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回顧汗牛充棟般的西方有關研究中國的文獻，它們中的多數沒有強調把國內與國際、政治與經濟分開的分析方法帶來的問題，在方法論上仍然過分強調國家中心主義與現實主義。

我們可以使用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方法來檢討這一基本失敗。許多IPE與全球化研究的東西存在方法論問題。這些著述主要依據發達工業化國家的各種理論，或者它們試圖發現一種所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關于國家與市場關系的理論，或者把民族國家仍作為分析的基本單元(這些情況有時同時存在)。同時，在區域(國別)研究中，就方法而言，對全球化與國家之間關系的IPE研究已經變得更加“多元化”(注：For a good recent account of the literature on globalisation and the state，see Hobson，J.andRamesh，M.(2002)‘Globalisation Makes of States What States Make of It:Between Agency and

Structure in the State/Globalisation Debate’NewPolitical Economy，7(1)2002:5-22.)與更精細化，不過，多數方法仍然未有目的地轉向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

本文認為，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IPE要對區域(國別)研究更加敏感。要做到這點，就要有更多的區域研究，從而豐富IPE理論。這些區域研究建立在個案的特定詳細知識上，有助于為真正的IPE理論發展提供比較基礎。同時，靠使用IPE工具來考慮全球化下的中國政治經濟，也將促進對中國問題的研究。

在考克斯傳統(Coxian Tradition)的意義上，選擇此種折中的混合與階級形成的理解，特別是與佩恩和葛布有關的“新政治經濟學”，(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我們就能提供一個關于政策制定的分析架構，而且考慮到非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政治經濟中的力量以及全球因素已深入于國內政策制定中。區域研究與IPE的聯姻，既促進分析架構的發展，又為未來的中國研究提供一系列的問題和假定。

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

本文的一個論點是，占主流地位的研究中國國際關系的方法太過于強調民族國家(中央權威)以及層次分析方法，這些都是建立在國際關系的國家主義與現實主義基礎上的東西。在展開本文前，想強調指出的是，我并沒有做大前研一式(Kenichi Ohmaeesque)(注：Ohmae，K.(1995)，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London:Harper Collins.)的論斷，即民族國家已“死亡”。是的，研究中國的國際關系時如果不承認正式的外交與政府間關系的重要性，就是毫無意義的。否認了國家是中國國際關系的重要行為體也一樣是毫無意義的。不過，中國國際關系中的一個關鍵動力是，中國地方性的國家行為體(地方政府)與國際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關系。

我認為，只集中在中央一級的雙邊關系已經忽視了決定中國國際關系的一些關鍵因素以及外部力量在部分意義上塑造中國政治經濟演化的方式。第一，主流的國際關系研究忽略了經濟因素的顯著作用——特別是非國家經濟發揮的角色。第二，對中央一級的理解忽略了中國國際經濟關系及其政治含義的地區與部門分布的不均衡性。(注：Breslin，S.(2000)‘Decentralisation，Globalisation and China’s Partial Re-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5(2):205-226.)

本文的任務是考慮這些“經濟”問題的政治以及它們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于地區與全球進程中。我考慮到國內政治、國內經濟、國際關系和國際經濟之間的聯系。地區化產生了地方化和國際化的關系網絡。在研究雙邊關系的同時，考慮這些關系網絡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論化當代中國的國際關系。

在中國內部，作為一個學科的國際關系學(IR)現已有了一些相對成熟的文獻，并且中國人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也得到發展。(注：For a recent example，see，Geeraerts，G.and Men Jing(2001)，‘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GlobalSociety，15(3):251-276.)IR在中國仍然是個相對來說很新的學科，不少中國學者對此做了很好的評估。說所有的中國IR文獻知識使用現實主義的方法論是錯誤的。張勇進就注意到中國國際關系學者對英國學派作為一種方法工具的日益增長的興趣。(注：Zhang Yongjin(2000)，The‘English School’in China:A Story Of How Ideas Travel And Are Trans-planted’.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SPAS，ANU:Working Paper No.2000/4.)建構主義的觀念，特別是與瑞思(Thomas Risse)相關的著作開始影響一些中國學者，如復旦大學的陳志敏與蘇長和就在探索國際結構如何影響中國的對外政策選擇。也許值得指出的是，從古典現實主義到建構主義的轉化并不是個漫長與艱苦的過程。(注：Knudsen argues that both Ruggie and Wendt‘accept more or less implicitly the main tenets of realism’，and that the gap between a

socialconstructivistreading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mainstreamtraditionalism seems

smaller than the argumentative rhetoric would lead usto expect……I have very little problem with anything set forth by eitherRuggie or Wendt in these

two solid books，except that the specifications they advocate seem to add little of consequence to the theories they want

toimprove.See，Knudsen，O.(2001)，‘Transcending a Fruitless Debate:Towards aDelimitation of Competing Paradigms’.

