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運用福利經濟學的概念與分析方法，重新審視了我國城中村演化過程，提出基于社會福利優化思想協調各方利益的方法，希望對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以積極的參考。

1. 研究背景

城中村是指受制于城鄉二元經濟形態，城市周邊村落被擴張的城市所包圍，保留其殘存的制度特征出現于城市中心區的現象。由于其自身土地、戶籍制度、發展路徑等多方面原因，城中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治安環境差、規劃與城市脫節、村民素質偏低、產權不規范、村民收入來源單一等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與城中村伴生的矛盾日漸激化，不少學者針對相關問題做了廣泛研究，如河北省社會科學院的劉中一、劉中煒教授分析了城中村形成的二元經濟背景，稱城中村改造協調各方利益為“二次土改”，對城中村改造提出集團轉型、政府投入、大力扶持第三產業等對策 ;山東大學軒明飛博士用制度經濟學社會變遷理論對城中村改造中制度選擇探討，通過制度供給，調整多元產權關系 。蘭州商學院石志恒教授深入城中村，采集城中村零售、餐飲、服務、租賃等小產業的產業數據后，系統分析了其產業規模及經濟效用，指出了其有利于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正面因素 。

然而，對如何協調各方利益及相關標準的研究卻缺少實際結論。福利經濟學專注于社會福利的分析，提供了頗具價值的建議。

福利經濟學是研究社會經濟福利問題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分支，其中心問題是社會凈福利最大化。福利經濟學起源于邊沁等人的功利主義倫理哲學，創立于1920年英國經濟學家庇古《福利經濟學》，以序數效用論建立(N.Kaldor，A.Lerner，V.Pareto)和對福利標準及補償原則、社會效用函數(A.Bergson，P.Samuelsion等)的研究作為其成熟的標志 ，華裔學者黃有光Yew-Kwang Ng改“福利”為“福祉” ，更是為完善福利經濟理論不足做出了重要貢獻。

黃有光認為:首先，福利之本源“快樂”或稱“福祉”不僅是基數性的和人際可比的，而且存在可行的衡量與比較方法(Ng，1979，1982，1996)，福利最大化的研究屬于實證經濟學;其次，如果不考慮無知和不完全預見、利他主義、非理性偏好，并且交易成本足夠低，基于“一元就是一元”福祉標準與直接付清的補償方法是最為簡單有效的(Ng，1988)，即用個人支付意愿衡量偏好強度，無加權的總支付意愿標準可達到分配的公平與效率最佳均衡;另外，當外部效應明顯時，外溢的支付意愿也應計量。依據黃有光的福祉思想，我們就可以分析城中村演化進程中各方利益的關聯與變動，并試圖找到改進社會福祉切實可行的補償方法。

2. 福利經濟學視角下城中村演變分析

城中村多種矛盾根源于其獨特的發展路徑，可將城中村分為三個重要的變革階段:遠郊村落轉變為近郊村落，近郊村落轉變為城中村，城中村城市化改造。

2.1遠郊村落向近郊村落轉變

按經濟地理定義，遠郊村落指遠離城市經濟圈與城市經濟關聯度不強的村落;近郊村落指城市經濟圈周邊與城市經濟關聯度高的村落。由遠郊到近郊，是經濟模式從自然經濟轉變為城市關聯經濟的過程。這一變革所涉及的主要利益方為村民與城市居民。

黃有光社會福祉理論認為，“一元就是一元標準”，即用無加權的匯總利益各方支付意愿和經濟損失來判斷社會變革，能夠簡單有效地保證公平與效率兼顧。村民的福祉收益主要來自農牧需求增加與農家旅游服務利潤，城市交通、信息、生活設施等公共產品的外溢，資源流動性加強及借助城市商品、勞務市場優勢帶來的機會增加。用生產者剩余可衡量其農牧與旅游服務業增加的福利;而公共產品外溢收益，根據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特點，均衡時其邊際成本等于共用公共產品個體邊際收益之和，故可以統計村民為城市外溢公共產品的支付意愿匯總計算其福利。村民在這一轉變中也有福利損失，如自然環境的破壞、村民轉變生活習慣、外來城市文化的沖擊等等。對于村民為適應新生產方式承擔的變更成本與心理損失，可歸屬于黃有光理論中“非理性偏好”，即由堅持某種舊習俗帶來的對短期收益與長期收入權衡的短視。因此，僅需計算制度變更成本作為損失額。

