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現代民主中的協商政治理論與實踐是一個值得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中認真研 究和探討的問題。本文分析了協商民主政治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具體形式在中國的現實 可行性，探究了中國協商民主政治的基本內涵和本質特征。并從豐富和改善我國民主政 治實踐的視角，提出了在現實政治生活中推進協商民主發展的對策。

【關 鍵 詞】協商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民主形態/政治文明建設

一、現代民主發展中的協商政治

協商是指不同的行為主體為協調相互間的關系，共同商量以達成協議，也是政治主體( 個人或社會集團)之間尋求共識、協調行為的重要途徑。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中，協商存 在于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也存在于社會政治生活特別是民主政治之中。早在原始社會 ，協商作為原始民主的基本形式，是處理公共事務的重要途徑。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 協商也一直存在于各種政治活動中，如古希臘城邦民主中的公民大會、五百人議事會， 古羅馬貴族共和制中的元老院、人民大會，中世紀歐洲的等級會議等。協商是隨著政治 社會的發展而不斷地發展的。

在現代民主中，協商是極其廣泛的，從一定意義上說現代民主政治就是協商的政治。 法國思想家盧梭曾論述了公民之間的協商對政治社會的意義，他把社會全體成員的經常 意志稱為公共意志即公意，認為“唯有公意才能按照國家創制的目的即公共幸福，來指 導國家的各種力量?！?注：盧梭：《社會契約論》，第35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在民主政體的政治過程中，協商是政治決策的基礎性環節，協商的結果是代議機關 進行決策的基本依據。在現代民主中，政治權力系統在行使權力過程中也需要協商，通 常體現在立法與行政機關、行政機關不同部門之間、執政黨內部及政黨之間、中央政府 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間、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在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治理中，協 商過程對于公共決策制定、權力與利益分配都是必要性的。協商政治無論是作為基本政 治運作過程，還是一種基本政治制度安排，都廣泛地存在于現代民主政治之中。在法國 、德國、意大利等實行多黨制的國家通常以執政聯盟的形式，通過政黨之間的協商進行 政治利益協調與政府職位的分配。在議會中通過談判、辯論、協商、表決等形式進行政 策和法律的制定。在總統制國家，總統所在的政黨如在議會中不占多數席位，總統決策時往往需要同議會中的多數黨進行協商。在半總統制，如果總統與總理分屬不同的政 黨，他們之間需要更頻繁的協商。在日本自民黨內部不同派系之間的協商對日本政治過 程有重大影響。以利益集團之間的協商作為公共決策依據的組合主義制度，在西方國家 也是比較常見的。當代西方國家在強調政黨競爭的同時，更加關注政黨在政策協調過程 中各種相互沖突的利益，努力限制過度的政黨競爭。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往往同社會利 益集團進行協商，尤其是奧地利、瑞典等一些歐洲國家十分強調政府同社會利益集團如 工會、雇主協會等非政府組織進行協商，以此作為決策的依據。法國社會黨認為，每一 項重大的社會改革都應通過事先與議會和工會等社會伙伴進行協商。隨著西方國家改革 運動的廣泛興起，各種非政府、非營利組織發展迅猛，它們以各種方式與政府有關部門 機構進行協商、對話與合作，形成政府與社會合作互動的局面。英國工黨在決策體制改 革中，弱化了中間級別領導的作用，使廣大黨員和黨外人士可以通過“全國政策論壇” 直接與黨的中央政策機構溝通，并能得到電子郵件等形式的回執，從而形成一種互動式 的對話。德國社民黨通過因特網與黨員和黨外人士進行對話。現代政治系統的運行存在 著廣泛的政治協商。用協商來解決人類政治問題和政治沖突、協調政治行為已成為當代 民主社會的共識。

