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鄧小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他所創立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叉理論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與此同時，他的制度倫理思想也逐漸形成，并對我國的制度建設、道德建設起若推動作用，在客觀上也促進了市場經濟的發展。

【論文關鍵詞】制度倫理；產生基礎；鄧小平

一、制度倫理的概念及其含義

目前，學術界對制度倫理的理解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三種：制度中心說，倫理中心說，雙向互動說。

綜合分析，筆者比較贊同龔天平先生的“雙向互動說”，他認為：“制度倫理是人們從制度系統中汲取的道德觀念和倫理意識與人們把一定社會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提升、規定為制度，即制度倫理化與倫理制度化兩個方面雙向互動的有機統一。”它包括兩層含義：

(一)制度倫理化

“從制度的客觀層面來說，制度倫理就是制度通過其強制性的準則、規則在整合和調節各種利益矛盾時所表現出來的倫理性和倫理功能”，這是制度倫理的第一層含義，強調的是制度的道德性。

(二)倫理制度化

倫理制度化其實就是制度所承擔的倫理功能。市場經濟的建立需要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需要把一部分道德要求由對于個體的內在的軟約束變為外在的硬約束規則。也就是需要人們把一定社會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要求提升而制定成制度，并在道德生活領域貫徹執行，是人們從制度方面解決社會生活領域的倫理道德問題。這是從實際操作層面來理解制度倫理，是制度倫理的第二層含義。

二、鄧小平制度倫理思想產生的文化淵源和實踐基礎

(一)鄧小平制度倫理思想產生的文化淵源

有關制度倫理的思想，并不是鄧小平的獨創，在歷代思想家的言論中，都或多或少地閃爍著制度倫理思想的火花，鄧小平制度倫理思想正是對這些思想火花的繼承和發展。早在先秦時期，儒家倫理就開始表現出非常強烈的道德政治化和倫理秩序化的意向。孔子賦予周禮以完美的道德解釋和倫理解釋，并把光復周禮作為其最高社會倫理志向；孟子對“仁、義、禮、智、信”等基本道德規范的系統論證，包含著使儒家倫理在社會生活中普遍化和秩序化的努力；而茍子的“禮”論實際上已經是一種準政治法律規范論。但是，儒家傳統倫理的規范系統總體上只能適應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生活需要，或多或少與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制度結構和秩序要求相沖突，因此，必須對其加以揚棄。

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中的有關制度和倫理關系的思想以及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都是鄧小平制度倫理思想產生的倫理文化淵源。此外，鄧小平對西方民族的優良的倫理道德傳統如公正倫理原則、民主主義精神等的借鑒，也是其制度倫理思想的文化淵源之一。“特別是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興起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西方民族基于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內在要求的一系列‘客觀’倫理精神，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鄧小平制度倫理思想產生的實踐基礎

認識來源于實踐。“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同樣，如果離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踐，鄧小平制度倫理思想也就無從產生。

在探索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發展市場經濟的實踐中，人們逐步發現了原有的經濟模式和政治體制的弊端，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也有一個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過程，打破了我們過去認為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先天的優越性和合理性的思維模式，從而對制度進行倫理分析和倫理規范就被提上日程。鄧小平制度倫理思想正是在這樣的實踐基礎和現實需要之上產生的。

三、鄧小平制度倫理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制度評價標準的原則

1、歷史性原則。鄧小平曾經指出：“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研究和解決任何問題都離不開一定的歷史條件”，并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按照不同的時間來對待問題。因為社會制度、倫理準則等都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斷演化。“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雖然每一次制度的更迭或創新都可能會促進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但隨著客觀情況的變化，這種制度也會慢慢變得不適應現實發展的需要。所以，對制度進行道德評價，必須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動態地、歷史地考察制度的現實合理性程度，根據歷史的發展，適時地調整道德評價標準。

2、普遍性原則。針對同一時期的同一制度，不同的評價主體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出發，會做出迥然不同的道德評判結果。這就要求我們對某一制度的優劣做出道德判斷的時候，必須堅持普遍性原則，也就是要從大多數人利益的角度出發，而不能僅僅從某個階層、某些人利益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在談到中國為什么要選擇社會主義道路而不是資本主義道路時，鄧小平指出：“道理很簡單，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擺脫貧窮的問題。”這充分說明，在對制度進行道德評價時，必須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堅持普遍性原則。

