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者對《大分流》的回應，擬分實證與理論兩部分陸續展開。本文僅就研究理念與思路發表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應《史林》之約刊載于此，目的是向諸位同仁征求意見。

［摘要］

《大分流》的研究風格，不同于我們“政治經濟學”色彩濃厚的“社會經濟史”，呈現出的是經濟史的“經濟學化”，且有某種去“社會科學化”的隱喻。彭慕蘭關于經濟史應該循著經濟自身的發展脈絡，尊重經濟發展自主性的思路，值得重視。但筆者認為：隨著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既有《大分流》說的理論過剩的問題，但也有理論不足和理論偏頗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割斷重視制度分析的百年學術傳統。總結數千年中國獨特發展的經驗材料，特別是百年以來，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經濟改革實踐，提升經濟史理論水平的挑戰，正擺在我們的面前。

［關鍵詞］《大分流》；經濟史；問題意識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史學，有越來越走向細密化的趨勢。它作為學術深入與學科成熟的體現，是合理的，應該為之高興。但我以為其中也不無隱憂。比較明顯的一點，便是在對“史學宏大敘事”疏離的同時，也表現出了某種對理論淡漠的心理，并有可能導致對整體歷史理解熱情的消退。我對前此魏德曼發出的警戒頗有同感，史學“意義”的淡出，很可能同時也意味著史學社會責任感的冷卻，以及史學的淡出“社會”。正是從這樣的背景出發，我認為，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工作者應該感謝彭慕蘭的《大分流》，包括前此翻譯出版的弗蘭克《白銀資本》。因為兩書都強烈刺激著中國史學工作者，重燃起了關注理論爭論與整體歷史評價的熱情。

平允而論，在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領域，宏觀與微觀的失衡表現得相對不算典型。但，它面對的卻是另一種挑戰：當“宏大敘事”已經擴展到了國與國、地區與地區乃至全球范圍比較研究之時，我們在衡定和檢討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時，需要繼續做出哪些改善和努力，以進一步提升自己的研究品位？

假若《大分流》對我們有震聾發聵的作用，決不止只是對17－18世紀英格蘭與中國江南經濟的歷史比較給出新的視角，或對明清江南經濟給予了高得有些意外的好評。正如一些國內學者多次向讀者申論的那樣，在這種解釋的背后，有一種理念的革新，即是對既有研究“理論范式”――歐洲中心主義的“顛覆”（我個人認為用“震撼”一詞或許更好些）。

這種外來的震撼，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意味著什么？如果回溯一下中國社會經濟史學科發生、發展的歷程，就比較容易體會，沖擊并非僅僅限于若干個具體評估數據或發展水平高低的分歧上，而是直接指向了研究的基本思路，乃至研究的理論支撐。

“全球化”的視野，在中國始于何時？目前仍在爭論。但無疑義的，中國經濟史學科的創建，大約不會早于上一世紀的30年代。敦促它誕生的社會動因，就是在當時的“全球化”大背景下，為尋求“中國向何處去”而展開的中國社會與歐洲社會發展歷程的比較。在經濟史尚處于襁褓期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中，關于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發展階段的評估，論戰各方存在嚴重的分歧，但無一例外，都是從比照歐洲歷史的角度去立論的。爭論各方都接受了由歐洲輸入的社會理論，包括社會變革的方向，也離不開激進與保守對歭的歐洲歷史背影。率直地說，我們經濟史研究的主流，一開始就是用政治經濟學而非單純的經濟學眼光去考察、評估經濟事實的，它們是“社會經濟史”，而非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史”。

《大分流》的研究風格，很不同于我們“政治經濟學”色彩濃厚的“社會經濟史”，呈現出的是經濟史的“經濟學化”，數據的處理更是占了相當篇幅；雖沒有明言，但主張去“社會科學化”的隱喻，也是感覺得到的。《大分流》通過縱橫捭闔的正反論證，強調問題并不在于歐洲有什么制度或政治、文化上的先天優勢，因為經濟的發展總究是要依賴于地理環境、資源（特別是能源）、人口、技術等生產要素的結合，而經濟發展根本性的突破，更是仰賴于舊的組合能否有新的要素參與，以及新的組合能否擺脫舊有的危機陷阱（如人口、資源的發展瓶頸，或曰：“斯密動力”）。在這里，突破的機率很小，也很偶然。英格蘭19世紀之所以能率先實現經濟的歷史大轉折，煤資源的地理有利固然是一個因素，但在作者看來，美洲的發現，美洲、非洲資源的補償性替代，才是幫助西歐跳出“斯密動力”峽谷的關鍵之關鍵。因此，西歐的領先一步，與其說是必然的，毋寧說是借助“全球化”的機遇而僥幸取勝。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偏差的話，《大分流》要實踐的是這樣一種研究路向：經濟史的分析，必須擺脫舊社會理論的束縛，給經濟分析以獨立的位置，循著經濟自身的發展脈絡，尊重經濟發展的自主性。