http://www.sh.se/statsvetenskap/files/knudsen.doc.)國內與國際的關系也是這些考慮全球化對中國影響的學者探討的問題。王逸舟是最早涉及這個問題的中國學者。中國學者對IPE的興趣也在日益增長，一些大學已經開設IPE的課程，并編輯出來一些有關的中文教材。不過，這些著作只是描述西方的方法，而非應用這些方法去分析中國政治與對外關系。

如同20世紀70年代末與80年代中國對“西方”國際關系學的早期研究一樣，上述最近的研究著作承認和考慮(西方的)方法，但并沒有廣泛使用它們。不過，國際關系學在中國不是一成不變的，新觀念與新方法正在討論中。公平地說，中國IR學科的發展仍存在著一系列障礙。在全球化條件下，這些障礙可以得到有效克服。

第一個問題是過分集中于研究與美國的關系，這已作為“條件”因素強加在了中國國際關系學身上。對中國、中國政策制定者以及研究者來說，美國比任何其他國家與國家集團(比如歐盟以及單個的歐洲國家)都更重要。在政策層面上，這種(中國學者的)美國中心主義(American-centricism)是可以理解的，但本文從另一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提供獎學金與資助、在美國呆一段時間仍然是有意在西方從事研究的中國學者最可能與最吸引人的選擇，通過這一渠道，在國際關系學中占主導地位的美國觀點已部分地傳播到正在興起的中國IR共同體中。

第二個問題是中國大多數IR文獻仍然是關于國家主權與國家地位之類的問題，它們的方法當然是現實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宋新寧認為，“制約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發展的主要障礙是結構性的，也就是在中國搞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社會環境”，具體來說是三大國內制約：與政策相關的研究的統治地位、殘留的舊觀念以及在中國話語背景下國家本身的重要性。(注：Song Xinning(2001)，‘Buil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26):61-74，p.71.)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IPE)方面，中國的IPE深受美國的影響。朱文莉有關中國IPE的論文就是很國家主義的。她的觀點屬于對作為分析工具的美國IPE——特別是“霸權穩定論”的某種回應。“全球問題的出現被描繪為外交舞臺的擴展”。(注：Zhu Wenli(2001)，‘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from a Chinese Angle’，Journal ofContemporary

China，10(26):45-54.)

再如，宋新寧與陳智宏認為，在中國，人們強烈地認為以下就是IPE：“在IPE研究中西方學者使用的方法，例如理性選擇、博弈理論，數學以及統計方法”。(注：SongXinning and Chan，G(2000)，‘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China’inWeixing Hu，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2000)China’ s 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Lanham:UniversityPress of America.)這再次顯示出來，在觀念來源上，中國IR占壓倒一切地依賴美國同行——即使一些美國觀念是為中國IR與IPE學科所排斥的也不例外。如同我們在后面要談到的區域研究中提到的，美國的許多人也關心理性選擇方法作為國際關系研究中方法論的“科學”性。我認為，IPE作為一個分析架構的總體概念(范式)如果超越美國方法的主導性，就能有助于把理論建設真正向前推進一步。

非國家主義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批評理論(The Critical IPE)并沒有對中國的國際關系研究產生實質性的影響。中國學者很少注意到獨立行動的經濟力量已使單個國家內部受益，也較少關注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例如，那些被斯特蘭奇所稱的“國際商業文明”(international business civilization)，(注：Strange，S.(1990)，‘The Name of the Game’in Nicholas Rizopoulos(ed.)Sea-Changes: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a World Transformed.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或者考克斯所形容的“跨國經理階層”(transnational managerial class)。(注：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上面所說的問題并不是有意“垃圾化”(to ‘rubbish’ Chinese academia)中國學者——情況遠不是這樣。我們知道，美國主流的IR期刊一般都由理性選擇和現實主義方法主導。中國不是把學術與政策制定聯系在一起而導致方法論上近視的惟一國家。確實，在今天的時代，很難知道有的學者是否只是研究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或者還是試圖寫這樣的政策本身。再者，許多美國關于中國IR的文獻也忽視了歐洲學者對中國的研究。約翰斯頓與羅斯編輯的文集《與中國接觸》中沒有一章是有關歐洲的。(注：Johnston，A.and Ross，R.(eds)(1999)，En gaging China 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中國之外，各學科之間的門戶之界線也是涇渭分明的。(注：Therequirement to publish within disciplinary journals for career

enhancementprovide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here.)如研究中國國際關系的大量文獻中，經濟學、國際關系、政治與經濟地理仍然是各說各的、分立門戶。

