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政黨與票選是現代民主制度的兩個特征，而這種特征要真正融入民眾的政治生活，必須以一定的公共領域及在此之上所展開的政治營銷為前提。檢討民初以宋教仁為首的國民黨為組成責任內閣而展開的國會競選活動，發現民初的政治發展受挫及憲政失敗的重要原因是中國人政治生活中的黷武主義；即后來孫中山講的“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

關鍵詞：政治營銷 宋教仁 政黨政治 政治選舉

民國以還，憲政史上有不少令人揪心的話題。國人急切追求的目標多次眼看就要變為現實，卻又在剎那間失之交臂。以憲法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就其表征而言，至少有兩個象征物：政黨與票選，而這種表征欲真正融入民眾的政治生活并正常運作，必須以一定的公共領域及在此之上所展開的公開而合法的政治營銷為前提，否則就徒具其“征”。據此，檢討清末民初的政治發展及憲政失敗的癥結，最具個案研究價值的當推民初以宋教仁為首的國民黨為組成責任內閣而展開的國會競選活動。

一、清末急劇膨脹的公共領域

所謂“公共領域”，按哈貝馬斯解說，當指社會生活中的一個能夠形成公眾輿論的領域，它應對所有公民開放。當人們在不必屈從于強制高壓的情況下處理有關普遍利益的事務時，也就是說在能夠保證他們自由地集會和聚會、能夠自由發表其觀點時，公民也就起到了公眾的作用。哈氏認為德國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領域的特征為：主要成員是一般的閱讀公眾，主要由學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階級構成。其閱讀興趣主要集中在最新的出版物上?！半S著這樣一個閱讀公眾的產生，一個相對密切的公共交往網絡從私人領域內部形成了。”公共領域形成的特征是：一、讀者數量急劇上升，與之相應，書籍、雜志和報紙的產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書店的數量與日俱增。“尤其是作為新閱讀文化之社會樞紐的讀書會也建立了起來?！倍?、各類會、社、團的增加。社團大量出現的進步意義，“與其說是因為其組織形式，不如說是由于其顯著的功能”。新式社團“是通過招募而由私人成員自愿組成的。在協會內部，人們平等交往，自由討論，決策依照多數原則。在這些一定程度上還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協會中，后來社會的政治平等規范得以貫徹實施。”[1]

征之于清季，哈氏所描述的這些公共領域的特征早在19世紀末就顯露出端倪。變法維新期間報章及各類社團的數量大增，且報章上有關各地讀書會的報道也時有所聞 [2]。不僅如此，梁啟超有關“合群”的論述還進一步從學理上論證建立公共領域對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意義?！耙匀盒g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所謂“獨術”，“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叭盒g”，即使民眾“群合而不離，萃而不渙”。西強中弱，在于“泰西群術之善”[3]。梁氏還身體力行，積極參與拓寬公共領域的活動，如辦報紙、興學堂、立學會等。

自1901年慈禧推行“新政”之后，公共領域得以進一步擴大。所謂“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是將原先康、梁發動的變法維新重新啟動并使之合法化，其間于公共領域的擴大關系最大者當推1905年的廢科舉。此舉的意義遠非促進了中國教育事業的現代化，它意味著傳統的讀經——科舉——入仕的正途被諸塞，官僚政治系統與傳統教育系統的高度一體化的格局被打破，政治資源由有計劃分配變成了無計劃配置。由于切斷了知識分子加入中央和地方政權的常規渠道，讀書人的政治地位呈下降之勢，但他們的文化地位及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反而呈上升之勢。原因是讀書人的價值觀及成就取向由單一而多元，由專注四書五經轉而面對一個無限廣闊的知識空間，文化及出版界的精英人物鉚足了勁，將有關新知的出版物大量投放市場，文化市場一下子激活起來。文化產品的制造與消費似乎在你追我趕。從消費群體一極來看，據學部的統計，1904年在新式學堂就讀的學生總數才92，169人，而到1909年急增至1，560，270人[4]，而今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辛亥前夕學生數為300萬，是1905年的12倍[5]。這300萬人有不少就是哈氏所講的“閱讀公眾”，他們憑藉新式媒體、學會、社團等，在思想和文化領域內的影響力較之傳統的紳士要大得多，其活動空間就像他們閱讀的書目一樣在不斷放大。

