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政治民主化與社會風險存在交匯部位，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充滿了各種社會風險，這些社會風險會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產生重要的影響，若應對不妥，就有可能對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斷民主化進程。因此，要理性認識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確保民主化進程的有序推進。 關鍵詞：現階段；民主化進程；社會風險；社會轉型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邁入社會轉型的急劇加速期，社會開始呈現復雜、多元的特性，“社會優化與社會弊病并生、社會進步與社會代價共存、社會協調與社會失衡同在、充滿希望與飽含痛苦相伴”[1]，現階段中國的社會轉型充滿了各種風險和變數。同樣，作為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民主化進程，也必然面臨各種社會風險。然而，目前學術界關于民主化研究與社會風險的研究大都單獨分離、缺乏關聯。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見于相關著作和論文中，缺少系統性且較為有限。實際上，民主化與社會風險兩者是緊密相連的，存在一定的交匯部位：一方面，民主化進程中會存在社會風險，這種風險既有外部性的風險，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誘發的風險；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風險還是自誘性風險，都會對民主化進程造成一定的影響，特別是對中國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響。而若缺少從社會風險這一視角來分析民主化，或者不從民主化進程這一特殊背景來分析社會風險，那么無論是對民主化的研究還是對社會風險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嘗試立足于社會風險這一視角來對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展開分析，試圖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會風險的內在關聯性。 一、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面臨的主要社會風險 在結構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結構層面的問題，社會風險是社會結構層面的問題，但兩者是緊密關聯的。社會結構的公正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民主化進程的狀況，一旦社會結構運行遇到障礙，社會結構預定的社會功能就會遭到破壞，甚至發生扭曲或嬗變，社會問題就會增多，相應地社會運行的風險也就增大，民主化進程由此會受到嚴重影響。依據社會結構的構成要素劃分，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主要包括制度性風險、階層性風險、組織性風險、心理性風險等，其他各種具體的社會風險都是這幾個層面風險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風險。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通常情況下，一項良好的制度既可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規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員濫用權力，侵害公民權利，又可規范公民行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數”、“民主”的名義來損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現“多數人暴政”。但一項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實施需要具備一定的主觀和客觀條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質、執法水平和必要的懲罰措施等。所謂制度性風險是指制度自身被預期的功能缺失或發生偏差而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對于正處于社會轉型加速期的中國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觀和客觀條件還不成熟，因而為制度性風險的出現留下了足夠的空間。當前中國社會面臨的諸多風險，更核心的來源是社會制度結構層面，表現為公權力的擴張、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靈等，而權力腐敗、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保障滯后則是其具體表象。 （二）階層性風險。所謂階層性風險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階層結構引發社會不穩定的可能性。一個公正的社會階層結構是現代社會穩定與發展的前提條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進的社會基礎。一個社會如果形成一個公正的社會階層結構，有一個穩定的中產階層，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進，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亞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產階層為基礎才能組成最好的政體。中產階層比其它任何階級都較為穩定”[2](p.206)。在他看來，中產階級是民主政體的天然盟友，古希臘民主的發達就與中產階級的崛起有很大的關系。而對于中國的政治民主化，確保要有一個穩定、壯大的中產階級，才不致讓民主淪為暴民政治。但若階層結構出現畸形化趨勢，就會影響競爭的公平，影響整個民主化的進程。目前中國社會階層性風險表現在三個方面：精英階層的內卷化、社會主要群體的弱勢化和中產階層發育受阻。 （三）組織性風險。社會組織的作用在于可以為社會成員提供利益表達，及時、適當地宣泄其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從而在政府與公眾之間構建一個安全有效、雙向互動的社會安全閥，減少或避免社會沖突的爆發。民主的生機是以社會為基礎，更為完善地實行民主，要求一個范圍廣泛的、有自覺性的、團結的社會[3](p.53)。關于社會組織的作用，馬克思是這樣闡述的，“只有當現實的個人同時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當人認識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成為社會力量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當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開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類解放才能完成”[4](p.443)。組織性風險就是指由于社會組織發育的不足和社會組織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眾利益表達渠道不暢而引發社會失序的可能。當前我國組織性風險主要表現在社會組織發育不足和組織有效性缺失兩個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會組織的總量不夠，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會組織所發揮的社會性職能非常有限，難以滿足社會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風險。現代民主化進程的推進，必須要有一定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作為支撐。文化心理是指人們基于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在社會生活中由經濟關系、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以及文化習慣的發展變化而產生的思想、價值觀和心理現象等。社會文化心理會影響公眾對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會影響公眾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為重要的是影響公眾政治參與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風險是指由于經濟增長的短視效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缺失和社會多元文化的沖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亂和心理的扭曲，從而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增多。當今社會存在著一些不適應甚至阻礙我國民主化進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現為社會信任缺失、社會焦慮感加劇和社會隔閡加深等。 二、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社會風險的獨特性 現階段中國民主化進程中的社會風險除了具有風險的一般特征外，還具有一些中國社會自身所獨有的特性。 （一）社會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發國家的民主化進程中，勞資關系和貧富差距是引發各種風險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國現階段，社會風險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關系，其次是階層結構。 根源之一：官民關系。與其他國家民主化啟動階段的社會風險相比，中國現階段因官民關系所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問題較為突出，相當一部分的社會風險是由官民關系所導致的。據2006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在全國28個省市130個區（市、縣）進行社會狀況綜合調查社會心態部分的數據顯示，民眾認為最容易產生矛盾、沖突的是干部和群眾之間，其次是窮人與富人之間，其余的群體被選擇的比例都很小[5]。再對近年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分析可發現，以代表公共權力的政府部門或權力機關為主要攻擊對象的事件不斷增多，如沖擊派出所、焚燒警車、打傷民警、圍攻黨政機關辦公所在地等。這些事件說明，在目前中國社會，“官”與“民”之間關系已出現了某種緊張狀況。

根源之二：階層結構。社會階層結構具有基礎性、深層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極大地影響著社會的穩定與和諧。一個公正的社會結構至少具有兩個明顯特征：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的平等進入；社會各階層之間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個精英階層和龐大的底層社會。據有學者估算，全國中低收入階層約占總人數的80%左右。在這種階層結構的背后，便是“上層精英的社會資本可以互相交換，而下層群體則是一盤散沙，兩者之間的貧富差距逐漸被拉大，中國社會結構呈現‘倒丁字型’，社會張力加大，十分脆弱”[6]。這就容易造成社會各個階層之間缺乏互惠互利，出現上層精英結盟和底層群體弱勢化的風險，由此民主化進程中潛伏著安全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