過去我們熟悉的理念是：什么樣的社會形態或社會制度，就決定了有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并決定了這種經濟發展可能達到的限度。社會經濟每次重大突破，必須依賴于社會形態或社會制度的重大變革；歐洲經濟的領先開始于資產階級革命，并由歐洲歷史內在的“制度優越”先天性地決定了的。對這種史學范式的質疑，彭慕蘭采用的是“證偽”的進路，為此他征引了許多與歐洲中心主義“定律”相悖的歐洲經濟新史實、新解析，逐個否定了“必然”的根據，而將歷史交給“偶然”去解開謎團，令我這樣一個依賴于歐洲史舊教材理解歐洲的外行大開了眼界。

那么，在中國史方面，是不是也存在這種“證偽”的實例呢？《大分流》的論辯，主要集中在對17－18世紀英格蘭的經濟發展水平并沒有高出明清江南的“證偽”方面。其實，在中國史方面，許多與舊的社會理論不相協調的實例很多，只是沒有像《大分流》那樣，強烈地把這些實例與社會理論的質疑聯系起來。這里，我稍作補充，說明這方面的思考還有待深入開發：

每次讀司馬遷的《貨殖列傳》，我都感受到一種強烈的精神震撼。戰國至秦漢間活躍的長途貿易，私人鹽鐵工業的雇傭規模，金融貨幣借貸的早慧，都是我們用東方“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的概念所無法容納的。更為驚異的是，像范蠡、白圭通過貿易操作，針對市場價格的季節波動和地區差價，以及旱澇豐歉周期，頓悟出了精明且高明的贏利秘訣，簡直可以看作是對市場價值規律的成功實踐。近20年來的閱讀，使我多有感觸，歷史上許多實例無一不在說明，亞當·斯密說的“利益最大化”傾向，馬克斯·韋伯說的經濟人“理性”，在中國古人身上并不缺乏。太史公對經濟的認識，諸如“人之熙熙，皆為利來；人之攘攘，皆為利往”，“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特別是“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假若隱去其名，用現代語體表達，簡直可以冒充“新自由主義”經濟觀，大叫其絕？！由此可知，對市場需求的感受，對價格波動的認識，對贏利的機智追求，歐洲人并不是先天性地就一定獨占“花魁”，別人不能領先染指的（明清的商人書籍可以繼續證明這一點）。 再進一步說，自秦漢以來，社會政治體制是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高度中央集權君主制，宣稱“以農為本”，但社會經濟的整體態勢，假若僅僅用“自給自足經濟占絕對優勢”甚至用封閉保守來形容，則與經濟史實大相徑庭。只要看秦漢政府已經向農民征收貨幣賦役，就間接透出一個重要信息：政府不但對物資全國性流通的管理與控制始終饒有興趣，行政性城市的商品經濟發達也不容否認（百萬人規模的城市，是當時世界不可想象的），就是農民出售農產品以換取金屬貨幣的鄉村集市貿易一定也是相當的普遍（只是在戰亂或割據的年代，貨幣交易才暫時有所萎縮），后者可惜不入古代史家法眼，幾乎絕大多數都堙沒在歷史的塵埃里，不復為后人所知。或許應該感謝印刷術的發明，宋以后有關鄉村集市、城鎮的史料逐漸多了起來，到明清地方志和私人筆記梓刻成風，方大引人注目，以至我們有理由懷疑它們起于宋明的判斷，有史料存廢的偶然因素在內，未必就能說明此前農村集市一定非常的稀罕。總之，與我們過去相信的社會科學教科書不一樣，在所謂“自給自足經濟占優勢”的中國“封建社會”里，家庭型農業經濟大樹的旁邊，始終有活躍的城鄉商品經濟相陪襯。農民兼業工商，販夫走村穿巷，富商巨賈活躍，也包括飄洋過海者，宋元開始，史載已不絕如縷，這是不爭的事實。

