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黃宗智教授最為重要的一篇理論/方法論著作，曾收入《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華書局2000年再版本）的書末，但一直沒有完整的網絡版。在本刊的邀請下，黃宗智教授向我們提供了這一著作的完整電子文本，供網絡發表，以饗讀者?！妒兰o中國》在此對黃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謝。

中國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正處于一場規范認識的危機之中。這里指的不僅是以往學術界的各種模式。所謂規范認識指的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已成為不言自明的信念。這種規范信念對我們研究的影響遠大于那些明確標榜的模式和理論。它們才是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u）1970年《科學認識革命的結構》中的"規范認識（paradigm）"一詞的真正含意。近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動搖了這些信念，導致了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這一危機的發生使大家感到現有理論體系的不足并非通過對立理論間的爭論就能解決。大家有一種需要新的不同的東西的感覺，但尚未明確地說出需要什么樣的新東西。

我們應該系統地估量這一危機，并試圖探求新的認識。我們不需要倒退到純粹的考據，或次要問題的探討，或"純科學"的技術手段，或極少數人所熱衷的政治爭論。相反，我們應該把當前的危機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觀點的極好機會。

本文先粗略地回顧中國和西方幾代人的學術研究，說明近四十年來學術研究中的一些主要的模式和理論體系。盡管不同輩份、以及大洋兩岸存在著種種差異，但各方應用的主要的理論體系實際上具有一系列的共同的基本信念。這些信念一般被認為是不言自明的，無須討論也不受人注意。學術界的爭鳴一般都圍繞著各理論體系間的不同點，而不去顧及共同點。然而，數十年累積的實證研究實際上已揭示出一系列的與這些信念相悖的現象。規范信念認為不可并存的現象屢屢同時出現。實證研究所發現的悖論現象實際上已經對以往的規范信念提出全面的挑戰。本文將列舉一些悖論現象，進而分析這些現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并探討如何研究由此產生的新問題的方法。本文無意對以往所有的研究作一綜合評述，相反，討論將限于若干最有代表性的論著，目的在于說明我個人的看法。

規范認識的危機

一、中國的學術研究

當代中國的史學研究在五十年代開始時認為歷代王朝統治下的中國社會是基本上沒有變化的。主導的模式是"封建主義"，即與進步的近代資本主義相對立的停滯的舊中國。這一模式的基礎是斯大林"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即歷史發展必須經過原始社會、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五個階段。

在"封建主義"的模式下，研究中國歷代王朝史的學者主要研究封建階級關系，即封建統治階級通過地租、稅收和高利貸形式榨取農民生產者的"剩余價值"。他們的研究成果見于編集了大量記載這些剝削關系的資料集。（李文治，1957；章有義，1957；嚴中平等，1955）一些學者亦將封建經濟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中國這一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家庭農業與小手工業的結合，即"男耕女織"。他們認為這是一種結合得異常緊密的生產方式，阻礙了手工業從家庭中分離出去而形成集鎮作坊，并最終阻礙了資本主義發展。他們收集了種種證據，證明"自然經濟"在明清時期占優勢，并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1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資本主義萌芽"的學者的非難。這些學者認為，明清時期決非是停滯的，而充滿著資本主義預兆的種種變遷，與西方國家的經歷類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業擴展的資料，對當時的商品經濟作出系統估計，以證明國內市場的形成，認為這標志著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另外的研究側重于封建生產關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關系）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尤其是雇傭勞動關系）。2

"資本主義萌芽論"的最初提出者并未關注到經濟發展，他們認為一時闡明了商品化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隨著80年代改革時的意識形態由"生產關系"轉而重視"生產力"（包括技術、資源利用、生產率等等），新一代學者轉向直接探討經濟發展。他們的主要代表尤其強調長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種和肥料的應用（李伯重， 1985a， 1985b，1984）。

"資本主義萌芽論"雖然成功地沖擊了"封建王朝因襲不變"的舊觀點，但無論在老一代學者還是八十年代培養出來的新一代學者之中，它均未能廣泛地為人們所接受。在西歐歷史上，由于十九世紀出現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把這之前的三、四個世紀稱作資本主義萌芽或向資本主義過渡是有道理的。然而中國的十九世紀并無資本主義發展，有什么道理把這之前的時期稱作資本主義萌芽呢？再者，經濟的相對落后使中國受害于帝國主義。鑒于這一事實，把明清時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國到底有什么意義？

"資本主義萌芽論"學派企圖從西方入侵打斷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進程為由來解釋這個問題。于是，把十九世紀中國經濟的落后歸罪于帝國主義，而不是自身的停滯趨勢。這一說法雖很符合反帝情緒，卻難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經濟影響直到十九世紀末仍是很有限的，而中國經濟自數百年前的所謂"萌芽"以來卻未顯示出自己發展資本主義的動向。十九世紀中國經濟落后的事實重新證明了先前的封建主義與自然主義的經濟至少是部分正確的。

"封建主義論"和"資本主義萌芽論"的相持不下使中國的青年學者對兩者都抱有懷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輩們的這些模式。有的全盤搬來西方的一個又一個的時髦方法，進一步擴大了代溝，這一情況本身就反映了中國學術界的規范認識危機。 二、西方的學術研究