協商政治是在吸收各種民主理論共同價值和合理成分的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型民主形 態。當代有很多學者都對商議性政治提出了設想，同時也形成了一系列的理論。其中， 尤以哈貝馬斯的商談理論最為著名。哈貝馬斯從交往行動理論出發來探討協商問題，他 批判傳統西方民主制度中的“自由主義”模式和“共和主義”模式，分析了商議性民主 的特點，并提出了實現商議性民主的條件。他用“協商政治”表達既不同于共和派、也 不同于自由派的第三種民主模式，與傳統的西方民主制度相比，商議性政治賦予民主過 程以規范性涵義，它把政治性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的過程置于核心地位，同時依法治國 的原則被理解成為“民主的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高要求交往形式這樣才能加以建 制化”(注：[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 》，第371頁，三聯書店，2003年版。)它的關鍵在于：民主程序通過運用各種交往形式 而在商談和談判過程中被建制化，而這些交往形式則使所有按照該程序得到的結果都是 合理的。更符合人性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在哈貝馬斯看來，商議性政治不僅僅是在理 論的問題上，更是在實際問題上，參與者通過互相產生矛盾和相互商談的辯論過程在原 則允許的條件下最終形成一致的意見。因此，要在有爭議的政治、法律和道德等的問題 上，必須由參加者自身通過各方面的論證，即用商談爭論的方法來達成統一，而這種商 談爭論的過程是在參與者意識到所達成的結論具有暫時性和可改性的情況下進行的。這 一商談理論認為“法制國家制度，尤其是富有生命力的公眾社會是重要的，因為國家的 制度化了的協商能夠從公眾社會中汲取自身的動力?！?注：《現實與對話倫理學》， 《哲學譯叢》，第35頁，1994年2期。)

“協商政治”把公民公共意志的協商放在首位，同時也重視政治精英的利益協調，是 公民協商與政治組織相結合的新的民主模式，這種民主模式期待達成共識的過程，“一 方面是在議會黨團的制度化的協商(Beraturlg)形式中實現的，另一方面又是在社會公 眾及民間團體的政治上的語言交往網絡中實現的?！猩婕暗饺鐣闹卮髥栴}， 以及需要進行規范的事務都可以受到檢討，形成意見和意志。非正式的意見的形成慢慢 地融入到制度化的投票決定中和立法的表決中，它們便在語言交往中產生的權力轉變為 行政管理的權力”。(注：[德]哈貝馬斯：《民主的三種規范模式：關于協商政治的概 念》，靳希平譯，引自中國學術城網。)哈貝馬斯認為，人們通過對話調節沖突和取得 共識，并對政治過程形成約束。“它們具有一種集團政治的性質，這就是說，它們在政 治決策之外進行。它們間接地影響政治系統，因為它們改變著政治決斷的規范框架”。 (注：[德]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第113—114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 000年版。)以政黨或利益集團之間的協商一致作為政治決策的基礎，在現代民主政治中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分析起來現代民主中的協商政治呈現如下基本特征與趨勢：

第一，協商政治的程序是現代民主規范內容的核心部分。從民主政治的程序設計出發 ，在公共利益的框架下，通過有效的協調體制與協商過程，達成利益表達、利益協調與 利益實現，在大多數民主國家，任何重大政策付諸表決之前，需要進行一連串的溝通、 磋商和協調。

第二，審議性民主是對政策問題的公共商議。認為審議性民主的基本含義是對政策問 題的公共商議，公開討論過程可以是結果合法化的方式，而不是作為尋找正確答案的發 現過程。

第三，協商政治的基本主體是政黨或政府、利益集團。政黨或利益集團在政府決策中 的協商，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制度或慣例。西方共識民主理論和組合主義理論著重分析和 研究各種政治組織特別是政黨之間和利益集團之間的協商。研究不同政黨或利益集團在 政府決策過程中的協商，研究制度化的協商。公民則通過參加政黨和社會團體，以團體 的形式參與對公共事務的討論與協商，還可以通過協商，形成社會輿論，對政治過程產 生一定影響。

第四，協商政治以多方協商作為決策的基本形式。政治協商中各政治組織的協商權利 ，一般由法律或政治慣例所保障，協商的過程是互相提供信息，交流意見，形成共識的 過程。通過制度化協商所取得的一致意見作為政治決策的基礎，通常不是一次性的協商 ，而是在一定時期內多次進行的協商。

第五，協商政治的基本原則是協商一致。通過商討和吸納不同意見或相互之間的妥協 來達到意見的一致。在意見分歧的情況下，以商討等方式來取得全體一致，使少數人的 意見也得到了尊重。

