，而他們分得的利潤卻沒有增加，于是便開始懷疑和私下議論李G.。特別是李C和李E唆使李B運用族長的權利，在家族儀式特別是逢年過節的聚會中影射李G，勸戒他做事不能太黑，要照顧家族利益，這樣李G和李C、李E的矛盾不斷深化。后來，李G多次暗示李C和李E要他們主動離開企業，但由于企業利益頗豐，李C和李E仍堅持留在企業中。97年鄉鎮企業效益普遍不好，李G以九羊公司裁員為名將李C、李E解雇，其實當時李G的車間并未受到影響。過了一個月，李G便將小舅子賈三和二姨夫王四召進企業。現在企業運行良好，但李G和李C、李E除見面寒暄外，已基本不相來往。當問及其他村民對李G的行為的評價時，村民們好像并未有多大的反應。

（一）通過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的介入已經改變了傳統中國農村的社會關系和農民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利益原則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交往的一個重要砝碼[5]。案例中，李G之所以選擇了賈三、王四，因為他們或是有知識、年富有為，或是擁有專項技術，能給自己帶來切實的利益，而對血緣宗族成員的解聘，也出于同樣的利益考慮。在這里明顯的透露出一個信息，經濟上的互利可以使親屬關系更加緊密，同樣經濟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親屬關系更加疏遠[6]。“人情”作為傳統“差序格局”中判別親疏遠近的基本標準，正受到“利益”標準的巨大挑戰，在“人情”和“利益”的博弈沖突中，“利益”已經占據了明顯的上風，“人情”+“利益”的雙重人際關系調節標準已經建立。另一方面，自我中心主義的關系格局正在形成，家族中心主義正在被自我中心主義所取代，農村基層社會關系網絡正在由家族關系網絡向家庭關系網絡過渡。家族中心主義以家族為本位，個人不過是家族網絡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節點，它強調家族的整體性，鼓勵個人對家族的責任，甚至是犧牲小我來成就大我；而自我中心主義以自我為本位，個人處于家庭網絡的中心位置，家族不過是這個網絡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家族之外還有姻親、朋友、熟人甚至陌生人等組成部分。在個案中，企業建立、演化、發展的整個過程，都顯示出了自我中心主義對家族中心主義的強大優勢。

正是利益認同的加劇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強化兩者互動共同導致了血緣認同的下降、姻親關系地位的提升，而利益認同的加劇、自我中心主義的強化體現出的是人們由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衍化。

（二）從案例中我們還應看出，姻緣關系對血緣關系網絡的侵入，必須首先滿足兩個先決條件。一是“社區記憶的弱化”，所謂“社區記憶”是指“村莊過去的傳統對當前農村社會的影響程度和影響途徑”[7]。如果“社區記憶”較強，傳統的倫理道德對村民仍具有普遍的規范和引導作用，李G的舉動肯定被認為是“胳膊肘子往外拐”的行徑，唾沫星子淹死人，李G久而久之就會失去和自己密切相關的人及村民們的好評，這是一般人所無法忍受的，在這種情況下，李G往往不得不向強大的社會輿論低頭[8]．但事實是49年后國家通過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體制對農村社會實行直接控制，消除了家族組織的權威體系，宗法解體，使傳統倫理道德失去了依托和支柱，“社區記憶”完全消失;79年后隨著國家權力退出基層，“社區記憶”有所恢復，但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引入，傳統宗法又受到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社區記憶”再次走向弱化。[9]。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李G才敢于做出清退宗族成員，轉而雇用姻親成員的舉動，個案中村民的反映證明了這一點。第二個條件是農村社會特殊的信任機制。現階段，我國城鄉信任機制具有巨大的差異，城市信任現在基本上是一種“契約信任”，人們通過一系列的契約簽訂，從而對對方產生了穩定的預期，繼而產生了信任；而農村的信任是一種建立在互動基礎上的“互動信任”，互動越頻繁，對對方越可能產生穩定的預期，信任度也就越大。這就使在由血親、姻親、朋友、熟人、陌生人組成的人際關系圈中，從內向外，隨著互動頻率的依次降低，信任度也依次降低。因此，在個案中當血緣關系被排除在考慮范圍之后，姻親關系便成為了首選對象。三具體原因分析

上文我們主要是從一個個案的角度對血緣、姻緣的博弈過程進行了初步的分析，并指出了利益導向和自我中心主義的強化在這場博弈中所發揮的作用。但一個個案遠遠不能說明問題，下面我們著重從家庭內部關系、家庭繼替關系、婚姻圈的變遷等方面對姻緣地位的不斷提升進行歸因，具體探討一下利益導向機制發揮作用的途徑。

