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三個代表”思想的真正體現。只有首先通過革命推翻舊的國家政權，改變舊的生產關系，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推進社會全面進步。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伊始就是“三個代表”的黨。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戰略/三個代表

【 正 文 】 20世紀的中國是充滿苦難的中國，是奮斗拼搏的中國，也是獲得新生，走向輝煌的中國。面對近代以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共同富裕這兩大歷史課題，許多仁人志士進行了艱苦探索，但沒有找到解決的正確途徑。只有中國共產黨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才找到了解決近代兩大歷史課題的正確道路，制定了符合中國實際的社會發展戰略。江澤民總書記站在時代的高度，以新的視角，向全黨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思想，這是對中國共產黨奮斗歷程的新總結和新概括，是認識上的理論升華。“三個代表”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中國革命道路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上，體現在為實現這一道路而制定的不同時期的發展戰略上，即體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上。本文僅就中國共產黨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戰略與“三個代表”思想的關系進行初步探討。 一、中國共產黨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戰略的探索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后的28年間，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革命斗爭，最終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這一偉大勝利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為中國革命制定的一條正確的發展戰略，即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 中國共產黨誕生在貧窮落后的舊中國，同所有的仁人志士一樣，為把中國引向繁榮富強，在努力尋找一條救國的出路。《共產黨宣言》為人類社會構畫了共產主義的美好藍圖。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樹立了榜樣。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時，制定的第一個綱領和奮斗目標是“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采取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斗爭的目的——消滅階級”、“廢除資本私有制”。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建黨伊始就旗幟鮮明地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可是，當中國共產黨人抱著為黨的綱領而奮斗的信念深入到實際斗爭中去的時候，他們開始認識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不可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軍閥的統治，如兩座大山沉重地壓在中國各族人民的頭上。中國革命如果不首先推翻這兩座大山，國家就不能獨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談不到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于是，年青的中國共產黨人又繼續探索。1922年1 月15日，《先驅》雜志創刊號的發刊詞提出：“努力研究中國的客觀實際情形，而求得最合宜的實際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鄧中夏在《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一文中也指出，實現共產主義的大目標，必須“有步驟、有手段、有方法”。周恩來在《西歐的“赤況”》中也說：“我們當信共產主義真理和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兩大原則，而實行的手段則當因時制宜。”這些都反映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上的進步。在這個基礎上，1922年5 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最早喊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1922年6月15日， 中共中央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于時局的主張》，進一步提出了解決時局的關鍵是，必須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民主政治。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對現階段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應該采取的戰略， 已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 于是，1922年7月， 中國共產黨在“二大”上制定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這樣，中國共產黨不僅有遠大理想的最高綱領，而且還有了現階段的最低綱領。中國共產黨僅僅成立一年，就制定出如此完整的革命綱領，這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為自鴉片戰爭以來，還沒有哪個階級，哪個政黨提出過如此鮮明、完整、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提出這么徹底的綱領，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國共產黨能在革命的實踐中研究中國社會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另一方面是接受了列寧關于民族殖民地的理論。這樣，一個大體上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綱領就形成了。不過當時對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并不清楚，還有待于進一步探索。 黨的“三大”確定了國共合作的方針，實現了兩黨合作，開展了國民革命運動，迅速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開創了反帝反封建軍閥的新局面。鑒于統一戰線內部國民黨右翼勢力反共活動和爭奪領導權的斗爭異常激烈，中國共產黨在“四大”上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黨的“五大”雖然對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大會并沒有在緊急關頭擔負起挽救革命的歷史重任。在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及時召開了“八七會議”，即刻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毅然提出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和土地革命的總方針，為中國革命又一次提出了具有決定性意義的革命發展戰略。在這一正確戰略指導下，中國革命很快出現了土地革命的復興。土地革命時期是中國革命最艱苦的時期，雖然出現了“左”傾冒險主義，但在艱苦與挫折中鍛煉了中國共產黨，使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當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及時調整戰略，建立以國共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掀起了全國抗戰高潮。鑒于國民黨的兩面政策，中國共產黨及時克服了新投降主義，正確處理了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關系，堅持獨立自主原則，推行全面抗戰路線，并制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革命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爭取抗戰成為人民勝利”的戰略方針。