此外，史家基于舊的社會進化理論，多認為：自秦以來，中國實行的是封建專制主義體制，經歷了興起、發展、衰微，到明清必然地走向了沒落；按照“發展”的邏輯，社會經濟也必然地會與之同步盛衰，逐漸下滑，進入危機和崩潰期。因此，自宋以后，因專制主義的強化，明清經濟衰落、停滯的論斷在經濟史研究領域里占絕對的上風，直到最近才受到強烈質疑。現在有充分的證據說明，明代的經濟發展水平超過宋代，而清代也仍然保持著經濟發展的勢頭，有所前進。這里，我稍要補充的是，與彭慕蘭想像的不一樣，晚清到民國的經濟雖然無法與同期西歐倫比，但也并非如《大分流》所斷言，它深陷“斯密動力”峽谷不得動彈；相反，19世紀60年代起，現代經濟成份的成長和工、商、內外貿的發展速度都是前此千年不能比擬的，經濟狀況要比人們主觀推定的遠為好得多――盡管政治狀況確實很不如人意。因此經濟“長期停滯論”不僅不適用于明清之前，更不適用于近現代。在這種史實重新澄清和反撥的過程中，學者自然要反思：舊有的政治史分期在多大程度能取代或支配經濟變遷的歷史敘述呢？

我的體會，《大分流》給我們示范的是這樣一種方法論：當“社會理論”過分成熟以至顯得臃腫虛浮之時，史學有必要消解這種過重的負擔，通過事實的梳理，給出新的史學陳述。沒有疑問，歐洲中心主義的知識體系是從歐洲歷史的歸納中抽象出來的。在這種抽象的過程中，因果關系的梳理始終是一道關鍵的整理工序。反過來，這些經歸納過濾產生的結論又構成為知識體系的內核――但應該看到，這種“整理”多半是以犧牲或篩洗掉不合其胃口的信息為代價的，歷史信息量是減少而不是增加。而且，以社會遞次進化或進步為標識的近代社會科學，從孔德起，就始終有熔鑄世界歷史于一爐，以鍛造普適性的“發展定式”為終極追求的雄心。這種烏托邦式的努力，由于舍棄了歷史多元發展的復雜性，還產生了類似邊際效率遞減那樣的“信息悲劇”。

然而，當我們獲得沖破舊的理論樊籬的某種愉快感時，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冷靜地思考一下：歐洲社會科學所歸納的因果關系是否完全是虛假的，或者完全不適合用以分析其它地區的經濟發展？《大分流》用以分析的重要理論框架依然不離亞當·斯密以來的歐洲經濟分析工具，也多少說明了這一點。在筆者看來，更為緊要的是，《大分流》對與經濟發展相關的內外制度的分析，明顯有擱置甚至虛化的傾向。這是我大不理解的地方。因為據我所知，在歐洲和美國，都有制度經濟學派起而抗爭純經濟學的學術變革，它們不僅用以解釋歐洲史，也有說服力地解釋了非歐洲地區的經濟事實（如張五常的“租佃理論”）。能把這種由經濟學內在理路產生的變革（即補其以前之不足，再往前走一步的變革），也用一頂“歐洲中心主義”的帽子蓋死嗎？

是的，經濟史的深入，說明原來的“制度”概念與事實之間有偏差，特別是關于“社會形態”許多死板的規定（最典型的就是斯大林的做法）像一層薄紙那樣容易被捅破，但這些都構不成充足理由，認定“制度分析”必須進“歷史博物館”。筆者認為，更有意義的不單是破壞（“反駁”），也必須有所建設（新的“猜想”）。我們還是需要對經濟、政治、文化的整體性關聯的復雜性和多面性作更深入的探究，或者用布羅代爾的話，更需要往“海洋深處”去具體地探究“結構”――包括由各不相同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規則所構成的“社會結構”，是以何種方式、何種影響與經濟發展相關聯的。