西方的學術研究雖然比較多樣化，它的主要內容卻出人意外地與中國的研究相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學術界同樣持有傳統中國在本質上是無變化的觀點。當然，這里不再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論的"傳統"中國與"近代"中國的對立模式。研究的重點不是"封建"中國的階級關系，而是"傳統"制度與意識形態。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人口對停滯經濟的壓力。3 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國在與西方接觸之前是停滯的，或僅在"傳統范圍"內變化，這與中國同行的見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質上是無變化的，那推動質變的力量只能來自外部，因而簡單地歸結為"西方的沖擊"與"中國的反應"（費正清，1958；費正清等，1965）。 在這個"哈佛學派"倡導的"沖擊--反應"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闡述了西方在中國的出現及中國反應（芮瑪麗，1957；費惟愷，1958）。但是這一觀點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挑戰；先是政治性的攻擊，"西方的沖擊"被認為是為帝國主義和美國干涉越南辯護，4繼而在史實上受到論證明清之際發生重大變化的學者的批評。

后一傾向在近年來形成一個新概念，中國在受到西方影響前數百年的時期被稱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歐發生的那樣。與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論"一樣，這一觀點的出發點是明清經濟的大規范商品化。有的學者更進而把這一觀點延伸到社會、政治領域中（羅維，1984，1989；韓素瑞與羅斯基，1987）。

就像"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那樣，"近代早期論"學者動搖了過去的"傳統中國論"及其派生的"沖擊--反應"模式。他們的實證性批評比激進學者對費正清的政治批評有效。然而，就像"資本主義萌芽論"一樣，這個新的理論也因同樣的原因而難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十七、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后半葉的中國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為什么在隨后的世紀中中國的變遷這么不同？我們如何看待帝國主義和二十世紀的革命？一個可能的論點是帝國主義促進了以前就已在內部產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樣的話，又如何看待共產主義革命的發生，難道它只是對近代化的一種偏離？另一個可能的論點是帝國主義使中國脫離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徑而導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論"的學者尚未提出一個在邏輯上與他們的論點一致的關于帝國主義與中國革命的有說服力的觀點。

學術界于是陷入了當前的理論困境："停滯的傳統的中國"的舊觀念及其派生的"沖擊--反應"模式已不再具有影響力，而"近代早期中國"的新觀念尚不足以成為支配性的模式。其間，中國史研究領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華帝國晚期"來稱呼明清時期，盡管此詞過分強調了皇權在中國歷史整體中的作用。

三、兩個理論

中國學術的主要模式源自馬克思的古典理論。"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范疇均出自馬克思對西歐，尤其是對英國的分析。資本主義萌芽論則是中國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國在帝國主義入侵之前是單純的封建社會，那么就必須肯定西方帝國主義為中國帶來了近代化，但這是任何愛國的中國人所不能接受的。資本主義萌芽的公式解決了這一問題：在西方帝國主義到來之前，中國已開始了自己的資本主義發展進程。西方帝國主義打斷了這一進程，使中國淪為"半殖民主義"。如此，資本主義萌芽模式協調了斯大林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寧的帝國主義學說）和基于民族立場的反帝情緒。

在另一方面，盡管沒有普遍的認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學術的主導模式主要得自兩個理論：先是馬爾薩斯，后是亞當·斯密。一開始，停滯的"傳統中國"被看作是一個其資源受到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壓力困擾的社會。這一看法是建立在傳統中國是前商品化的社會的假設之上的。后來，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實得到證明，馬爾薩斯式的觀點便受到亞當·斯密理論的詰難。

斯密的設想是由市場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自由貿易會促進專業化、競爭、更新、高效率，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積累的發展。在城鄉商品交換的推動下，城鄉會進入螺旋形的現代化發展。（亞當·斯密，1775-1776）。這一設想相當程度地在英國得到體現，從而賦于其有力的史實依據。這一設想也得到了現代經濟學界論說的支持：它們多以抽象、簡單化了的斯密理論出發。

明清時期果真出現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種發展，便不會存在人口過剩的問題。勞動力會像其他生產要素一樣根據自由競爭市場的邏輯而達到最合理的使用。這樣，馬爾薩斯理論便為斯密理論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國與西方學者爭論的焦點首先是中國經濟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階級關系還是人口壓力。中國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中的資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阻礙，封建統治階級盤剝直接生產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費而不投資于生產。西方學者則認為資本的形成是為人口壓力所阻礙，人口壓力減少了消費之余的剩余。5爭論也涉及了究竟是通過社會革命，還是通過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來使中國擺脫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國"模式向"傳統中國"模式的挑戰中，以及"資本主義萌芽"模式對"封建主義"模式的批評中，爭論的焦點轉移了。在反對"傳統中國"和封建"自然經濟"模式時，"近代早期論"與"資本主義萌芽論"是站在同一邊的。問題的焦點變為：明清經濟到底是已經呈現出近代早期發展（或資本主義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場經濟，還是仍然處于前商品化時期的、本質上停滯的，處于人口壓力重負下的經濟？

