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政治現象當然從來就是一種系統現象，而整個人類社會主要是由社會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組成。當今，政治系統主要由政黨系統與國家政權系統組成，同時，人類社會的基本關系就是黨、國家與社會三大系統之間的關系。而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也就是黨、社會與國家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通過對一般系統自身特點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筆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應由封閉型向開放型轉變，由強制型向契約型轉變，由單一型向多樣型轉變。

[關鍵詞]：系統；黨；國家；社會；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

[Abstract]: Political phenomenon is always a system phenomenon and the whole mankind society is mainly made of the society system 、politics system 、economy system、culture system. At present ，politics system is mainly composed of state power system and political party system .And mankind society’relation is the relationship of Political party、State and society. From the view point of system ，the innovation of the CCP’ruling mode is concering about the relation among Political party、State and society .By means of system’own characterstic and their mutual relationship ，the writer thinks the innovation of the CCP’ruling mode should transform from the closed type to the opened type、from the compelled type to the contractual type and from the single type to multiple type.

[The key words]: system; political party; state; society; the CCP; the ruling mode; innovation

黨、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現代人類社會進化的主要動力來源和載體。按照系統論的觀點，整個人類社會主要是由社會系統、政治系統、經濟系統和文化系統組成的。而黨和國家則屬于政治系統中兩大平行的子系統即同一層級上的子系統，社會則屬于狹義上的社會系統。從宏觀層次看、從整體上看，當代人類社會系統的基本關系就是指黨、國家與社會三大系統之間的關系。當代人類社會就是在系統之間的互動中，并伴隨著系統自身及系統相互關系的不斷優化、調整中，得以進化和發展。而政治系統則起著關鍵的作用，政治系統內部政黨系統（主要指執政黨系統）與國家政權系統之間的協調發展及其相互的制度化關系，則使政治系統發揮結構—功能的作用，促進社會系統、經濟系統、文化系統的良性發展，從而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進化與發展。根據馬克思主義原理，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其中生產力是決定性要素，一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及其階段是系統自身發展及其相互關系優化的結構框架與運行框架，因此，經濟系統的進化則為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優化提供了有利的理念與環境即硬件與軟件的支持，這樣，從各個系統自身、相互關系的優化及其良性互動中，從更大范圍內、從更高層次上就能發揮系統的整體結構—功能的作用，形成強大的合力與規模效應。但是如何使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之間形成良性互動與合理化、制度化的關系呢？即政黨系統、國家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關聯起來，既能使它們自主地發揮各自的功能，又能形成更高層次的整體功能呢？這就是黨、國家與社會三者關系的價值支點，并且這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的理論價值所在。因此，筆者認為，必須從系統自身的特點及其系統之間的應然關系出發，來探求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的實然關系與應然關系，從而也能找到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的切入點。

一、 一般系統自身特點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

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人類社會與自然互動關系的發展史、人類社會自身的發展史以及生物學生理學等科學知識，我們可以得出一般系統自身特點及其相互關系的幾點論斷：

（一）系統是多元的，是多樣性與差異性的統一。因為只有存在有差別的多個事物，才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出現整合成一個系統的要求。系統的組分（組成部分）或者是子系統的多樣性與差異性是系統“生命力”的重要源泉。

（二）系統是開放的，即它只有不斷地與其內部環境和外部環境發生“交動”，交換物質、能量、信息，才能維持系統自身的生存與進化。“系統開放的越有效，越利于系統病態的消除或者解體” [1] 。當然系統不是百分之百的開放，否則它也不能稱之為系統；系統也存在封閉的一面，因為“從環境輸入系統的并非對系統都有利，什么東西不能輸入，什么東西需要輸入，輸入多少，如何輸入，都需要管理控制。系統對環境的輸出也不是任意的，什么東西不允許輸出，什么東西允許輸出，輸出的數量和方式，都需要管理控制”[2]，所以系統的封閉性也是其生存發展的必要條件。總之，系統是開放性與封閉性的適當統一，開放是絕對的，封閉是相對的。