3、層次性原則。從縱向上看，制度包括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次。一個國家的根本的社會制度如根本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屬于宏觀層次；根本制度下的各種社會體制如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教育體制等屬于中觀層次，是根據宏觀層次的原則和要求做出的對社會運行機制的規定；而任意一種體制下的具體的制度安排，也即各種規章制度則屬于微觀層次，如勞動就業制度、勞動報酬制度、聘任制、辭退制等。針對不同層次的制度需要有不同的道德評價標準。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更不是共產主義。”這其中就隱含了對制度進行評價的層次性原則。

(二)制度合理與否的評價標準

1、宏觀層次上根本制度的評價標準。關于宏觀層次上對根本制度的評價，鄧小平指出：“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合理與否與進步與否的集中概括。因此，社會主義制度要得以鞏固和發展，體現出強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就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使社會的物質財富不斷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而在此基礎上向更高的目標邁進。

2、中觀層次上體制制度的評價標準。第一，政治體制的評價標準：民主和法制。政治體制，是實現社會根本政治制度的具體組織形式及其運行機制的總和，包括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等。鄧小平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確，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產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以上這三條排除掉前面已經論述過的生產力標準，就是說民主和法制能否實現以及實現的程度是我們評價政治體制的主要標準，只有實現了民主和法制的結合才可能實現政局的穩定，增進人民的團結。第二，經濟體制的評價標準：效率和公平。效率原則是鄧小平評價經濟體制時堅持的基本原則。“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這要表現在許多方面，但首要表現在經濟發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如果一個經濟體制由于無效率和生產不足而不能滿足人民的根本需要或不能實現人的潛能，那么它的存在就沒有倫理基礎或道德理由；相反，如果一個經濟體制是有效率的和生產充足的，因而也是能夠滿足人的根本需要的，那么它就有存在的道德理由。”在分配領域，鄧小平主張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多種分配方式，在效率優先的前提下，要兼顧公平，既要反對舊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又要防止兩極分化，這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的要求。他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張。第三，文化教育體制的評價標準：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文化。 經濟、政治、文化是構成人類社會有機體的三個基本領域，相對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政治體制而言的社會主義文化教育體制，必須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文化，這是對其提出的最基本的倫理要求。鄧小平十分重視人民文化素質的提高，他反復強調文化建設的根本問題是教育人，教育是一個民族最根本的事業。關于教育體制，鄧小平對招生、考試、管理、科研以及提高教師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指出教育必須同國民經濟發展的要求相適應，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3、微觀層次上各種具體制度的評價標準。微觀層次上各種具體的制度安排是指一定群體根據宏觀和中觀層次制度的要求，依據本群體、行業、部門的實際情況而制定的人們共同遵循的行為準則和辦事程序規則，如勞動就業制度、勞動報酬制度、聘任制、辭退制等。不同性質、不同領域的制度安排，在道德上都有各自的特殊要求，因此在對其進行道德評價時要依據不同的標準。在勞動就業方面，要實行平等就業，反對地方保護主義和行業保護主義；在聘任制方面，要實現公平、公正的競爭；在辭退制方面，要符合法律規定，不能隨意辭退等。但總的來說，對各種具體的制度安排有一個共同的、基本的要求，那就是要和我國的基本制度相適應，要有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運行和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

(三)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目標

1、首要價值目標：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力是一切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是推動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鄧小平曾反復強調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并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要發展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優越性最終要體現在生產力能夠更好地發展上。”社會主義發展生產力的目的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這也是為進入共產主義創造物質條件，因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此外，要發展生產力，首先要解放生產力，要從根本上解決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目標。與此相適應，社會主義制度的首要價值目標就是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2、更深層次的價值目標：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剝削在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現象，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只有在社會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基礎上才能消滅剝削。兩極分化是和剝削制度相聯系的一種社會現象。因此，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是和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緊密相聯系的，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內在要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必須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為前提。同時，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又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下人與人之間根本利益一致基礎上的新型利益關系，是達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證。

3、終極價值目標：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之一。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在鄧小平看來，共同富裕既是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也是社會主義的最大優越性。社會主義不但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且要使人民創造的財富真正屬于人民，實現共同富裕。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要通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體現出來，也就是“富裕”，而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則是要使富裕成為“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的實現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的必然要求，三者之間是逐層遞進關系。

之所以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價值目標劃分為三個層次，是為了便于理論分析。實際上它是一個嚴密的整體。一方面，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為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創造物質條件，反過來，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又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提供社會條件；而二者又都是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前提，在現實的社會發展過程中，三者更是融合在一起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