至于帝國主義問題，中國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萌芽"兩個模式當然都強調帝國主義的破壞性作用。"封建主義"學派強調帝國主義如何使封建剝削關系進一步惡化，而"資本主義萌芽"學派突出了帝國主義如何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沖擊--反應"模式出來反駁上述觀點。例如有的學者爭辯說，中國"近代化的失敗"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壞性沖擊，而在于中國傳統的頑固存在（芮瑪麗，1957；費惟愷，1958）。隨后，有的學者轉用斯密的模式：隨著西方影響而來的國際貿易和外國投資的擴展是有利于中國經濟的。如果中國經濟的近代化失敗，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響太強，而是太弱，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鄧伯格，1975；墨菲，1977）。

這一觀點最后歸結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當地以"市場"代替了舊有的"西方沖擊"。不象"帝國主義"概念帶有種種政治現實和含意，"市場"可以被視作純粹是良好的客觀現象：只要市場得以運行，它會賦予中國像西方那樣的發展。這個"真理"見證于種種"事實"：國際市場刺激了中國的工農業發展，直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市場的沖擊不像以往研究所講的那樣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實際上深入到中國的農村和內地，帶來了廣泛的發展。6照這一觀點來講，中國的不幸在于市場推動的發展被戰爭、災荒和共產主義革命等畸變所打斷。 四、一個規范認識

盡管中國與西方的學術研究有著種種不同，但兩者明顯有許多共同點。認為中國歷史基本上無變化的一代學者均受到強調中國傳統本身有著明顯變化的一代學者的挑戰。中國經濟是個前商品化的、本質上停滯的經濟的主張，受到了認為中國經濟是高度商品化、蓬勃發展的經濟的主張的挑戰。兩個學術派別均把停滯與前商品化經濟相聯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國的"封建主義論"學派之所以認為封建經濟是停滯的，是因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論"學派一樣，他們也認為商品化必然會導致資本主義。與此類似，西方"傳統中國論"學派認為明清經濟基本上沒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1959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無視商品化，珀金斯1969年對明清農業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為一貫前提。而威廉·羅1984、1989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對過去的著作提出挑戰，則從種種蓬勃商品化的證據出發。

商品化會導致近代化的構想是貫穿"封建主義論"與"資本主義萌芽論"模式，"傳統中國論"與"近代早期中國論"模式的規范信念的一個例證。它貫穿了大洋兩岸學術界的兩代人，也貫穿了斯密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

這樣的信念一般不為學者討論。學術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論、模式間的爭論方面。于是我們爭論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國主義和階級革命的是非功過。然而我們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認識，認為那是再明白不過的了，乃致無須再加以討論。

正是這樣的信念，我稱之為規范信念。當前學術界往往過分簡單地把規范認識這一詞等同于有影響的模式。這一用法其實抹煞了這個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著眾多模式的社會科學領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規范認識性的信念定義為不同的或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這樣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達的模式和理論來，有著更廣泛、更微妙的影響。它們的影響不僅在于引導我們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規范認識的危機并非針對某一理論或模式，并非針對學術界的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針對中國模式或西方的學術研究。把當前中國史研究中的危機解釋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認為只發生在中國并意味著斯密理論戰勝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誤解了這個危機的真實含意。當兩個理論體系長期地各以對方來為自己下定義時，一方的危機便足以提醒我們去考慮是否是雙方的共同危機。當前的規范認識危機要從兩代人和兩種表面對立的模式和理論體系的共同危機的角度來理解。

五、多重悖論現象

我認為在過去實證研究積累的基礎上所證明的一系列悖論現象已經使我們領域的規范信念瀕于分崩的邊緣。悖論現象指的是，那些被現有的規范信念認定有此無彼的對立現象在事實上的同時出現。悖論現象對那些信念的挑戰首先在于相?，F象各方的存在的確實性。例如：商品化和經濟不發展這對相悖的現象確實并存。在更深的層次，悖論現象則對既有的因果觀念提出懷疑：商品化是否必定會導致經濟發展？明清時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與糊口農業長期持續的事實，反悖于"資本主義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國"模式的斷言，也反悖于"自然經濟"和"傳統中國"模式的認定，這一對悖論現象向為所有模式共同認可的"商品化必然導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發難。

但是，實證研究揭示出的悖論現象與它們否定的規范信念一般沒有在論著中清晰地披露出來。學者們通常不會討論未訴諸文字的潛意識信念，即使想討論的人，也可能由于認為道理過于明顯，而覺得不必加以討論。于是這些實際上已為事實所否定的規范信念繼續影響人們的思想，盡管許多人已久有懷疑之心。本文的一個主要意圖，就是列舉一系列實證研究已經披露的悖論現象，進而揭示被這些現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沒有發展的商品化

一、實證研究揭示的悖論現象

明清時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無可懷疑的事實。在1350至1850年的五個世紀中，幾乎所有的中國農民都改穿棉布了。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個最大的組成部分：棉花經濟的發展及伴隨而來的地區內部和地區之間的貿易。棉產品的交易也意味著糧食商品化的擴展，出現了棉作區與糧作區之間的商品交換和棉農與糧食剩余產品的交換。隨著這樣的發展，尤其是在長江三角洲出現了相當多的為棉、糧提供加工和交換服務的商業市鎮。把明清時期說成是前商品化顯然是不對的（吳承明，1985）。

