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5月1日，歐盟正式接納來自中東歐、東南歐和波羅的海的10個新成員國，成為擁有25個成員國的龐大聯盟。從地理版圖上看，除了獨聯體國家和南聯盟各國，整個歐洲北部、西部和南部將連為一體。

以柏林墻的倒塌為契機，整合的浪潮彌漫歐洲，十多年間成就了蔚為壯觀的歐洲大聯盟。這變遷令人驚嘆，也叫人琢磨——它將如何改寫后冷戰時期的大國關系？當然，這樣的改寫才剛剛開始。

首先來看跨大西洋關系，這對關系的走向牽動著近年來國關學界最優秀的腦細胞。一般來說，跨大西洋關系指的是歐美關系。長時間來，這是一種以全方位合作著稱于世的結盟關系。然而，投契的表象下未必沒有暗涌，一場伊拉克戰爭陡然將兩者在戰略利益、乃至理念文化上的矛盾與差異暴露無遺。當然，僅憑這個就斷言歐美關系大廈將傾，似乎還為時尚早，但時下坊間對兩者之間種種矛盾的揣測和擔憂，也不是無風起浪——大西洋正在具有超越地理意義上斷裂含意。而發生在這個時候的歐盟東擴，則可算是對這種斷裂的鋪陳和預警。

應該說，歐盟東擴本身，是歐美共同戰略利益和意識形態取得勝利的結果。冷戰的結束，是歐美密切配合的產物，而這便為歐洲一體化提供了前提。此番加入歐盟10個國家有8個是前蘇聯經互會成員，而在這些國家中推廣市場經濟、建立民主制度、維持穩定局面，顯然也是歐美共同追求的目標。然而，這樣的共同利益并不能遮蔽正在實現的東擴給跨大西洋關系帶來的現實挑戰。

在行而下的基礎，歐盟的擴容，是歐洲式的市場經濟的擴展，是歐盟經濟勢力范圍的延伸，而這則是以多年的經濟實際發展作為支撐的。從外貿結構看，新成員對歐盟的出口大都占了其總出口額的一半以上（2002年統計，波蘭75％，捷克66％，立陶宛50％，匈牙利76％），它們對歐盟市場的占有則從1990年代中的9.5％上升到了近年的13％。以上數字證明了新成員與歐盟、而非美國的經濟親緣。在歐美經濟摩擦日益激烈的今天，這種關系無疑將在競爭的天平上為歐洲增添砝碼。

僅以上述幾句話說明新成員加入可能給歐美經濟關系造成的影響，當然失于簡單。事實上，政治甚至輿論的走向，都會有其經濟的表現。當下，歐洲人一個相當普遍的心態是，東擴是歐盟十年來投入大量資源和心血的結果，而由美國牽頭的北約卻坐享其成。與此同時進行的北約東擴，先行一步已經將大體相同的中東歐成員國納入這個冷戰遺留下來的戰略合作組織之中。在不少歐盟成員看來，這不是沒有“我播種，你收獲”的感覺的。美國人常常取笑歐洲人“好搭便車”，如今這一話柄倒是落入了歐洲人的手中。

取笑歸取笑，北約與歐盟確實是功能不同的兩個地區性組織。前者強調戰略合作，或可稱為集體安全組織；后者則主要是一個經濟政治合作組織，戰略問題暫時還不是歐盟的主要功能。這種不同既為兩個組織的同時存在（同時東擴）提供了依據，也帶來了兩者關系中一個較“心態”更為實質性的問題——歐盟希望新加盟的成員國將本國資源集中投入到各自的社會經濟改革當中，以便更快地追趕一般成員國的發展水平，更好地融入“歐洲”；而北約則要求這些國家將國家資源用于軍事改革，全面提升國防能力，以達到北約的一般標準。當然，北約不等于美國，而它與歐盟也都有著發展戰略防務和加強安全合作的訴求，但是，它們對于新成員國的不同期許，勢必對未來的美歐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

另外，新成員國，尤其是波蘭，其內部發展也有值得矚目之處。多年來，美國把波蘭作為中東歐的“領袖國家”加以栽培，宣揚波蘭“天然地具有大西洋主義的情結”，而波蘭的改革進程中也頗多美國的烙印。這一態勢的發展，不但令歐盟一些現有成員國側目，也使得近旁的捷克和匈牙利等國感到不安，而波蘭對伊拉克戰爭的全力支持，更令歐洲輿論驚呼：美國要分化歐洲！而近來，尤其是西班牙“3·11”爆炸案后，波蘭在伊拉克問題上的立場開始松動，并趨向拉姆斯菲爾德所謂的“老歐洲”，甚至可能在西班牙之后從伊拉克撤出軍隊。而這，顯然不是美國喜聞樂見的。可以預見，在伊拉克戰爭中“表現積極”的歐盟新成員立場的回擺，會進一步借歐盟東擴之機作用于微妙變化中的歐美關系。

