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葉敦明迷上了聽歌，在方案撰寫、文章寫作的歇息片刻，電腦里的經典歌曲的宛轉悠揚，給思路一次次靈感的激蕩。聽的多了，就發現同一首歌，不同歌手的演唱風格有明顯的差距，正如同一個產品或服務，不同的組織或個人的溝通與推廣方式懸殊巨大。比如《我愿意》，有王菲和齊秦兩個版本。王菲的聲音空靈一些，而齊秦而婉轉哀傷。相比而言，王菲有些無病呻吟，而齊秦則是痛到深處只能言表。若是從他們相愛、相戀的對方來感受，王菲是把思戀當成時髦的病，飄飄的，裝點大過感情。而齊秦這哥們，是真漢子的真表白。

唱歌，發自內心而后發聲于外。沒有情感的大起大落，沒有那種在路上的體驗，大多使用好嗓子喊出來的，聲音的韻味與歌曲相差很遠。專業歌手，是一種值得懷疑的職業。沒有真情實意的演繹，只算是賣嗓子的，沒有藝術可談。對生活的理解，對人生的詮釋，對生命的贊美，恐怕難以在這樣人身上找到。王菲，先把自己人搞的奇奇的，繼而把聲音也捏得怪怪的，非人類的表現，勾畫了一個遠離城市的空間，讓壓抑的城市一族仿佛尋到了自己的心靈天堂，暈乎乎的跟著天使一起飛翔。

而齊秦呢，則屬于苦逼派。感情的挫折，他一點點撕扯開來，用自己富有情感的歌喉，幽幽地傾訴著。看著心愛的女人，總是輾轉于他人的懷抱，這樣的深仇大恨，非歌聲不能化解。濃的太過，只好一首首地噴發，一個人的痛苦，無意中成就了一代人的失戀安慰劑。在感情世界有波折的年輕人，一時間有了最懂自己的人。面對一個哭的搶天呼地的家伙，自己的小感傷甚至變成了絲絲的甜蜜與淡淡的回味，妙不可言呀。

假設，《我愿意》是一個產品，分別用齊秦與王菲兩個品牌同時推廣，那么它們贏得的客戶群體有什么不同？品牌推廣效果，又有什么差異呢？葉敦明覺得：齊秦的核心訴求是執著，一份感情無論多么波折，只要愛的心未死，就會不斷地燃燒，且越燒越旺。齊秦帶給你的，可能是云南白藥，先止住流血的傷口，逐步痊愈。被愛情折磨的精疲力竭之后的人兒，可以稍稍喘息，并感受同病相憐者類似的呻吟，片刻間的寬慰與釋懷，不經意與你相遇。而王菲販賣的是大麻，她竭力讓你忘掉現時的憂傷，把你帶往另一個虛構的地方，在那里，她的歌唱、她的扭捏、她的虛空，才是唯一的天堂。

同樣，《春天里》也有汪峰與旭日陽光的兩個版本。春天的時候，唱著秋風蕭瑟的歌，看似勵志，實則無病呻吟，獨上高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已。汪峰的演繹，是事業無成者對無憂無慮青春的追憶，也是給毫無作為的今天一個勉強的交代。旭日陽光，來自底層的吶喊，強烈自尊的生存，老有所依的未來，真切痛徹。

長相、做派頗似公子哥的汪峰，是酒吧中成長的職業歌手，逢場作戲的能力早已練就，聲嘶力竭的表演，與輕松歡快的內心，總是一種矛盾。他想竭力流淌悲傷，可控制不住吊兒郎當，游走在工地的城市二流子，怎么能了解進城謀生農民工的苦與傷？春天里的夢游，勉強地邁進了老年的凄涼，怎么看都是晃蕩在紙面上空洞的悲傷。葉敦明覺得，城市里的瞎混派，喜歡自比民工，可他們既沒有民工強壯的體力，更沒有民工頑強生存的毅力，像一個個失去斗志、迷失靈魂的稻草人。

第一次看到旭日陽剛的《春天里》，就為他們的淳樸與真情所打動。跑調，這算什么？離開了鄉土，擠進了城市，可毫無著落的空蕩蕩，不曾一刻離開壓抑的胸膛。他們需要吶喊，就像在余華《在細雨中呼喊》的許三觀，城鄉歧視的殘酷，像是被撥弄的吉他琴弦，鈍鈍地砸在聽者的心弦上，與沙啞的歌聲，混合成了一張完整的底層社會成員的面龐：付出所有，卻幾乎不能得到。就是這些被剝奪的底層，他們才是社會的脊梁，卻在剝奪者漠視的眼光中日日受傷。

一定意義上講，旭日陽剛的《春天里》，就是3億農民工對城市剝奪者的控訴，是要改變自己命運的宣誓，盡管卑微，盡管無人待見，可熱切的心早已融化世俗的堅冰。如果說，汪峰的歌聲，是萬里晴空中的一朵暗淡的云彩，年輕的心偶爾會泛起莫名的愁浪，急于訴說，急于得到那些其實比更為苦難之人熱心的關注。那么，旭日陽剛就是春雷，連著無盡的雨水，黯然的心情，止不住地隨著地面的污水流淌。污水，裹挾者豐腴的泥土，為小草和樹木的成長默默滋養，可自己總是被干凈的鞋子、漂亮的衣褲所憎恨。農民工兄弟，是你們粗糙的雙手建造了這個城市，而你們每每被擋在城外。葉敦明認為：沒有感恩之心的城市，就是幸福的墳場。不幸的是，無情無義的城市人，似乎引導著社會文化的新時尚。

古人歡喜詩歌。詩，寫在紙上的；歌，賦予韻律之后的深情演唱，發自肺腑，直指心尖。在你思考疲憊的時候，一首好歌就是一次腦力按摩，徐徐流淌的歌聲，繚繞在案前。不必吸煙，不妨飲茶，心情自然放松，心靈的對話就此開展。一支好歌兩人唱，各人唱出各自的風采。我關注的不是技巧，是情感的真實流露，是情感的停泊港灣，是情感營銷的原創思想。聽歌中，體會歌聲的情感營銷殺傷力，算是咨詢人自我娛樂的一個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