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通過還原李鴻章派盛宣懷來鄂辦礦及其改變初衷，定計在直隸開平一帶大舉采煤的區位決策過程，并比較湖北大冶、荊門等地與直隸開平一帶的地理條件，揭示了中國內部各種自然－人文因素，如自然資源、社會經濟條件、政治文化背景等對中國近代工業布局與發展之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從工業區位選擇這一新的視角，對光緒初年盛宣懷試辦湖北礦業失敗之原因作了新的解釋。進而指出，中國近代工業布局的區位因素及所呈現出的地理特征錯綜復雜，尚有賴學術界對此進行更加深入、系統地研究。

關鍵詞：工業區位 李鴻章 盛宣懷 湖北礦業

近代工礦業的建設離不開特定的地理位置，企業的地理區位對其生存、發展均有著不容忽視的重要影響。遺憾的是，對于我國近代工業發展進程中的區位選擇過程及其影響因素的探討，迄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光緒初年，李鴻章派盛宣懷來湖北興辦礦務。李鴻章初曾對此寄予厚望，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終李鴻章卻放棄了湖北，定計在直隸開平一帶大舉，湖北工業化步伐因之停滯了近十年。對李鴻章等人這一區位抉擇過程及其影響因素進行深入的揭示與探究，無疑為我們切入這一重要問題提供了一個較好的案例。

湖北近代煤鐵事業發展受挫的原因何在？主事者盛宣懷本人后來曾在不同的場合進行過不同的解釋，共有交通不便、“運道艱難”[②]，“經費短絀”[③]，“風氣未開”[④]等三種說法。歷史學者對此的看法亦見仁見智。有學者認為，當時洋務企業經營管理體制--官辦或官督商辦，存在嚴重的弊端，這是新式礦業在甲午戰前產生之后，一度獲得發展旋又趨于萎縮的主要原因之一。[⑤]有學者還進一步指出，當時主事者“在礦址的選擇上缺少科學性”；所聘“礦師不佳，浪費資金”；“經營活動偏離辦礦宗旨”等因素導致了湖北煤鐵礦停辦。[⑥]也有學者歸因于主事者不曾處理好當時錯綜復雜的官商關系，[⑦]

這些說法固有其合理性，但仍不夠充分。當我們將當時湖北辦礦情況與直隸開平相比較，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二者都是在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推動下興辦的，起初李鴻章對湖北煤鐵事業的重視程度遠在開平之上。開平煤礦在創辦過程中所遇到而必須克服的交通困難、社會阻力（包括官方和民間）及其所需投入的資金均較湖北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就企業管理體制而言，開平為官督商辦，湖北則經歷了官辦和官督商辦等不同的階段，二者并無本質上的差別，企業內部均無可避免地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地方。但二者的命運迥乎不同：開平最終得到了官方和商人支持，不斷克服困難，向前發展，并進而帶動了當地的鐵路、港口和碼頭建設的近代化進程，而湖北煤鐵事業卻中途夭折，喪失了這一寶貴的發展機遇。顯然，上述各種看法均不足以解釋這一結局。

筆者認為，追溯并還原李鴻章等將發展近代煤鐵事業的重點由湖北轉向開平的區位決策過程，剖析造成這一區位選擇結果的影響因素，不特可以進一步解釋此次湖北興辦煤鐵事業受挫的原因，而且對于我們深入認識中國近代工業布局的區位因素及其地理特征大有裨益。遂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一 來鄂辦礦之初衷