廢科舉是對傳統的政治及社會控制所作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松綁。國體、政體雖未改變，但因越來越多的新型知識分子和部分紳士在行動和情感上由依戀傳統而轉向革命或立憲，從而給未來的政治發展注入新的動力。個人思維空間的擴大，為晚清公共領域的擴張開辟了更廣闊的前景。

預備立憲期間朝廷頒布的《大清印刷物件專律》(1906年)和《大清報律》(1908年)被視為是中國最早的新聞法，雖說是“最早”，但在至1937年中國頒布并實際執行的7部新聞法中，它卻是“比較完備、比較合理、比較開明”[6]的法規。因為有法可依，作為衡量公共領域的重要尺度的媒體也就進入一個體制化的新時代。平心而論，檢視晚清的報刊，其時報人的輿論空間，并不比北洋及南京政府時期小。

“新政”還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交通的現代化及城市化也取得了非凡的成績。主要城市的空間均突破老城墻在向外擴大，城市人口的年平均增長率由19世紀的0.4-0.5%上升為3.5-9.8%[7]，城市間的往來也因鐵路的通車更加便捷，鐵路里程由1895年的400公里增至1911年的9600公里。電報業的發展使得大中城市之間的聯系及與國外的溝通均能以一線系之。日行千里，耳聽八方，正由神話而變為現實。

清末公共領域的擴大，正在悄悄地而又快速地打破原先社會與國家間的力量平衡，社會力量急速膨脹，而國家力量在收縮。清廷可以說是在這種國家與社會的力量失衡中轟然崩塌的。

清亡民興，因《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頒布及實施所帶的社會巨變是多方面的，而因報禁、黨禁的解除所導致的報刊、及會、黨的繁榮恐怕要遠遠超過經濟及其他方面?！都s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著作、刊行及集會、結社之自由；人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等，這從法律文本上掃除了公共領域擴張的障礙。一時間，報紙“風起云涌，蔚為大觀”。過去中國媒介的重鎮是在上海，報人假公共租界的法律以求自保。民初則風水倒轉?！八伟浮卑l生前，全國報館多達500多家，而北京獨占五分之一。報紙的銷數多達4200萬份[8]。傳媒重鎮由全國的文化中心上海回到政治中心北京，表明政治家及批評家欲搶占有利位置從事政治營銷的遠見卓識，這也是公共領域擴大的表現之一。全國自武昌起義爆發至1913年底，公開的黨、會、團等有682個[9]。另據民初著名的政論家黃遠生寫的通訊，自1912年2月12日至同年11月，僅北京一地報內務部立案的報館多達90多種，加上原有的報館，總數超過百余種；北京報民政部立案的社團有85個[10]。有趣的是，北京的情形頗似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澳菚r各種小型政治團體的報刊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1789年，在巴黎任何一個稍微有點名氣的政治家都要組織自己的俱樂部或出版自己的報刊；僅從2月到5月就冒出來450個俱樂部和200多家報刊!”[11]

隨著媒體與社團的激增，輿論空間幾乎到了沒有邊界地步，這從媒體上的反袁言論可窺一斑。以1912年3月在滬創刊的《民權報》上的文章為例，4月16日發表《膽大妄為之袁世凱》，19、20日連載《袁世凱罪狀》，26日有《討袁世凱》。類似的報刊在京、滬還有很多。輿論空間的放大，表明在這一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得以兌現，各類媒體皆能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社會力量時刻都在膨脹之中，這對政黨政治及票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

二、 應運而生的政治營銷

公共領域與政治營銷的內在關系，用康有為的話語表達也就是“以群為體，以變為用”[12]。公共領域的擴大，為官方及非官方的政治營銷提供了必要的市場空間。

中國人對出于政治目的的營銷并不陌生。早在秦末有人書“陳涉王”置魚腹中，編造并傳播“陳涉王”的政治神話，但這不是現代民主社會中所講的政治營銷，現代政治營銷應具有公開性、大眾性、平等性，各種政治理念均可在“消費者”中間自由行銷。近代最早在中國從事文化及政治營銷的是寓華的西方傳教士。傳教士的天職就是營銷自己的宗教。其營銷渠道主要有組織傳播（建立教會組織，發展教徒）、口語傳播（做禮拜、宣講圣經）、媒介營銷（創辦教會及世俗刊物）。傳教士的所作所為，使得中國的受傳者學到了師傅的技巧。國人不甘為人后、僅作受傳者，他們也想嘗試做一個主動的傳播者，于是就有中國最早的報人，如王韜輩；也有些報人側身西方人創辦的媒體（如長期在《萬國公報》供職的沈毓桂），他們力圖發出民族的聲音，不經意間，西方的現代政治營銷方式植入到了中國社會。