第六，在協商政治的過程中，政治組織的活動由其代表或政治精英來完成。政黨、政 府、利益集團都是復合型政治主體，是由若干人與一定的機構組成的政治組織，協商政 治是各政治組織之間的互動過程，也是政治組織與政治精英之間的互動過程。

第七，協商政治作為民主政治的運作，其領域包括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協商。2 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門間建立一種合作對話機制，各種非營利組 織發展迅猛，它們以各種方式同公共管理機構進行協商、對話與合作，推動了公共管理 模式適應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的變遷和發展。政府在制定有關政策如社會經濟政策時， 與社團如工會、雇主協會等進行協商，并以協商結果作為公共政策的依據。

第八，協商從主權國家擴展到國際社會，形成了對話民主。協商政治呈現出把公眾的 協商從主權國家擴展到全球范圍趨向，認為對話民主提供了與他人在一種彼此寬容的關 系中相處的手段。協商而不是主要依賴和使用暴力，已成為解決國內利益矛盾、民族沖 突、地區紛爭和國際爭端的重要手段之一。

現代民主中的協商民主理論與實踐，展示了當代社會政治領域的新動向、新信息，為 我們研究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新形式與新趨勢提供了有益的啟示，對于建設中國特 色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借鑒和參考價值，理性地參與政治生活是人類政治文明進程 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方面協商政治是一種值得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中認真研 究和探討的民主形式之一。

二、協商民主在中國的現實可行性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主政治的發展歷程已顯現出協商民主的某些特征和趨勢。在我 國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協商民主有沒有現實的可行性?是否可以成為民主政治建設的基 本選擇?這都需要我們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與創新的視角，對協商民主在中國存在 和發展所基于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的現實基礎及其對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進行分 析。

第一，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和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協商民主發展奠定了經 濟基礎。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不斷完善，新的利益階 層、組織群體不斷涌現，呈現出經濟結構多元化的環境。恩格斯認為，經濟事實至少在 現代世界中是一個決定性的歷史力量。民主政治形態的發展及其創新必然是與一定的社 會經濟制度相適應。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為民主政治的發 展創造了相應的物質條件，而且促進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一步發展。各種經濟實體有 平等的權利和機會表達自身利益要求，通過各種合法途徑參與政治。從而提供制度化的 協商的各種利益表達途徑。法治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而民主政治與法治是不可分離 的。協商政治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政治生活形態的 核心內容，是新世紀我國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協商民主的發 展是與當代中國的經濟基礎、現行經濟的制度適應的，同時又能夠促進改革開放和經濟 的發展。

第二，現代社會結構的多元利益分化，使協商民主發展的社會基礎不斷擴大。協商民 主與我國的社會結構狀況相適應，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的廣泛性。我國改革開放的日益 深入，經濟成份、經濟利益、公有制實現形式、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和價值觀 念的多樣化進一步發展，為公民追求和增進合理合法的利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 。社會主義民主要求實現人民群眾對國家事務的廣泛參與，與此相適應，要求政治體系 本身要有足夠的容納能力，協商民主政治的確立與發展正是適應這種新的形勢和客觀要 求。它有利于暢通民眾政治參與的渠道，擴大有序的政治參與，形成利益的協調與整合 機制，緩沖不同利益群體要求，以達成一致和協調。

第三，公民和社會擁有廣泛社會資源，促使協商民主發展的體制資源日益增長。隨著 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組織包括民間組織數量不斷增加，民間組織根植于社會，其 最大特點是智力密集、人才密集、信息靈通、運作靈活，其作為國家與社會溝通的渠道 的作用日益明顯。協商政治的發展意味著當代公民民主參與政治的形式日漸多樣化，公 民可以選擇參與的方式，或通過信訪形式直接參與政策過程，或通過人大、政協等制度 性機構的代表、委員等來間接參與政策過程。也可通過加入社會組織的方式來參與政策 過程。公民可以根據自己利益的領域、性質和程度來選擇不同的渠道、采取不同的手段 來實現利益表達。協商政治是利益表達的適宜形式。