我建議，為了用理論模式來分析中國的國際關系，中國的國際關系學者無需更進一步只集中在美國。

區域研究與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

最近幾年，美國一直在爭論有關區域(國別)研究與作為學科的IR、IPE之間的關系。美國政治科學中理性選擇理論的統治地位確實為政治學與國際關系研究帶來很大的問題。

這里我不想討論IPE中關于政治學與經濟學相互關系的老問題。經濟學方法一直主導著很多的IPE研究，并且非常不合理地對政策制定的方法論產生了影響。在有理由對作為解釋工具與方法的理性選擇、經濟理論的有效性進行懷疑的同時，不能重新回到那種認為區域研究可以不要所有理論方法的老路上去。二戰后，在美國，作為一個研究計劃的區域研究是與冷戰分不開的。庫明斯對此做出了經典的評論：“二戰后的整整一代，莫斯科與華盛頓的兩極沖突、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霸主地位使得學術的界線涇渭分明：受慷慨的公私資源的支持，‘區域研究’和‘國際研究’有著清楚的地點、問題和進程而變得重要起來。這里所謂地點一般就是指有關各國：日本作為發展的成功范例而受到青睞，中國則作為失敗的不可接受的發展范例而受到持續關注。關鍵的過程一般指的是諸如現代化，或者多少年來一直講的走向明顯的或者隱含的自由民主之‘政治發展’。”(注：Cumings，B.(1997)，‘Boundary Displacement: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9(1):6-26.)

在一些方面，區域研究不僅是為了研究中國，而且是為了適應變化中的地緣戰略環境。今天，導致庫明斯認為的、使區域研究與國際研究界線分明的冷戰背景不復存在，世界不再是基于安全考慮的地緣戰略矛盾，而是基于日益增加的經濟相互依存(盡管是不對稱的相互依存)的地緣經濟矛盾。而這意味著國內與國際的界線變得更加模糊。于是，人們要求一種說明這兩者如何互動的解析：“全球與地方的劃分不再成立，因為新的全球經濟等級結構切割了地區與國家的邊界”。(注：Gamble，A.，Payne，A.，Hoogvelt，A，Dietrich，M.and Kenny，M.(1996)‘Editorial:New Political Economy’NewPolitical Economy 1(1):5-11.)這又反過來要求一種對外部環境、行為體與過程的正確理解。

就“中國研究”而言，冷戰的終結與中國自給自足時期的終結正好相一致。也許直到1992年已故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南巡”，(西方)關于中國政治的研究幾乎完全依據中國的國內狀況。我認為，這種“國內主義”(Domesticism)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就不再有效，至于中國的后WTO政治經濟就更不能說沒有外部因素在內了。

有關區域研究與IPE的有效性與未來的辯論不能僅僅局限在美國學術以及以經濟學與理性選擇理論為代表的霸權方法的范圍內。如同卡薩巴主張的那樣，(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jsis.artsci.Washington.edu/programs/is/toanewis.html)區域研究要求把對特殊性文化的研究與寬廣的學科之一般性理解結合起來，以期產生一種“復合”效應——不是理性選擇的“科學”，而是其他學科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世界的地方—全球關系(The local-global)。我同意卡薩巴的一個后現代主義基本理論：不要用新的橫亙于“區域研究”與“國際關系學”之間的壁壘取代舊的：“為了不因使用這種方法而導致分離，我們應該從下面的基礎出發：現代是一個生產它自己的綜合世界觀的時代，這些世界觀包羅了所有地點與互動著的集團。”(注：Kasaba，R.(1998)，‘Towards a New International Studies’.See

http://jsis.artsci.Washington.edu/programs/is/toanewis.html)

如果遠離與美國學者之間的無謂論戰，我們可以找到區域研究與IPE相互促進的方式。在“全球化”這個大題目下，我們可以通過承認幾乎大多數國家(如果不是所有國家的話)都要面對著一系列的國際因素來做到這點(即兩個研究的結合)。但是，我們也要承認這些全球因素在不同國家起作用的方式不同，原因在于每個國家固有的國內背景不同。(注：See，for example，Gills and Philip(1996)，-a special issue of The Third World Quarterly，which assessed how different embedded historical，political，social and‘cultural’contexts le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al outcomes indeveloping states

notwithstanding similar internationalising contexts.Inparticular，see Gills and Philip(1996b)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1996)for a conceptual overview，and Breslin (1996)for a case study of China.)我們需要IPE去理解前者，而區域研究去理解后者。

如上所述，世界上不只存在一種對IPE的理解。我認為只有“IPE批評理論”才能為區域研究與全球化下的IPE研究提供方法論與存在論工具。IPE批評理論從這樣的假定出發，國內與國際、經濟與政治的部門劃分應該被打破。IPE批評理論的核心是關注結構與能動者(structure and agency)之間的關系(雖然并非堅持這兩者的分家，(注：Wood，E.(1981)，‘The Separation of the Economic and the Political in Capitalism’，New Left Review(127).)但這卻是在試圖重塑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精神。)(注：Gamble，A.(1995)， ‘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Studies，43(3):516-30.)

