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通過對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國際共運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分析和研究，提出大論戰的發生主要是因為中蘇兩黨在許多理論與實踐問題上的矛盾和沖突，而造成這種矛盾和沖突的主要原因是中國黨從“左”的角度來理解、實施這些理論與實踐。

[關鍵詞] 蘇共 中共 大論戰 修正主義

上個世紀60年代發生在中蘇兩黨之間的大論戰，無論對中蘇兩國還是對整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所以，對于它的前因后果的研究探討，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重點問題。對于它的緣起，國內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是蘇聯的大黨主義、大國主義與中國共產黨堅持的獨立自主政策之間的沖突。 不能說這種觀點沒有道理，可是，除了蘇聯的大黨主義、大國主義，就沒有別的因素了嗎？本文擬通過考察1956~1963年間的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試對中蘇大論戰的緣起之因做出不同的回答。

一、莫斯科會議的悖論

1957年11月，為了統一思想、加強團結、增進合作，全世界64個共產黨和工人黨利用十月革命40周年之際派出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慶祝活動。14～16日，參加慶祝活動的12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和工人黨舉行代表會議。這次會議的重要目的就是要通過一個能表明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統一的聲明。但是，圍繞著聲明的內容，中蘇兩黨發生激烈的爭論。

第一，以蘇聯為首問題。

讓蘇聯為社會主義陣營之首，是由中國黨提出來。“以蘇聯為首是我黨代表團到莫斯科以后，起草一個提交中蘇兩黨討論的宣言草案里首先提出來的。蘇共開始不同意。” 中共提法的以蘇聯為首是什么意思？蘇共為什么不同意？從毛澤東與赫魯曉夫、哥穆爾卡等人的交談中可以看出，中國黨提出“以蘇聯為首”主要考慮的因素在兩方面：一是當時世界上存在著一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二是蘇聯的國力最強，社會主義的資歷也最老，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無法與之相比。與此同時，這種“以蘇聯為首”也是有兩個基本條件限制，一是各黨必須平等，蘇共不能搞大黨主義和大國主義；二是“為首”的含義也僅僅負責做一點事務性的工作，如召集會議等等。

蘇聯不同意“以蘇聯為首”的提法，并不意味著它不想“為首”。事實上，十月革命以后，蘇聯和蘇共實際上就是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指揮中心，因而也就是各國共產黨、各社會主義國家的“首”。為什么蘇共此時不想再為“首”了呢？究其原因，一是中國黨提出的上述那兩個前提條件，使本來意義上的“以蘇聯為首”在價值上大大打了折扣，對赫魯曉夫和蘇共沒有什么吸引力；二是東歐的南共、波共和西歐的意共等黨堅決反對“以蘇聯為首”，它們的獨立自主傾向最強，但基本上支持“三和”路線和非斯大林化政策，赫魯曉夫也不想因實質意義并不大的一種說法而得罪它們，所以才反對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提法寫進宣言。

第二，戰爭與和平問題。

表面上，蘇共雖然不否認帝國主義的戰爭本性，但更看重戰爭能夠而且也必須避免，強調現之和平共處；中共雖然并不否認戰爭可以避免以及與帝國主義的和平共處，但強調帝國主義的本性就是戰爭，更看重與帝國主義的斗爭以及由這種斗爭所引發的社會主義革命。毛澤東莫斯科會議上發表的著名“東風壓倒西風”的講話中說：“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27億人，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27億，一定還要多。” 赫魯曉夫對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十分惱火的，后來他在回憶錄中說，“那時，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著如何避免戰爭。我們的主要口號是：‘繼續為和平與和平共處而斗爭！’可是突然來了個毛澤東，說我們不應該害怕戰爭。” 蘇聯學者更是攻擊道：“在當時給人的印象是，中國領導人的這種立場是出于他們對當代世界發展的現實前途的好心誤解，是出于一種哪怕用極端的手段使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勝利提前到來的動機。”