城市居民這一階段的總體福利是增加的，因為臨壤村落面積的擴大確保了城市農牧產品穩定供應，同時也給城市居民提供以更多旅游選擇。他們的福利可用近郊村落向城市供應的農牧產品與旅游服務產品的消費者剩余計量。

2.2近郊村落向城中村轉變

此階段城市逐漸覆蓋周邊近郊村落，出現了所謂的“城中村”。利益關聯方為城中村村民和城鎮居民，尤其城中村周邊的城鎮居民利益關聯更為明顯。

城中村居民此時已不能通過農業維持成本收益平衡，于是集體工廠、土地出讓、“廉租房”等新收入方式紛紛產生，村民福利也以各種收入形式大幅增加。加總新收入來源如集體經濟分紅收入、土地與房屋租金收入，凈利潤超出原農業利潤的總和再扣除廠房設施、出租房等建設成本便可量化次階段村民福利增加。

城中村二元經濟的交疊造成管理混亂:首先是村民在自留地上蓋建樓房私搭亂建嚴重，未經正規設計和地質勘察令這些樓房安全隱患重重。另外，城中村內樓距近、巷道凌亂、配套設施簡陋，自來水、電、通信設施失修，地下管網不全，污水橫流，其居住安全、衛生狀況得不到保障，更易爆發各種流行疾病。此外，城中村內人口流動性大且治安力量不足，經常是搶盜治安事件高發和犯罪分子聚集之處。這類環境、治安、消防隱患給周邊居民帶來嚴重困擾，也影響了市容市貌，阻礙了城市的發展與環境的提升。

另一方面，城中村為城市中低收入者提供著大量的“廉租房”，降低其生活成本，使得他們可以在城市夾縫中生存(石志恒，2006)，所以低收入的務工者由生活所迫甘愿承擔各種風險在城中村中租住。估計這部分城市居民的福利時，可先計算“廉租房”房租低于城市相似地段房租的差額，再扣減居住在城中村內與城中村周邊城市居民各種風險的預期損失。

2.3城中村向城市社區化轉變

矛盾激化的最后政府不得不在兩種路徑中選擇:拆除城中村，規劃新的商業區、住宅區、環境美化區等;治理城中村，把城中村內有價值的特色小吃、民俗、建筑等作為文化遺產保留下來。這就要求決策者在經濟發展和文化價值中做出權衡。此階段利益主體除城中村與城市居民外還要考慮參與的開發商。

如采用拆遷改造的方法，通行的政府賠付為有條件計算拆遷面積折價或用同等面積安置房賠付，所謂的“有條件計算”是指對違規占地、超標樓層等部分不予賠償。如果采用第二種路徑，依然要拆除大量違規建筑，豐厚的租金可能為餐飲、旅游、客房等新收入來源取代。此外，還有一筆不小的治理費用。這兩種情況下，村民收入都會大幅減少，新舊收入水平的差值就可以量化福利的改變。另外，由于部分村民不注重財富積累和自身素質提升，其未來的生活保障和就業也成為棘手問題。

對城市居民來說，由于長期以來困擾的城中村問題得到解決，城市通過統一規劃進一步優化其交通、居住、商業、休閑設施，同時，原先潛在的環境、治安、安全隱患得以消除，城市的承載能力、經濟發展能力、人口素質等都大幅提升，我們認為其福利的提高可體現在周邊房價增值上，故估算總房價增加可量化福利增量。當然，我們也看到經過改造或改良，現有城中村中的“廉租房”可能成為歷史，在追求現代化、城市化的同時，城市中土地價格和房租會因此提升，人們的實際購買力在降低，部分人群可能會因此離開城市。然而，通過社會競爭，促使更優秀技術、資源、人才等生產資源向城市集中，同樣也使社會福利提升。 對開發商來講，現有的模式是:提出改造方案，參與政府城中村項目競標取得土地使用權，再與政府協調處理城中村拆遷、居民安置、賠付事項，并在改造中承擔其它建設成本。改造結束后地產的收益高于開發成本之部分作為其開發利潤，故開發商福利可以直接通過開發利潤進行核算，這里不再詳細論述。