第四，協商民主是適應中國文化的民主形態。文化理念的不同，孕育了不同的民主模 式。協商民主的確立和發展與中國政治文化密切相關。中國哲學奉行“和”、“中”的 思維，體現在政治價值觀念上是重諧和，貴合一，和為貴。孔子的仁政，意味著統治者 與民眾和諧，孔子強調：“禮之用，和為貴。”孟子認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 人和。”儒家經典《中庸》指出：“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敝袊鐣昂汀笔亲罡邷?則，由此形成了中國的和合文化傳統。人與人和諧就要對等和平等。孔子在《禮記·禮 運》篇中提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政治理念，就是平等和諧的大同社會?？涤袨橹洞笸?書》，孫中山提倡“五族共和”。中國的政治，正如嚴復所言，“貴一道而同風”，梁 漱溟也認為，“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中國的政治社會強 調共濟、協調、互補，和諧共事，“君子和而不同”的基本精神?！昂椭C而又不千篇一 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長，不同以相輔相成。”(注：參見2002年10 月24日江澤民在布什圖書館的講話。)這種政治文化傳統基礎為協商民主的發展和確立 提供了良好的文化背景。

第五，科技和信息網絡的迅猛發展為協商民主的發展奠定了科學基礎，提供了技術支 持。網絡的出現及其發展，為政治信息的輸入和輸出提供了極其寬敞的通渠，為公民政 治和社會事務的參與提供了新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現代信息傳輸網絡為公民政治參 與提供了快速便捷的信息通道，便于民眾對政府行為的參與和討論，公民可以迅速了解 國家的政策法規和政治運作程序，可以直接向有關政府部門進行咨詢，表達自己的利益 要求，實現從“受眾”到“對話”的轉變。網絡技術改善并擴大了政治參與的途徑和手 段，公民能通過眾多的渠道表達政治意愿，依托高科技的民主表決形式，既維護了公民 的政治權利又加強了國家政策的合法性。信息傳遞和反饋速度的提高，可使政府決策建 立在可靠的客觀基礎上，信息系統的建立，使政府越來越多地把決策制定權轉移到基層 人員手中，賦予基層和個體更多的民主，使得公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以及民主流程發生 了變化。人們開始嘗試一種更廣泛、更充分的協商民主。網絡為協商民主發展準備了科 學技術條件手段，注入了強勁的活力與動力。

協商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發展形式和政治文明建設在當代的重要內容，有著其深 刻的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的歷史與現實的深厚基礎，有其現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現階段中國民主形態既扎根于社會主義原則之中，又處于不斷的變動、創新和發展之中 。商議民主和一個與之相適應的小康政治的合理化社會情境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這種 政治過程“既適合于建制化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形式程序所支配的政治，也適合 于非正式地發生于公共領域網絡之中的政治”。(注：[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 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第375頁，三聯書店，2003年版。)是實現 民主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的必然途徑，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文明美好的政治生活的 新思維、新實踐。協商民主可以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路徑之一。

三、中國協商民主的基本內涵與特征

如何吸取現代民主中的協商民主政治的理念，并根據中國國情加以制度創新?中國協商 民主政治的基本內涵、結構、功能是什么?需要進一步研究和探討。

協商民主的發展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我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堅持和完善，是現代民主 形式的一種發展和創新。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確立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 組織與制度。毛澤東指出：“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共產黨應當 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耙獙W會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善于同別人商量 問題?！?注：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8-810頁，第1062頁，人民出版社，1 991年版。)周恩來說：“新民主主義議事的特點之一，就是會前經過多方協商和醞釀， 使人家都對要討論決定的東西事先有個認識和了解，然后再拿到會議上去討論決定，達 成共同的協議?！薄靶旅裰髦髁x的議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決，主要地在于事前的協商 和反復的討論?！?注：《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29頁，第134頁，人民出版社，1 991年版。)鄧小平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繼續需要政協就有關國家 大政方針、政治生活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中的各項社會經濟問題，進行協商、討論實行互 相監督發揮對憲法和法律實施的監督作用?！?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87頁 ，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馬克思主義的民主理論和統一戰線理論為中國協商民主的 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協商民主的發展是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完善，反映了時代對當 代中國政治文明建設的新要求。江澤民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和政治協 商制度是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項基本制度的優越性，把它堅持好 、完善好、落實好”。(注：江澤民：《大力加強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為完成新世紀宏偉 任務服務》，《人民日報》，2000年12月5日。)協商民主體現了從政治協商向雙向互動 的協商民主的發展，政治協商是協商民主的重要內容之一，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各方 面愛國人士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和地方重要事務以及群眾生活等重要問題進行討論協商， 以求取得共識，使各方面利益的不斷協調。協商民主實現良性互動，有助“合作”、“ 協商”、“監督”提高到更高的水平，推動我國民主政治不斷發展和完善。