人們可以從IPE批評理論所反對的東西上來理解它。顧名思義，IPE批評理論反對的東西遠比它代表的東西多。我認為，這種IPE可以定義為反對純經濟解釋、反對理性選擇理論、反對國家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國際關系學。對于各種IPE批評理論學者來說，大家的共性是都多多少少同意此種拒絕主義(rejectionism)。在所有這些拒絕的領域，值得指出的是拒絕霸權的與傲慢的“科學”方法。

全球主義IPE的隱患

在強調使用IPE批評理論研究中國的國際關系方面，我并不主張IPE擁有對所有問題的答案。相反，本文的一個出發點是，通過一種更加具有比較性質、意識到不同國家(特別是那些處于全球政治經濟非核心區域的國家)的不同背景，我們能夠促進IPE的真正發展。

這里不是討論整個IPE對全球化的不同解釋的地方。很明顯，任何對全球化性質的評論以及關于它的IPE研究，都冒著(把一個概念)大規模地過分一般化的風險。然而，就如同使用占主導地位的方法論去研究全球化時代的中國IR要發生的潛在危險一樣，在IPE文獻中，也存在著潛在的方法論危險。目前，大多數IPE研究是普遍主義的、是以發達的民族國家(OECD國家)為中心的。

(一)普遍主義

第一個危險來自于試圖做包含普遍真理的定義式陳述。用一個發現回答所有問題是基本的誤導。例如，誰擁有權力，是國家還是市場?真正的質疑應該是兩方面：首先是發現國際政治經濟中的不同層次——一種非常適合華語文獻中有關單一的全球化世界力量分布不均衡性質的論斷。簡單地說，不同國家在全球化中的能力以及對全球化力量做出的反應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本文同意那些認為全球化是一種不均衡(平等)進程的觀點，而不是認為全球化一定導致和諧化與集中化。“既存的不平等性使得全球化更可能導致日益增加的核心國家與邊緣化國家之間的尖銳分化，核心國家分享著一種叫做全球性世界經濟的價值、益處以及政體。”(注：Hurrell，A.and Woods，N.(1995)，‘Globalisation and Inequality’，Millenium 24(3)，p.149.)

第二個危險是接受差異，布局區域研究的考察，考慮國家與權力、結構與能動者關系是怎樣由個別國家(區域)的具體情況決定的。IPE不僅應該允許多樣性，而且確實要強調沒有單一答案、沒有單一理解、沒有單一關系組合這個事實。研究者應該考慮，特別是通過比較方法，不同的關系組合是如何在不同的權力平衡下，在不同的特定歷史、地理、社會與政治的背景下出現的。

這是一個不導致簡單化的方法。世界是復雜的，這比那種只服務于方法論或者意識形態之偏愛而截斷現實(truncating reality)的做法要好許多。(注：Hettne，B and S?Derbaum，F.(2000)，‘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New Political Economy，5(3):457-473.)

(二)所謂全球主義的IPE其實只是一種對發達國家的研究

佩恩認為，(注：Payne，A.(1998)，‘The New Political Economy of Area Studies’Millennium，27(2):253-273.)過去，關于霸權的各種理論大多建構在對美國經驗的觀察上，當然，有時也以歷史上歐洲的情況進行類比。我們偶然見到的霸權概念不過建構在一個狹隘的若干例子基礎上而已。更進一步，這個概念只是這樣一種(或者幾種)特別情況，也許離開這個情景以后就不相關了。同理，對許多IPE方法而言，也是建立在特別情況的基礎上的。一旦我們離開建立理論所依據的個案研究情景，理論的適用性就成了問題。

對IPE學者最重要的一個研究問題是考慮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這方面的英語文獻已有大約至少百多本。(注：There are around 100 published books in English alonewhere the main focus is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in one way or another，but the classic remains strange(1994a).)不過，這些文獻的多數都是對現代世界中“國家作用”的理解，主要以先進的工業化民主國家的經驗為基礎。然而，如此支持了許多西方的區分國家與市場的IPE方法并不總是在非西方的情景下是真的。比如，沃爾芬恩一直主張，來自“西方”的分析并沒有很好地理解日本，因為這些分析從一些錯誤的假定出發。(注：Van Wolferen，K.(1990)，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New York:Vintage).)對丁裴烈來說，這是一種對“東亞的所謂‘經濟’與市場經濟建立方式的傳統理解”的后果。(注：Deans，P.(1997)，Japan-Taiwan Relations，1972-1992:Virtual Diplomacy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PhD thesis.)在某些方面，波拉伊(注：Polanyi，K.(1994)，The Great Transformation.Rinehart & Company.)以來，確實，日本資本主義與歐洲、美國資本主義并沒有多大的不同。

這里又有兩個問題。首先是對先進工業化經濟之研究的主導性。即使在那些非常出色的比較資本主義著作中，其強調的重點仍是先進工業化經濟。如考茨就集中于比較美國、瑞典、德國和英國的資本主義，(注：Coates，D.(2000)，Models of Capitalism:Growth and Stagnation in the Modern Era.Oxford:Blackwell.)而克魯齊和斯垂克則考慮意大利、瑞典、英國、法國、美國與日本的資本主義。(注：Crouch，C.andStreeck，W.(eds)(1997)，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Capitalism:MappingConvergence and Diversity.