《大分流》對“歐洲中心義”主要是用證偽的方式來反駁的。同樣，《大分流》將制度、包括政治制度分析擱置起來的做法，在解釋中國史方面也會遇到強烈的證偽。

例如《大分流》只是著眼于明清，若往前看，學界早有人說“戰國秦漢就已經有資本主義因素”（傅筑夫）。自戰國以來的商品經濟、市場貿易的早育或早熟，在經典性的社會科學教材里確實是找不到答案的，只能從中國歷史自身的特殊性中去找到合理的解釋（戰國時期的解釋見拙著《中國歷史通論》）。秦漢以后，有曲折，但長途貿易的發達，始終存在；宋的商業發達，早為國外學者矚目（故日本稱宋以后為“近世”）。要說中國歷史的最大特殊，就是在公元前221就完成了幅員遼闊的領土一統，建立起高度的中央集體制度，從此政治是大國的一統政治，經濟是大國的一統經濟，許多經濟現象都與“大國制度”和“大一統”有密切的關聯。有兩份史料很特殊，一是西漢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一是明代王士性的《廣志繹》，兩位史家都曾用生動的筆調，逐個描述了東南西北中，各個物資、民生、風俗不同，經濟發展參差不平衡的區域狀況，合起來簡直就是一幅“全國經濟區域分布圖”；與此同時，也未嘗不可以把它看作是“全國市場分布及其形勢圖”。這種由行政統一創造的跨區域行政聯系路線，在為各級政府上供或下發物資的同時，也就成了現實的和潛在的市場聯系路線（因此商路往往與驛道同一；漕運促成了商機）。這是“中世紀”歐洲歷史所難以想像的。明清江南特殊的棉絲貿易，正是借助這張全國商品交易的聯絡圖，方能獲得活潑潑的發展生機。因此把江南從“大中國”中孤立地“抽樣”出來比較，不聯系中國的整體制度環境，無論如何是有悖于中國歷史實際的。

我不想掩飾自己對《大分流》有不滿意的地方，因為彭慕蘭在將江南與英格蘭比較時，并沒有能完全放棄用歐洲史的眼光來看待中國江南的習慣性思維。最明顯的他敘述中國史，是把精力全部集中到了只想證明17－18世紀江南尚未陷入“過密化”的數量計算上（在我看估計是偏高了，另文討論），以便佐證英格蘭不是先天地比江南優越；然而當他完成了對英格蘭靠“空間的大轉移”實現歷史性突破的創新解釋后，他已經被“大分流”的預定命題束縛住，幾乎不假思索地沿襲了歐洲中心主義一貫堅持的近代中國“停滯論”和“落后論”，向黃宗智的“過密化”假設投降，宣告“和好如初”（這一傾向在彭氏答辯黃氏的長文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從《大分流》自身邏輯上說，或許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堅持19世紀江南陷入“過密化”泥潭，才能圓了“英格蘭沒有變成江南”的假設。然而，彭慕蘭可能沒有意識到，當他為了自身邏輯論述的完整性，把中國江南經濟用“19世紀”一刀橫切成長短兩截時，破壞的是中國江南自身發展延續性的內在脈絡，因而他實際上放棄了他原來值得驕傲的論點：“通往現代化的道路比我們以前認為的要多：其中大部分是可行的……更認真的分析表明，并沒有一條唯一的通往20世紀的西歐道路”，也與他在《中文版序言》最后表達的對中國目前經濟發展的贊嘆和期望不相呼應。因此，我曾在一篇短文里帶點玩笑似地批評彭慕蘭是“半截子革命家”。