第三，和平過渡問題。

這個問題是由和平共處演繹而來的。蘇聯要與西方國家搞和平共處，除了認為戰爭并非一定不可避免之外，還主張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有可能通過議會道路和平地奪取政權，從而實現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和平過渡都服務于和平共處的。中國則強調與西方國家的對立，因此，除了認為有帝國主義本身就意味著戰爭之外，中共還主張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才能奪取政權。在這個問題上，中蘇兩黨雖然都承認有和平的和暴力的兩種奪取政權的可能性，但是，中方強調：“資產階級不會自動讓出政權，它總是要千方百計地想辦法來保持它的政權，一直到使用武力。這不是我們要不要使用武力的問題，而是在面臨資產階級使用武力的情況下，無產階級要不要進行武裝自衛并奪取政權的問題。” 蘇方則主張和平過渡，反對中方的提法。西歐的共產黨差不多都支持蘇共，所以，后來中蘇大論戰時，法國、意大利等國共產黨也是中共批判的對象。

第四，共同規律問題。

東歐許多國家都想擺脫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模式，西歐許多共產黨也想走適合自己國情的革命道路。從維護統一的社會主義陣營角度說，中蘇兩黨對此都是不贊同的。中共雖然支持東歐國家、西歐共產黨反對蘇聯的大黨主義、大國主義，但反對它們擺脫蘇聯模式；蘇共雖然希望東歐國家和西歐共產黨能夠跟隨蘇聯進行非斯大林化，但不能容忍它們自行其事。因此，中蘇兩黨都希望用所謂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同規律來規范這些國家和這些黨。然而，中蘇兩黨又都主要從自身的經驗出發，試圖將這種共同規律作為自己的現實需要的載體，所以，在共同規律應當包括哪些內容方面又產生了嚴重的分歧。許多東歐國家和西歐共產黨都借口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要注意本民族的特點而持反對態度，既不同意中共的看法，也不同意蘇共的觀點。“在這次莫斯科會議上，好些黨都說自己的黨是馬克思主義，要建設自己黨的牌號的社會主義。波蘭黨認為自己有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南斯拉夫黨也認為他們也有自己的社會主義。意大利黨更是這樣。他們主張多中心，認為各有各的社會主義，不能強求一律。”

由于有上述這些分歧，所以，在毛澤東和中共的眼中，赫魯曉夫和蘇共以及跟著他們走的東歐國家和西歐共產黨人，都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革命學說，搞的是修正主義；在赫魯曉夫和蘇共的眼中，毛澤東和中共以及跟著他們走的人則無視時代的發展變化，完全從本本出發，搞的是教條主義。因此，在最終通過的《莫斯科宣言》中，中蘇兩黨相互矛盾的主張都被包容了進去，成為后來大論戰的主要內容。

二

蘇共二十大以后，一些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如意共總書記陶里亞蒂和南共總書記鐵托，都提出批判個人迷信不能限于表面，而要從政治體制上尋找深層次上原因。 事實上也是如此。赫魯曉夫搞非斯大林化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斯大林模式，只在不同各程度緩和了國內的各種矛盾，緩和蘇東矛盾，緩和蘇聯與西方國家的緊張關系，本質上仍是維護大黨主義、大國主義和斯大林模式本質特征方面。所以，當東歐有人要超越雷池擺脫斯大林模式、離開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時候，蘇聯便拿起“反對修正主義”這個武器。在維護傳統的斯大林模式方面，中國黨更甚至于蘇共，所以也更加關注修正主義問題。毛澤東就明確切地指出：“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那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

在1957年莫斯科會議上，為了將南斯拉夫重新拉回到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來，

中蘇兩黨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南共代表團拒絕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簽署《莫斯科宣言》，明確反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共同規律等提法。不僅如此，1958年2月，南共聯盟又公布了新的綱領草案，其主要內容是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以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為最終奮斗目標的基礎之上，不僅全面地闡述了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自治制度、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而且還闡述了對諸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方式等問題的看法。