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社會發展戰略進一步明確，集中體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上。193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又做了進一步的全面闡發，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三大綱領。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給這條總路線又加進了反官僚資本主義的內容。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把這條總路線精辟地概括為：“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最完整的表述。它根據當時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社會主要矛盾，確定了革命性質、革命任務、革命動力、革命前途，并明確了新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必然趨勢。中國共產黨在這條總路線的指引下，開創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通過新民主主義社會達到社會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是武裝斗爭，在農村建立根據地，武裝奪取全國政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斗爭，終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這些充分證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戰略是完成正確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 二、近代中國兩大歷史任務與“三個代表”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為中國革命尋找出一條正確道路，制定出正確的發展戰略，深層次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能夠認清中國國情，抓住近代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明確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歷史任務。 近代中國，國破辱深、民不聊生、矛盾重重、問題如山，但歸結起來主要是面對著兩大歷史任務：一是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從太平天國、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一回回求索，雖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想主張，進行了艱苦實踐，對中國社會發展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動作用，但沒有從根本上完成這兩大歷史任務。雖然偉大的民主革命先驅者孫中山創立了三民主義學說，并在此學說指導下發動了辛亥革命，但沒有完成近代中國社會兩大歷史任務。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問世以前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各政黨都沒有深刻認識或領悟到近代中國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和歷史責任。 對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人民及其政黨來說，認識到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所面臨的歷史任務，并能探尋出切實可行的發展戰略，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這樣的民族才是覺醒的民族，這樣的政黨才能承擔起歷史重任。中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政黨，在這個政黨領導下的中華民族才是一個覺醒的民族。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高瞻遠矚，以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透徹地分析了中國的特殊國情，指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是中國貧窮落后的總根源。從這一結論入手，揭示出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并從解決兩大矛盾入手，揭示出近代中國革命的兩大歷史任務。 解決兩大歷史任務，歸根結底是要實現中國現代化，使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即解決生產力問題。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社會的發展歸根結底取決于生產力的狀況。既然如此，中國共產黨為什么不先從提高生產力方面下功夫，而要發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采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戰略呢？ 歷史表明，近代中國社會的兩大歷史任務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從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這一任務看，要改變民族壓迫和人民受剝削的狀況，必須從根本上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統治，解決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問題；從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一任務來看，要改變近代中國經濟和文化落后的狀況，就要充分發展以近代工業為主的社會生產力，解決生產力問題，實現中國的現代化。中國共產黨之所以不首先以生產力作為切入點，而是從摧毀舊的國家政權，改變舊的生產關系入手，是因為如果不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帝國主義的上千條不平等條約壓在中國人民頭上，這種“權中之權”使中國的民族工業欲振不興，舉步維艱，處于窮困潦倒的境地，而封建土地私有制，又使廣大農民欲生不能。這樣就不能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實現工業化，國家的繁榮富強這個目標也就不可能實現，而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就必須先解決政權問題。馬克思主義告誡我們，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只有推翻舊的國家政權，才能使中國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中掙脫出來，獲得民族獨立，成為主權國家；只有推翻舊的國家政權，才能使中國人民從封建主義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翻身做主人，建立人民當家做主的國家政權，即人民民主專政；在經濟上徹底消滅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及其賴以存在的封建主義，進而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文化上清除封建主義落后的腐朽文化，創造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只有這樣，才能為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創造前提，為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開辟道路，才能使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成為可能。因此，中國要想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就必須先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完成本應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而未果的第一歷史任務，走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回顧歷史，也曾有許多名流志士想走“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科學救國”之路。