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作為在抗日戰爭的烽火和民族救亡運動中誕生與發展壯大起來的進步政治力量，中國民主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團結抗日， 為遏制國內投降主義，推動民主憲政運動，溝通國共歧見，爭取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發揮了特有的作用。

關鍵詞: 中國民主同盟抗日戰爭作用

中國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其時，抗日戰爭堅苦卓絕，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剛剛爆發，內戰與和平、團結與分裂、獨裁與民主之斗爭愈演愈烈，國共兩黨矛盾日益尖銳。為了爭取和平與民主，調停國內尖銳的政治矛盾，以團結一致，共同抵御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張瀾、沈鈞儒、黃炎培、馬寅初等知識精英多方奔走，自覺組織起來，在周恩來同志的積極支持與鼓勵下創建了由三黨三派聯合組成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去掉“政團”二字，改稱“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該派有其較完備的組織和較明確的綱領。其綱領的要點是:貫徹抗日主張，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反對中途妥協;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加強國內團結，等等。作為除國共之外的第三方政治力量，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政治舞臺上，民盟對推動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促進中國民主的發展、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發揮了特有的作用。

一、反對妥協投降，貫徹抗日主張

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國民黨內以汪精衛為首的一伙投降勢力鼓吹“亡國論”并謀劃投敵賣國，針對汪精衛集團的妥協投降活動，早期民盟領導人曾發表文章予以嚴厲批判。1938年10月，汪精衛在重慶公開發表“凡兩國戰爭終須和平，以我國積弱，非和平即亡國”的失敗言論。對此，后為民盟領導人的黃炎培、張瀾等人于1939年1月發表了《討汪通電》指出:“對汪兆銘艷電曲解敵相近衛聲明，主張接受，絕對反對。”“惟愿吾全國同胞，認清利害，堅定意志。”“增加抗戰力量，爭取最后勝利。”[1]1941年民盟正式成立時，即發表了《成立宣言》和《對時局主張綱領》，聲稱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為國內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黨派一初步結合”，今后將為促進民主團結抗戰而盡力;提出了貫徹抗日主張，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反對中途妥協等十條主張。

1944年，由于國民黨執意執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短視政策，中國抗日戰爭慘遭豫湘桂大潰敗，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為了挽救危局，增強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爭取抗戰最后勝利的到來，1944年10月10日，民盟發表了《對抗戰后階段的政治主張》，堅決要求國民黨對一切派系的軍隊實行平等待遇，排除派系和地方觀念，統籌戰備、給養、訓練，以及要憑戰績升降軍官，另外要撤換抗戰以來作戰不力的將領，改善官兵的生活待遇，以期提高戰斗力。民盟還認為對日作戰不應該是單純的軍事行動，還應該有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團結和聯合，必須實行民主政策。在當時形勢下，民盟主張繼續抗日，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國民黨的對日妥協投降和獨裁統治，無疑于對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抗日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

二、推動憲政運動，促進民主發展

民主憲政運動是抗日戰爭時期全國矚目的大事，追求民主政治是全國人民包括各民主黨派的共同意愿和真切要求。中國民主同盟與抗戰時期的民主憲政運動關系十分緊密。

抗戰爆發后，國民黨無法逃避作為執政黨的責任，為統一抗戰而暫時給人民一定自由。但1938年10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開始戰略轉向，由對外抗戰轉為對內控制，一方面對中共重新恢復原來的軍事打擊，另一方面對抗戰初期給予人民的一些權利相繼取消，蔣介石專制獨裁統治日益加劇，這令多年來一直渴求民主的中間黨派極為不滿。在人民的不滿情緒下，國民黨被迫召開國民參政會，中共和各民主團體便借此展開了爭取民主憲政的活動。1941年10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對時局主張綱領》中明確提出:“實踐民主精神，結束黨治。”[2]根據綱領的基本精神，在1941年11月召開的二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上，政團同盟參政員張瀾、張君勱、左舜生、羅隆基等人，提出了《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要求國民黨政府立即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但該提案遭到拒絕，未能提交參政會全體討論，為此民盟領導人拒絕再出席會議，以示抗議。

抗日戰爭后期，國民黨仍然繼續堅持一黨專政，在全國極力推行“全民黨化”“全黨特務化”的方針，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權利被剝奪殆盡，財產和人身安全毫無保障。這激起了全國人民的不滿和憤恨。國人紛紛要求國民黨立即結束獨裁統治，廢除一黨專制，切實實行民主政治。1943年9月，國民黨十一中全會被迫作出“實施憲政”的決議，并成立了憲政實施協進會，推行假憲政。對此，1943年9月18日，政團同盟主席張瀾發表了《中國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著述，一方面提出了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備的三個條件，另一方面揭露了國民黨實施憲政的騙局，強烈要求國民黨立即“放棄一黨專政，結束黨治，取消黨化”，“從速準備實施憲政”[3]。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憲政問題的指示》，決定利用國民黨的假憲政，吸引一切民主人士于自己的周圍，以達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建立民主國家之目的。3月12日，周恩來在延安各界紀念孫中山逝世19周年大會上發表演講，號召開展民主憲政運動。民盟積極支持并參加了這一運動。它創辦報刊抨擊國民黨的一黨獨裁統治，強烈要求開放政權，實行民主政治。同時，它與其他民主黨派一道組織憲政實施協進會、民主憲政促進會，舉辦各種形式的憲政座談會，以擴大民主憲政的宣傳和影響。為了適應形勢的發展，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立即發表《中國民主同盟綱領草案》，明確提出:“民主國家以人民為主人，國家之目的在謀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權屬于人民全體。”“國家應保障人民身體、行動、居住、遷徙、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通訊、集會、結社之基本自由。”“國家應實行憲政，厲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黨不得處于超法律之地位。”[2]主張將中國建成一個主權在民的民主共和國，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民盟的這些主張和活動，不僅促進了抗戰時國統區民主運動的發展，而且為戰后開展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奠定了基礎，推進了中國民主化的進程。