然而，我們也注意到盡管有五個世紀蓬勃的商品化，農民的生產仍停留在糊口水平。無論生產跟上人口增長水平（珀金斯，1969），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長水平（何炳棣，1959；艾爾溫，1973），農村中沒有發生近代式的經濟發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樣，類似資本主義關系的雇傭勞動的出現也無疑問。當時已出現了不少農村雇傭勞動，包括長工和短工。土地租佃關系也在松弛下來，分成租的舊方式讓位于定額租，實物租讓位于貨幣租。這些變化進一步肯定了農村經濟的商品化（李文治等，1983）。

然而，我們知道，在當時的農業中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資本主義式生產。許多長工、短工只是為一般農戶雇傭，以補充家庭勞動力的不足。在全國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區，小農家庭農業仍占壓倒的地位。同時，少數使用雇傭勞動的大農場比起小農戶來并未獲得更高的畝產量（黃宗智，1985，1990）。

簡言之，商品化蓬勃發展與小農生產停留于糊口水平兩個現象的同時發生是悖論現象。這就對馬克思與斯密理論的共同認識--商品化與近代化有著必然聯系--提出了疑問。馬克思與斯密的理論主要基于英國的實際狀況。在世界其余的多數地區，近代化發展來自其他因素（如政權的中堅領導作用）與商品化的結合，并遲于英國。純粹由市場推動的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國的經驗，它被后來建立的許多經濟分析模式作為前提，但不應混同于世界其他區的歷史真實。

與"市場推動經濟發展"理論相聯系，人們認為在近代化的過程中，產量與勞動生產率會同步發展。在斯密和馬克思所熟悉的英國確實如此，他們因此均沒有把產量與勞動生產率加以區分、并沒有考慮沒有（勞動生產率）發展的（產量）增長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揭示明清時期的情況正是如此。這一時期產量的增長一方面來自耕地面積的擴大，擴大了將近四倍；另一方面來自畝產量的增加，通過提高復種指數及對某些作物增加肥料與人工投入（珀金斯，1969）。然而，盡管"資本主義萌芽論"學者致力于論證經濟發展，到今日為止尚無人能夠證實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產率，主要由于勞動力投入的增加。單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農生產仍處于糊口水平，而中國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縛于糧食的生產。

區分增長與發展對理解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史至關重要。盡管有著引人注目的產量增長，缺乏勞動生產率的發展乃是中國大多數人直至本世紀八十年代仍困于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產的原因（珀金斯和優素福，1984）。與之對比，美國的勞動生產率發展，使其百分之四的人口就能滿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應。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義，但它并未在明清時期出現。

斯密和馬克思的另一個共同信念是近代經濟發展必然是一個工農業連同發展、城鄉一起近代化的過程。這又是根據英國的經驗而來。他們均沒有考慮到沒有鄉村發展的城市工業化的可能。

然而，沒有鄉村發展的城市工業化正是十九世紀后期以來中國的經歷。當時中國的工業發展是沒有疑問的。自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投資近代機器工礦業和交通運輸的資本每年以高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長。上海、天津、無錫、青島、漢口和廣州等城市的興起便是這一進程的例證。小城鎮也有了蓬勃發展，特別是長江三角洲，甚至城鎮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長。7

這些發展發生在商品化的加速過程中。這過程的首要內容是小農家庭植棉、紡紗、織布三位一體的崩潰。機制紗，先是洋紗后也包括國產的機紗，大量取代了土紗。棉農出售棉花給紗廠，而小農織戶買回機紗織土布。這導致了鄉村貿易的大量擴增（吳承明，1984； 徐新吾，1990；黃宗智，1990）。

不過，我們同時也知道中國經濟中的新資本主義部分從未達到國民經濟總產出的百分之十。當時也出現了傳統手工業的衰敗，尤其是手工紡紗，并因此導致長江三角洲不少市鎮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廢。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對繁榮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農民的收入仍處于僅夠糊口的水平，隨著三十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國鄉村人口的大多數仍束縛于土地，從事僅夠糊口的食物生產，經濟發展主要是在城市，鄉村仍然是不發展的。8 二、悖事實的爭辯

我們如何解釋這些悖論現象呢？我們當然可以無視上述為史實證明的悖論現象，而繼續堅持這樣或那樣的古典理論。過去的一個辦法是用悖事實的爭辯抹去其間的矛盾。于是，主張資本主義萌芽論的中國學者就講：如果西方帝國主義沒有入侵中國，明清的資本主義萌芽會導致城鄉的質變性的資本主義化。這樣，質變性的資本主義化事實上未曾發生就無關緊要了。這種悖事實爭辯的要點在于申明它所認為是應有的歷史現象，而無視歷史真實。

新斯密學派的美國學者也以同樣的方式明確地或含蓄地講：如果沒有戰爭和革命，二十世紀初葉中國鄉村由市場推動的發展會導致質變性的鄉村近代化（邁爾斯，1970；羅斯基，1989；布蘭特，1989）。照此邏輯，中國鄉村并未近代化的歷史真實無關緊要。歷史真實成了理論的犧牲品。

類似的論點也運用到對西方如何影響中國的評價。于是西方影響和積極方面被中國學者抹去了：如果沒有帝國主義，中國會發展得更快。9同樣，西方影響的消極方面被新斯密派的西方學者抹去了：如果西方影響更強一點，鄉村的貧困就不會再持續下去了；或者，如果沒有西方的影響，那里會更貧困（侯繼明，1965；艾爾溫，1973；鄧伯格，1975）。