甲午中國潰敗后，全社會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情緒激昂。他們無法像先輩那樣斯文儒雅或循規蹈矩，以集會、演說、辦報等方式來營銷自己的救國政綱在清末已變得越來越平常。凡立社團者必有演說。1897年湖南南學會成立，巡撫陳寶箴發表演說時，聽眾多達千余人，它與次年康有為等在京師成立保國會時的演說，堪稱世紀末最為經典的政治演說。20世紀初上海的張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20世紀初年中國政治的晴雨表，也是江浙資產階級初期政治活動的一個重要會場”[13]。同盟會成立后革命黨人東京有數次千余人參加的演講會，這不僅震動了留日學生，也推動了國內的演說風潮。1911年6月17日，在成都保路同志會成立大會上，發起者羅綸、鄧可孝等數人相繼登臺發表演說，“臺前臺后，只見萬頭攢動，蒞會人數，據那時的不確切估計約在五千人上下”[14]。凡此，皆有可圈可點之價值。

清末革命與改良兩黨曾勢如水火，他們的政治主張如同兩個同類產品為爭奪市場份額而戰。最后的勝者看似革命派，但改良派并非是敗者。經過數年的論戰，從市場份額來看，兩派均在擴大。革命派自不待言，改良派制造的立憲輿論受到了“上自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15]的效果。革命與立憲之爭至辛亥前夕已演化為民主（民主是革命派與立憲派共同的價值追求）與專制之爭、社會與國家之爭，最后的失敗者只有一個——清王朝。

從政治營銷的角度看，革命派與立憲派分別以非法和合法的身份在向中國人營銷民主思想，在這一點上，他們與其說是對立，不如說是互補。因兩派共同的努力大大激活了“觀念市場”。孫中山說了一句大實話：“自武漢發難，不數月而共和政治出見于亞東大陸，論者推原首功，咸以為數年來言論提倡之力，固矣！”[16]但需說明的是，立下的“首功”也有立憲派的份。在預備立憲期間，啟開了各省咨議局和中央資政院的選舉。立憲輿論與立憲進程的發展并非同步前進。因為清廷推行憲政并無誠意，而立憲派則要假戲真做。當立憲派與朝廷的矛盾達到尖銳化的程度時，立憲派遂與革命派殊途同歸，加入了反清的行列，他們也來分享革命的勝利果實實是按照市場上價值規律的分配原則。將部分立憲派在革命后取得領導權視為“投機”或“竊取”恐怕是不公平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辛亥革命運動本身也可視為一次現代政治營銷的大演示，是觀念市場上民主與專制的一次大較量，而民初宋教仁參加的國會競選則是這種較量的繼續。

三、宋教仁的政治營銷策略

清末公共領域的急速放大及政治營銷的廣泛實踐，加之民初有成文的“憲法”作保障，我們似乎有理由說通過合法的政黨競選建立政黨內閣未必不可行。既然能推翻帝王，為什么不能撼動一個有獨裁傾向的臨時大總統呢？在有遠大抱負的宋教仁看來，生在此時，他是幸運的。

宋教仁躍居為革命黨的領袖人物是在武昌起義前后。在一個論資排輩的國度，從年齡上看宋氏并無優勢（武昌起義爆發時年僅29歲），同盟會的初期，宋教仁的地位居孫、黃之后，但在武昌起義前后宋氏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

辛亥革命的成功得益于武昌起義，而武昌起義的發動，又得益于宋氏在1911年廣州“三·二九”黃花岡之役失敗后在滬發起成立的“中部同盟會”的籌劃。不容小視的是宋氏還是革命黨人中杰出的政法專家，他對西方政法的熟悉程度可以與孫中山比肩。他在留日期間先后入政法大學和早稻田大學鉆研政法。此間他陸續翻譯了日本及歐洲各國的憲法、官制、財政制度等方面的書籍，研究西方的政黨政治、責任內閣等，其目正是為將來建設時代之需要。