南共聯盟新的綱領草案公布后，一些共產黨，特別是蘇共開始在報刊上把南共聯盟綱領草案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蘇聯的《真理報》4月5日發表法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羅·加羅迪寫的《反對修正主義的斗爭》一文。4月18日，就在南共聯盟公布了綱領草案的修改稿的第二天，蘇共的《共產黨人》雜志發表了署名的批判文章， 拉開了全面批判南共聯盟綱領草案的序幕。中國黨對看到了南共聯盟新的綱領草案以后，中共立即就將其定了“現代修正主義”的性質：“是一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的綱領。” 5月初，也就是在南共七大通過了這個黨綱之后，《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措辭尖銳、態度嚴厲的社論，首次以現代修正主義為題對南共聯盟進行批判。 該社論認為：南共聯盟綱領是一個“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它與莫斯科會議和《莫斯科宣言》的基本精神相對抗，符合的是帝國主義者的需要。所以，各國共產黨必須對它進行“公開的和毫不調和的批判”。6月初，《紅旗》雜志上的文章更是認為：由于接受了美國和西方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援助，所以，“南斯拉夫修正主義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

在中蘇兩黨的帶領下，一場世界范圍的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的斗爭就開始了，一起持續到1958年底。從批判的具體內容上說，南共聯盟的修正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不承認和不加入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不承認和不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二是要擺脫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模式，不承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共同規律”。對于前者，批判者認為：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起主導作用的國家，蘇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黨。南共聯盟新綱領反對蘇聯和蘇共的領導作用，是修正主義的一個重要表現。 對于后者，批判者又說：“所謂走向社會主義的‘特殊的’、‘特別的’道路實質上是否定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一切國家所共有的主要規律，”這會使人們“陷入修正主義的泥坑”。 這次批判南斯拉夫的實質上是不同意各黨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自主精神，維護與馬克思主義劃了等號的蘇聯模式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不過，中蘇兩黨對南共聯盟的態度不完全一致。蘇共在批判南共聯盟時，一方面注意留有余地，另一方面仍保持著國家之間的關系，所以從趨勢上看批判的力度越來越弱。就前一方面來說，費多謝耶夫等人的文章雖然揭開了批判的序幕，但它不僅承認南共綱領中“包括了一系列馬列主義的共同原則，有不少正確的總結”，而且還提出“黨的同志式的批評不應該成為我們兩黨和兩國的友好關系繼續發展的障礙”。就后一方面說，赫魯曉夫公開提出：“在國家這一方面，我們將努力發展同南斯拉夫的友好關系，擴大貿易和文化聯系。” 與蘇共相反，中共在批判南共聯盟時，從一開始弓就張得比較滿，而且影響到兩家之間關系，所以從趨勢上看批判的力度越來越強。除批判的言辭十分激烈之外，中國隨之將駐南大使伍修權召回，不久南斯拉夫也將駐華大使召回，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很快降到代辦一級。對于蘇共在批判南斯拉夫態度上的逐漸軟化，中國黨是十分不滿的，比如，中共多次批判南共綱領是為了“符合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帝國主義者的需要”，就是針對蘇共的和平共處政策的。

這樣一來，蘇南兩黨之間的根本矛盾雖然沒有消除，但在“三和”方面的一致性成為主要的。所以，中共對南共聯盟修正主義的批判越來越變得“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矛頭主要是針對著蘇共的。在中蘇大論戰公開爆發之前，中國黨對蘇聯黨的批評和蘇聯黨對中國黨的批評都是間接的，即中國黨主要是通過批評南共和西歐的意共、法共等來反對蘇共，蘇共黨則主要是通過批評阿爾巴尼亞黨來反對中共。所以，等到中蘇大論戰公開爆發后，南斯拉夫問題也就成為焦點之一了。

三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出現了全面“左”轉。造成這種“左”轉不只是中共黨內的因素，還有一些外部因素。蘇共二十大引發的波匈事件和日趨惡化的中蘇關系實際上成為中國社會發展“左”轉的催化劑，由于在中共的眼中蘇共和蘇聯都在“右”轉、搞修正主義。

“左”轉的第一個標志是認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

經過建國后7年的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明確宣布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進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而是努力發展生產力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求。可到了1957年，毛澤東就改變了這種看法，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誰勝誰負的問題沒有解決，它們之間的斗爭仍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關于這個轉變，許多學者都認為這與毛澤東擔心匈牙利事件在中國重演有關。 在波匈事件，特別是在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確有西方敵對勢力在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但之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還是斯大林模式的種種弊端和蘇聯大黨、大國主義造成的惡果，其主流就是反對這種模式和這兩種“主義”。中國1957年夏天所發生的一切，雖然不排除個別人言辭過激、別有用心，但總的說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斯大林模式。 這樣一來，赫魯曉夫與蘇共二十大，納吉與匈牙利事件，中國知識分子與大鳴大放三者之間就有了共同之處，即在不同程度上沖擊了斯大林模式。當時在毛澤東的心目中，赫魯曉夫與蘇共二十大搞的是修正主義，納吉和匈牙利事件搞的是反革命活動，大鳴大放則搞的是右傾機會主義，所以這些又都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斗爭的反映。

