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已故歷史學家黃仁宇曾一再倡導用大歷史的眼光研究中國歷史，分析歷史人物。概因對于一個時代、一個人物，局限于一時、一國的視野，便難以得到清晰的認識，因而須將時間拉長，辯明其所處的時間點，同時站在高處去俯視。

對于鄧小平這樣一位政治領袖和他開創的改革開放進程，亦須將其放置到這樣的視野中。這個視野就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化的歷史大勢——當然這有別于我們通常所說的狹義的“四個現代化”。

參照中國傳統標準，一個人若想獲得不朽，也就是贏得后人懷念而“偉大”，須在三個方面異常突出：立德、立功、立言。鄧小平為人耿直、疾惡如仇，文革中曾多次與江青、四人幫等人叫板，可謂“立德”；創建紅七方面軍、領導百萬大軍挺進大別山，后又開創改革開放新歷程，可謂“立功”；以簡短的語言說明建設的方向和理由，可謂“立言”。有此三不朽，鄧小平已然進入了歷史偉人的行列。

目前國內的紀念大都是圍繞這些方面展開的，以說明鄧小平的光輝成就和歷史功績。

但這種判斷并不能完全準確的解釋他和他的改革。

鄧小平的改革是在毛澤東奠定的現代化基礎上，順應大眾之需的可貴努力，更是中國近代以來整個現代化和全球化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當然，嚴格地說，鄧小平時代的萌芽是在1975年：鄧小平的大力整頓，這也是他后來撥亂反正的預演，也為他獲得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毛澤東去世，鄧小平逐漸獲取了從軍事到輿論的最高權力，從而能夠進入一場與毛澤東貌似不同實則歷史使命相同的大改革。）

二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一直在一個相對封閉和自主的空間，以不斷的王朝更替實現著政權合法性的轉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一直顯示著超強的穩定性。盡管明末已經出現一定規模的手工作坊，但按照中國政治經濟結構的相互依存邏輯，中國并不能在短時期內自然的演進到以市場經濟和數目字管理為特征的現代社會。清朝中前期的政治經濟狀況正好反映了這一點。雖然乾隆時期人口激增，生產力亦有大幅度提高，但整個國家的發展卻日益走向封閉。而此時西方強國正以資本全球化擴張為軸心啟動了整個世界的現代化進程。

接下來便是兩個世界不可避免的相遇。“天朝上國”和“天下中心”的心態和文化悠久的優越感使清朝政府不可能答應與西方列強建立不平等的商貿關系。列強要的是利益，最終選擇用槍用炮，打開清朝的大門。

中國的失敗，開啟了有別于以往改革的新努力。洋務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的第一次努力，從經濟，技術上虛心學習。這一努力直到甲午海戰被日本戰敗方告破產。進而中國人反思，中國的問題不在技術而在制度，日本戰敗中國亦因其實行君憲政治。所以有康，梁的激進政治變革，試圖從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上改變中國的被動局面，激發這個老大帝國的生命力。但因改革難以取得既得利益權貴的支持而失敗。后來，在孫中山暴力起義的壓力下，尤其是在日本戰勝俄國的刺激下，連慈禧也不得不接受各方對立憲改革的強烈呼吁，開始預備立憲。撿起光緒當年的一系列措施，可惜為時已晚。國人對政府的認同正在激進思潮的沖擊下逐步消解。隨后便是辛亥革命的爆發。民國誕生，實為一場“政治上進步，社會上退步”的大變革。這個龐大帝國的傳統實在是過于頑固了。袁世凱亦想通過建立帝制改變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帶來的權威不足的難題。當時的中國太需要一個強大的權威引導國家走出困境，實施建設。但袁世凱的做法違背了共和的潮流。在權威和共和之間，當時的中國人選擇了形式上的共和，此為現代化的潮流。袁世凱死，國家分崩離析，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于是現代化進入了第三階段：文化改良。新文化運動的知識精英們試圖從反思文化傳統，輸入現代人文精神著手，培育這個民族新的精神氣象。但這終究是小圈子的事。整個國家權威統一的歷史使命是由蔣介石基本完成的。

中國共產黨在最開始也是同國民黨合作進行國民革命的。國民黨具有政治現代化的基本規劃：憲政三步走。但因為其政權與資本的高度結合，一般大眾的利益未能得到權衡。中國共產黨最終選擇依靠大眾的暴力革命推翻國民黨政權，奠定一個新的政權實體。這個政權實體也是共和國，其經濟現代化的模式選擇是蘇聯的工業化和公有化。這是毛澤東這一代領袖承擔的歷史使命。