London:Sage.)薄格與多爾的著述則集中在資本主義三角歐洲、美國與日本。(注：Berger，S.and Dore，R.(eds)(1996)，National Diversityand Global Capitalis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這些著作服務于暴露工業化社會內部資本主義多樣性的目的，但它們缺少對不發達經濟的研究。

在美國，沒有多少學者使用IPE的視角研究發展中區域。一些比較好的文章出現在研究發展問題與專業的“區域研究”期刊。

其次是概念延伸的潛在性。如果沃爾芬恩是正確的，那么，用來理解事物的西方總體概念(范式)在日本應該是適用的，但當我們把視線轉向如中國那樣的國家，問題就出來了。當中國是個“不同的”國家——國家做計劃的經濟——時候，相對而言很容易分析這個國家。那時，我們知道它是不同的，并這樣對待它。當中國已經改革并且遠離了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我們也許日益覺得很難把它與其他那些國家列入一類。對付差異性總是相對容易一些，困難在于問題的相似性。新興的中國市場經濟中，國家固有的權力意味著，在使用那些專門為個案研究而設計的分析模式時，我們要格外慎重。

(三)僅以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元

與大量經濟學與IR的文獻一樣，IPE的一個危險趨勢是僅把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元。即使是研究全球化，一般也是考慮全球化是如何影響國家的，而不是把國家分解為幾個分析單元。在最簡單層次上，我們不要忘記了政治學的頭號問題——誰獲得什么?我們不應問中國是否從加入WTO中獲益、而應問誰從中獲益、誰將從中不獲益這樣有意義的問題。中國問題專家都知道，改革已經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城鄉差別只是其中之一例，我們還可以加上現存精英層與普通工人層、農村人口以及其他集團獲益的不同。

中國內部各個地區差別很大，一些地區已深入進國際化生產網絡，與全球經濟高度一體化；而另一些地區，即使最好的情況，也只不過是邊緣化地參與全球經濟。這不是說這些地區不受全球化的影響，而是說，它們并未與國際經濟一體化。這種情況往往被解釋為沿海與內地之間的兩極化。這種方法對認識中國國際化的差別性是有幫助的，但只是在部分意義上。內地也有從國際化中受益很大的部分。在研究全球化與一體化IR文獻中，只有很小一部分考慮到民族國家內部各個部分所受到的不同影響，已有了一些好的討論世界各地國家之下(次國家)和跨國的地區一體化的研究。(注：For example，Mittleman(1999)，Hettne(1999)，Hettne and S?derbaum(2000)，Breslin and Higgott(2000)，and Schultz，S?derbaum，and?jendal(2001).)盡管如此，對于微觀地區主義(micro-regionalism)，也就是全球化導致的民族國家政治與新興的跨國經濟空間之間的分離，仍然是一個沒有很好研究的課題。

目的論(Teleology)和政治：什么驅使全球化?

目前，已有大量試圖理解全球化的文獻。大前研一、赫斯特與湯普森(注：Hirst，P.and Thompson，G.(1999)，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Cambridge:Polity.)分別代表了對全球化認識的兩個極端。赫斯特與湯普森甚至質疑，全球化是否真的發生了。如同泰勒指出的那樣，“沒有別的詞匯像‘全球化’這樣一直被使用和濫用。可是，對于所有這些圍繞著全球化而來的夸大其詞，全球化的確切含義仍然是模糊、難解，代表著對不同人來說不同的一系列事情。”(注：Taylor，I.‘Globalisation’in NicolaPhillips(ed)Globalising IPE(Palgrave forthcoming).)赫利爾持同樣的看法，“雖然很少與任何清晰明白的理論相關，全球化一詞已經成為最有力的用來說明一系列正在發生的普遍進程的比喻，這些進程產生了國家之間、社會之間日益增加的相互關系與相互依存。”(注：Hurrell，A.(1995)，‘Explaining the Resurgence of RegionalismIn World Politics’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1)，p.345.)所以，我避免給全球化下定義，而代之以考慮通過全球化的棱鏡研究國際關系學存在的方法論隱患。