于是，毛澤東在1957年夏天寫的指示和文章中強調的一個重要思想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斗爭，“在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舉行猖狂進攻的資產階級右派是反動派、反革命。” 所以，“這一次批判資產階級右派的意義，不要估計小了。這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單有一九五六年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證明。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 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更明確地宣布：“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革命的鋒芒是對著資產階級，同時變更小生產制度即實現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概括地說，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

“左”轉的第二個標志就是搞大躍進運動。

1957年11月，赫魯曉夫在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長篇講話中宣布：“我們的計劃工作人員的計算表明，在各種最重要的產品產量方面，蘇維埃國家在今后十五年內不僅能夠趕上并且能夠超過目前的美國。自然，在這段時期，美國的經濟也可能有所發展。但是，只有考慮到我國工業發展速度比美國快得多，那就可以肯定，在極短的歷史時期內在和平競賽中趕過美國的任務是完全現實的，是完全可以實現的。” 毛澤東在講話中接著赫魯曉夫的話題大談社會主義陣營所具有的優勢，也說：“十五年后，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是超過了英國了嗎？那么，在十五年后，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 這種“趕英超美”的主張就是全黨、全國人民的行動綱領。

表面上，中蘇兩黨的趕超似乎一致，但在這種一致的背后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首先是超越的前提不同。蘇聯式超越的國際環境是“三和”，特別是兩種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共產主義社會將是在這種和平環境中建成的； 中國式超越的國際環境是斗爭，特別是兩種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斗爭，共產主義社會將是同帝國主義的戰爭中，甚至是在核大戰中消滅帝國主義國家的基礎之上建成的。 其次是超越的速度的不同。在實踐中，中國“超越”的時間又變得越來越短。一本專著作寫道：“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提出要在15年左右趕上英國，再用20年到30年趕上美國；5月，八大二次會議提出了7年超過英國、16年趕上美國的口號；6月，毛澤東在一個報告上批示：‘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兩到三年，兩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澤東在一封信中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斗吧！’” 這樣一來，中國要超越的不僅僅是英國、美國，而且也跑到了蘇聯的前面，因而引起了赫魯曉夫的不滿。在莫斯科會議上，“赫魯曉夫是贊成毛主席這個東風壓倒西風的觀點的，后來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他又反對了。他說，什么東風，東風從哪里來？東風是不是從你們中國來，是不是中國的風壓倒我蘇聯的風。”

“左”轉的第三個標志是人民公社化運動。

在趕超英美的同時，中蘇兩國還都在加速進行共產主義建設。然而，這種共產主義建設具有很強的烏托邦性。其中，中國的共產主義建設尤其如此，即不是以生產力高度發達為基礎，而是以營造所有制關系上的“一大二公”為基礎。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向共產主義社會快速過渡的途徑而出現的。

新中國成立之后，農村先是在1950～1953年春實行了土地改革運動，其基本內容就是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以及多余的糧食、房屋，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把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改變成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在此基礎之上，中共中央決定“趁熱打鐵”，在農村開始的合作化運動，以便實現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在開始的一段時間里，合作化運動本著農民自愿和互利原則進行得還算比較穩健。可隨著時間的推移，合作化的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來越大，自愿性和互利性也越來越差。因此，在1955年合作化高潮中，“毛澤東就曾多次談到大社的優越性問題，提出了‘社以大為好’的思想。他在為《大社的優越性》一文所寫的按語中指出：‘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鄉為一社，少數地方可以幾鄉為一個社。’” 1958年3月，中共中央通過了《關于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并為在社的意見》。同年8月，在視察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里，毛澤東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這句話后來簡化成“人民公社好”，成為這場運動的“最高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下旬在北戴河召開的會議通過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一場轟轟烈烈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全面展開。到9月底全國就有72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合并，建成26425萬個人民公社，入社的農戶占全國農戶總數的98·2%。