（三）系統是有邊界的，即它存在著某些始點和終點。“從空間上看，邊界是把系統與環境分開來的所有點的集合（曲線、曲面或超曲面）。從邏輯上看，邊界是系統的形成關系從起作用到不起作用的最大范圍。”[3] 由此，系統具有邊界性，也就存在著獨立自主的空間，存在著“邊界的互不侵犯”規則，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當系統向更高層次進化時，就需要打破“邊界的互不侵犯”規則。

（四）系統具有自主性，即它不是完全被動的，再加上系統的邊界性，因此，系統就具有一定的獨立自主性。

（五）系統具有自利性，即系統的生存本能，表現著一定的利益需求，與此同時，系統是開放的，它在與外界進行物質、能量、信息的交換中，存在著擴張性，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趨勢”，再加上系統的自主性，這樣通過其擴張性與自主性的互動，就可能會產生系統的自利性，根據結構功能分析方法的基本假設“任何社會系統都有一種趨向穩定的主導趨勢”[4]，同時系統也有封閉性的一面，進而就可能會產生系統的保守性。當然，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也不能無限夸大，這只是在系統之間缺少正常的互動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出現。

（六）系統之間關系應當是平等的，至少在同一層級上的系統關系應該是平等的。人類社會就是從原始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的邏輯發展中進化，而生產力因素起了主導性作用，生產力的發展為系統之間關系的優化提供基礎性條件。系統之間應該是平等的關系，只是功能不同，只是所處的時空位置差別，生產力的發展水平不高，才產生了不平等的關系。

（七）系統之間具有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作用力的大小不同，但是會出現作用力的正負，比如自然對人類社會的反作用就有正負之分，當今所提出的“可持續性發展”就是對其反作用的一種反思的結果，因此這也說明了系統之間應該是平等的關系，不能以“以大壓小”，歧視其它系統的功能和作用。

以上是對一般系統自身特點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因此，根據這些論斷，我們再來分析政黨系統、國家系統與社會系統，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人類社會系統是更復雜，因為人類社會系統的主體是“指在社會系統中為實現系統的行為、目的、價值、功能而活動著的人” [5]， 人本身就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人是一種生命有機體，必須服從生物學、生態學的規律，同時人也是社會的人，不僅有著物質需求，還有精神需求。即“我們確實具有自然的系統共有的價值基礎，可是我們把它特殊化，使它適合于人這個層次。同時，我們確實具有所有人共同具有的價值基礎，可是我們把它特殊化了，使之適合于我們自己的思想和目的。”[6]所以，人類具有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并且人的自主性——主觀能動性更強，這樣，由人組成的系統也必然反映了人類的兩大屬性，而且系統也就具有“人性”的特征，自主性也就很強。

二、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關系的相關分析

根據以上對系統自身特點及其相互關系的分析，我們來進一步分析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的互動方式、關聯方式，同時把這些論斷還原到一定的社會—歷史—文化的時空環境中，其中生產力的發展水平決定了系統之間關系優化、調整的趨勢與導向，經濟系統則為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關系提供了一個運行環境。為此，聯系到當今中國的歷史—現實環境，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關系問題，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問題。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就是指“一它是中國共產黨運作國家政權系統的體制、機制、手段、途徑和方法的總和；二它是中國共產黨與社會其他政治組織及非政府組織的關系，影響民眾等方面的體制、機制、手段、途徑、和方法的總和；簡而言之，它就是黨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問題。”由于傳統計劃經濟下，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和社會系統幾乎一體化了，形成了執政系統黨領導國家政權系統、國家政權系統主導社會系統、執政黨系統又通過國家政權系統和自身豐富的組織資源主導社會系統的格局，這樣系統就出現了重疊和交叉，導致政治系統的結構—功能的雙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政治系統與經濟系統一定分離，形成了二元化的格局，政治權力統治經濟領域、社會領域的權力格局有所改變。執政黨系統也放松了對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的控制，尋找自己的合理定位，與此相適應，社會系統開始從國家權力的控制下解放出來。市場經濟使國家政權系統、社會系統的自主性加以彰顯，執政黨系統如何改變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執政模式、如何剝離計劃下和市場下執政方式的共性成分、如何使國家政權系統功能自主和社會系統自主、如何使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和社會系統三者之間關系形成良性循環，這都需要進一步厘清。市場經濟不僅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提供了理念支持、觀念更新，而且要求執政方式的市場化取向，適應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的調整，因此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的緊迫性日益突出，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及其理念并且根據一般系統自身特點及其相互關系出發，重新梳理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的應然關系，則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的關鍵所在，也是其市場化價值取向的使然。