這樣的悖事實爭辯往往伴隨著另外兩種推理。一是封建制或舊傳統必然會讓位于市場推動的資本主義發展或近代化。即使事實上并未發生這樣的情形，它應該會發生，或是遲早必定會發生。另一推理是一種因素（如商品化）出現，其他有關因素（資本主義發展和近代化）也必然出現。如若不然，它遲早必定會發生。很明顯，這樣的論點不僅是違背事實的，而且是結論先行和簡縮化的。一個堅持歷史發展是沿著必然的、直線的路線，而另一個把復雜的現象簡縮為只含有單一成分的部分。

我們需要做的是從實際的悖論現象出發，尋求能夠解釋這些現象的概念，而不是憑借悖事實邏輯來否認歷史現象。學術探討應由史實到理論，而不是從理論出發，再把歷史削足適履。時至今日，我們應當把兩個古典理論與其共享的規范信念造成的認識桎梏放置一邊了。

三、過密型增長與過密型商品化

這里我簡短地回顧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說明我想提倡的途徑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書中，我面對矛盾的歷史現象，首先企圖通過肯定兩代學者和兩個古典理論各有的部分道理，來尋求一條調和的途徑。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歷史的悖論現象向以往兩代學者和兩種理論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提出了挑戰。這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我們如何來解釋諸如蓬勃的商品化與糊口農業長期并存的悖論現象，以及沒有發展的增長的悖論現象，或是城市工業化與鄉村不發展并存的悖論現象？

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過程本身的內容。我們習慣地認為農業商品化是由經營式農場主的牟利活動推動的。這是來自斯密和與馬克思熟悉的英國經驗。我們認為中國也應一樣。于是，斯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研究均企圖找出經營有方的富裕農民。然而事實是，這類情況在清代僅占商品化過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況是商品化來自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田場面積的縮減使農民趨于過密化，10即以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單位面積勞動力投入的增加。長江三角洲的過密化主要通過擴大經濟作物經營的形式進行，尤其是植棉與棉紡織手工業。棉花經濟增加了勞動力的投入，比起單一糧食作物來增加了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值，然而單位工作日收益卻是下降的。這是一種應付人口壓力下的維持生計的策略，而非為了追求最高利潤的資本主義式的策略。它不會帶來資本積累。這樣的主要由人口壓力推動的過密型的商品化，必須區分于推動近代發展的質變性的商品化。11

這里有必要指出，過密型商品化可能通過充分地利用家庭勞動力而帶來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過每個勞動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數而帶來每個勞動力較高的年收入。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單位工作日生產率和收益的發展，后者通常唯有通過勞動組織的改良、技術的進步或更多的單位勞動力資本投入才可能實現。換句話說，過密化解釋了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悖論現象。

與發展不同，過密化所可能帶來的增長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勞動力能夠承擔附加勞動的天數，而通過資本化（即增加單位勞動力的資本投入）來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生產率則不受到這樣的局限。更進一步，生產越是過密化，就越是難于把勞動力抽出而走通過資本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勞動力必須尋求另外的就業機會。

應該明確，即便沒有其他質變性的變化，過密型商品化也可成為市場與城鎮發展的基礎，就象明清時期發生的那樣。小農的棉花和桑蠶生產提供了這些商品貿易的基礎，進而影響糧食經濟。這樣的貿易與附屬的加工成了新城鎮的支柱，并進而推動了文化領域的新現象。然而盡管如此，農民的糊口經濟依然持續。

換句話說，我們企圖找到的解釋歷史上悖論現象的答案隱藏于商品化過程自身的特性之中。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生。商品化有著不同的形式和動力，產生著不同的變化。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堅持講中國的經驗必然是、或應該是與英國的經驗一樣，而需要去認清中國的不同動力和邏輯，其結果是與那些基于英國經驗的理論模式相悖的現象。

我采用了類似的方法來分析帝國主義。我不認為世界市場必然有利于中國經濟，或帝國主義只是有害于中國。我試圖去找出歷史真實，并說明帝國主義所引起的積極與消極作用同時并存的悖論現象。西方的沖擊導致了由外國企業和國內城市企業組成的近代經濟部門與過密化的鄉村經濟部門相聯接。例如在國際化了的蠶絲經濟中，相對資本密集的機器織綢由美國和法國的工廠承擔，它們依靠資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國繅絲工業提供生絲，而中國繅絲工業又靠過密化的小農家庭生產提供蠶繭。整個體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農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農民婦女的養蠶。在棉花經濟中也有類似的邏輯。外國工廠承擔大多數相對資本密集的織布，中國紗廠承擔相對節省資本的紡紗，而中國農民承擔勞動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國主義、中國工業和過密化的小農聯成了一個整合的體系。 三、過密型增長與過密型商品化

這里我簡短地回顧一下我自己的研究，以說明我想提倡的途徑和方法。在我1985年的書中，我面對矛盾的歷史現象，首先企圖通過肯定兩代學者和兩個古典理論各有的部分道理，來尋求一條調和的途徑。而只有到1990年的拙作中，我才清楚地看到了歷史的悖論現象向以往兩代學者和兩種理論共享的不言自明的規范信念提出了挑戰。這使我產生了這樣的疑問：我們如何來解釋諸如蓬勃的商品化與糊口農業長期并存的悖論現象，以及沒有發展的增長的悖論現象，或是城市工業化與鄉村不發展并存的悖論現象？

