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由于我國在社會福利支配方面采用的是二元社會結構，當農民進城務工之后，其留在農村的學前子女成了學前留守兒童，只得接受封閉式監護和過份的關愛與呵護，嚴重影響了他們的心理發育和健康成長，也增加了進城務工農民的后顧之憂。因此，只有改造我國傳統的福利模式，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福利作用，大力發展農村托幼事業，才能確保農村學前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

關鍵詞：留守兒童 福利 托幼事業 改革開放多年來，我國積極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使農村面貌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但也暴露出了一些與之相關的新問題，例如：進城務工農民留在農村的學前子女連幼兒園都上不了，就是問題之一。 農村學前留守兒童現狀分析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根據有關專家預測：即使城鎮化能夠順利推進，到2020年，農村人口還會有5億以上，到2030年，也至少還會有4億以上。但在我國現有生產技術水平下，農業的常年勞動力僅需1.8億左右。為此，黨和國家一方面繼續加大了對“三農”的政策支持力度；另一方面，又鼓勵和組織農村勞動力通過勞務輸出來增加收入。到目前為止，進城務工農民已達1.2億人，且每年還在以1000萬的速度遞增。但是，就在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過程中，由于多種原因，其子女卻很難同步遷移，只得留在農村老家，與長輩一起生活。目前，留在農村的子女已突破了2000萬人。這些留守兒童又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已經得到社會廣泛關注的6—14周歲的學齡留守兒童；另一類就是本文所要重點關注的1—6歲的學前留守兒童。筆者通過對湖南省茶陵縣嚴塘鎮枚田村和堯水鄉山寺村兩個鄉鎮的實地走訪和抽樣調查，其結果顯示如表1所示。 在調查中得知：擁有11個行政村的堯水鄉，無一所托兒所或幼兒園；擁有17個行政村的嚴塘鎮，也僅在鎮上辦有兩所規模不大的幼兒園，其中一所還是民辦的。此后，筆者調查得知，即使是名列全國縣級經濟100強的醴陵市，辦在鄉、鎮、村上的托兒所和幼兒園也是鳳毛麟角，可見留守兒童入托難問題已具有普遍性 。 但筆者認為社會發展到今天，特別是在農村轉型時期，農村學前留守兒童，也應享受社會福利的關愛。然而他們實際的生活情形又怎樣呢？根據以上調查獲悉，在農村1—6歲的學前留守兒童中，除小于1.5歲的部分兒童可以在母親的懷里享受母愛之外，其余的幾乎都是與相差40—60歲的長輩生活在一起。他們長期遠離伙伴、遠離集體，其性格往往由于封閉式管理和享用過多的關愛與呵護，有的變得嬌慣、任性、自負，甚至唯我獨尊，目空一切，缺乏自律、自理、自制、自重和自尊；有的變得抑郁、內向、冷漠，甚至孤僻，不愛說話、情緒不穩定等，導致他們上學或長大以后，往往對社會的適應能力差、人際交往能力差、相互協調能力差，很難適應集體生活。任其發展下去，就可能出現與外界接觸發生障礙為主要特征的精神疾病即孤獨癥；嚴重的還可能在0—3歲就會出現自閉癥、多動癥等發展性障礙。若與其他同齡兒童相比，就會顯得不那么健康聰慧和活潑大方，不那么勇敢自信和文明樂群；會顯得其多元智能沒有得到應有的開發。若農村學前留守兒童都如此發展，其進城務工的父母又如何放得下心呢？農村未來的勞動力又是什么素質呢？如果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過程中，在每個行政村或人口集中的自然村，都辦上福利性托幼園所，那上面所講的現象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社會福利對農村學前留守兒童成長的意義 對于農村學前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從現代社會保障體系角度來說，社會福利應為其提供必要幫助。 社會學家認為，社會福利的宗旨不僅是為了幫助社會成員獲得最低的或基本的生活保障，更在于幫助人們不斷提高生活質量，特別側重于改善婦女、兒童等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況。基于這種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就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龐大的社會福利體系；北歐一些國家也迅速整合了本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西方各國還以積極推行“普遍福利”政策來加強國家的經濟安全。對于上述國家的福利制度是否完美，筆者不想妄加評論，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對這些國家在二戰后的社會發展和穩定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