生存的壓力，始終是下至平民百姓（生活之源），上至國家政權（財政支持、社會穩定）所必須面對并予以適時解決的難題。這就是我所理解的經濟發展自在的，有時甚至與政權性質無涉的（亦即任何政權都不能不做的），永動而無法停下來的動因。假若說微觀經濟往往仰賴于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新開發而“豁然開朗”，那么宏觀經濟則更多地要靠空間流轉寬度和深度的擴展而“海闊天空”。因此，我對《大分流》用“全球化視野”的大空間觀解開西歐突破之謎，禁不住擊節叫好――即便萬事俱備，沒有“進軍美洲”開拓新的資源和產品市場（還有金銀貨幣），就不可能產生由西歐領頭經濟“全球化”的精彩，猶如缺了東風，演不成“火燒赤壁”。然而，彭慕蘭可能不了解，明清江南經濟的獨特發展及其發展所受到的限制，也只有在大空間里，才能得到比較合理的解釋――拘泥于斯密公式，斤斤計較明清江南一隅的人均產量、人均工時收入，很可能始終是一團理不清的亂麻（有關該時段數據精確方面難以逾越的難度，容另文詳說）。 17－18世紀江南經濟優勢區位的取得，靠的是絲、棉及其紡織制品向外部空間的擴展，也就是說，城鄉兼業的家庭手工業經濟模式，在市場上贏得了發展的先機，搶占了當時國內誰也無法與之相敵的市場最大的份額。當然，這種優勢的獲得決非是完全的偶然，細究起來有歷史積淀（至少從宋開始的技術、經驗、人口向南方轉移的密集優勢）、氣候土壤、地理位置、技術進步、城鎮培育、文化氛圍、商業經紀、交通設施等等的前提條件，但假若缺乏了市場空間這一關鍵要素，只是就地產銷、就地消費，江南先進的經濟地位根本就無從談起。

江南的絲、棉產品，有兩個大市場圈。一個是全國性的市場圈，主要的消費對象有兩類大戶，一是全國各地官僚、地主、豪富乃至邊遠地區少數族的酋長、頭領（故松江棉布銷售點擴展至西北、塞外）的私人性家庭或家族消費，一是政府以定購、采購方式用以行政、軍事（池田溫、西島定生就揭示過這方面的狀況）、賞賜、朝貢的“財政性”集團消費。另一個就是海外市場圈，繼《白銀資本》后，《大分流》也關注這一類，喚醒了中國學者的注意（其實梁方仲、全漢昇研究在前）。兩者各占多少份額，在近代之前，很難有比較可靠的數據估算，但我還是相信，在“海通”之前的17－18世紀，前者的消費總額要大得多，后者受到極大的限制；其中政府財政性的集團消費和變形而來的官僚消費比例不容低估。評估國內市場的經濟效果，必須看到一種歐洲史很難理解的特殊性，即江南重賦――政府、官僚高財政費用――巨額的集團消費、官僚消費――江南棉絲收益――江南重賦，這樣一種特殊的產品貨幣間的循環回流，加上吏治的法外勒索，決定了江南小農家庭和工商業者投資能力的增長非常有限，生產者人均收入決沒有《大分流》估計得那么高（這一點特別緊要，將另文詳論）。此外，還有兩方面的疑惑，《大分流》不曾注意到，也提出來供進一步思考：

17－18世紀當西歐市場對中國江南絲、棉產品需求正旺、依賴甚大的年代，中國何以不能直接掌握海外貿易的主動權，搶得經濟發展的先機？假手葡萄牙、西班牙、英國乃至亞洲（菲律賓、日本）中間商，不說是“為別人燒香開廟會”，至少從利潤收益最大化考量，明顯是非常不上算的。為什么中國政府不鼓勵并支持船隊直接經營至西歐的海外貿易，掌握主動權，然而從出超中賺取更多的“白銀資本”（大家知道，江南是政府財政收入的大戶；棉絲貿易收益的提高，肯定能改善政府年財政不斷增長的危機），改善政府財政的同時也改善江南的技術條件，以謀跳躍式發展呢？記得布羅代爾在他的名著《15－18世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物質文明》中也曾感慨過：假若鄭和的船隊越過好望角，直奔大西洋，世界歷史轉折的樞紐――海洋霸權的手杖，不就操在中國人手中了嗎？既然江南的發展水平以及可能陷于“斯密峽谷”的壓力與英格蘭相同，中國公私各方沒有把握住“空間大轉移”、向海外尋求“山外青山樓外樓”的機遇，是缺乏強烈的經濟沖動，還是因為有制度缺陷方面的障礙？很明顯，沿海走私商（海盜）的活躍說明民間并不缺乏經濟的沖動；無論是從造船水平，還是遠洋航海的種種技術要求來看，當時中國都居先進地位，恐怕也是不會有多大疑義的。近幾年有關誰首先發現新大陸，國內外都有鄭和先到達美洲的“新論”，沸沸揚揚，證據真假莫辨。但也可以追問：即便我們在國內也發現了明代遠洋航海地圖，上載有美洲的地名；即便是鄭和，甚或不是鄭和，而是中國走私海船率先到達了美洲，有人住了下來，對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會產生像英國那樣的影響嗎？因此《大分流》從一個角度是圓了彭慕蘭的邏輯：英格蘭靠了發現美洲的“偶然”贏得了領先世界的發展先機；但從另一角度拷問：這樣的“偶然”為什么中國沒有抓住？為什么中國非得在世界貿易中扮演被動、陪襯的角色呢？我認為，其中大有緣故，而這些也正是被《大分流》所忽略了的。