這使我最后去反思商品化過程本身的內容。我們習慣地認為農業商品化是由經營式農場主的牟利活動推動的。這是來自斯密和與馬克思熟悉的英國經驗。我們認為中國也應一樣。于是，斯密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研究均企圖找出經營有方的富裕農民。然而事實是，這類情況在清代僅占商品化過程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情況是商品化來自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田場面積的縮減使農民趨于過密化，10即以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單位面積勞動力投入的增加。長江三角洲的過密化主要通過擴大經濟作物經營的形式進行，尤其是植棉與棉紡織手工業。棉花經濟增加了勞動力的投入，比起單一糧食作物來增加了單位土地面積的產值，然而單位工作日收益卻是下降的。這是一種應付人口壓力下的維持生計的策略，而非為了追求最高利潤的資本主義式的策略。它不會帶來資本積累。這樣的主要由人口壓力推動的過密型的商品化，必須區分于推動近代發展的質變性的商品化。11

這里有必要指出，過密型商品化可能通過充分地利用家庭勞動力而帶來較高的家庭收入。它甚至可能通過每個勞動力每年工作更多天數而帶來每個勞動力較高的年收入。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單位工作日生產率和收益的發展，后者通常唯有通過勞動組織的改良、技術的進步或更多的單位勞動力資本投入才可能實現。換句話說，過密化解釋了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悖論現象。

與發展不同，過密化所可能帶來的增長是有限的，局限于一年中勞動力能夠承擔附加勞動的天數，而通過資本化（即增加單位勞動力的資本投入）來提高每個勞動力的生產率則不受到這樣的局限。更進一步，生產越是過密化，就越是難于把勞動力抽出而走通過資本化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道路。被替代的勞動力必須尋求另外的就業機會。

應該明確，即便沒有其他質變性的變化，過密型商品化也可成為市場與城鎮發展的基礎，就象明清時期發生的那樣。小農的棉花和桑蠶生產提供了這些商品貿易的基礎，進而影響糧食經濟。這樣的貿易與附屬的加工成了新城鎮的支柱，并進而推動了文化領域的新現象。然而盡管如此，農民的糊口經濟依然持續。

換句話說，我們企圖找到的解釋歷史上悖論現象的答案隱藏于商品化過程自身的特性之中。這一特性并不臆想所有的商品化均會導致資本主義的發生。商品化有著不同的形式和動力，產生著不同的變化。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堅持講中國的經驗必然是、或應該是與英國的經驗一樣，而需要去認清中國的不同動力和邏輯，其結果是與那些基于英國經驗的理論模式相悖的現象。

我采用了類似的方法來分析帝國主義。我不認為世界市場必然有利于中國經濟，或帝國主義只是有害于中國。我試圖去找出歷史真實，并說明帝國主義所引起的積極與消極作用同時并存的悖論現象。西方的沖擊導致了由外國企業和國內城市企業組成的近代經濟部門與過密化的鄉村經濟部門相聯接。例如在國際化了的蠶絲經濟中，相對資本密集的機器織綢由美國和法國的工廠承擔，它們依靠資本不那么密集的中國繅絲工業提供生絲，而中國繅絲工業又靠過密化的小農家庭生產提供蠶繭。整個體系基于低收益的男性農民的植桑和更低收益的農民婦女的養蠶。在棉花經濟中也有類似的邏輯。外國工廠承擔大多數相對資本密集的織布，中國紗廠承擔相對節省資本的紡紗，而中國農民承擔勞動密集的低收益的植棉。于是，帝國主義、中國工業和過密化的小農聯成了一個整合的體系。

四、微觀的社會研究

從方法的角度來看，微觀的社會研究特別有助于擺脫既有的規范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于宏觀或量的分析，很難免套用既有理論和信念。然而，緊密的微觀層面的信息，尤其是從人類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第一手資料和感性認識，使我們有可能得出不同于既有規范認識的想法，使我們有可能把平日的認識方法--從既有概念到實證--顛過倒來，認識到悖論的事實。

基于同樣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對一種因素或一組因素的宏觀研究中，我們很難對不同因素間的假定聯系提出本質性的疑問。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檢閱了一個特定地區的"全部歷史"，從而有可能對不同的因素間的關系提出新鮮的問題，避免把某一歷史過程中發生的一些聯系套用到另一歷史過程中去。在我自己的經歷之中，源自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經歷的模式有用。我自己關于過密化的概念就得益于蔡雅諾夫(A·V·Chayanov)和吉爾茨（Clifford Geertz）的模式，它們都是基于對非西方社會的微觀研究的。

最后，我認為鑒定悖論現象是設計要研究的問題的好方法。既有的理論體系之間的爭論和共同信念，可以幫助我們去認識悖論現象。一旦認清了悖論現象，以及它所否定的規范信念，我們便可能對假定的因果關系提出懷疑。例如商品化的性質會不會不同于我們以往的估計？近代化的動力會不會只限于商品化？這些問題引導我們去注意未發現的聯系，也啟發了可能解釋這些悖論現象的新概念。 二、沒有公民權力發展的公眾領域擴張