我認為，一個主要潛在隱患是可能的目的論理解。公平地說，西方的IPE話語中并沒有很突出的目的論解釋。然而，在討論中國的全球化時，我總是遭遇到所謂全球化是一個經濟而非政治現象的觀點。在廣泛的關于全球化的解釋文獻中，這種依據經濟與政治分離而得出的觀點很顯著。

批評者可能抱怨這不過是中國人關于全球化的描繪，他們會指出一個事實，一些研究全球化的中國學者確實在思考國家如何對全球化做出回應、如何與全球化共存以及如何處理參與全球化的經濟帶來的政治問題。比如王逸舟就承認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影響以及全球化滲透進入各種社會問題。他認為，全球化不僅僅是個發生的問題，全球化也取決于各國政府的決策和政策。(注：Wang Yizhou(2000)，‘Political Stability and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但問題是，他的觀點似乎光考慮到經濟全球化的政治方面，卻沒有指出經濟全球化本身就具有的固有的政治性質。

在考慮建立一個IPE架構來研究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國際關系時，有必要從對全球化不只是發生這一理解出發。全球化是一種由技術進步、生產組織形式的改變驅動的現象，它也是由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政策偏愛與主導觀念驅動的。在這方面，全球化具有意識形態的含義。綜合上述，如同博納德和拉沃海爾在研究東亞政治經濟時認為的那樣：“我們爭論的東亞新興政治經濟應該根據政治經濟的全球化、各國政治經濟的變化與生產組織形式變化之間的關系來理解。”(注：Bernard，M and Ravenhill，J.(1995)，‘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Regionalization，Hierarchy，and

the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World Politics(47):171-209.)

所以，建立在考克斯(注：Specifically，Cox，R.(1981)，‘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in Millennium(10)，Cox，R.(1983)‘Gramsci，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n Essay in Method’in Millennium(12) and Cox，R.(1990)，Power，Production and World Or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著作基礎上、與葛布和佩恩以及其他學者有聯系的“新政治經濟學”方法認為，以國民經濟之間的交換關系為特征的布雷頓森林時代已經由生產與金融為基礎的全球經濟所取代。“新全球政治經濟的形成與國際流動資本的結構性權力相關。國家現在不僅不得不承認其他國家與國際組織的權力，而且承認國際資本、銀行以及外匯市場的權力。”(注：Payne，A.and Gamble，A.(1996)，‘Introduc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d World Order’in A.Gamble and A.Payne(eds)Regiona lism and World Order.Basingstoke:Macmillan:1-20，p.15.)這是非國家行為體在形成金融與商品流動上扮演重大作用的一個體系，然而，在這個體系中的國家為全球化提供許多便利。

在某些方面，我們必須后退一步，考慮全球政治經濟中非國家行為體日益增加的權力背后的政治方面。首先，我們要考慮非國家行為體如何擁有了這種權力。斯特蘭奇聲稱跨國公司是促進全球化生產的關鍵角色，“這不是偶然的。權威從國家轉移到市場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各個國家政策的結果。這不是說跨國公司偷了國家政府的權力，而是政府以所謂‘國家的理由’(Reasons of state)拱手把權力交給跨國公司。”斯特蘭奇繼續論述到，即使是美國也不能控制跨國公司的巨大力量，反而，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政府發現自己已受跨國公司的限制。盡管如此，事實是，經濟結構最初的自由化卻是建立在政治選擇與決策基礎上的。(注：Strange，S.(1996)，The Retreat of the Stat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44-45.)

也許這里應該區分全球主義(Globalism)與全球化。全球主義是過去歷屆美國政府熱烈追求的、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其他政府在新自由主義日程下支持的一項計劃。它尋求在全球范圍擴散特定的政治、經濟、安全和社會互動與理解的形式，特別是以努力推廣市場經濟、促進新自由經濟戰略的里根—撒切爾主義以及主要國際金融機構的相應政策為標志。相比之下，全球化則是受這些不同方面驅使而日益增長的相互聯系性，非國家行為體利用了政治精英為之建立起來的經濟與法律結構。一句話，全球主義是為全球化進程得以進行的一項政治計劃。

我們也需考慮發展中國家中全球化的政治動力。今天，全球化的政治動力很不同。“20世紀90年代初，目的不再是對一個更加獨立的全球經濟的許諾，而是作為一種措施去確保持續地參與到這一進程中。發展中國家的擔心不再是依附全球經濟，而是作為一種措施確保持續地參與到這一進程中。”(注：Bowles，P.(1997)，‘ASEAN，AFTA and the New Regionalism’，Pacific Affairs 70(2):219-233.Though in light of thefinancial crises of 1997，a feature of the new‘new regionalism’is anattempt to moderate to excesses of unrestrained capitalism.See Breslin，