鴉片戰爭以來，一方面，隨著西方國家對華殖民侵略的加深和中西交通的日趨頻繁，西方國家來華軍艦、商輪日益增多，為了獲得廉價的燃料，西方殖民者不斷向清政府施加壓力，企圖攫取在華開采煤炭的權力。西人企圖染指的地區，首先是我國臺灣雞籠（今作基隆）等沿海地區煤礦。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勢力進入長江流域，中國內地的煤炭資源也日益受到重視。1868年，西方侵略者趁議定修約的機會，向總理衙門要求開采“京師之西山、長江之兩岸、山東、粵東產煤之處”。[⑧]另一方面，隨著國內洋務運動日益展開，洋務派興建的輪船、制造等廠局對煤炭的需求量逐步上升。當時國內土法開采的煤炭質劣量少，并不適用。而進口洋煤價格日昂，漏巵日甚，且一旦中外有事，又恐外人挾制。因此洋務派也開始考慮用西法開采煤鐵各礦。

1874年，清廷籌議海防，直隸總督李鴻章、船政大臣沈葆楨請開煤鐵礦以濟軍需，得到清廷允許，奉旨于直隸磁州、臺灣試辦。[⑨]不過，李鴻章等的眼光并未局限于磁州、臺灣二地。在李鴻章的《籌議海防折》中，就曾提到要在南省濱江、近海等處設法試采煤鐵。李鴻章還密令盛宣懷訪查國內煤鐵產區。[⑩]光緒元年（1875）六月間，盛宣懷奉命抵達湖北廣濟一帶察勘。不久，李鴻章、沈葆楨及湖北巡撫翁同爵會奏清廷，派委盛宣懷赴鄂設局，勘采煤鐵。自光緒元年（1875）盛氏來鄂辦礦至光緒七年（1881）李鴻章下令裁撤荊門礦務局，這次辦礦活動歷時七年，涉及到鄂省長江沿岸許多州縣，是湖北有史以來第一次近代自然資源勘探活動，也是湖北發展近代工礦業的第一次寶貴嘗試，對湖北后來的工業化運動發生了深遠影響。

清廷上諭原本決定在直隸磁州、臺灣試采煤鐵，由李鴻章、沈葆楨分別負責。然而，李鴻章、沈葆楨等為何要派委盛宣懷來鄂省開采煤鐵礦？

這首先是因為李鴻章等當時對開采磁州、臺灣等地煤鐵礦的前景并不樂觀。在他們看來，“磁州河道行遠，煤質累重，轉運多艱，大約將來只能舍煤取鐵。臺灣則重洋運艱資費，尚慮難敵洋煤。似不如先就南省濱江之處擇地開采，簡便易舉。”與之相反，他們對于在鄂辦礦的有利條件則有充分的認識，甚至作了過高地估計，并對之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們認為，“湖北廣濟縣屬陽城山一帶產煤甚富。……且該山濱江，轉運既便，其地屬官亦無阻礙”。因此，“擬在陽城山開設煤廠先行試辦。”[11]次年正月，李鴻章寫信給盛宣懷，勉勵盛宣懷“為中土開此風氣，志愿宏斯勛名愈遠矣。”并說：“大才素精會計，諒必有勝籌妙算，不奢不刻，握定利權，若使四方皆聞風取法，實所企盼。”[12]表明了李鴻章對在鄂辦礦的高度重視。盛宣懷十一月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得更加透徹。他說：

興（興國州，今湖北陽新縣，引者注）、濟（廣濟縣，今湖北武穴市，引者注）兩岸隨在皆煤，而苦于向未開挖，實非臺灣、衡州、樂平等處土法已開挖數十百年，駕輕就熟之可比。職道明知其難而為其難，不過謂武穴一隅，民向不資以為生，則官為開采，不奪其生計，較勝于樂平者一也；民情雖亦浮動，尚堪動之以利，結之以義，用洋匠設機器，不致決裂，較勝于衡州者二也；武穴實為吳楚咽喉，等洋法一有成效，近悅遠來，相率觀法，安知樂平、衡州以及江皖等處不聞風興起，為海內開風氣之先，較勝于臺灣者三也；濱江一水可通，輪船徑運上海，無須火輪車路，無須開浚河道，較勝于磁州、開平者四也。[13]

