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 文 】

按照什么標準選拔培養干部，歷來是黨的干部隊伍建設的重大問題。江澤民“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我們黨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是對黨的性質、根本宗旨、歷史任務的全新概括，是新形勢下對黨的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江澤民同志在“七一”講話中指出：“培養講政治、懂全局、善于治黨治國的領導人才尤為重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能不能鞏固和發展下去，中國能不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始終強盛不衰，關鍵看我們能不能不斷培養造就一大批高素質的領導人才。”“三個代表”思想不僅是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的偉大綱領，同時也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選拔黨的領導干部的根本標準。

一

世界上的所有馬克思主義政黨都是按照黨的性質、宗旨、基本路線和歷史任務等來制定標準選拔培養干部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黨的路線和歷史任務會有階段性，選拔培養干部的標準也會具有時代性。隨著時代發展，不斷確立干部的新標準就在所難免。

把“三個代表”作為選拔黨的領導干部的標準是黨長期探索的結果。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敏銳地觀察到新的歷史條件下執政對黨的領導和領導干部提出的新要求。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進行了堅持不懈地探索，先后提出了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四化”標準等重大戰略措施，為加強黨的建設和干部隊伍建設提供了堅實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

新世紀將是既充滿機遇又充滿嚴峻挑戰的時代。國際間綜合國力競爭達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霸權與反霸權，單極與多極的斗爭更加尖銳，西方敵對勢力把“西化”“分化”的矛頭直接指向我國。我國改革處于攻堅階段，發展處于關鍵時期。這使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領導始終處于極其復雜的環境和過程之中，也使領導干部的“執政”隨時可能接受各種風險考驗。與此同時，黨的干部隊伍又開始整體進入新老交替時期，相當一批“文革”后成長起來的年輕干部將走上黨的中高級領導崗位。新的形勢迫使黨重新認真思考鄧小平提出的問題，尋找出一個能反映時代和長期執政要求，把黨的先進性、領導作用與合格領導干部統一起來的總綱和準則，來指導黨的建設。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以對黨對人民高度負責的態度，進行了新的探索。江澤民要求全黨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緊密結合我國生產力的最新發展和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發展要求，緊密結合黨的干部隊伍發生的重大變化來思考研究，不斷提高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正是基于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科學總結和培養接班人問題的深刻思考，江澤民同志提出了具有戰略指導意義的“三個代表”思想。

“三個代表”思想直接產生于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三講”教育活動的實踐，是實踐把它作為評價判斷黨委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標準的。這次“三講”教育是黨中央在新時期為推進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加強領導干部隊伍建設，提高領導水平，執政水平和增強拒腐防變抗風險能力而進行的創造性實踐。各級黨委和領導干部都十分重視，嚴格按照黨中央部署有計劃地進行，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問題。如：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黨委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按照什么標準，怎樣去做，才算提高了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才算經得起各種風險考驗等等。針對這些問題，江澤民同志先后到廣東、江蘇、浙江、上海等地考察“三講”教育情況，并提出了“三個代表”思想。胡錦濤在全國“三講”教育總結報告中指出：江澤民同志的“三個代表”思想為我們黨迎接新世紀、經受考驗、贏得新勝利，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學習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使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有了更加科學的內涵和明確的努力方向。黨的探索和“三講”教育的實踐都證明：“三個代表”思想雖然在整體上是針對黨的建設而言的，但其中也包涵著對領導干部的根本要求，它來自于實踐，服務于實踐，是實踐把它作為新的歷史時期干部隊伍建設的銳利武器和評價判斷領導干部的根本依據與標準。只要我們堅決貫徹執行“三個代表”標準，我們黨的干部隊伍就會大大提高戰斗力，就能經得起任何風險考驗。

二

馬克思主義歷來認為，看一個評價判斷標準是否成立，關鍵是看其是否抓住了被評價判斷事物的本質，是否抓住了該事物與周圍事物的本質聯系與區別，是否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現實性”品格，是否對該事物具有積極的指導和推動作用。“三個代表”恰恰在這些方面抓住了選拔培養領導干部的本質特征，成為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評價判斷標準。