作為同盟會章程的起草者之一，宋教仁于10月28日抵達武昌，并在炮火硝煙中著手制定革命約法，以鞏固和規范新生的革命政權。11月9日軍政府頒布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中華民國鄂州約法》，計7章60條。這是武昌起義后第一部民主政權法典?？偩V規定：鄂州政府由都督及都督任命的政務委員、議會、司法構成。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論、集會、結社、信教、居住、保有財產、自由營業的權利；有選舉與被選舉的權利。主權在民的原則遂得以確立[17]?！抖踔菁s法》堪稱中國近代第一部憲法，它繪就的民主共和國的雛形為接踵獨立的省份提供了一個樣板。宋氏在辛亥革命運動中的地位頗似美國獨立戰爭中的杰弗遜。

在籌備南京臨時政府及臨時政府成立后，宋氏仍是最主要的法規起草人（他任臨時政府法制院院長），但由于在采用內閣制還是總統制問題上與孫中山等人有分歧，宋氏的內閣制方案在被指斥為自謀總理的聲浪中遭到否決。但其后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鑒于大總統讓位于袁世凱已成定論，遂改采內閣制，并對總統的權力作了諸多限制，以總理和國會作為國家的權力中心。孫中山等人這種因人事而立法的做法一直受到后人的詬病，相形之下，宋氏的政治構想具有前瞻性。

臨時政府北遷后，4名同盟會會員入閣，宋氏出任唐紹儀內閣的農林部總長。數月后唐氏內閣在直隸總督人選問題上因袁世凱及其黨羽從中作梗，迫使唐氏內閣瓦解。宋氏認為這是非真正的政黨內閣所致，同盟會的4名閣員隨即辭職。

依照《臨時約法》的規定，1912年8月10日袁世凱公布了由參議院制定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及參議院議員和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參議院議員由各省議會選出10名；另外，加上蒙、藏、青海、華僑的名額，總計274名。參議院議員任期6年，每2年改選三分之一。眾議院議員取“人口比例主義”，以各省區每80萬人選舉1名，一省人口如不足800萬的也選舉10名，總計596名，議員任期3年。參眾兩院合計870名議員。選舉采取復選制、大選區制，所定選民資格仍有較多的限制，但較晚清寬大。同年年底和次年初，全國舉行國會議員選舉。在這期間各黨各派及臨時參議院的議員均忙于參選，“北京沒有什么大可注意的政潮，而在各省的選舉競爭，鬧得煙霧迷天”[18]。在這種情況下，通過合法途徑來奪回革命的果實幾乎是擺在革命黨人面前唯一的選擇。革命黨內部由誰來擔綱呢？精神領袖孫中山自辭去臨時大總統后，醉心于建鐵路，不太過問政事。黃興在臨時政府北遷后暮氣已深?？梢哉f由宋教仁挺身而出，舉起大旗，是革命黨人的不二選擇。就個人的稟賦、才能、謀略、志趣而言，在革命黨內部能擔綱并孚眾望者也只有宋教仁。宋教仁雖剛及而立之年，但也是革命“元老”之一。重要的是他先后辦過《二十世紀之支那》、《民報》、《民立報》等政論報刊，是革命派的主要政論家。其革命人生、報人生涯、從政經歷，表明他是革命黨人高層中以現實的態度、奮發進取的一位民主斗士。

欲爭得議會中之多數，僅靠已呈頹勢的同盟會的班底就顯得勢單力薄。如果說當年同盟會的成立是各派各地革命黨人共同的意向，那么改同盟會為國民黨則與宋氏個人的努力關系甚大?！皶笔敲孛芏窢帟r期的產物，其稱呼與現代政黨政治不符，更名乃勢所必然。在民初政黨紛繁，朝分夕合，黨員跨黨現象也相當普遍。故合并他黨以自固亦勢所必然。經宋氏多方綴合，同盟會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達成五黨合并意向，“以鞏固共和，實行平民政治為宗旨”。合并后的國民黨，在宋氏看來，“民國政黨，唯我獨大”，“共和黨雖橫，其能與我爭乎？”[19]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大會在京召開，通過票選產生了理事：孫中山得1130票，黃興1079，宋教仁919，王寵惠 909，孫中山當選為理事長，委托宋氏為代理理事長。

作為國民黨的實際最高領袖，宋氏在成立國民黨的籌備會上就提出政黨以“選舉”為要務，并提議在組織上將選舉獨列一科，并為此制定了周密的競選計劃。“第一，派人到各省組黨，成立各省黨支部；第二，掌握各省、縣的選舉，進行一次勝利的競選；第三，取得國會及省縣議會中的壓倒多數，堅持議會民主制；第四，組織強有力的、名副其實的政黨責任內閣，預定以宋教仁擔任內閣總理?！盵20]