同理，當中國在19世紀中期被迫向世界開放后，如果我們不再被舊的社會理論――中國與西方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遮蔽的話，不難看到中國江南，而且也不限于江南，在開放的貿易中雖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無可懷疑，也因此獲得了前此未有的發展經濟機遇，外貿拉動了當地經濟的上升勢頭，在全球化經濟空間中決不只是單純受損的一方。很明顯，茶、絲的出口額迅速上升。據海關方面統計，自開埠到1862年，上海出口總貨值增長30余倍。1850年，在總出口商品中絲占52%、茶占46% ；到1858年，上海港年出口生絲貨值較開埠初增長13.2倍；1860年，絲出口數量已經占總出口額的66%，茶下降為28%。[i]原先不從事蠶桑、生絲生產的縣鄉為外貿經濟利益所吸引，陸續都把自己的糧食經濟比例縮小，向外向型經濟靠攏（新增者不僅有江南范圍內的江陰、無錫、鎮江等縣鄉，而且拓展到了浙東、浙南、蘇北外圍鄉村）。棉花的命運不像生絲那樣順利，但舊有的研究過分夸大了西歐棉布輸入的事實（實際前期幾乎是不成功的），忽視了中國棉花輸出量的不斷增長，以及植棉區域的擴大。有足夠的資料表明，江南原有的植棉生產區域仍在擴大（延伸到了浙東地區），華中、華北、西北的擴展更為明顯，而華中地區的原棉主要是通過上海海關輸出的。在向英美輸出量減少后（印棉的競爭與美洲自身的發展），日本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了中國原棉的最大輸出國。即使在日本大量向中國輸出棉紗的同時，也仍然大量從中國輸入原棉，說明中國的原棉生產不僅沒有低落過，而且還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增長。如以上情況只是17－18世紀“江南模式”面與量的擴展，那么隨著市場開放，中國人接受了“煤鐵聯合”的機械動力，不也在突破“斯密動力”嗎？在世界市場產品競爭的壓力下，與廣大家庭紡織手工業擴展的同時，機器繅絲、紡紗、織布以及其它紡織制品的現代工廠數百成千地在江浙、廣東、武漢等地誕生，赫然寫在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史”上（對此，杜詢誠有系統的研究），歷歷在目。因此，僅從這一方面說，我們也沒有理由說19世紀中期市場開放、現代化驅動后的中國，包括江南，其經濟狀況反倒陷入比17－18世紀更為困難的境地。

如果轉換一個角度，放在全球化的市場競爭里考察中國的發展，其發展的限度或不足，也確實值得總結。這里我想舉出中日之間的差距，因為這很能說明問題。17－18世紀與中國同處“亞洲貿易圈”的日本，其時國內絲棉生產水平明顯落后于中國，且依賴于中國技術的傳播。然而，到19－20世紀之交，日本完成了由“移植”到“創新”的飛躍，在生絲、棉紗、棉布的出口方面都超過了中國，在世界市場的競爭中勝出。以美國市場為例，19世紀下半期中國絲在美國進口的生絲總額中還能占到50%的比例，但到1903－1913年，日絲已經上升到65%，華絲則降低到22%；到1931年，日絲竟高占82.9%，華絲更下落到11.7%。棉花方面的情況更是令人一唱三嘆。一方面，日本在進口印棉、美棉的同時，仍大量進口中國原棉。1912年，中國對外輸出的原棉總額中75%是出口到日本的，占當年中國輸日商品總金額的21%。1918年，在中國向各國輸出商品中占第三位的原棉出口中，80%是輸出到日本的，占中國輸日商品的第一位（這是歷年中最高的數據）。另一方面，日本輸入到中國的棉紗、棉布的數量卻逐年在增加。1905-1913年之間，日本輸華棉紗量以年平均6.47% 的速度增長，棉布輸華金額的年平均增長率則達到26.33%。[ii]其中日本輸入中國的棉紗，一部分是由印棉加工轉運過來，一部分正是由中國原棉經加工后回流的。另外，《馬關條約》后，日本獲得了在華開設紗廠、紡織廠的權利，利用中國廉價原棉、勞動力生產的棉紗、棉布，擠走了中國棉布在歐美、特別是東南亞的市場份額。