如果說歐盟東擴對跨大西洋關系的影響還只在微妙的開始，那么它給俄羅斯在歐洲的地緣政治環境帶來的變數則已相當明顯。伊拉克戰爭后，俄歐的疏離世人有目共睹，國際輿論對此也沒有太多爭論。

然而，特立獨行的俄羅斯總統普京總是叫人吃驚。這幾日，他一改對歐盟對俄政策的批評，稱“歐盟的擴大不是問題”，令來訪的歐盟委員會主席普羅迪及貿易代表拉米大為高興，而就不久前，他還公開指責歐盟主席國的輪值制度“不合時宜”。一時間，對俄歐關系感到悲觀的政治評論家們紛紛調轉筆鋒，歡呼俄歐之間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事實上，進入新世紀以來，俄羅斯調處大國關系的一個特色就在于“回到歐洲”——堅持自己是歐洲的一員，刻意接近歐洲和歐盟。三年前，筆者在華盛頓目睹的一場辯論可為佐證。當時，俄羅斯議會外委會主席弗拉基米爾·盧金熱情洋溢地將歐盟稱為“和平的表征”，至于美國領導下的北約，他則頗不以為然地指為“冷戰的最大遺產”。此語立即遭到布熱金斯基的反唇相譏，他預言：加入北約，將成為中東歐國家自己的愿望。

而歷史似乎總喜歡站在美國人一邊。“9·11”后，普京抓住機會，通過合作反恐，大幅度推進了與美國的關系，直至2002年，布熱金斯基的預言成真——俄羅斯以非正式成員國的身份加入北約，雙方簽署《羅馬宣言》進行合作。而俄歐關系在伊拉克戰爭之后陷入了低谷，表面上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于加里寧格勒“飛地”、俄羅斯加入WTO等問題，但歸根結底，這仍是對一種正在發生的改變的不適應——歐盟東擴之后，該如何發展俄歐關系？雙方顯然都還不甚明了。

那么，歐盟東擴到底給俄歐關系的發展帶來了哪些困擾？一是1997年俄歐伙伴關系與合作協定的適用范圍的問題。協議簽訂時，歐盟只有15個成員國，此番擴容就帶來了舊協議是否使用于新成員的問題。顯然，俄羅斯方面希望的答案是“否”，由于歐盟吸納的多是中東歐原屬蘇聯陣營的國家，莫斯科擔心協議一旦適用，則可能導致俄羅斯與這些國家原有經濟聯系的中斷，失去從蘇聯繼承下來的一些特權。而歐盟的答案則是明明白白的“是”，因這本身是歐洲一體化的要求。目前雙方已就此展開談判，考慮協議適用的過渡時期和對俄羅斯的補償等。

二是加里寧格勒“飛地”問題。依據舊制，加里寧格勒居民可直接通過波蘭、立陶宛進入俄羅斯腹地。但隨著波蘭、立陶宛加入歐盟，它們與加里寧格勒的邊界將成為歐盟的對外邊界，而依據歐盟的申報協議，加里寧格勒與俄羅斯腹地的往來將變得相當困難。為此，俄羅斯與歐盟發生了激烈爭執。

三是俄與歐盟新成員的貿易關系。在俄方看來，歐盟東擴將使它遭受多方面的經濟損失，包括新成員按照全歐標準執行比過去更高的關稅，俄糧食和畜牧產品的出口也將受限制，而這樣的損失將達到每年3－15歐元。另外，歐盟東擴還引出了在新成員如何保護講俄語人群的權益的問題。

而如前所述，俄歐關系在歷經數月的低潮后出現了轉機。前天，俄羅斯方面宣布，俄歐間新的合作協議文本已經敲定。據稱，除了加里寧格勒問題與保護俄語弱勢群體的問題尚待解決之外，其余問題都已經迎刃而解。由此看來，雖俄羅斯對一些歐洲國家固執己見仍有不滿，甚至暗示備下后手以應不時之需，但妥協已成定局。

俄羅斯對歐盟關系歷經一番爭執，依舊回到了后冷戰的的一般邏輯上來。應該說，在對歐洲的問題上，多數俄羅斯人是抱著“被攻擊者”的心態的，這也使得雙方關系雖有多年苦心經營，仍不免受挫。但在歐盟與北約同時東擴，而俄羅斯卻無力抵抗的背景之下，虛與委蛇、在美歐之間巧妙周旋，似乎仍是普京唯一的外交出路。最近，有俄羅斯友人告知：“歐盟東擴對俄羅斯而言，沖擊是暫時的，從長遠來看，歐盟與俄羅斯相得益彰。”也許，在一個長時空中，歐俄相對接近仍是定勢。