大計甫定，宋教仁一面布置各地黨人積極參加國會競選，一面親自出馬，在各地發表競選演說。在現代政治營銷中，出眾的演說才能是候選人贏得大選的必備條件。宋氏生來就有一副好口才，能言善辯。早在1906年在東京同盟會本部他與康寶忠等人組成“政社”，“每有辯議，獨鈍初（即宋教仁）能本末悉舉，眾咸悅澤。”[21]后人還編有《漁夫先生雄辯集》。

政治營銷與商業營銷雖有所不同，但候選人利用溝通和說服的方式來推銷自己與商業營銷相近。這是因為政治選擇與商品市場間有高度的相似性，票選與市場的競爭本質相同，選票的分配恰如市場占有率。候選人與營銷經理人都為爭取“消費者”的支持而努力。

宋氏的營銷戰略在其競選演說辭中有所反映，其基本路徑是：

（一）確立票選觀念?！斑x舉的競爭，是公開的，光明正大的，用不著避甚么嫌疑，講甚么客氣。”“在國會里頭，占得大多數議席的黨，才是有政治權威的黨，所以我們此時要致力于選舉運動，我們要停止一切運動，來專注于選舉運動。”[22]

（二）革命目標尚未達到。關于革命的目標是否實現，國民黨內實有兩種聲音：孫中山則以為民權、民族主義皆已實現，只剩下民生主義，所以他忙于建鐵路。而宋氏認為，中華民國在國際上未獲承認，俄國正策劃蒙古獨立?！半U象環生，群思剖割”[23]，內部軍隊保國無力，擾民有余，國家財政困難，民間產業凋敝。所以說：“今革命雖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種族主義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達到也?！盵24]

（三）宣傳黨的政治理念，即五大政綱。（1）統一政治；（2）地方自治；（3）種族同化；（4）民生主義；（5）維持國際和平。

（四）只有國民黨能救民國，“非國民黨不為功”。作為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為民國的創建立下了首功?！盀榻裰?，須亟組織完善政府，欲政府完善，須有政黨內閣。今國民黨即處此地位，選舉事若得勢力，自然成一國民黨政府。兄弟非小視他黨，因恐他黨不能勝任，故不得不責之國民黨員。”[25]

（五）堅定必勝的信心?！耙郧?，對于敵人，是拿出鐵血的精神同他們奮斗；現在對于敵黨，是拿出政治的見解同他們奮斗。我們此時，雖然沒有掌握軍權和治權，但是我們的黨是站在民眾方面的，中華民國政權屬于人民。我們可以自信，如若遵照總理孫先生所指示的主義和方向切實進行，一定能夠取得人民的信賴。民眾信賴我們，政治的勝利一定屬于我們。”[26]

宋氏的行程是由北而南，足跡遍布湘、鄂、皖、浙、寧、滬等省市，憑借他的言論風采和人格魅力，所到之處，都能抓住選民，一路凱歌高奏。

國民黨確立的組成政黨內閣的方案得到進步媒體的大力支持，《民立報》、《民權報》等不遺余力地制造政黨內閣的輿論，宋氏的演說辭大多刊登在《民立報》上。

與此同時，其他政黨也不甘落后。共和黨視國會選舉為“最注重之事”，并向選民散發《選舉須知》，鼓勵黨員“不爭做官，而爭做議員”[27]。據統一黨的眾議員王紹鰲回憶說：“當時的競選活動，除了一些人暗中進行賄選外，一般人都采取公開發表演說的方式。我在江蘇都督府任職期間，曾抽暇到江蘇的蘇、松、太帶作過四十幾次的競選演說。競選者作競選演說，大多是在茶館里或者在其他公共場所里。競選者帶著一些人，一面敲著鑼，一面高喊‘××黨××人來發表競選演說了，歡迎大家來聽呀！’聽眾聚集后，就開始演說。”[28]

在選舉過程中，賄選及舞弊現象自然難免。表現在浮報選民、拉票冒投、搶票毀票、金錢收買等。據報道：“（初選）收買選票，或一二元，或四五元一張，出資數百元即當選?！盵29]但從總體看，選舉結果畢竟不同于行政安排或任命，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參加投票的人約4000余萬人，占全國總人數的10.5%，這較之晚清選舉咨議局議員的0.42%的投票率增加了25倍[30]。投票率的飚升也部分說明公共領域的擴大及政治營銷市場的拓展。