三、溝通國共歧見，調解兩黨矛盾

溝通國共兩黨之間的分歧，調解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爭端是民盟在抗日戰爭后期作出的特殊貢獻。

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后，國際國內反響強烈，中共決心改變以前的讓步態度，“轉到尖銳對立與堅決斗爭的立場”，“以尖銳對立求暫時緩和”[4]，國共合作面臨破裂的危險。為了維護團結抗日的局面，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領導人張瀾、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等一面抨擊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一面把調解國共矛盾視為義不容辭的責任。他們不辭勞苦，奔走于國共兩黨之間，多方斡旋，力圖打破國共之間的僵局。由于中共的顧全大局和政團同盟的努力調解，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得以維持。

自1944年9月以來，中共與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國民黨政府迅即取消一黨專政，召開由各黨各派及無黨派代表參加的政治會議，成立民主的臨時聯合政府，發布民主綱領，實現民主改革，待全部國土獲得解放后，由民主聯合政府依據民主原則，進行民主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組織正式政府。為了使這一愿望能夠變為現實，中國共產黨多次與國民黨進行談判。但國民黨一意孤行，拒絕了中共及各民主黨派的合理要求，國共商談中斷。為了協調國共關系，堅持團結抗戰，促成黨派會議召開和聯合政府建立，1945年6月2日，民盟領導人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等聯合民主人士褚輔成、王云五、傅斯年等七位參政員面見蔣介石，向蔣介石提出“發起促成繼續商談之國共問題”，征得了蔣介石的同意。同一天，他們又致電毛澤東、周恩來:“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人深為焦慮。目前經褚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現同人鑒于國際國內一般情形，唯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勝利早臨，即建國新奠實基。”[5]毛澤東、周恩來復電七參政員:“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敬佩。”“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吁，促成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商組聯合政府，并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于商談。”[5]6月26日，黃炎培等七參政員對團結問題議定了三條意見:“(一)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會議;(二)國民大會交政治會議解決;(三)會議前，政府先自動實現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6]次日面陳蔣介石，蔣表示無成見，可以商談。于是七參政員決定立即飛赴延安，與中共進行商談。7月1日，黃炎培、章伯鈞、左舜生等六參政員(王云五因身體欠佳未去延安)不顧盛暑長途的勞累，親訪延安，為國共兩黨牽線搭橋。在延安期間，六參政員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就國是問題廣泛交換意見。經過反復磋商會談，達成《延安會談紀要》。《紀要》除雙方達成共識的“停止國民大會進行”，“從速召開政治會議”兩點內容外，還陳述了中共關于召開政治會議的具體建議。7月5日，《紀要》由六參政員帶回面交蔣介石，以便與國民黨政府進一步溝通，達成意見之統一。《紀要》包含了中共與各民主黨派爭取召開有民主實質的政治會議的共同主張，它無疑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對國統區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和推動。這些主張和建議雖然未被蔣介石采納，但卻起到了消除國共歧見的作用，對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和抗戰勝利后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以及國共兩黨的重慶談判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也體現了民盟為促進國共兩黨團結抗日、化解兩黨矛盾、平息內爭、要求民主的真誠愿望和良苦用心。

中國民主同盟遵循“貫徹抗日主張”與“實踐民主精神”兩大原則，與中共密切合作，成為中共的諍友，為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但是，民盟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所主張的民主政治依然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這反映了民盟的一些領導人不了解國家的階級本質，尤其是不了解蔣介石統治下國家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性質，同時，也反映了他們沒有認識到國共兩黨的斗爭實質上是中國兩種命運、兩個前途的斗爭。

總之，民盟作為一支獨立的中間政治力量，在抗戰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它高舉抗戰、民主、團結的旗幟，與中共密切合作，對國統區的民主運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在國共沖突摩擦之時，起了緩和調節作用，為穩定團結抗戰的大局，爭取抗戰最后勝利，以及抗戰勝利后的暫時和平，作出了一定的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1]龍顯昭.張瀾文集[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1991:122.

[2]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資料委員會編.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1941—1949)[Z].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8，26.

[3]姜平.中國民主黨派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185.

[4]中央檔案館.皖南事變資料選輯[Z].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191.

[5]孟廣涵主編.國民參政會紀實(下卷)[Z].重慶:重慶出版社，1985:1430-1431.

[6]南方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編.南方局黨史資料大事記[Z].重慶:重慶出版社，1986:286-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