經過分析，我們認為導致現階段農村血緣關系下降，姻緣關系提升的原因主要有下列幾方面：

(一)家庭內部關系的變遷。

家庭內部關系的變遷主要表現在家庭關系重心的轉移和家庭關系的平等化兩個方面。

費孝通認為“婚姻的契約中同時締結了兩種相連的社會關系——夫婦和親子”[10]，也就是說家庭關系主要是由夫妻關系和親子關系組成的，其中夫妻關系是一種橫向的社會關系，是姻緣的縮影，而親子關系是一種縱向的社會關系，是血緣的縮影。共存就意味著矛盾，兩者總有一個要占據主導地位，另一個則要居于從屬地位。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注重的是親子而非夫妻關系，婚姻的締結不過是傳宗接代，“上以繼宗廟，下以繼后世”的一種手段，在極端的情況下，婦女的地位甚至與生育子女的數目成正比。在這種情況下，姻緣關系不被重視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家庭的生育功能不斷的弱化，而家庭的生產、娛樂、消費等功能得到了突出，婚姻的質量正在不斷得到重視，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關系的重心正在不斷有親子關系向夫妻關系轉化。調查顯示，在農村社會網絡親屬關系中，按關系的構成比重依次是配偶（42.9%）、兄弟姐妹（16.5％）、父母（11.8％）和子女（8.8％）[11]，夫妻關系正在不斷得到凸顯。

在夫妻關系上，男子集權正在向男女平權過渡。主要體現在：（１）家務分工的平等性。現今“甩手丈夫”越來越少，夫妻之間逐步趨向合理化分工（２）家庭決策的協商性。在重大禮儀活動的操辦、大宗消費品的購買、家庭投資、子女職業選擇等方面婦女的參與程度越來越高。（３）家庭經濟的民主化。夫妻雙方消費基本持平，妻子經濟相對獨立。（４）閑暇生活的獨立性。女性逐步從操持家務的羈絆中解脫出來，夫妻雙方特別是年輕夫婦之間平等的享受閑暇時間。[12]家庭中女性地位正在不斷的提升。

在親子關系上，家長集權制正向民主制過渡。父母在家庭中不再具有絕對的權威，子女在婚姻、教育、職業、交友等活動上具有了相當大的自主權，父母的影響力在不斷減弱。特別是在婚姻對象的選擇上，大部分年輕人為“本人決定，征求父母意見”或“完全由本人決定”，父母包辦婚姻已非常少見。在包辦婚姻下，聯姻家庭一般屬于父母的社會關系圈，而婚姻自由的情況下，聯姻家庭一般屬于子女的社會關系圈，由于婚前雙方便早已熟悉，結婚后向姻親關系偏重的比例也就大大增加。

總之家庭關系的變遷，使夫妻關系越來越得到重視，婦女地位的不斷提高，子女在家庭中的自由度也在不斷得到增強，這些都有利于姻親關系地位的不斷提升。

(二)社會繼替關系的變遷

建國后隨著分家現象的普遍化，家庭繼替關系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遷。傳統的農村社會在家庭繼替上實行的是長子繼承制，財產的分配、義務（如贍養義務）的履行是約定成俗的，因循著“習慣法”，有著固定的繼替標準。這種標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紛爭的作用，即使分配不公，義務的履行不等，因為祖輩們也是這樣的，人們在心理上還是勉強可以接受的。但建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后，平等的原則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成為了日常生活規則的重要標準，而平等作為一個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判斷，其標準是難以衡量的，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在這種情況下，在家庭財產的分配和贍養義務的履行上所產生的利益紛爭也就成為了一種必然，這對血緣關系的“殺傷力”是難以估計的。現在農村社會，因利益之爭而導致“兄弟隙于墻”“父子對簿公堂”的現象已屢見不鮮，血緣認同正在不斷被弱化。而姻親關系之間，既不存在財產繼承上的糾紛，也不存在義務履行上的矛盾，在血緣關系因利益之爭被弱化的情況下，姻緣關系的情感維系作用、互助作用便得到了突顯。

（三）婚姻圈的縮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的通婚圈范圍并不像許多人所想象的那樣在不斷擴大，而是在不斷的縮小，并且村內通婚和鄰村通婚已越來越為人們所青睞。霍宏偉通過對中國北方一個村落的通婚范圍的研究發現建國后農村社會婚姻圈的變化趨勢是一條起始上下波動，后半部分不斷下滑的曲線。（見下表）

數據來源：霍宏偉《我國北方一個農莊的婚姻圈研究——對山東省濟陽縣江店鄉賈寨村的個案研究》

特別是1980到1990年這十年，婚姻范圍的平均值已有7里降到了5.87里[13]。婚姻圈的縮小，直接帶來的就是姻親之間的互動成本降低，互動頻率加大，姻親地位不斷提升；而與之相反的是，在同村內血緣宗族正在由聚族而居向分散居住轉化，宗族圈的范圍在不斷的擴大，宗族成員的互動頻率在減少，宗族認同正在不斷被弱化。