大選的結果印證了宋教仁的預言。國民黨所獲得的議員總數，據李劍農研究，共獲得392席，占全部議席的45%，國民黨一躍而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大政黨。國民黨票選的勝利，使全黨沉浸在一片歡騰之中，連孫中山也興奮地說：國民黨在此次國會議員選舉中獲勝，“足見國民尚有辨別之能力，亦可見公道自在乎人心”[31] 。

四、“宋案”之檢討

宋教仁凱歌高奏，在袁世凱看來不啻是一曲挽歌。1913年3月20日晚，上?；疖囌敬趟蔚臉屄曅嬖绖P獨裁政治的開始和政黨政治的終結。

轟轟烈烈的政黨政治與政治營銷，為什么朝開夕謝？這在當時就引起政治觀察家的思考。記者黃遠庸以敏銳的眼光洞察政黨政治失敗的癥結：“夫政治主義之競爭，蓋國家之基礎定后乃能存立。所謂基礎定者，國體之確立是也。國體之確立云者，即在同一之國家以內，決無私人之特殊勢力。國之特殊勢力，僅存于各種社會。國之最高權力，乃唯在于國家。而政治家則各以其主義政策相角逐之謂也。羅斯福去而塔虎脫（Taft，1909年當選為美國總統——引者注）來，美之基礎如故也，塔虎脫去而威爾遜來，美國之基礎仍如故。今吾國甲乙兩造，既絕然不相容，則政治主義之角逐，即等于私人勢力之角逐。故其結果，僅容有彼此之相摧殘，而決不許有公明之競爭。于是一切之政治問題、法律問題，皆超然于是非得失之外，而純納于勢力相持之中。”[32]

常以美國為參照系的孫中山則認為是經濟基礎薄弱所致。早在1912年8月13日他就致函宋氏：“民國大局，此時無論何人執政，皆不能有大設施。蓋內力日竭，外患日迫，斷非一時所能解決。若只從政治方面下藥，必至日弄日紛，每況愈下而已。必先從根本下手，發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國勢不動搖，而政治乃能活動。弟刻欲舍政事，而專心致志于鐵路之建筑?！盵33]回過頭來看，當初他放棄政爭與黨爭，似乎比宋教仁更有先見之明。

西方學者關于政黨政治或民主政治建設需要一個過程的觀點也不無道理。亨廷頓講：“政治價值和機構的重大變革通常需要充分的時間，這樣，政治體系的適應可能落后于社會的范圍比較廣闊的改革。一般說來，后發展的國家的社會經濟改革速度比先前發展的要快得多。結果，在較后發展的國家中，不穩定、暴力和獨裁統治的傾向也更明顯?！盵34]

歷史學家更注重對政黨政治本身的缺陷考量：如接納黨員有很大的隨意性、黨員跨黨、黨綱成了空洞的招牌、缺乏政治基礎等[35]。

以上“基礎論”或“過程論”等均不無道理，但若用歷史的長鏡頭再次聚焦此點時，這些解說未免隔了一層。及1949年國民黨敗退，資本主義經濟已有了長足的發展，媒體日趨體制化、大眾化，政黨活動也更加制度化，公共領域在擴大，國民的民主意識及票選意識自然也在進步之中，但為什么終未有建立在公正的票選之上的政府。看來票選式的政治營銷或民主政治至少在中國恐怕并非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

旁觀東鄰日本，上面的解說更值得懷疑。日本政治的現代化可追溯于明治元年(1868年)確立的太政官制（經濟現代化尚未起步），次年公布《公選之法》，三等官以上者有選舉權，副知事以上者有被選舉權，通過票選的形式選出23名高層官員。1885年又確立了內閣制，1890年正式公布憲法、開國會，這一切均在進步之中。為什么中國自清末的制度創新至1949年，歷經半個多世紀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卻只開花不結果？