協商民主較之政治協商，其協商主體進一步擴大。我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的 主體是中國共產黨與八大民主黨派，而協商民主除八大民主黨派外，還將有諸多的團體 依法參與國家公共事務的協商。協商者不僅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精英，還擴展到普 通的老百姓；協商民主較之政治協商的協商渠道更為多樣和豐富。政治協商的渠道主要 依靠的是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而協商民主要求建立和完善長效機制，有豐富的渠道和 程序來容納不同階層的參與，在法律允許的范圍有更多的團體組織的形成。在協商民主 下，將允許公民充分將自己的利益訴求表達出來，為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創造了條件。 通過與國家的公共決策主體進行協商，達成符合人民意愿的政策方案；協商民主較之政 治協商更注重民主的程序化。政治協商強調政治參與的民主權利，而協商民主不僅重視 政治參與的民主權利，而且十分注重民主的程序性，重視技術知識在政治程序上的運用 ，及民主的可操作性。商議性的民主程序在實用性、妥協、自我理解性商談以及正義性 商談之間建立起了一種內在的關系。民主程序的合理性，可以最終達到合理或公平的結 果；協商民主較之政治協商，民主的領域不斷拓展。政治協商體現的是政治生活的民主 ，而協商民主還注重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民主，更關注政策過程的利益整合和利益 協調。當利益和價值取向在共同體內部相互沖突并不能達成共識時，它們需要的是一種 平衡。把更多的利益主體納入到決策領域和決策過程中來，可以依靠彼此之間的協商來 實現利益的平衡。協商民主較之政治協商，民主的范圍進一步擴展。政治協商體現的是 國家形態的民主，而協商民主意味著從國家形態的民主發展到公民形態的民主，政治的 重心從國家轉向公民社會，建立相互之間的責任關系，實現國家與公民社會合作互動、 良性共治。

我國協商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的形式，從基本政治制度到政治體制和運行機制體現 著多層次、多方面的政治關系，包括國家內部的關系、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社會內部的 關系。從國家形態的民主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 度，是協商民主的現實政治制度基礎。在政治運行機制上，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實行 民主協商和多數表決相結合，體現了民主協商、民主監督與民主決策的關系，從公民形 態的民主看，基層民主與社會自治制度是協商政治生活展開的重要社會基礎，體現了公 民權利的行使和人權的保障。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體現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 治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這些制度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正是這種內在聯系，形成 了我國獨有的協商民主的政治機制，它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政治結構相適應，體 現了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突出特點和優勢。

協商民主政治需要政治權威來主導，中國共產黨在協商民主中處于領導核心地位。奧 地利學者凱爾森指出，“現代民主完全是建立在政黨之上的；民主原則應用得越徹底， 政黨就越重要?！?注：[美]喬·薩托利：《民主新論》，第155頁，東方出版社，1993 年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作用是中國協商民主政治發展的重要政治基礎。要在中 國這一個超大規模的后發國家實現現代化，應對經濟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的挑戰， 中國共產黨必須要適應社會變遷，將來自不同民族、不同社會階層的政治資源、利益和 需求聯結，吸收并同化于政治體系之中，為社會政治參與提供制度化的組織、程序和途 徑，以形成統一的意志和團結的力量，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條件。協商民主不論 是其組織體系還是程序過程，都必須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本著“共存、合作、發展” 的基本價值和目標，把協商作為基本的途徑，讓盡可能多的公眾參與到商談中來。提高 黨在全社會的凝聚力和影響力，使執政黨能夠有效地主導社會的發展和變化，把握社會 發展的方向。從而發揮政黨在現代政治文明中的民主功能，以保證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 。