人民公社化運動極大地剌激了蘇聯。這表面在兩方面：一是中國在共產主義建設速度上要超過蘇聯，二是中國建設共產主義的方式要與蘇聯不同。對于前者，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毛澤東1958年11月曾多次提醒說：要讓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即使我們已經具備了進入共產主義的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也應當由蘇聯先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你上半年過我下半年過，你過我也過，最多比他遲3年。可是一定要讓他先過，否則蘇聯臉上無光，全世界無產階級臉上無光，對我們也不利。 對于后者，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到是想走自己的路，獨立自主地進行有創造性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然而，由于急于求成，中國黨非但沒有擺脫蘇聯模式，反而“創造性”地將蘇聯20～30年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過程中的錯誤進一步發揮了。結果在中國，蘇聯模式非但沒有被擺脫，相反被大大地強化了。

上面講的三點是中國社會發展“左”轉的重要標志，但并不是全部。政治思想戰線開展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也屬此列。總的看來，1958年中國社會發展的全面“左”轉，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蘇共二十大的一種反叛，因而對當時的和后來的中蘇關系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四

考察中蘇大論戰緣起之因，還不應忽視60年代初中蘇兩國面臨各自面臨的主要難題。這些難題不僅深化的中蘇兩黨之間的矛盾，而且為它們相互攻擊提供了口實。

中國面臨的難題主要是內部的，即正處于建國以來經濟因難的時期。盡管以“大躍進”和“建設共產主義”為旗幟，1958～1962年卻是最差的5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發展速度－2%，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3.8%，農業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4.3%，財政收入每年增長0.2%，財政支出平均每年增長0.1%，財政收支差額—172億元。” 對于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國內學術界有一種比較流行的正統觀點，即內因主要是3年自然災害，而外因主要是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將這兩個原因合在一起，便有了這樣一種經典的說法，即赫魯曉夫利用中國遭受自然災害，乘機卡中國人的脖子。自然災害和赫魯曉夫的做法無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會產生很大的消極影響，但是，出現這種大的經濟滑坡，歸根到底還是“左”的指導思想在1956年以后急劇發展的必然成果。

政治上，毛澤東在黨的權威地位面臨著嚴峻的挑戰。有的學者提出：“毛澤東批評蘇共態度的升溫，既與蘇方的作法有關，也與他對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思考的發展，和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認識的升級有關。” 在1962年初召開七千人大會上，由于是主要是總結大躍進的經驗和教訓，代表中央提交書面報告的劉少奇、主持會議的鄧小平等人都提出：造成大躍進以來經濟工作出現重大失誤的原因，除了缺乏經驗之外，還在于近些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就妨礙了黨及時地盡早地發現問題和糾正錯誤。 正是在這樣的氛圍下，彭真“異常勇敢地在大會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毛澤東的責任問題來。

更有甚者，“在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整個工作中貫徹了從實際出發和實事求是的精神。而從實事求是出發的結果，一些領導人開始在農村主張‘包產到戶’，在外交上主張搞緩和，在黨內主張平反冤假錯案，連彭德懷也寫信要求平反，這不可避免地極大地刺激了毛澤東。” 盡管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在中心是民主集中制的長篇講話中，也作了自我批評，但是，“當時還沒有改變從原則上肯定‘三面紅旗’這個前提；對于彭德懷，雖然不再講他廬山信件的錯誤，卻仍不予平反，理由是他有一個‘反黨集團’，他又有‘國際背景’，但實際上所謂‘反黨集團’是無中生有的，說他有國外某種勢力的支持，也是毫無根據的。這樣就不可能徹底改正并且從指導思想上清理‘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 另外，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之會，自認為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唯一正確代表的他，開始有一種恐懼，懷疑中國也有出修正主義的可能。而包括劉少奇在內的相當一批中共高級領導人，都被他納入到警惕的視野之內，擔心他們有變成‘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危險。”