筆者以為，中國傳統政治中反復出現的恃武力之強弱實現改朝換代的歷史現象（日本卻沒有）已積淀成一種“黷武主義”的政治文化，而這正是近代民主制國家所崇尚的“唯憲法主義”之大敵。對此革命黨人也早有預感：“縱使將來國會議員人人皆肩比盧梭，而駕孟德斯鳩，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無數木偶?！盵36]武力奪取政權與民意出政權在中國是不是絕對排斥呢？至少深受域外政治文化熏陶的孫中山、宋教仁曾不這樣認為。辛亥革命的果實雖然部分是出自革命黨人的槍桿子，而孫中山讓出政權是以袁世凱對憲政的許諾為前提，孫中山出于對“唯憲法主義”的篤信，相信民意將起作決定性的作用，“讓位”又有何妨呢？“宋案”發生后，孫中山并未立即改變這一認識，他所領導的二次革命、護法運動、護國運動，終極目標其實是想通過槍桿子來恢復憲法的權威，并實現其“唯憲法主義”政治目標[37]。幾經挫敗，他才發現，“顧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爭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號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法律及民意之下?！庇纱丝磥恚绖P式的人物的出現還不能歸咎于“人性的弱點”所致，民國時代有無數個大大小小的袁世凱?；诖?，孫中山決定退而“以匹夫有職之身，立于個人地位，以盡扶助民國之天職”[38]。于是有了后來的“國民革命”運動。孫中山發動國民運動的緣由，其實與黃遠庸所講的“國家基礎定后，乃能存立”暗合。引入現代的話語，也就是要營造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公共領域如一塊銅板，反面可敵“黷武主義”，正面可立“唯憲法主義”。

上文所昭示的民初擴大的公共領域為什么不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我以為這只不過一種泡沫式的公共領域，與哈氏所言資產者的公共領域形似實非。具有政治功能的資產者的公共領域本來處于國家與社會的緊張地帶，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對國家和社會的需求加以調節。“公眾輿論是社會秩序基礎上共同公開反思的結果；公眾輿論是對社會秩序的自然規律的概括，它沒有統治力量，但開明的統治者必定會遵循其中的真知灼見。”[39]

之所以說是“泡沫式的公共領域”？因為看似很“大”，輿論空間幾乎沒有邊際，但是大而空，大而無人，也就是說公共領域內并無太多的具有批判意識和自由意志的“公眾”。換言之，“木偶”多于“公眾”。

中國的國家與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國”與“家”，兩者間的所謂“緊張關系”被紳士這一特殊階層所消融，這種“緊張關系”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存在。在國、紳、家三個層級中均只有私域，而無公域。“國”被家化，“家”又被國化。三種私域實是出自同一個圓心，天下人都在各私其私?！熬狡涓偎狡渚簦r私其疇，工私其業，商私其價，身私其利，家私其肥，宗私其族，族私其姓，鄉私其土，黨私其里，師私其教，士私其學?！盵40]清末民初，交通的便捷、報刊的繁榮、城市化的加快，雖使原先“國”與“家”的領域得到拓展，但這種拓展了的空間泡沫成分很多。譚嗣同所講的“君于臣隔，大臣與小臣隔，官與紳隔，紳與士隔，士與民隔，而官與官，紳與紳，士與士，民與民，無不自相為隔”[41]的現象并無太大的改觀。列寧也指出：辛亥后中國廣大的農民仍然是“非常閉塞、消極、愚昧、對政治漠不關心”[42]。即便在城市，除了部分學生外，民眾對這種泡沫式的公共領域的反應是非但沒有熱情，反而厭倦：“全國人民漸已厭倦政黨、厭倦輿論，厭倦政治?！盵43]厭倦的結果就是逃回到私域中去。

欲破“隔”、去“塞”、去“私”，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必須造就出一大批的像宋教仁式的“公眾”。誠如梁啟超所言：“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44]而在清末民初，宋氏只是一個孤獨的先行者，孫中山、黃興是否真正與之為伍都值得懷疑？宋教仁的悲劇是被這虛假的繁榮公共領域所障目。

“宋案”發生的當日，北洋內務部接陸軍部轉來袁世凱的指令：“對于外交、軍事秘密事件一律不許登載，違者按律嚴懲?！本熝簿瘺Q定從即日起實行新聞檢查，“倘有故違，立即派員究辦”[45]。其后，“舍袁系報外，幾無有生存之一日?！盵46]報人岌岌如漏網之魚，逃竄尤恐不及，報刊數量銳減，造成了1913年的“癸丑報災”。次年，北洋政府頒布《報紙條例》，對報刊的鉗制較晚清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說明中國報界距離英國那種“第四等級的批判機構”還有很遙遠的路程要走。