從歐盟東擴所引發或蘊含的大國關系變化大體上是朝著戴維·卡萊歐教授所揭示的“三極泛歐洲體系”構架在發展著。其實質是以歐、美、俄三大塊都保持各自的特征，以自覺或不自覺地構建均勢體系來確保歐洲地區，乃至整個歐亞大陸的和平與穩定；其最為顯著的特征是歐洲競爭態勢的相對上升，俄羅斯仍然擁有大國間斡旋的巨大空間，而美國則是無近慮、有遠憂，真正要象布熱津斯基先生所云：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超級大國，但也是世界上最后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在往后的15—20年中，要學會與歐洲，中國等國平起平坐。

大國關系的這種日積月累的緩慢變化在歐盟東擴的推動下顯然是加快了腳步。而這種變化對于中國而言，無論是機會大大地多于挑戰。

首先，歐盟東擴的結果是一大批非典型歐洲文化國家，或稱之為是屬于歐亞文明結合部國家加入了歐盟，這樣使得歐盟原有的單一西歐文明背景顯得五光十色。法、德、意、英這樣一類典型的傳統西歐文明國家開始與來自中東歐地區、東南歐地區、波羅的海已將各種語言各種文明背景的新成員國同坐同桌旁邊商討歐盟一體化的大業。歐盟文化背景的迅速多樣化，使得歐盟不光將有更大的空間來擴散歐洲文化的影響力，而且也使得自身從歐洲偏遠、邊緣地區文明獲得更多滋養。這樣的一種趨于多樣化、尊重多元文明的發展趨勢必定產生外溢，使得歐盟在與非歐文明國家交往時更具有建設性態度。歐盟政治文化的這種寬容態度無疑為中國與歐洲間的提升交往水平提供了基礎，為此作了注腳。 其次，歐盟新吸收入盟的十個成員國大部分都是與中國有著較為緊密的傳統關系的原“東歐國家”。多年以來，在歐盟社會經濟標準線的導引，推動之下，這些前東歐國家的轉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筆者數月之前前往東歐訪問，特別是捷、波、匈等“維謝格拉德”國家蓬勃向上的相當振作的精神狀態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作為傳統市場，如果這里的經濟發展態勢順當，那么，對于希望擴大海外市場的中國來說，也無疑是一大福音。

此外，隨著歐盟向東擴展，處于歐亞大陸兩端的西歐與中國的共同利益也日益彰顯。當年，德法各曾有大力發展歐亞大陸心臟部位基礎設施、特別是大幅度推入進公路、鐵路建設的宏偉理想。歐盟這一構想的實施方向甚至還包括俄羅斯、中亞等獨聯體國家這樣的一種發展計劃是以打通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到出海口通道為目標，從長期看，中國顯然是受益方。

從理論上講，歐盟東擴這一復雜的區域一體化過程，為世界其它地方的區域或次區域一體化提供了范例。雖然，從關稅同盟到經貨聯盟再到自由貿易區，然后再提升到政治與安全聯盟的過程頗多歐洲一體化過程的提煉與總結，但是筆者認為，歐洲一體化進程仍然具有不少可以普遍借鑒的地方。包括從煤鋼聯營入手化干戈為玉帛，在法德之間建立起全方位合作機制的歐洲共同體最初階段，大有可為東方發展中國家的可咀嚼之處。比如，有人認為東北亞能源合作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鑒當年煤鋼聯營的做法，不失是一種走出僵局的努力。即使是亞洲地區走向區域一體化多半可能是首先起于次區域，也可以從歐盟內部各個次區域層面的合作中獲得借鑒。

歐盟東擴對于中國未來發展的影響，當然也包含著若干挑戰。事實上，80年代以來經濟轉軌相對取得成功的不止是中國，波、捷、匈等一連串“維謝格拉德”國家實際上也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已經停止衰退，開始出現增長。現在，根據歐盟專家的觀察，捷克共和國的銀行私有化手段比德國還要高；波蘭的能源市場比法國更加自由。⑧換言之，經濟轉型的比較告訴我們，并非可以不分清紅皂白地一概排斥在中東歐國家長期實施的經濟改革，問題只在于如何切合國情。中東歐、東南歐、波羅的海國家作為新興市場入盟無論在投資與市場方面顯然也都會受歐盟的支持，造成中國份額的相對減少。包括原東歐國家經過十多年民主改革的洗禮，已經初步形成了民主政治的構架，并保持它的良好運作，這對于尚在探索中國特色民主改革路徑的我們而言，也依然是一個競爭與挑戰。有此有關，在歐洲，人們擔心歐盟東擴反而會給中歐間的高科技和軍事技術合作帶來一定的肘掣。最后，由歐盟東擴這一類新事物所大大復雜化了的大國關系，也遠比中美破冰、中日復交那一時期來得撲溯迷離。對于這種多邊外交的參與，還始終是中國外交官與專家們的一項新課題。

當然，歐盟東擴為中國外交和發展所提供的機會在當前看來，還是多于上述挑戰的壓力。問題在于，把握機會本身是一個長期的學習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