毛澤東建立了一個嚴格科層制的政黨體系，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有效權威和政治傳遞機制。這一權威的有效性遠遠高于蔣介石政權內部的松散結構。從而使中國的現代化具備了政治上的必備條件。實際上，鄧小平后來開啟的改革開放事業所能動用的權威資源正是毛澤東那代人創立的。盡管毛澤東曾試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沖擊官僚體系的利益集團化。

經濟上，毛澤東依據他對國際環境的判斷和國內工業基礎薄弱的認定，選擇了大力發展工業，壓制輕工業和消費品的戰略。這一發展戰略打下了中國的工業基礎，也為鄧小平時代的改革準備了必要的固定資產和公共設施。

文化上，毛澤東發動了一系列的針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反右”，“知青下鄉”直至“文化大革命”。他的理想是創造“新人”，而不是按照現代化的“世俗化”目標承認并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反右”針對的是大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欲望，“知青下鄉”是想培育知識青年與土地和農民的血肉聯系，“文化大革命”是想從根本上改造人的靈魂。不管這些運動實際上演變成什么樣子，毛澤東的初衷主要是精神性的。在這一點上。毛澤東個人的理想主義氣質帶來整個國家的強制性文化規范和政治扭曲，實際上遠離了現代化的大趨勢。毛澤東所做的并不是一個執政黨領袖應該做的。因為革命后社會的主題是建設，是發展經濟。但他要的是不斷革命和不斷的階級斗爭，并通過這種革命和斗爭來保持人的精神的超越性。這是理想主義兼浪漫主義。

三

鄧小平與毛澤東相反，他適時的使整個國家從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轉向經驗主義和現實主義；將革命黨轉化為執政黨，致力于繁榮經濟文化滿足百姓的世俗需要。種種壓力正順應了中國近代以來曲折而遲到的現代化訴求。

也就是說，鄧小平的改革將中國再一次從現代化的歧路上拉回到正常軌道上來。

在以下幾個方面，鄧小平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拉回正軌：

（一）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變

（二）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

（三）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四）向全球體系的靠攏

當然，除了這幾個方面，鄧小平的努力還表現在對實現國家統一的政策制定上，但這一點更多是傳統的實現民族國家統一的問題。從現代化的歷史大勢看，筆者認為，鄧小平開啟的事業主要是下面將要論及的四個方面，而且，這四個方面的進程雖然已經開始，但鄧小平所走的仍然是萬里長征的頭幾步而已，剩下的征程和難題正在考驗日益走向現代化的當代中國。

（一） 從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的轉變

毛澤東時代最強調的是精神，鄧小平時代最強調的是經濟，是偏物質的東西。精神因容易受到誤導而導致巨大的破壞性和傷害力，而且只有精神支撐的政治對一般大眾來說并不能太長久。也就是說，毛澤東對人的期待高于人的現實狀態。鄧小平對人性沒有過高的期待，他對人的現時需求有充分的理解，對人性的真實有理性的認識。比如對自留地的問題，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他能夠理解現實中的人是需要物質激勵的，只有精神激勵并不行。這一點也是與現代經濟的特征相一致的。這里運用的是常識理性。

現實主義的另一方面就是鄧小平充分認識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任何改革都不是那么簡單的事情。牽涉的面廣、人多，各方面情況差異性強，因而他不是理想主義的一蹴而就而是“摸著石頭過河”，從試驗開始向全國推行。這是從現實出發，看到每個人所處的利益位置，改革只能調整利益而不能大規模的重整利益。這使他的改革比較平穩。

當然，鄧小平啟動改革也有一定的前提條件，毛澤東時代的不斷斗爭和革命使中國沒有能夠保留下一個人數龐大、結構僵化的官僚集團，因而鄧小平的改革沒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成果向權力資本聚集帶來的阻力，也是鄧小平生前沒能著手解決的。

最后，現實主義同時體現在鄧小平擱置意識形態的高調和標簽，強調實際效果能否有益于國家振興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著名的“黑貓白貓”論說明鄧小平從來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而是一個實用主義者。這種思維使他在解決問題時少了諸多思維上的條條框框。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鄧小平擺脫了近代以來的革命話語和定性主義取向，走向了一個常規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常規政治思維。

（二） 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

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性政權之后，毛澤東所處的時代環境，迫使他一方面搞建設，一方面“抓革命”。這是革命的慣性。近代以來，自譚嗣同引頸就戮開始就逐步對流血賦予了一定的認同，直至蘇俄革命的示范使“革命”一詞具有了政治話語中的正當性而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正是對革命正當性的高度認同，中國共產黨人才前赴后繼的開展斗爭，直至確立新政權。但革命的取向和思維習慣并未從此而終止。西方對中國新生政權的壓力和蘇聯赫魯曉夫的所為更使毛澤東的“革命取向”進一步強化。與經濟建設和物質生活相比，政治不變色自然是第一位的。