（四）擇偶標準的變化與離婚自由。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青年的擇偶標準發生了巨大的社會變遷，但由于“先天不足后天補”的心理使然，“人們不僅更關注學歷、職業、健康、事業有成績等隱性的能轉化為物質潛能的因素，同時依然注重住房、收入、財產、積蓄等現行的經濟實力，人們對物質生活在夫妻關系中的重要性有了更切身的體驗。”[14]由此可見，擇偶標準中利益考慮仍為首選，情感需求仍居于次要地位。這種利益導向使人們在擇偶時，自覺不自覺的把對方的家庭與自己的家庭、家族相對比，并把對方家庭在經濟、權利、聲望等某些方面的特殊優勢作為擇偶的重要標準，姻親的這種在某些方面的“優勢性”也為將來向姻親的倚重埋下了引線。

姻緣關系具有獲致性的特點，這就使姻緣關系既可以通過法律的締結而確立，也可以通過法律而解除，并且現在人們在離婚上越來越自由，“合則來，不合則散”已被大多數人所接受，離婚特別是女子離婚不再承受來自雙方家庭、單位和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不再被視為一種“離經叛道”。在這種情況下，離婚率不斷的上升，人們的婚姻危機意識越來越強烈，婚姻中感情的維系和調試也越來越受重視。而血緣關系由于具有先賦性，是永恒的不可更改的，正是這種永恒性使人們往往忽視了對它的調試。歷時一久，血緣認同必然下降，姻緣認同必然上升。

四結論與預見

（一）從以上的個案與原因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血緣與姻緣的博弈過程中，導致血緣地位下降、姻緣地位提升的根本性原因就在市場經濟所帶來的人們價值理性的不斷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斷加強。價值理性由于過分注重過程而忽視結果，是一種特殊主義的理性，只適用于血緣地緣這種初級組織。而工具理性它包括了對目標、利益以及達到利益的手段的全盤考慮，具有普遍性，可以適用于正式的組織以至整個國家、全世界[15]。價值理性向工具理性的過渡，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從這個角度說，血緣認同向姻緣認同的轉化是值得肯定的。

（二）隨著人們價值理性的不斷弱化，工具理性的不斷加強，我們可以預測，當血緣姻緣關系不足以滿足個人發展對稀缺資源和合作的需求時，人們就會沖破血緣姻緣的樊籬，轉而在親屬關系之外建構新的社會關聯，啟用新的社會支持。以家族企業為例，先是以血緣成員為核心，然后是姻緣成員的加入，現在朋友、鄉親、熟人正在家族企業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最終隨著親屬成員的不斷減少，“外人”、生人的不斷增多，家族企業必將完成向現代企業的轉軌。但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傳統的信任結構的影響，人們在建構這些關聯時，并非以契約、協議為中介，而是通過認同宗、認干親、拜把子等形式把原來的業緣關系轉化為類似血緣的關系即擬似血緣關系，從而使之融入“差序格局”范圍內[20]。這就出現了一種正式關系非正式化的趨向。同時由于“差序格局”的范圍不斷擴大，就像“攤大餅”一樣，餅越攤越大，也越攤越薄，人與人之間互動頻率減少，感情的密度不斷降低，這又導致了一種非正式關系正式化的趨向。兩種趨向互動使“正式關系帶上了更多的人情味，同時也使非正式關系具有更多的理性”[16]。

（三）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言，雖然現代社會削弱了舊傳統的某些層面，然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舊傳統的某些層面有時會被再度提出和強調，以解決文化斷層的危機和建立新的集體認同。[17]由于血緣的先賦性以及農村聚族而居的狀況，血緣始終處于一種“現在進行時”的狀態之中，血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仍起著重要的情感維系作用。只不過這種維系作用正在從“事件性”領域不斷退出，主要集中在農民的婚喪嫁娶等“儀式性”的活動和日常生活領域。血脈不斷，親情就不斷，“血畢竟濃于水”。參考文獻：

[1]楊善華、劉小京：《近期中國農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論問題》[J]《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5期

[2]岳慶平：《家族文化與現代化》[J]《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6期

[3]楊善華、侯紅蕊：《血緣、姻緣、親情與利益》[J]，《寧夏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4]楊善華、侯紅蕊：《血緣、姻緣、親情與利益》[J]，《寧夏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5]折曉葉：《村莊的再造》[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6]王思斌：《經濟體制改革對農村社會關系的影響》[J]，《社會科學研究》1987年第6期

[7]賀雪峰：《村莊精英與社區記憶：理解村莊性質的二維框架》[J]，《社會科學集刊》2000年第4期

[8]賀雪峰、仝志輝：《論村莊社會關聯——兼論村莊秩序的社會基礎》[J]《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9]徐曉軍：《轉型時期中國鄉村社會交換的變遷》[J]，《浙江學刊》2001年第4期

[10]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J]，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頁

[11]張文宏：《天津農村居民社會網》[J]，《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3期

[12]鄧偉志、許新：《當代中國家庭的變動軌跡》[J]，《社會科學》200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