可是，歷史的教訓使他們大多數領悟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必須首先用革命手段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人民政權，才可以付諸實施他們的各種興國利民的夙愿。原著名的民族工商業者榮毅仁在回顧自己的經歷時說過，在那樣的年代，縱有一顆愛國心，也勢必一籌莫展，一事無成，政通方能人和，人和才能事興，現實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育。他終于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投入新中國的懷抱，走上了社會主義強國富民之路，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忠誠朋友。著名科學家嚴濟慈也說過，我曾懷有科學救國的志愿，但是舊社會的現實使我不能實現自己的志愿。他認識到，中國的繁榮富強固然離不開科學，而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離不開黨的領導。 可見，中國共產黨抓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兩大主要矛盾，從解決兩大歷史任務出發，舉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幟。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作為“三個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所采取的是符合實際的行之有效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戰略。 三、土地革命與“三個代表”的思想 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內容是土地革命，而土地革命又是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舊中國的土地制度極其不合理，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統治中國的基礎，“是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的基本原因”，［1］（P624 ）是束縛中國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只有進行土地革命，從政治和經濟上打倒地主階級，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徹底消滅封建剝削關系，清除封建主義傳統文化思想，把農民從封建土地關系中解放出來，才能解放農村生產力，調動農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積極性，建立鞏固的工農聯盟，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隊伍，從而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統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的目的，不僅在于支援革命戰爭，更重要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促進農業生產的發展。1948年4月1日，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深刻闡述了土地革命對農業生產的作用。毛澤東指出：“發展農業生產，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只有消滅封建制度，才能取得發展農業生產的條件。在任何地區，一經消滅了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務，黨和民主政府就必須立即提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任務，將農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轉移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方面去，組織合作互助，改良農業技術，提倡選種，興辦水利，務使增產成為可能。農村黨的精力的最大部分，必須放在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和市鎮上的工業生產上面”。最后，毛澤東指出：“消滅封建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就給發展工業生產，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任務奠定了基礎，這就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目的。” 中國共產黨是這樣認為的，也是這樣做的。土地革命的實踐也充分證明了土地革命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解放了生產力，促進了根據地的農業生產和經濟建設的發展。以閩西革命根據地為例，黨關于土地革命斗爭的原則和辦法頒布后，立刻得到了農民的支持和擁護，閩西各地迅速掀起了土地革命熱潮。毛澤東曾用“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詩句，描繪了當年在根據地進行土地革命的動人景象。在完成了土地分配工作的農村里，“契紙燒完了，田分了，谷子收起了，農民家里塞滿了谷堆子，都愁沒有谷倉存儲，可以想見一般農民是如何心滿意足了”。到1930年，閩西農村由于“封建剝削取消了，農民分得了土地，有了糧食，（1）不須再靠挑擔為生，得盡其勞動力去經營土地；（2）土匪、盜賊、乞丐、煙財絕跡，真是夜不閉戶，野無游民……；（3 ）水利大大暢通；（4）土地因人工充足，而得到改良；（5）肥料由人力制造，及資本購買而增加，結果今年旱禾異常豐盛，一般說來比上年可增加百分之二十。這證明土地生產在封建束縛解放之后，得到了大的發展。”［2］（P205）毛澤東在總結土地革命促進農業生產的原因時說：“國民黨時代土地是地主的私產，農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蘇維埃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加之以提倡獎勵，農民群眾的勞動熱忱勃發起來了，偉大的生產勝利才能得到”。［3 ］抗日戰爭時期，實行減租減息政策后，土地制度只獲得初步改革，“農民的生產興趣就增加了”。［4］（P1078）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在更廣大的解放區開展了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運動，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和支援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為此，毛澤東曾語重心長地說“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 生產力標準是正確認識和衡量社會發展水平的根本標準，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1945年4月24日， 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毛澤東提出的生產力是檢驗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作用好壞、大小的最終標準的思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所得出的正確結論。僅從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所走過的歷程來看，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的土地革命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原理的。土地革命的偉大實踐證明：中國共產黨革命之初就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自己的根本任務，并根據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去變革舊的生產關系，廢除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維護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有力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革命伊始就是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中國共產黨贏得新民主主義勝利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