3. 社會福利補償

城中村演進各過程中均存在福利補償的余地。參考黃有光 “一元就是一元”標準，社會福利可用非加權的個人貨幣化福利加總衡量。如果某一社會變革可以通過低交易成本的直接或間接方式由收益人對受損人補償，并且完成實際支付后受益者依然有利可圖，那么社會福利便可以得以改善。

補償方法有二:當期福利補償和跨期福利補償。當期補償指在城中村變革的每個過程內，政府通過稅費、轉移支付、行政指導等調控手段，根據福利損益對當期利益相關方予以部分或完全補償?？缙谘a償指建立長期制度性補償機制，從各階段的福利受益者中提取部分收益，累計入社會福利補償基金，通過基金的運作，對福利受損者進行福利補償。

具體補償可依據如下原則:從社會福利角度出發實現整體福利提升;從凈收益方部分收益補償受損方福利損失;降低行政成本、交易成本，避免無效損失;補償標準公開透明化，降低操作主觀性和隨意性。

用當期補償舉例來說，在城中村改造階段，如對城中村村民房屋拆遷，按照現有的面積折價賠付標準，社會福利水平尚有提升之處。當城中村被新的商業、綠化、交通設施取代后，房價急漲，周邊居民享受到了更多福利。如果從房價上升的收益中提取部分稅費用于補償村民，也就是村民得到的是比初期市場更高的房價賠償，補償因其做出貢獻而承擔的損失，也間接享受到了未來房價的增值。

4.政策建議與總結

城中村有其歷史根源，需要用歷史的眼光分析和協調各階段各方的損益，達到社會福利的提升。引入福利經濟學思想后，在制定城中村改造或治理方案時，都應比對其成本與收益及各方福利損益，拆遷改造并不一定是最佳的方式。我們還應當認識到市場運行與功能的缺陷，一味機械的套用市場原則，只會加重社會矛盾、放大社會福利不平衡，而糾正私人成本與公共成本的不一致是政府解決市場失靈的有效方式。

我們建議政府及早進行城中村演進的監控和資料的收集。在城市化進程中鼓勵村民取得合法正當的收益，并及時糾正各方的利益短視行為?？梢韵韧ㄟ^一部分城中村試點，制定規范透明的福利評估方法，核算城中村過程中福利損益度，作為補償依據。用清晰、公正、透明的福利補償標準，以效率為主兼顧公平，保證最低交易成本支付方法下進行補償，避免不當的反激勵。試點從當期補償到跨期補償，成型后再逐步推廣開來，實現全社會福利的優化。

城中村問題成為困擾各城市發展的一大難題，本著公平效率的原則，政府協調好各方利益，增進全體社會福利，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謀而合。我們相信在引入福利經濟思想后，政府處理城中村問題會得到更廣泛的社會支持并實現更優社會福利水平。

[1]Ng，Yew-Kwang(1979) Welfare Economics: Int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asic Concepts， [2]London: Macmillan.

[3]Ng，Yew-Kwang(1982) ‘Welfarism: a defence against Sen’s attack’， Economic Journal， 91:527-30.

[4] Ng，Yew-Kwang(1988) ‘Economic efficiency versus egalitarian rights’， Kyklos， 41:215-37.

[5]Ng，Yew-Kwang(1996) ‘Happiness surveys: 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1-29.

[6]劉中一、劉中煒，《城中村改造的經濟學思考》，經濟論壇，2004年02期.

[7]軒明飛，《“城中村”城市化:問題困境中的悖論》，探索與爭鳴，2006年02期.

[8]石志恒，《“城中村”現象的再剖析》，生態經濟，2006年02期.

[9] (荷)漢斯?范登?得本范?韋爾瑟芬:《民主與福利經濟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0]黃有光，《福祉經濟學:一個趨于更全面分析的嘗試》，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