以上事例說明，若論所謂人口、資源關系緊張造成的“斯密峽谷”，日本比中國江南的嚴重性不知要高出多少。世界市場機會的獲得，中日在時間上也差不多同期。然而在利用世界市場機會，改組、改善生產要素和追求技術革新方面，日本比中國都要更主動、更靈活、更有效。日本的例子說明，西歐的突破固然是“偶然”（正確地說是具有一定的或然性的），但它成功的經驗和條件是可以通過“信息”和“市場”傳播的。“大分流”這一名詞，我的感覺，它有表達不妥的“預定性”缺陷，即目的論的色彩。如果把它理解為一道打不破的歐亞屏障或鴻溝――在19－20世紀之交，日本不是靠許多因素（當然也包括戰爭與對中國的“條約”優勢）在亞洲率先成功地實現了所謂“脫亞入歐”的變革嗎？可見，機遇確實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當機遇到來后，也有利用得好、利用得不好的差別――這時關于經濟發展的分析必須回到它自身的經濟發展環境和脈絡中去尋求解釋。日本的例子，不是很值得深刻反思中國的發展，在哪些方面、因何種原因，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落后并落后挨打呢？

附帶也說一下人口問題。從史料看，明清江南人口密度之高，是當時生活于其中的人無不強烈感覺到的（我查看了明后期至清前期多任江南巡撫、地方大員數量不少的奏折，說明洪亮吉的“人口論”既非最早，更非絕唱。）。然而，人的生存能力，謀求改善生存的欲望，都超出書本的想像――江南的經濟水平、生活水平無疑地要高于其它人口密度低得多的地區，這是為什么？當然彭慕蘭關于那時的人口數量還沒有越過“臨界點”也是一種解釋，但多少顯出了為招架而招架的那種被動（數據的獲得與處理都有某種“預定論”色彩）。是的，晚清以來人口仍在繼續在增長之中，但經濟也在繼續發展之中，沒有理由認為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有所下降（這方面的實證，將另文再論），這又怎么解釋？是不是說“臨界點”原先估計得低了，還得提高標準？直到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仍然有促進發展中地區經濟增長的勢能，也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所證明。今天，中國的人口已經到了13億，江南人口不知是明清時期的多少倍了，其它地區的人口還在挨擠到這里，情況又怎樣呢？我注意到了彭慕蘭在《中文版序言》里，對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經濟發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期待。雖然此時與彼時的經濟狀態有了極大的變化，但其中的前因后果，仍值得琢磨。我并不否認人口盲目增長有成為經濟發展“瓶頸”、甚至造成生存災難的可能，但許多歷史的和現實的事例說明：相比于原有的理論，經濟發展在消解“人口危機”方面可能有的創造能力，應對方法的多種多樣，也包括不同的人生存標準的懸殊，對此我們的估計都是非常不足的。假若哪個人想站出來宣布一個數字，說這就是最后的“臨界點”了，據我看，還得有敢冒被后來事實證偽的風險才行。

當我們完全沉浸于史實的海洋里，往往會產生一種感覺：生活本身要比概念豐富得多，事實要比理論更具有活躍的生命力。然而，我們又不得不承認，沒有概念作為演繹工具，即便是單純的史料編纂也做不起來；沒有理論的歸納與提升，何論歷史學詮釋的發展？因此，隨著經濟史研究縱深的發展，內部細節越來越具體地呈現，我們的困難，不僅僅有像《大分流》揭示的理論過剩的問題，也有理論不足和理論偏頗的問題。