到了鄧小平時代，國際形勢有所緩和，出訪美國，直到爭取到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中國的外交壓力減輕。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沒有受到外在威脅，而國內民眾對執政黨的強大需求和期待，也促使鄧小平堅持中國共產黨真正轉型為執政黨。否則，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就會受到懷疑，這就是鄧小平常講的“亡黨亡國”。所謂執政黨，簡單的講就是“告別革命”。不再用革命戰爭年代的思維和做法處理和平建設時期的事情，也就是實現從“馬上打天下”到“馬下治天下”的轉變。文革結束，中國最需要的是恢復秩序，發展生產。鄧小平首先做的就是這些工作。同時，他又適時地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改變終生制、建立離退休制度；明確黨政職能，實行黨政分工；改革黨的領導體制、建立法制等等。這一系列的努力都是使中國共產黨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必須。鄧小平試圖建立一個常規的制度平臺，以實現共產黨領導能力的可持續性更替，從而穩定執政黨的地位。

鄧小平也多次講到政治體制改革，其核心就是黨和政府之間的關系，即國家體制的問題。對于這一艱巨而復雜的國家政權建設的工程，他未能在有生之年真正地付諸實施，但他的問題意識卻是順應政治現代化潮流的。

（三）向市場經濟的轉變

現代經濟只能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與政府作用的發揮并不矛盾，但在資源配置中，市場是主導性的，是第一位的。蔣介石時代是官僚資本主導下的商品經濟；毛澤東時代是準計劃經濟（相比蘇聯而言），從總體上看，商業生產和流通的水平較低。鄧小平的改革就是一步步走向市場經濟。確立市場經濟的政治正當性。

市場經濟的基本假定是人的需求多樣化和多層次性只能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去滿足，政府整齊一律的規劃和過分干預將導致價格扭曲和資源浪費。在鄧小平對市場經濟（最開始的叫法是商品經濟）肯定的過程中，市場能夠激發生產力是一個重要原因，他對人們生活水平須不斷提高的認識是另一重要原因。雖然鄧小平從未忽略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但在中國這樣一個政府計劃干預傾向比較強的國家，他一再強調市場的作用，實際上是試圖使中國的經濟真正走向現代形態。淡化市場經濟“姓資姓社”的問題，讓社會主義的本質體現在“共同富裕”，不出現“兩極分化”上，從而將現代經濟形態和現代政府職能的兼顧凸現出來。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鄧小平啟動的經濟建設是中國歷史上嚴格意義的商品生產和消費。毛澤東和毛澤東以前的中國，大眾消費從來都沒有今天這樣的普及性和深入性，更沒有今天這樣的正當性。以現代社會的標準看，關注大眾的消費，讓市場發揮作用，充分滿足大眾多層次需求，既是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現代社會的必要指標。在這一點上，鄧小平強調市場，發展消費品，正好順應了現代社會的基本潮流，使中國經濟步入市場化的軌道。

（四）向全球體系的靠攏

鄧小平在國際環境有所改善的背景下，強調和平和發展的兩大主題。積極建立和發展與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政治經濟關系。發展經濟特區，大力引進外資。這實際上是融入全球政治體系和經濟體系，改變毛澤東時代相對封閉自守的國家取向。雖然毛澤東在晚年也曾努力打破與美國的僵化關系，但整個國家在經濟，文化，政治上的封閉性是顯而易見的。鄧小平時代，與外國的交流和互相溝通日益頻繁，相互依存的程度愈加深厚。中國全面加入世界，真正進入全球化大潮中。這一進程是自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以來程度最高的。

全球化會帶來諸多便利和好處，也會帶來相應的壓力和束縛，因為全球化意味著多國共同遵守一個規則。但這些規則中又夾雜著部分大國的國家利益。因而在鄧小平主導的中國加入全球化的初期，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事件發生以后，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給予了相當大的政治壓力并實施了嚴厲的經濟封鎖，而國內的政治秩序也有左傾回潮之勢。鄧小平于1992年再次啟動改革，其實既是對既有改革方案的重申也是試圖打破封閉狀態的努力，也就是再次融入全球體系而不是封閉發展。

當然，鄧小平對融入國際體系的期待不是依附于資本主義體系，而是尋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兩中政權體系的共存和互補，這種全球化的眼光有別于西方霸權主義的全球化，以此可以確立不失中國主體地位的全球化秩序。這一秩序若最終建立，則與近代以來中國對全球體系相對依附的格局大不相同。這也是中國現代化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