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當今中國是馬克思主義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治國是依靠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是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內核。我國的文化國情是注重整體價值，講究倫理道德，追求理想信念。儒家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在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經濟建設服務中，儒家仁學思想，無疑是一可資利用的傳統資源。

關鍵詞： 儒家思想 ； 仁學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在當代社會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執政的大黨，領導著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多民族國家，面臨著經濟、信息全球化和劇烈的國際競爭；面臨著科教、文化國際化發展的機遇與挑戰；面臨著社會發展多樣、多變的復雜局面。在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低潮時期，在改革發展所凸顯的沖突與矛盾面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構是值得全黨、全社會高度重視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的精神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變化觸及到了精神生活的價值層面，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金錢觀念得到強化，人們的享樂觀念也得到了強化，導致“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利己主義”滋長。一些理論家推波助瀾，崇尚西方國家的政治，宣揚資產階級世界觀，貶低共產主義價值觀，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淡化，政治信仰和精神信仰的消退，使得精神生活本身日益世俗化、表面化，精神生活中核心的神圣性價值被掩蓋和侵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的同時，社會問題也日益突顯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一事實的突出表現就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缺乏廣泛的認同。有效整合多元化的社會，將理想與信念落到實處，是應對挑戰、建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有效途徑。儒家仁學思想強調傳統道德文明，人文價值的弘揚和重建，對于克服片面發展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義的失落和危機，自有補偏救弊之功。 一、 孔孟的仁學主張 春秋戰國時期，王室衰落，五霸迭興，挾天子以令諸侯，當時習語有“周文疲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等語，儒學便是對于社會政治上下失序所作的回應。孔子一方面繼承和吸收了殷周時代的天命觀和禮樂教化思想，另一方面創造性地從人事體悟天命，第一次提出了“仁者人也”、“仁者愛人”的人本主義哲學命題。 《論語》載： 孔子侍坐于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對曰：“人道政為大。古之為政，愛人為大。”[1] 哀公問政，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2]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3] 禮者，人道之極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4] “仁”的本義就是“人”，“仁道”也就是“人道”。“人道”不是相對于人類社會內部各階層之間利益的一個概念，而是相對于天道、自然的一個概念，是面對天地自然而將人看待作人。 仁愛從本質上看，是血緣親情的顯發和推廣，由愛父母兄弟推而及于社會其他人，在儒家看來，血緣親情自原始時代以來就有，是符合人性的，如果一個人連自己的父母親人都不愛，就很難談得上愛別人，具有愛自己父母親人的真摯感情，才能把這種愛推廣于社會。“仁”即“愛人”。按照程顥、程頤的說法，“仁”是“全體”，它“涵義、禮、智、信”，他稱為“四支”，即它是一切美好德行的總概括。“恕”即“推己及人”，把自己內在的愛心推及于愛眾人。所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6]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所謂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所謂銀律。在孔子看來，實施仁的推及要建立在兩個原則和前提之上，一是人道的原則，即把別人看成和自己一樣的人，尊重別人的人格，二是理性的原則，也就是說，要建立在人類共同的是非、善惡、美丑這樣的基礎之上。 仁者愛人的思想要通過具體問題而體現出來。這就是儒家的經濟思想、政治思想所要闡述的內容。在經濟上孔子主張：養民，惠民，富民。孔子提倡“富民惠民”的政策，強調“因民之利而利之”，是德政的重要內容。荀子從所欲與之出發，主張“以政裕民”，他認為只要實行了“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7]這樣的政策，民眾就可以富裕了。他還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幫多余，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8]。 孔子的仁學思想得到孟子的大力發展。孟子明確指出“仁者，人也”。所謂仁，是人之所以為仁的本質，因為在孟子看來，“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12]，差別在于人有道德。告誡人們如果人不保存這點差別，很容易喪失道德。在此基礎上，孟子又明確指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同樣，孟子的仁學思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有所表現。在經濟上，孟子指出制民之產的主張，因為在孟子看來，人有恒產，方有恒心，而人無恒產，則無恒心，無恒心，則放僻邪縱。在政治上，孟子在孔子德政的基礎上又提出仁政的主張，具體言之，首先要注重民心的向背，孟子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3]。與此同時，孟子強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4]這就是孟子著名的民貴君輕，民為邦本思想。荀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15]。孟子不僅強調君民之間正確關系，還論述了君臣之間的關系：“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16]君臣之間的關系是相對的關系而非絕對的關系。這才是儒家以人為本的真正內涵。《尚書·無逸》要求為政者要“先知稼穡之艱難”，進而“則知小人之依”，“依者，隱也”，下層的普通民眾心中的隱痛和難以言說的疾苦，為政者要從愛民的立場出發，實行祥和的政治，要導之以德，教化民眾，讓他們自覺遵守社會公德和法律，要使民有恒產，要有從事物質財富生產的生產資料，要使民眾安居樂業，衣食飽暖，不饑不寒；要薄其賦斂，少派徭役，減輕民眾的負擔，處理好國與國之間的關系。 二、 儒家仁學對倫理價值的補偏救弊 從儒家的視野看，在現代文化當中存在的問題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人的價值、自我意識、想象力屈從于資本主義市場原理和技術以及產業秩序而被歪曲。因而現代文化失去了人的自我實現這一根據而日趨枯竭。孔子早已認識到文化的人性本質。《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也，未盡善也。”儒家強調傳統道德文明，人文價值的弘揚和重建，對于克服片面發展工具理性、唯科學主義盛行所造成的人生意義的失落和危機，自有補偏救弊之功。 儒家重視以德為本的人和關系。在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里，機械的合理性滲透到人格關系，因而造成了人在生產關系中的異化。儒家強調指出，德作為人格要素是經濟關系的根本。《論語》載：“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17]盡管這是在農業經濟條件下適合“人口＝勞動力＝生產力”邏輯的理論，但也對資本主義經濟有許多啟示意義。經濟活動乃是人際活動，故應以人為本；而經濟分配體現社會平等與否，故均分才能民安。實際上，君與民之間存在著對等的、相互不可分離的關系，因而孟子曰：“無君子，莫養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18]孟子又認為，當百姓無憂于生計時，才能恒下心來修身養性。若君子只顧自己的富貴而不為百姓創造經濟條件使他們過道德生活，那么這就等于把百姓推向罪惡的深淵。同樣，在現代社會里，勞資之間也存在互相依賴、相生、相成的關系，企業家或資本家有義務為勞動者創造能夠過道德生活的經濟條件。 西方資本主義的倫理是以財富的積累為目的和價值的。而儒家的經濟倫理觀則認為，財富的積累不過是實現道德生活的手段。在孔子看來，富貴不得離道而求，貧賤不得合道而棄。而且儒家的經濟倫理比財富的積累更加關注它的平均分配。《論語》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化，無寡；安，無傾。”孔子把經濟活動的目的理解為財富之均享和生活之安定。由此觀之，孔子重視的是平等、安定等社會福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