先說理論偏頗的問題。學術前輩吳承明主張“史無定法”，我是深為敬服的。我的體會，這里至少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每一種理論或方法都有它使用的前提和合理的邊界，不是放諸什么場合都“普遍皆準”的，越過邊界也可能變成謬誤。計量統計比一般定性更準確是沒有問題的，然而17－18世紀中國的GDP或人均收入，既缺乏足夠可信的數據統計條件，僅以某些個別情況的數據大膽推算，就有些強自為之。類似的還的水稻、棉花、棉布平均產量、工作日計算與工作日報酬，就是江南這么一個“小”的范圍，高低相差甚大，豐歉懸殊，其它相關環節與因素也多，“平均值計算”的條件具備嗎？說給我家鄉農民聽，他們笑道：“城里人不懂，即使現在上報的數字也不準”。目下17－18世紀的經濟史有動不動搞“大課題”計量統計的新風，又不加說明是“示意”，我以為不夠謹慎。另外，《大分流》以為經濟發展與生產者的人均收入提高一定是同步關聯的，這多少也是太迷信原有理論的假設。二是復雜的社會現象，包括經濟現象，往往需要從多種側面、從不同視角去反復考察，因此使用的理論也可以是多樣靈活的，什么合理就用什么，不必死守一家一派，不應有門戶之見，更不必矯枉而過正。“反歐洲中心主義”是學術變革的進步，但把不同于自己主張的理論統統加上這頂帽子，就不是寬容和開放的態度。“反歐洲中心主義”的意思，應該是不要唯歐洲是從，并非不要與歐洲論長比短。中西互動比較是必要的。這種比較，不只是經濟的比較，還必須進行整體歷史環境，特別是制度環境的比較。以誰為“中心”這話本來就不妥，但相對的強弱優劣，在歷史上是客觀存在的，不過是各有千秋，隨時而變罷了。我對《大分流》不滿意的地方，也在這里。例如，從發展經濟、提高經濟效率的角度去比較，歐洲的某些制度（例如對工商和城市的政策）確比中國好――不論是17－18世紀之前還是之后――難道就可以用“歐洲中心主義”的理由棄之不顧了嗎？這對幫助中國經濟進步有什么好處呢？ 我說的理論不足，既是針對過去有些理論對事實的說服力不強，也包含了有許多史實還需要用理論加以新的歸納。例如“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原來用以支撐的理論概念，如雇傭勞動、資本、手工工場等，作為表識經濟“超越”的時代界碑，大家已經感覺到有問題。雇傭勞動，戰國秦漢就有；說有強制性，現代的雇傭勞動就一點也沒有強制性了嗎？美國現代史上的黑奴勞動，怎么說？更明顯的，家庭手工業與現代經濟的相容性，不僅為17－18世紀中英經濟史所證明，也為19世紀以后的經濟史所證明，它們同樣可以成為現代經濟大家庭的一員，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的起飛過程之中。到過浙江義烏小商品市場的人都會有強烈的感覺：家庭小手工業，同樣可以鬧出大市場。當然這些都還是“小節”或枝節。我覺得，從整體看，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必然地包含有從“全球化”的世界里汲取各種自己所沒有的新資源、改善自身結構的問題，同時這種發展又不得不回到自身經濟發展的延續性上來。轉型是變革，但所有的變革都必定是延續中的變革，新舊并用，桔變成枳，從某種意義上說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可以說是正常的。因此，我們在對經濟史上一些現象評價時，用“進步”、“落后”來蓋棺論定，或許會犯“無辜殺戮”的罪名？甚至用哪個年代來個“刀切豆腐兩面光”，可能多少有點弄巧成拙的味道，用老子的說法，叫做“破壞自然”。當然上面的一些反問都是消極性的，那么積極的解釋方案應該是什么呢？這就需要創新。

本文只是因受《大分流》的啟發，提出一些問題供討論。我覺得，在今天，中國社會經濟史確實有發展創新的很大空間。此時，既要充分關注和尊重世界學術的新潮，但也沒有必要率意切斷自己的學術傳統，包括“政治經濟學”的色彩。我們有數千年中國獨特發展的經濟史經驗材料，特別是百年以來，直至今日正在深入的經濟改革實踐，總結歷史經驗，并善于從現實生活中汲取營養（而不是疏離現實），依靠理論與實證的雙重推進，有理由相信，中國社會經濟史有能力應對世界學術界的挑戰，做出我們自己應有的貢獻。

[i] 詳參黃葦：《上海開埠初期對外貿易研究(1843-18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12月第1 版，以及《上海對外貿易》（上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ii] 婁向哲所著《民初中國對日貿易》，對這一問題有詳盡的討論，包括技術細節和社會原因的分析，很有見地，特此推薦。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