美國的清史研究者的另一個新的重要研究是關于公眾社會團體的擴張，尤其是在長江三角洲，諸如會館、行會、書院、善堂、義倉等諸如此類的組織，均有了擴展。這樣的非官方的公眾團體的興起使人聯想到哈伯馬斯研究的關于近代早期歐洲的"公眾領域"的概念，并把這一概念運用到明末清初的研究之中。13表面看來，兩個歷史過程似乎十分相似。

然而，借用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的詞語和定義會帶來無意的結論先行和簡縮化。在西歐歷史上，哈伯馬斯研究的"公眾領域"(public sphere)是對民主起源的探討（以及隨后的"結構轉型"）。他所涉及的不僅是公眾領域和私人領域間的不同，而且更是兩者在國家政權與"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對立面中的地位。就他來講，公眾領域與私人領域，國家政權與公民社會這兩組概念是相互滲透的。事實上，正是這兩組概念的交替使用加強了他"公眾領域"概念的分析力。從民主起源的角度來看，人們生活中公眾領域的擴展只屬次要，關鍵在于與其同步擴展的公民權力。我們必須在這一歷史背景之下來理解哈伯馬斯的"公民社會中的公眾領域" (哈伯馬斯，1989) 。

近代城市社會生活中公眾領域持續擴張，但這一擴張并不一定為公民權力的發展相伴隨。事實上，我們可以設想公眾領域是一塊近代國家政權與公民社會爭奪的地盤。在民主國家的近代史上，公眾社會成功地占領了公眾領域，而在非民主國家中則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國的政權對公眾領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說明這個區別。

由此，哈伯馬斯的要領如果用于中國，它所突出的應不是類似西歐的公眾領域與公民政權的同時發展，而是兩者的分割。當然，在中國隨著城鎮發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體，公眾領域有了擴張（我們只要考慮一下城鄉日常生活的不同：鄉村居民與家庭成員、親戚、村鄰有較密切聯系，而與外界較少聯系；而城鎮居民對親友保持一定距離，但與近鄰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國不象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歐，城鎮并不處于政權的控制范圍之外，城鎮的發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權力的發展。在1600--1700至1840--1895年間的中國，市民公眾團體確實有了相當的擴張，但并沒有相應的獨立于國家政權的公民權力的發展。不帶公民權力發展的公眾領域擴張的悖論現象，進而提出了問題：推動明清與近代早期西方公眾團體擴展的動力究竟有何異同？

三、沒有自由主義的規范主義法制

當前美國研究中國的又一熱門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國的司法體制中沒有司法獨立和人權保障。司法當局只是行政當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著懲罰，為了維護官方統治思想和社會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幾乎毫無建樹（瞿同祖，1961；范·德·斯帕倫科爾，1977，伯弟和莫里斯，1967）。與當時中國研究的總體情況一樣，他們的研究注重中國歷代王朝與近代西方的不同之處。

晚一輩的學者則強調中國的法制傳統的規范性和合理性。事實上，司法并非訴諸專橫的懲罰和拷問，而具有一定的作證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標準來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時，這個制度系統地、合理地處理了民事糾紛。14這批學者幾乎與"近代早期論"學者是在同一時期糾正前輩的偏向。

兩代學者運用的不同分析框架響應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工具主義（"卡地"法）和規范主義（理性法）的一對對立概念（馬克斯·韋伯，1954）。對一個來講，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從于統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對另一個來講，法律基于規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則，并導向司法的專業化、標準化和獨立化--這些特性被馬克斯·韋伯認為是近代的理性主義的表現。

兩種不同的情景在比較法學家羅伯托·安格爾1976年的著作與他的批評者威廉·阿爾弗德1986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爾，1976；阿爾弗德，1984）。 對安格爾來說，中國代表了不具備近代自由主義法律和保護個人人權的法制傳統。對阿爾弗德來說，安格爾對中國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學者西方本位主義態度的錯誤。

我認為兩種觀點均有部分道理。我們不能否認中國的王朝法律已經高度規范化，而且相對地系統化和獨立化。但我們又無法否認中國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預，尤其是來自皇權的干預（孔斐力，1990）。直至民國時期和西方影響的到來，它并沒有向保護人權的自由主義發展。規范主義和自由主義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歐是得到結合的。中國的明清時期并非如此。

爭論的雙方若只堅持自己一方更為精確、重要，結果將會像關于明清時期是"傳統的"還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還是"資本主義萌芽的"爭論一樣。我們的研究出發點應是已經證實了的悖論現象，沒有自由主義的規范主義的法制。

我們需要去探討這個法制的實際執行情況，尤其是關于民事糾紛的案件。15當然，清代的刑法與民法之間并無明確分界。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確的劃分和獨立的領域，與近代的自由主義傳統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確載有相當多的具體的、有關民事的正式條文（諸如關于繼承、婚姻、離婚、土地買賣和債務的條文）。清代和民國時期的大量案件記錄現已可見到。這些記錄所載有的微觀性信息，使我們可能詳細地探討一系列問題。例如，就一個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審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種程度上根據法律條文來處理案件，或專斷地根據個人意志來處理案件？從普通人民的角度來看，在何種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種目的而求諸訴訟？在解決民事糾紛的過程中，司法系統與當地社團的調解如何相互關聯？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以給我們一個較堅實的基礎來分析中國和西方法制傳統的異同。 四、中國革命中的結構與抉擇