協商民主是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策過程和活動。協商民主作為中國社會主義民主 模式之一，其制度重心是要求一個高效的服務型的責任政府。協商民主以服務于公共利 益為宗旨在行為方式上以協同為主導，政府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有效和負責的回應 ，協商民主以國家與社會互動和公民的政治、經濟、社會權利為基礎，通過穩定的、決 策能力和行政能力強的責任政府與大市場來有效實現社會公共利益。它改變了執政方式 ，將效率和責任引入到了公共政策的決策機制之中，由服務于權力轉向服務于公益，使 權力的結構更合乎現代民主的要求，建立一種新的效率與公正結合的機制，尋求并保持 社會秩序、民主和社會公正之間的平衡，更有效地治理國家和社會公共事務。

協商民主以和諧為核心價值觀，建立起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平衡機制。協商民主注重發 揮工會、共青團、婦聯、各種協會等社會群眾團體在政治參與中的組織作用，積極發展 中介組織、第三部門、自愿者組織等非政府組織的活動，把它們培育成為黨和政府與社 會之間的紐帶和緩沖區間，以拓寬政策層與人民大眾聯系的渠道，激發非政府部門所蘊 藏的巨大潛能。積極發展基層民主和社會自治，維持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平衡。

協商民主體現了“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結合和辯證統一” 為基本特點的社會主義的政治文明的內涵。協商民主的發展要求以中國先進生產力的解 放和發展要求為基本出發點和立足點，具備了契合中國現代化需要的優勢和特點；以維 護人民根本利益為著眼點和落腳點，反映現代化的先進文化和文明，以政治文明發展為 基本取向，體現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理念即人民當家作主，真正保障人 民民主的充分實現。我國協商民主作為是現代民主的新形態，呈現出如下特征和趨勢：

第一，協商民主的發展體現了從保護型民主向可治理型民主的轉型。這是適應社會和 政治環境發展變化的一種政治制度適應性變遷。協商民主不只是關注政策過程中公民參 與，更重視政府向社會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是否均衡合理地體現了有關階層和有 關群體的利益。治理型民主為公共政策趨向于公共利益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制度平臺，是 多個平等的主體在網絡中協商形成治理的方案。協商民主是對西方代議民主制超越。從 保護型民主向和治理型民主的發展和跨越，展示了全球化、市場化、信息化時代和社會 主義實踐對民主政治的客觀要求與未來趨勢，協商民主引導與促使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 設更加適合中國的基本國情，符合時代及世界文明發展潮流。在治理上，尋求從多維的 角度看待公共生活和政治，并建立國家與其他社會組織以及個人之間的責任關系，尤其 強調強有力的公民社會對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必要作用。

第二，協商民主表現為政府與公民的良好合作，體現了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新穎關 系。在協商民主的框架下，政府與公民的共同努力，突出政治和社會力量之間的平衡， 公民在公共事務管理中的作用將變得日益重要。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政 府對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時、有效和負責的回應，政治信息公開、透明性；公民廣泛、有 序的政治參與，過著和平、安全、團結、富裕的生活。一方面，堅持政府在社會力量之 間的組織和調節作用，明確市場與國家職能、個人與社會的作用，并在國家和個人之間 形成新的分工；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各種社會機構，組織的作用，實現政府、經濟和公 民社會之間的一種和諧關系。

第三，協商民主的特色是民主協商與民主決策相結合，體現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在我國 政治生活中的完善和發展。協商民主能夠在決策過程中較好地做到既尊重多數人的意愿 ，又尊重和照顧少數人的合理意見與要求，克服了單一的多數通過的民主決策機制的缺 陷，在實現多數人的民主權利的同時，使少數人的意見得以充分的表達，使尊重多數和 保護少數相統一。協商民主的過程，也就是發揚民主，廣開言路，群策群力，集思廣益 的過程，通過一定的規則和程序，在國家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將要決策的問題，進行廣 泛的醞釀、磋商、討論，開展充分、反復的民主協商，進行不同意見的比較研究，吸收 任何對國家和人民有利的因素，很多好意見被集中到決議或決定的草案中去，實現民主 與集中的辯證統一，民主協商與民主決策的結合，提高了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