有證據表明，李鴻章當時不僅期望在鄂采煤獲得成功，他對在鄂開采鐵礦，冶煉鋼鐵亦寄予厚望。他曾告訴盛宣懷，湖北歷史上有不少著名鐵冶，“閣下所辦皆昔人采鐵故處，以洋法煉鐵必無礦少之患。”[14]

可見李鴻章、盛宣懷等選擇在湖北開礦，并非隨意之舉，而是經過了同直隸磁州、開平、湖南衡州、江西樂平、臺灣等當時主要產煤地區的反復比較、權衡之后，而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很明顯，他們以為，在鄂辦礦不僅可以盡快獲取成功，解決津、滬等地機械制造廠局及輪船迫在眉睫的燃料供應問題。還可以利用湖北有利的地理位置，“為海內開風氣之先”，使得其它地區“相率觀法”，“聞風興起”，促進洋務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在他們看來，湖北當時發展近代煤鐵事業的地理條件極為有利。

其一，湖北省有長江黃金水道可資利用，交通運輸較磁州、臺灣等地便利。磁州位于今河北西部，在那里將礦產運到天津須通過陸運，在開平辦礦則需修建鐵路，均不若湖北利用長江水運便利。當時洋務派所舉辦的制造、輪船各局主要集中在津、滬地區，臺灣雞籠煤礦雖靠近海峽，運輸卻極不便。在當時，“基隆煤礦所生產的煤炭，要從八斗煤井運到基隆煤棧，在未建鐵路交通之前，只能依靠水運。礦務局又拒絕使用汽船拖拽煤船運往基隆，寧愿承襲當地落后的運輸方法，用舊式駁船借助風力行駛，其理由是防止洋商援例在臺灣沿海行駛輪船。然而煤港相對于基隆的位置而言，恰好處于逆風地帶，一年中約有半年時間因逆風阻擋，使駁船不能順利航行。”[15]從基隆將煤炭運往津、滬等地也很不容易。

其二，社會阻力相對較小。一方面，當時打算開采的湖北廣濟縣屬陽城山煤礦原屬官地，不會與民間發生土地糾紛，故較少阻礙。另一方面，就民風而言，湖北民風既不若湖南那么剽悍有力，又不若直隸那么頑固保守，相對而言，湖北民眾對西方文化的排斥不若湖南、直隸那么強烈。

這里有必要聯系李氏在直隸磁州辦礦失敗的經歷予以說明。李鴻章中止開采磁州煤鐵礦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的社會阻力太大。不僅在當地激起民變，而且在朝廷也遭到守舊官僚的強烈反對。譬如：當時通政使于凌辰在一份奏折中即稱：“茲聞直隸磁州地方用洋人機器并雜用洋人，以致民心積怒，群情洶洶。夫眾怒難犯，強為抑遏，必將激成事端，天津前案，足為殷鑒。……請飭下李鴻章，磁州煤窯只可令吾民自行開發，所用洋人機器全行一律停止。”[16]可見：直隸是滿清政治統治的中心，也是頑固守舊勢力最集中的地方，在這里興辦近代煤鐵事業所受到的阻力之大，遠非內地所能相比。當然，盛氏在鄂辦礦也難免會遭到當地一些守舊官紳與民眾的反對，但反對者的身份和社會地位都不高，而且李鴻章、盛宣懷曾經在鄂做官、辦事，并與現任湖廣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翁同爵關系密切，辦礦也得到了他們的支持和合作，所以受到的阻力要比在北方小得多。

其三，則是因為湖北位于中國中部，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在此興辦近代工礦業，可以憑借湖北有利的地理位置擴大社會影響，“為中土開風氣”，“使四方皆聞風取法”（上引李鴻章信中語），促進國內洋務運動的發展。不僅李鴻章這樣勉勵盛宣懷，盛宣懷當時亦有這樣的認識和抱負。

顯而易見，李鴻章這次派盛宣懷來鄂辦礦，其用意是比較明確的，也是相當深遠的。

二 “移南就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