習慣于“政出一孔”的統治者，豈能容忍那發出不同聲音的公共領域的存在與發展？傳統權威的合法性危機在袁世凱手中易如反掌地化解了。同年11月4日他竟毫無顧忌地下令解散了國民黨，票選、政治營銷、代議制等胎死腹中，這與其說是袁氏個人力量所致，還不如說是私域與公域之力量對比懸殊太甚。不要說在宋教仁時代，即便在此后，中國有無哈氏所講的“公共領域”，恐怕還是個問號？看來在任何時候學人都不應忘記中國有自己的“特色”。

作者：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政治與行政管理學系 教授

原載《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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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哈貝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2] 參見湯志鈞：《戊戌變法史》第三、四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及拙著《中國早期現代化中的傳播媒介》， 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231頁。

[3] 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冊，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版，第3-4頁。

[4] (美)費正清編:《劍橋中國史清史》上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室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28頁。

[5] 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革》，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頁。

[6] 肖燕雄：《我國近現代新聞法規的變遷1906-1937》，《二十一世紀》(香港)1998年6月號。

[7] (美)周錫瑞著：《革命與改良：辛亥革命在兩湖》，楊慎之譯，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4頁。

[8]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三聯書店1986年版，第178-181頁。

[9] 張玉法：《民初政黨的調查與分析》，《中國近現代史論集》第19編，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76-180頁。

[10]《北京之黨會與報館》（1912年11月30日），《遠生遺箸》上冊卷二，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63-7頁。

[11]（德）哈貝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頁。

[12] 轉引自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冊，第3頁。

[13] 章開沅：《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頁。

[14]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冊，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頁。

[15]《中國未立憲以前當以法律教國民論》，《東方雜志》，1905年第11期。

[16]《新國民雜志序》，《孫中山全集》第2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81頁。

[17]《中華民國鄂州約法》，中國近代史料叢刊:《辛亥革命》（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1-226頁。

[18] 李劍農：《戊戌后中國三十年政治史》，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9頁。

[19]《同盟會本部總務部通告海外書》，《宋教仁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46頁。

[20] 仇鰲：《一九一二年回湘籌組國民黨支部和辦理選舉經過》，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文史資料出版社會1981年版，第177頁。

[21] 康寶忠：《哀辭》，徐血兒等編：《宋教仁血案》，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88頁。

[22]《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演說辭》，《宋教仁集》下冊，第456頁。

[23]《國民黨湘支部歡迎會演說辭》，《宋教仁集》下冊，第446頁。

[24]《國民黨滬交通部歡迎會演說辭》，《宋教仁集》下冊，第459頁。

[25]《國民黨湘支部歡迎會演說辭》，《宋教仁集》下冊，第446頁。

[26]《國民黨鄂支部歡迎會演說辭》，《宋教仁集》下冊，第456頁。

[27] 共和黨稿：《選舉須知》，載《時事新報》1912年11月11日。

[28] 王紹鰲：《辛亥革命時期政黨活動的點滴回憶》，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冊，文史資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405頁。

[29]《時報》1912年12月10日，轉引自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政治發展史》第1冊，臺灣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版，第294頁。

[30] 參見徐矛：《中華民國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頁。

[31]《孫中山全集》第3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頁。

[32] 黃遠庸：《一年以來政局之真相》，載《遠生遺箸》卷一，第85頁。

[33]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11頁。

[34] (美)格林斯坦等編：《政治學手冊精選》下冊，王滬寧等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65頁。

[35] 李劍農：《戊戌后中國三十年政治史》，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56－160頁。

[36] 《正式國會殷鑒》，《民權報》1912年9月11日，轉引自《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四），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頁。

[37] 拙文：《從“議會主義”到“憲法主義——從魏源到孫中山民主訴求之檢討”》，載上海中山學社主辦：《近代中國》第11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

[38] 《辭大元帥職通電》，《孫中山全集》第4卷，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471頁。

[39]（德）哈貝馬斯著：《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頁。

[40] 梁啟超：《說群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2冊，第4頁。

[41] 周振甫選注：《譚嗣同文選注》，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29頁。

[42] 列寧：《中國各黨派的斗爭》(1913年4月28日)，《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頁。

[43] 黃遠生：《政海之一勺》，《遠生遺箸》下冊，卷三，第69頁。

[44] 梁啟超：《新民說》，《飲冰室合集·專集》第3冊，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版，第2頁。

[45] 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89頁。

[46] 《恭賀新年》，《民權報》1914年1月21日，該報是日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