（一）“三個代表”從新的高度全面揭示了領導干部必須具有的先進性。黨的先進性從來都不是空洞的，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黨的性質、根本宗旨、歷史地位等具體地轉化為領導干部和全體黨員的實際行動上，表現為通過領導干部和全體黨員的宣傳、組織、帶動作用，使全黨形成統一整體，對國家和社會所起到的整合、凝聚和引導作用上。因此，“三個代表”思想所揭示的黨的先進性，同時就是對領導干部和全體黨員的根本要求。我們通常所講的領導干部的先進性主要包括：始終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講黨性、不謀私利等等，這些正是“三個代表”所要求的。近些年來，江澤民在不同場合，從不同方面所嚴肅批評的一些問題，如：有的干部很少從政治上觀察形勢考慮問題，缺乏應有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鑒別力，有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發生動搖，有的不關心群眾、貪污腐敗，以權謀私等，歸根結底都是從根本上違背了“三個忠實代表”。江澤民深刻指出：“我感到，我們堅持毛澤東同志、鄧小平同志關于黨的建設的理論和一系列重要思想，集中起來，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落實這‘三個代表’”。因此，領導干部只有學習“三個代表”實踐“三個代表”，才能真正成為讓黨和人民放心的合格領導干部。

（二）“三個代表”從新的高度深刻揭示了領導干部“執政”的根本要求。長期以來，對領導干部如何進行評價，工作實績如何認定，一直缺乏簡捷而又明確的標準。“三個代表”標準可以說是我黨這方面的一大創新。“三個代表”集中體現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全面發展全面進步，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和本質要求。用它去衡量評價領導干部，就會引導領導干部堅持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三個代表”對領導干部的“執政”和公務活動提出了特定要求和行為準則。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的要求，尤其要體現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通過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統一的整體，相互聯系，相互促進。在“三個代表”中，“先進社會生產力”、“先進文化”、“中國最廣大人民”分別表明了領導干部公務活動的三個不同領域，闡明了必須具有的先進性，是一個語言精辟、含義準確、思想深刻、嚴整規范的標準。江澤民指出：“全黨同志在貫徹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時，在從事各項事業中，都要牢記落實‘三個代表’的要求，看看我們所采取的措施，所做的工作，是不是符合‘三個代表’的要求，符合的就毫不動搖地堅持，不完全符合需要調整補充的積極調整補充，不符合的就勇于實事求是地糾正，以利我們的改革和建設不斷向前邁進，充分體現共產黨人的先進性和時代精神。”這一重要指示對領導干部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它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堅持全面性原則，既衡量黨的方針政策成敗得失，也要衡量自己的工作；既要看是否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也要看是否代表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推動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發展，還要看是否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切實把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這就把領導干部放在如何發揮好黨的領導作用，如何貫徹執行好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深遠背景下進行考察，可以說這是衡量領導干部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的重要標準，也是最新最高標準。

（三）“三個代表”從新的高度科學揭示了領導干部必備的“領導”素質。“三個代表”是著眼領導干部特定的“社會角色”，按照時代觀決定人才觀、人才觀決定素質觀的深刻思想來提示領導干部素質的。在21世紀擔當重任實踐“三個代表”的領導干部必然是：政治上堅定成熟胸襟寬廣有戰略思維的人才；勇于開拓創新不計個人得失敢于負責的人才；能夠駕馭改革開放大局，處理和應付各種復雜局面的人才；隨著時代發展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完善自我的人才；善抓機遇敢于迎接挑戰，經得起任何風險考驗的人才。這樣的人才也必然具有：堅強的黨性修養，寬廣敏銳的世界眼光，把握全局的戰略思維，勇于開拓的創新精神，拒腐防變的自我意識，堅實豐富的知識根底，駕馭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全局的實踐能力等。這些素質是長期學習和實踐鍛煉的結果。廣大干部應在堅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要敢于在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善于在艱苦環境中磨煉自己，努力在實踐中增長自己的才干。

（四）“三個代表”抓住了選拔培養領導干部的核心和根本。選拔培養干部工作有多方面，其標準也可以多種多樣，但核心只有一個，就是保證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中。只要抓住了這個，就抓住了選拔培養干部的根本。毛澤東說過：“看一個人是否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主要是看其是否真正制定并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路線。”鄧小平也曾指出：“政治路線確立了，要由人來具體地貫徹執行。由什么樣的人來執行，是由贊成黨的政治路線的人，還是由不贊成的人，或者由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行，結果不一樣。”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選拔培養干部的標準是直接“以能否堅決執行黨的路線”為首條內容，鄧小平的干部“四化”標準是把革命化放在第一位，并強調“現在就是要選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并有政績的人”。“三個代表”是以它自身來深刻闡述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的。把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放在“三個代表”的首位就是強調經濟建設在戰略全局的中心地位，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基本路線所強調的兩個基本點，則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要求和保證。只有改革開放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是黨的中心任務，這實際上是講物質文明建設，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協調發展才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實際上是講精神文明建設。兩個文明建設說到底是為了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這是我們黨的根本宗旨和全部工作的根本目的。“三個代表”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因此，堅持“三個代表”就是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按照“三個代表”選拔培養黨的領導干部，也就抓住了核心和關鍵。