過去對中國革命的研究在結構和抉擇的關系問題上劃分成不同的營壘。中國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是直截了當的：長期的結構變化導致階級矛盾尖銳化，尤其是地主與佃農之間的關系，而中國共產黨是被剝削農民的組織代表。結構變遷與人為抉擇的因素在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革命中匯合成同一個運動(毛澤東，1927，1939;李文治，1957;章有義，1957)。

這一觀點與社會經濟長期變遷的研究是相互呼應的。"封建主義論"學派強調封建生產關系下地主與佃農之間沖突的中心地位。帝國主義加劇了階級矛盾，從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階級革命。"資本主義萌芽"論學派盡管強調帝國主義如何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充分發展，對于革命的結構性基礎得出的是同樣的結論：封建自然經濟的階級關系仍占統治地位，從而確定了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國學者的觀點則相反：結構性的變化與人為抉擇在中國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紀50年代的冷戰高潮時期，最保守的學者甚至堅持中國革命僅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縱的少數陰謀家的產物（邁爾克與泰勒，1956）。其后，保守的主流觀點演變成強調共產黨組織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動力。農民的階級斗爭只不過是革命宣傳機構虛構出來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工作。

這一觀點也得到研究社會經濟長期變遷的學者支持。"停滯的傳統中國論"強調人口壓力是近代中國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則強調市場促進發展的作用。無論哪種觀點均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階級革命是與結構性變化的趨勢相背的：人口壓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場推動的發展要求資本主義，兩者均不要求革命。

兩套觀點顯然各有可取之處。沒有人會否認共產黨比國民常遠遠獲得人民的擁護，而人民的支持對內戰的結局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在中國北方的戰役中尤其如此。同時，我們也無法否認列寧主義型共產黨組織在民主的一面之外，還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國農民在相當程度上仍舊是共產黨高度集中的政權所統治的對象，而不是理論中所說的那樣。

在六七十年代美國政治氣氛下，學者們極難擺脫政治影響而說明上述兩點事實。試圖論證中國革命的群眾基礎的著作常牽帶著整套階級革命的論說（薩爾頓，1971）。而關于共產黨組織重要性的討論則帶著一整套保守的觀點（霍夫海恩斯，1977）。 即使小心地避開政治爭論的學者也無法避免受到政治攻擊。于是，費正清被雷蒙·邁爾斯和托馬斯·梅則格攻擊為傳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觀點迎合了北京的歷史觀點，阻礙了許多美國學者公平、清醒地分析兩個中國政府"（邁爾斯與梅則格，1980：88）。

研究這一領域的大多數學者其實并不相信上述兩種觀點的任何一種。頭腦清醒的學者則冷靜地從事于實證研究，以期建立有說服力的分析。（例如陳永發，1986）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夠得到廣泛承認的新的解釋。

我認為要使這一領域的研究進一步發展，關鍵在于突破過去關于長期結構變遷與革命之間關系的規范認識。結構變遷不一定導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革命，而有著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過密型商品化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階級矛盾并沒有尖銳化，農民并沒有分化為資本主義農場主和雇農。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強了小農家庭和村莊社團再生產的能力。

另一個關于長期結構變遷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國起義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區最突出的結構性變遷是地主勢力的衰落，其導因是政府的壓力、稅收的提高和租額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統的革命模式估計的那樣，必定要被佃農積極的階級革命所摧毀。它也可能只是在長期的結構性變遷下自然崩潰，未必通過農民的革命行動，至少在長江下游地區是如此（白凱，即將出版）。

此外，我們需要把結構與抉擇的關系看作既非完全相應又非完全相背的。我們的選擇不必限于美國保守派認為的沒有人民支持的黨或中國共產黨的階級革命浪潮的兩種觀點。真正的問題是：結構與抉擇如何相互作用？

把結構和抉擇看作既分開又相互作用是一個重要進步。這使我們把二者間的聯系看作是一過程，而不是預定的結論。在裴宜理關于淮北地區革命運動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 長期的生態不穩定和共產黨的組織活動兩個因素得到暫時的協調，體現在共產黨利用農村的自衛組織（聯莊會）。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義經濟"模式中(斯科特，1976;馬克斯，1984)，傳統的村社一貫尊重其成員的道義性"生存權"（例如歉收時地主應減租）。在革命過程中，黨組織和農民在重建被商品經濟和近代政權摧毀的道義經濟上找到共同點。再舉一個例子，周錫瑞對義和團的研究表明(周錫瑞，1987)， 農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農民思想和行動上的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觀點和分析，突破過去幾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們需要大量與以往不同的資料。中國研究革命史的學者主要局限于組織史（黨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種性質的資料，極少有關于革命運動真正接觸到鄉村社會時發生狀況的資料。16然而，我們現在有可能通過地方檔案和當事人（他們的人數正在迅速減少）的回憶獲得能夠解決問題的微觀層面的資料。有的美國學者已在積極從事這樣的研究。[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