第四，協商民主把規范與事實聯系起來，體現了民主的法治化程序化。協商民主為社 會政治參與提供有序化的民主參與渠道、制度化的組織程序和途徑，體現了民主理性和 民主程序相結合的原則。協商民主政治系統也必須像其他政治系統一樣通過法律媒介而 同所有其他具有合法秩序的領域進行交往。協商民主需要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依 靠民主的法制化、程序化來實現。協商過程就是不同意之間進行充分的理由交換的過程 。其核心在于公眾意見或意志的構建或形成，協商民主“離不開民主地構成的意志形成 過程與不具有正式形成的意見形成過程之間的相互作用”(注：[德]哈貝馬斯：《在事 實與規范之間—關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國的商談理論》，第382頁，三聯書店，2003年版 。)。協商民主保證了人民的利益在決策中得到真實體現，是中國現代化建設所必需的 較高的政治參與和長久的政治穩定并存的保障。

第五，協商民主適應了現代化變遷中小康社會對于穩定與發展及權威與民主的需要。 協商民主具有與中國國情相適應的結構，是一種既有結構的多元性、又有核心的一元性 的特點和優勢的民主形態，是對社會主義理念與民主的價值追求，是社會主義和民主兩 大根本原則的制度創新。它既能發揮不斷擴大政治參與的功能，體現了現代民主的平等 、協商、合作精神，又有利于形成統一的意志和團結的力量，體現了嚴格的統一與權威 。協商民主是現時代黨和政府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是中國現代化對民主形式的一種理性 選擇。

四、發展協商民主，推進政治文明建設

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需要走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協商民主的發展需要循 序漸進，“在黨的領導下有步驟、有秩序地推進”。協商民主的發展是在保持當代中國 社會主義政治形態和基本格局不變的情況下，與時俱進，實現的一種制度創新，以適應 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的要求與趨勢，推進我國民主政治的程序 化、制度化、法治化建設。發展協商民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需要從多層次多方面 展開。

第一，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創新。協商民主的發展過程是政治 體制改革和完善的過程，是實現民主法制化、程序化、制度化的過程。要不斷發展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等基本政治制度，這是協商民主發展的政 治制度基礎。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 ，規范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系，通過法定程序，使黨的主張成為 法律法規，通過政治協商，使黨的主張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從而形成黨委總攬而不包 辦，協調而不替代。加強民主的規范化和程序化建設，充分發揮人民管理國家和社會事 務的功能，使公民有機會對公共問題發表看法，提出利益要求，形成人大和社會之間良 好的聯絡和互動關系。對我國協商民主發展中顯現的創新形式，如人大旁聽制度、聽證 制度等，要進一步完善和制度化。不斷豐富和拓寬公民參與社會政治過程的渠道，如確 立人大主任接待日、建立人大代表聯絡區、開通人大信息網、開設人大信箱建立，完善 代表述職、評議制度等等，公民的參政、議政提供便利，通過制度化程序化渠道來影響 權力機構的立法過程。進一步發揮政協的作用，推進政協工作進一步規范化、制度化并 逐步納入法律化軌道，建立黨際之間、政府與人民團體之間、社會利益集團之間協商機 構，形成協商議政多樣化的新格局，成為一個重要的民意吸納和提取機制。發揮人民團 體、咨詢智囊組織參政議政的功能，在表達民意、吸引民眾參政及其提供政治決策幫助 等方面起重大作用。