三

把“三個代表”作為選拔干部的根本標準，就必然涉及與干部“四化”標準的關系問題。應當說這二者之間是繼承被繼承、發展被發展的關系，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選拔培養干部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標準，都應當認真貫徹執行。

第一，兩者都是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干部工作經驗的科學結晶，但繼承和發展的特點有不同。干部“四化”標準是對改革開放前黨的干部工作經驗的繼承和發展。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曾提出任人唯賢的干部路線。在解放初期，他又提出了黨的干部要學會管理城市管理經濟的要求。應當說這些被長期革命斗爭證明是正確的經驗是干部“四化”標準的理論基礎。“三個代表”標準同樣是對干部“四化”標準的繼承和發展。只不過這種繼承發展的主要源頭是來自于鄧小平理論關于黨的建設的論述和“三個有利于”標準，是“三個有利于”標準在選拔培養干部工作上創造性運用。因而這個標準既是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評價判斷標準，同時又是對領導干部工作的評價判斷標準。

第二，兩個標準都對黨的干部工作有戰略指導作用，但重點各有不同。干部“四化”標準的核心內容是解決在新的歷史階段，黨的干部隊伍長期發展戰略如何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要求，向什么方向發展的問題。鄧小平指出：“我們要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四個現代化，理所當然的，我們的干部隊伍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只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沒有真才實學，還不能實現現代化”。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就是要在“革命化”前提下，改變干部隊伍老化，“改變干部缺少專業知識，專業能力的狀態”，向“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方向發展。“三個代表”標準的核心內容是解決在二十一世紀黨的干部隊伍如何適應黨長期執政要求的發展戰略問題。江澤民指出：全黨同志特別是高級干部，“特別要認真思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為什么能經受住國內外各種風險考驗的基本經驗”，“把這些問題想好了，思路和工作方向明確了，加強新時期黨的建設，培養造就一大批中青年領導干部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顯然，“三個代表”標準的戰略重點是放在“要努力培養出一大批政治上堅定，具有抵御各種風險能力，善于駕馭復雜局面的優秀年輕干部”。

第三，兩者都對選拔培養干部提出了規范性標準，但各有側重。干部“四化”標準是以平列方式來闡述干部標準的，其中的每一“化”都針對干部工作和干部素質的某一方面，并以“四化”形式貫穿起來，形成統一整體。這使“四化”標準具有很強的客觀針對性和直接現實性。“三個代表”標準雖然也把三個“代表”并列起來，但它的每一個“代表”并不是特指干部工作和干部素質某一方面，而是從三個方面，全面揭示“時代”和“執政”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根本要求，進而對領導干部的政治方向和必備素質進行規范性定位。因而“三個代表”標準，是一個具有宏觀性、時代性、針對性很強的標準。在政治標準上也有類似的情況。鄧小平是用“革命化”三個字高度概括政治標準的內容，并把它放在“四化”的首位，來表示政治標準對其它“三化”的統帥和指導作用。而“三個代表”標準中的每一個“代表”都包含著特定的政治要求，它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在三個方面都當忠實代表。“三個代表”作為統一整體，就是要求領導干部必須始終保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這就更加突出了選拔培養黨的領導干部的政治標準。至于領導干部的其它素質，“三個代表”是采取內涵的方式來顯示，進而表明其它素質標準對政治標準的從屬關系。

第四，在實踐中要正確處理兩個標準的關系。要充分認識“三個代表”標準和干部“四化”標準在本質上是完全一致的，這兩個標準本身就存在著辯證統一關系，二者統一于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并具體地歷史地統一于黨的干部工作的實踐。兩個標準都強調黨的干部工作要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都深刻揭示了干部工作和干部自身成才的根本規律；其核心都是要培養造就一代又一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接班人，把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始終牢牢掌握在忠誠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手中。因此，二者在本質是完全一致的，在理論體系上是一脈相承的，在判斷標準上，都是以一貫之的。當然，兩者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恰恰這些一致的地方是對領導干部提出的新要求。黨的十五大政治報告指出：堅持鄧小平理論，在實踐中繼承、豐富和創造性地發展這個理論是黨中央和全黨同志的莊嚴的歷史重任。江澤民同志正是站在歷史的新高度繼承和發展了黨的干部理論，才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標準。既然兩個標準都具有深遠的戰略指導意義，就應當都作為根本指導思想和標準，運用到干部工作實踐中去。必須堅決反對只重視一個標準而忽視另一個標準的傾向，既要按照干部“四化”標準長遠規劃干部隊伍的發展戰略，又要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緊緊圍繞“時代”和“執政”要求，培養造就一支能經得起任何風險考驗的，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干部隊伍。在具體掌握選拔培養標準上，既要看是否是符合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要求，又要看其是否真正符合“三個代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