S.，Hughes，C.，Phillips，N.and Rosamond，B.(eds)(2002)New Regionalisms in theGlobal Political Economy:Theories and Cases.London:Routledge.)如果說全球化是一種新的依附理論，那么大部分地，它是一種國內自我強加的依附——依附作為達到增長目標的最佳方式。

這里有兩個關鍵問題需要考慮。一是“意識形態”或者“觀念”的變化。發展中國家的精英改變了他們的政策偏好，接受新自由主義計劃作為實現增長的最佳方法。二是如何為全球化提供方便。因特網與電信設施增加了信息傳播的速度，但貨物、人員仍然要通過各種交通工具來運輸。所以，人們就需要通過國家投資建設而非私人部門融資的必要“硬件”基礎設施。

總之，這種變化的內部進程已受到斯克萊爾所說的“全球化中的國家官僚”(Globalising State Bureaucrats)的促進。(注：Sklair，L.(1995)，Sociology of the Global System.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pp.135-136.)政府的政策是使中國的投資制度越來越自由化，對國際資本更有“吸引力”，改革國內經濟結構以減少國內保護主義，使更多的新自由主義總體概念機制化。這里，我們通過考克斯的分析架構來理解這點：“有權勢的公司經濟力量與它們在政府和各界的網絡組成了可叫做是‘初始的歷史集團’(Nascent Historic Bloc)，它們使得政策演變并為全球的意識形態化做宣傳。一般來說，國家只不過扮演全球經濟的代理人角色，其主要任務是適應全球經濟自由主義的急迫需要而調整經濟政策與實踐。這種權力結構受到內外的支持，外國的支持來自一種所謂全球政策一致(“華盛頓共識”)，內部的支持主要來自那些從全球化中受益的社會力量。……新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上和政策上是霸權的。”(注：Cox，R.(1999)，‘Civil Society at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Prospects for an Alternativ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5(1)，p.12.)

建立一種新的分析架構

就研究中國的國際關系而言，本文建議遠離IR的雙邊與國家主義解釋，特別是注意各層次的中國精英與外部非國家角色的互動。一些非常好的研究已經指出中國沿海省份正在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本文主要強調這種一體化的部分國家性質。

第一，使筆者感到困惑的是，這些研究(是否)與對中國IR的整體分析相符合。一些人可能反對這點，因為調查的關系僅是純經濟的，不符合前述的政治與經濟之間相互聯系的(原則)。日本的情況表明，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很重要的。羅斯曼與胡克就對日本地方政府在與日本的鄰國建立經濟聯系的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注：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 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Review，11(1).)確實，地方對地方的關系已經是中日經濟關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聯系不僅是建立在地方政府之間對話基礎上的。地方政府是關鍵的方便提供者，其他角色包括地方的通產省分支機構、日本駐中國代表，各個公司以及它們的關聯企業、運輸業者、甚至從日本留學回到中國的學生，等等。地方政府由于充當了促進非國家行為體利益的(主要是日本方面)機構而特別引人注目。

第二，讓人感到困惑的是，不密切關注特定的此種關系的地方化表現。現在已經產生了討論“大中國”崛起的大量文獻，其中有的文獻(好的范例包括諾頓與漢密爾頓的著作)(注：Naughton，B.(ed)(1997)，The China Circle:Economics and Electronics in the PRC，Taiwan，and Hong Kong.Washington:Brookings.Hamilton，G.(ed)(2000)Cosmopolitan Capitalis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是對此種關系的復雜性的理解，超越了簡單的雙邊關系分析架構，考慮到廣泛的地區與全球進程。一種對“大中國”經濟空間的理解低估了日本與美國在塑造這個資本主義進程(地方化的關系形式存在其中)中的重要性。

我們需要超越這種以國家為基礎的分析，即使這種分析本身有時超越了雙邊主義。我們應該思考特定的地方化如何與更廣泛的地區或國際的分析方法相適應。但是，這些地方化關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確實，海外華人網絡故意利用他們與中國的文化聯系來立足中國，但是，這些地方化的關系是以一個更加廣泛的地區與全球經濟結構的存在為前提的。所以，我同意司馬特的下述分析：“許多資本主義的實踐深嵌于地方結構中，這種情景能夠產生新的、有活力的資本主義變種。全球化產生了多種多樣的地方結果。”(注：Smart，A.(2000)，‘The Emergence of Local Capitalisms in China:OverseasChineseInvestment and

Pattern of Development’in Si-Ming Liand Wing-ShingTang(eds)China’s Regions，Polity，& Economy:A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Post-Reform Era.Hong Kong:UHKP，P.74.)