第二，建立市政決策與市政管理的民主協商機制，加強國家權力與社會自治權力的交 互作用。在現代化進程中，城市日益成為公共政治生活的中心，協商民主發展的突破口 應是改革和完善地方政府特別是城市政府的市政管理與市政決策機制。協商民主要圍繞 城市管理中與人民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公用事業價格調整、公共交通、房屋拆遷安置、 教育和醫療衛生、勞動和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和城管執法等問題展開，使利害相關各方 都能充分發表意見和參與決策，通過采取精英吸納、決策咨詢、公開聽證、協商對話、 媒體討論等多種形式的有效協商過程，化解社會矛盾，達成利益協調，提高政府在解決 公共問題、滿足公民和社會需求方面的有效性和回應力，提高公共服務質量。要加強政 府與公眾的互動交流，在政府與公民形成了一種良好的合作與協同的關系，共同承擔社 會公共管理事務的責任，維護都市的政治穩定，推動經濟和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

第三，發展基層民主，完善社會自治，發揮基層群眾民主自治的功能。發展社會生活 中的基層民主和群眾自治，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是協商民主得以發展的社會基礎 。在農村要進一步推進村民自治發展，完善村民自治的實現形式，規范議事規則，實現 村務公開。當前村民自治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套民主規則和民主程序，把民主選舉、民主 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制度落到實處，使村民自治走上規范運作的軌道，向制度化 方向邁進。加強鄉村基層民主建設，逐步使其與國家體制的民主建立起真正的互動關系 ，促進了農村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城市要發展基層社區自治，實現社區管理的民主化 。進一步發揮居委會、業主委員會的作用，豐富基層民主的內容和形式，在制度上賦予 公民的民主參與的基本權利，由人民群眾按照公共生活的共同需求和意愿，運用法律和 道德等手段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通過有效的政治參與來實現自己的利 益要求。積極推進企事業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要強化基層工會的維權職能 ，在法律框架內推行協商工資制度?；鶎訁f商民主的發展，要適應新形勢的變化，推進 動態的政治穩定機制的建設，促進社會全面、和諧發展，實現社會公正。

第四，改革和完善公共政策系統，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程度。加強政府與社會 的合作，通過公共政策系統及其活動的制度、程序和規則建設，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 分反映民意、廣泛集中民智、切實珍惜民力的決策機制是協商民主發展的重心。協商民 主發展要求政府在公共政策過程中，把政治協商納入了決策程序。形成決策前的咨詢論 證制，決策中的議決制和決策后的責任制。要完善社會聽證制度，不斷提高聽證參與者 的代表性。要健全專家咨詢制度。政府進行重大決策前，要最大限度地組織相關專家群 體，在決策過程中進行廣泛咨詢，虛心聽取專家、智囊團的意見。進一步完善政府重大 決策社會公示制度，政府決策程序及理由要公開透明。

第五，加強公民教育，培育社會主義公民社會。公民的民主素養與民主能力是協商民 主發展的關鍵性條件。協商民主作為社會主義民主形態，其本質或內在價值是真正確立 人的尊嚴的、自主和自治，塑造負責任的公民，造就全面發展的自由人。公民社會的發 育成熟在于培育公民政治文化，重視公民教育，加強公民社會能力建設。要為公民依法 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通過有效參與政治生活，逐步培養公民的民主與法制 觀念，提高責任感以及理智的政治判斷能力，培養公民政治參與的技巧和能力，學會相 互妥協和寬容，實現公民權利與義務的協調發展。協商民主需要根據市場經濟和公民社 會發育成熟程度循序漸進地加以推進。

第六，發揮大眾傳播媒介的功能。協商民主政治離不開現代的信息傳媒系統，現代化 的傳輸手段，使民主政治能夠在深度與廣度上展開。發揮大眾傳播媒介的政治導向和政 治參與應當構成協商民主發展的重要環節。新聞傳播形成多維度、多層次、多渠道的網 絡體系對黨和政府的政策進行宣傳，并實施有效監督，同時也為公民發表意見提供一個 便捷窗口，為公民進行民主協商、政治參與提供及時便利的信息支持。為協商民主發展 創造一個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

中國政治文明建設趨向協商性民主。協商民主形態發展的趨勢反映了人類政治文明發 展的當代水平，是人類共享的文明成果，其基本趨勢展示了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時 代，人類歷史和社會主義的未來走向。協商政治是伴隨著政治體制改革和有中國特色的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逐步建設而發展，使中國民主政治在新世紀走在世界政治文明發展 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