與中國相反，蘇聯面臨的難題主要是外交上的。1959年召開的蘇共二十一和1961年如開的蘇共二十二大鞏固了赫魯曉夫在黨內的地位，完全肯定了二十大以來內政外交的方針和政策。雖然也高舉“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旗幟，雖然工農業生產也不盡人意，雖然按生產原則將蘇共改組成領導工業的黨委和領導農業的黨委的體制改革也不順利，可總的說來，60年代的蘇聯國內相對來說倒是相安無事。然而，蘇聯和赫魯曉夫的麻煩主要在對外關系上。

盡管從二十大開始，赫魯曉夫把兩種不同制度國家之間的和平共處喊得很響，蘇聯與西方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明爭暗斗并沒有停止，沖突事件仍時有發生。1960年5月發生的兩件事實際上標志著蘇美之間關系緩和“蜜月”的結束，一是上旬蘇聯防空部隊將美國王牌的U-2高空偵察飛機擊落，二是中旬蘇、美、法、英四國首腦巴黎會議流產。在這兩個事件中，赫魯曉夫出盡了風頭。可是，在接下來發生的加勒比海危機中，赫魯曉夫卻可謂是敗走麥城，搞得焦頭爛額。

1962年10月22日，美國總統肯尼迪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稱蘇聯正在大海環繞的古島上部署性攻性的導彈系統，對美國和其它西半球國家構成巨大威脅，美國對此絕不能等閑視之。于是，他命令美軍進入臨戰狀態，24小時之后又簽署了《第三千五百零四號文件》，宣布對古巴實行全面封鎖，任何開往到古巴的船只都必須接受美國軍艦的檢查，否則就要被擊沉。美國的大型海軍編隊集結在加勒比海，一半以上的戰略轟炸機已經起飛，配備“北極星”導彈的核潛艇也進入了陣地。23日，蘇聯針鋒相對地發表聲明，指責美國實行海上封鎖是“史無前例的海盜行為”，是“朝著熱核戰爭走去。蘇聯還表示：“如果侵略者發動戰爭，那么，蘇聯將進行最猛烈的回擊”，“對此，蘇聯有必要有一切”。在接下來的一周時美蘇幾乎展開了全方位的對峙。兩國的戰艦在加勒比海上怒目而視，兩國的代表在聯合國中唇槍舌戰。與此同時，兩國首腦在交換的信件中互相指責和攻擊。 不過，盡管美蘇在外交上、口頭上聲嚴色厲、互相攻訐，但在行動上都表現出極大的克制，并沒有發生軍事上的沖突。其重要原因就是，這兩個擁有核武器的大國比誰都明白，發生核戰爭對古巴、美國、蘇聯乃至全世界意味著什么。因此，彼此恐嚇了一陣以后，雙方開始尋求退路。最終在聯合國秘書長吳丹的斡旋下，蘇聯政府同意從古巴撤出導彈和飛機，并允許聯合國到古巴進行“核實”。

本來加勒比海危機是美蘇之間的事，與中國并無干系。但是，第一，赫魯曉夫在與肯尼迪作交易時，也打出了中國牌，既打算美國那里換取更多的讓步，也想獲得中國對他的支持。比如，在10月30日致肯尼迪的信中，赫魯曉夫要求肯尼迪采取正確的對華政策，促進恢復中國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地位。但是，這些只是赫魯曉夫一廂情愿的事。在與中國敵對的時候，美國不會同意這樣的做的。第二，中國黨在“三和”問題上（特別是在和平共處問題上）與蘇聯黨的看法大相徑庭，反對蘇美之間的緩和。蘇聯在加勒比海危機期間同美國妥協后，中國更加認為，這是赫魯曉夫和平共處的“修正主義政策”的破產，因而非但沒有支持赫魯曉夫，相反更堅定批判同蘇共論戰的決心。

綜上所述，本文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導致中國大論戰的主要原因是中蘇雙方在許多理論與實踐上矛盾與分歧，而矛盾與分歧的產生又主要是由于中國黨從“左”的角度來理解、實施這些理論與實踐。在總結大論戰的教訓時，批判蘇聯黨的大黨主義、大國主義是絕對必要的，但不應忽視中國黨自身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后者對于中國學者來說，對中國社會健康地向前發展角度說，可能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