地區性的國際政治經濟結構，遠比人們希望的雙邊層次分析能提供更深入的解釋。我們需要布置一種跨越政治切割出來的邊界、依據生產網絡和(或)階級聯盟的分析方法。

IPE的一個基本教條即國內與國際的區分已被打破。作為方法的IPE批評理論，不僅對研究IR，而且對研究中國國內政治經濟都有效。未來幾年，中國的法律結構將繼續變得符合WTO的要求，全球對于中國國內的重要性將日益明顯。我認為，不承認北京的改革者、美國與別的地方那些想促進中國按照國際規則與“國際社會”的利益進行改革的力量，就不能分析中國加入WTO的決策。

經濟學與政治學的藩籬也需打破。我認為，金融體系內部結構調整的主要制約是政治意志。對政治穩定的最大挑戰取決于中國領導層如何處理經濟調整。把這一點放到上面提到的國家—國際聯系的背景下，IPE研究就大有作為。值得強調的是，我并沒有否定國家仍然是重要的。我所主張的對中國內部力量進程的理解需要修正。這種修正認為主權(至少在經濟領域)已經被“穿刺”了，而現在外部行為體確實對中國政治經濟的運轉產生了影響。用薩森的話說，全球化已經扎根在國家中。她認為，經濟全球化的諸種效應總是到了國家那里才得以成為現實。“全球化進程所依賴的戰略空間總是民族國家的；那些通過有利于全球化的、通過貫徹新法律形式而形成的機制，常常是民族國家機構的一部分。”(注：Sassen，S.(1999)，‘Embedding the Global in the National:Implications for the Role of the State’in David Smith，Dorothy Solinger and Steven Topik(eds)States and Sovereignty in the Global Economy.London:Routledge，p.167.)

在全球化對中國政府結構中權力平衡的影響方面，薩森的著眼點是權力平衡在政府各部門之間的轉移——金融機構可能獲得權力與影響，而其他機構則可能失去。全國人大常委會負責改革法律結構以符合WTO的要求，這將使它在塑造中國國內權力基礎上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由于黨政分開在中國是很難做到的，WTO成員國資格將加強國家機構的作用。在這個方面，中國基本的政治改革將受到激勵，或者也許更正確地說，由于國際經濟協定，為政治改革提供了方便。

我們需要考慮意識形態或者觀念的變化。如果新自由主義在意識形態上是霸權的，在政策上，我們需要考慮新自由主義變成霸權的機制。這是中心國家運用直接的權力工具促進發展中國家變化的部分結果。蓋爾提出“戒律性新自由主義”(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的概念，“美國政府把別的國家要接近的廣大市場當做權力杠桿來使用，把這一杠桿與國際商業環境的形成聯系起來，當然，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并不適用于美國。”(注：Gill，S.(1995)，‘Globalisation，Market Civilisation，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Millennium24(3)，p.415.)但是，除此之外，還有別的更直接方法，教育交流、培訓計劃的提供、因特網的崛起、對外部世界的日益接觸，能使中國官員、學者、官方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成為“WTO規則遵守者”。商業人士也可通過“社會學習”和“產業學習”來發展與實踐新概念。

結論

我與海岡特曾呼吁：“各種各樣的區域研究學者組成的學術共同體，需要在學科研究的架構下多發表看法，以便提供彼此對話與比較的基礎。”(注：Breslin，S.andHiggott，R.(2000)，‘Studying Regions:Learning from the Old，Constructing theNew’，New Political

Economy，5(3):333-352，p.343.)這一愿望(區域研究使用更多的學科方法，而接受更多的對非核心國家的分析也能促進學科本身)也是佩恩關于區域研究與IPE重要論文的核心。本文也是探討區域問題專家與理論專家如何結合起來以改進各自研究的。

中國對全球化的“接受”或“反應”已深入進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的特定歷史、政治與文化背景中，我的討論就是從這一理解開始的。但是，僅僅考慮中國內部的變化進程是不夠的。通過深思熟慮的決定，中國領導層已經選擇讓中國，或者至少是中國的一部分，與全球政治經濟完全一體化。在這個進程中，他們已經允許，至少在經濟范圍內，中國主權向世界“洞開”(perforated)，在政策范圍增加了一系列諸如地方的別的行為體。“醒醒吧……世界已變了”，(注：Susan Strange(1994b)，‘Wake up Krasner!The World has changed’RIPE，1(2):209-219.)我們既需要關于國家的知識，又需要學科的知識來真正理解這個變化中的進程。

在發展當代中國的IPE架構方面，我們能夠對超越只以全球政治經濟的中心地帶與IPE學術的中心地帶為重點的學科發展有所貢獻。這樣，未來的區域研究與IPE研究也許能夠很好地彼此借鑒、揚長避短，為全球化下關于發展中國家的政治經濟研究提供一些更綜合的文獻。

注釋：

(53)Hook(2000)，‘Building Yellow Sea Bridges:Kyushu’s role in Sino-Japanese Relations’Conference Paper cited with author’s permission andRozman，G.(1998)‘Flawed Regionalism:Reconceptualizing Northeast Asia in the 1990s’The Pacific Review，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