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民民主”、“法制建設”、“有效政府”、“政經結合”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四點基本共識。中國推進民主現代化的進程需要克服“制度起點高”和“基礎比較低”的巨大落差，繼續堅持“四點基本共識”。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繼續堅持經濟建設和公民社會建設，加強黨的執政建設和政府職能建設。 [關鍵詞]民主；共識；現代化

“黨的執政舉旗幟，人民當家，世界大趨勢。波瀾壯闊三十年，實踐證明硬道理。現代民主路遠兮，漫漫荊棘，成功貴堅持。世紀書寫中國卷，科學發展是共識。”以一首不規范的“蝶戀花”開啟本文，是想表達這樣兩句話：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中國民主現代化的實現還需要很長時間。 一、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已經形成了基本共識 有人會說，你這個標題有問題，共識在哪里呀?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和發展經驗。中國還稱不上“民主國家”，至多可以稱得上“轉型期”國家，是從專制制度轉向民主制度。如果說得嚴重一點，你就是個典型的“黨專制”國家，哪有民主?有人當然反對這樣的觀點和評價，認為西方那一套在中國行不通。普選目前不可行，競爭性政黨制度不可行，權力制衡和公民社會自治也不可行。中國同西方發達國家的民主相比有巨大的制度優勢。此謂好得很，彼謂糟得很，總之沒有“共識”。 如何認識中國政治制度的性質和評價改革開放30年中國政治建設的成敗，國內外確實存在不同的意見和分歧。但科學的評價不是憑學者們的主觀看法，而是由中國政治建設的實踐決定的。實踐出真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從中國政治建設的實踐出發，無論對中國政治建設持何種看法和觀點，以下基本事實是不能否認的： 1，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那一天起，人民民主就是中國政治建設的主題。也就是說，中國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屬于民主性質的政治制度，不是屬于專制性質的政治制度。不過這種“人民民主”與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有本質的區別。鄧小平就講過：“一定要把社會主義民主同資產階級民主、個人主義民主嚴格地區分開來，一定要把對人民的民主和對敵人的專政結合起來，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紀律、民主和黨的領導結合起來。”鄧小平講到的這“五個結合”，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本質區別是“人民當家作主”，而自由民主與人民民主的本質區別是“個人權利優先”。人民民主的核心價值是人民主權，強調的重心是“主權在民”，所以人民民主把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要動員國家和社會力量為實現人民這個階級聯合體的權利和根本利益而奮斗，個人權利的實現要以人民權利和根本利益的實現為前提。而自由民主首先就不承認“人民權利”的存在，認為“人的權利”都是個人的，沒有集團的。個人權利的根本是生命、財產和自由。所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價值是個人權利，強調的重心是“自由在人”。個人權利優先，人權高于主權，這也是近代以來為何西方接受民主制度的真實原因。因為經自由主義改造后的民主實質實現了自由對民主的轉換或替代。自由民主要體現和維護的不是多數民眾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所謂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個人權利，其實質是保障社會精英集團對政治權力的控制和壟斷，保護私有制下個人的生命權、財產權和自由權不受國家公權力的侵犯。在現代西方，熊彼特也好，達爾也罷，無論主張什么民主的內涵和定義，經驗的或規范的，其基本內涵都是強調個人的參與權、表達權、知情權、監督權的實現，尤其體現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指標是平等的選舉權的法制規范和保障。現在西方比較有共識性的自由民主的經驗性定義都與個人權利有關。因此，我們可以把自由民主作這樣的經驗性描述：“一次性授權的資本和強勢集團多元競爭的人權民主”。而“人民當家作主”，從我國目前正在探索的典型經驗和發展趨向出發，則是追求“人民大眾在選舉、決策、管理、監督的全程參與與黨政統合的有效政府體制相結合”。“全程參與”和“有效政府”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兩個關鍵區別點。 2，改革開放前我國曾嘗試走國家民主社會化的實現道路，給人民以充分的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等項自由，并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四大”法定形式加以保證。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國家是統治階級掌控的超越社會之上的一種強制力。階級社會的國家就是以暴力為依托使社會服從階級統治秩序的一種力量。所以，社會主義政治建設不僅要為實現最廣大的人民權利和根本利益而奮斗，同時也要在這一過程中探索國家回歸社會的實現道路，為消滅階級和國家、實現社會自治創造條件，即實現社會從強制管理向自覺管理過渡。但改革開放前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給我國留下了沉痛的教訓。“十年動亂”證明：國家民主的社會化和人民自治是需要條件的；人民行使自由權是要有限度的；無政府、無秩序、無法紀、暴力盛行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社會基本秩序和基本人權都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更不是民主。現代化的民主不僅要實現“主權在民”，更要實現“自由在人”。“主權在民”和“自由在人”的結合是現代民主的一般特征。不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兩者的關系上和政治主體的定位上排序和目的不同。但無論什么性質的民主，現代民主都需要法制化，“主權”和“自由”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來規范和保證。沒有法制規范和監督的權力和權利，哪一個走向極端或濫用都會使國家和社會陷入動亂和災難。正是基于“十年動亂”的教訓，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明確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人民民主要通過制度、法律來規范、保障和實現，是鄧小平為中國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遺產之一。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沿著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實踐路徑不斷推進，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設和體制創新不斷加強。“依法治國”成為黨領導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方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成為中國發展進步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普遍共識。 3，共產黨領導的相對集中的國家政權體系，對于發展中國家有組織和集中使用有限的國家和社會資源，用于國家和社會發展最急需的領域、實現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中心任務，解決國家和社會急需解決的困難和問題，保證現代化建設有步驟按計劃推進，保證持久的宏觀政治穩定。較之現代發達國家的政權體系，具有明顯的制度優勢。建立在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理念基礎上的國家政權，建立在私人資本基礎上的國家政權，無法實現國家和社會資源的有組織的高度凝聚和優化配置。“有效政府”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一個以“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為建設目標的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