（一） 由于系統是開放的，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應該進行能量、信息的交流，形成積極的互動關系。這樣，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才能使自身得以生存，也能整合成更高層次系統的結構—功能，形成強大的合力，促進人類社會的進化與發展，從而也為自身的進化與發展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

因此，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須從封閉型向開放型徹底轉變。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作為權力運作的唯一主體，政治權力流向是自上而下的、缺少社會權力自下而上的調和與監督，并且集決策、執行、監督于一體；作為超脫國家政權系統之上的唯一政治主體，把一些民主黨派、政協組織、社會團體等政治體系內參政力量邊緣化，形成了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封閉性。一是認識和理論上局限性、封閉性，存在著一些誤區。在以前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共產黨把執政等同于直接行政，把黨的領導等同于直接執政，把由民作主等同于代民作主，把黨對國家政權的作用方式等同于黨對社會的領導方式等。二是在認識和理論上的局限性、封閉性，進一步造成了實踐上的封閉性，中國共產黨對執政方式的探索就是處于理論與實踐的磨合過程之中。執政黨系統猶如一個“黑洞”把國家政權系統、社會系統吸納進執政黨系統之內，從而執政黨系統代替了后兩個系統的功能，造成了政治系統結構—功能失調、內部能量膨脹，進而與外界環境交換能量、信息，效率低下、質量不高。實際上，執政黨系統就把自己定位成一個全能主義政黨，形成了系統的封閉性，壓制了國家政權系統、社會系統的自主性，以至三者之間缺乏有效溝通與交流。而市場經濟以強大的穿透力，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點，獨立、平等、民主、自由、參與、責任等意識深入到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各方面，這樣，個體自主性得以彰顯，社會自主性也得以充分展開，社會力量日益要求參與國家政權的運作，進而改變了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的關系。與此相適應，市場經濟的拓展產生了社會利益分化，這些分化的利益又是彼此獨立的、邊界清晰的，為維護自身利益，各利益主體都會要求“游戲規則”公平、影響國家政權的運作、參與政治過程，要求執政黨依法執政，進行持續改革，使其權力運作透明化、廉潔化、高效化。尤其中國已經加入WTO，WTO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國際規則，它對信用、法制以及對權力運作方式都有深刻的要求，這也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提供了參照系，而最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以開放的姿態把外部資源內化為中國特色的行為方式，黨對企業的領導、政企分開等都必須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規律。

（二）系統具有自主性與自利性，有一定的邊界。尤其政治系統是由人組成的，并且人的主觀能動性更強，同時也人具有社會屬性與自然屬性，因此“趨利避害”的生物屬性就會體現在系統的擴張之中，進而也就會產生系統的自利性，“理性的經濟人”“人性本惡”等一些理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適合政治系統。公共選擇理論就認為，國家政權系統天生就有自利性，作為“理性的經濟人”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趨勢。由此聯系到執政黨系統，可以認為執政黨系統也有自利性、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趨勢，并且由于執政黨系統自主性更強，主導性更強，進而自利性發展的空間很大，趨向保守穩定，不易更改先前的習慣，使其“意義失真”，并且還會擾亂國家政權系統、社會系統的正常運轉，形成政治系統結構—功能的雙軌。

因此，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須從強制型向契約型轉變。在計劃經濟條件下，中國共產黨組織自身事實上已構成了一種社會公共權力，相當于國家政權系統而又超越與國家政權系統，直接要求國家政權系統的作為或不作為，把國家政權系統獨有的強制性轉化為執政黨系統的組織屬性。這樣，黨決策、政府執行，政府蛻變為黨的執行機構，同時整個社會生活也被納入黨的強制性的支配和控制之下。這樣，執政黨系統“意義失真”，執政黨系統本來是作為社會系統與國家政權系統兩者之間進行能量、信息交換的中介而出現的，它不能等同于兩者中的任何一方。但是執政黨系統入侵了國家政權系統的邊界，兩者融合為一體，這不僅不利于執政黨系統自身的建設，而且也壓縮了國家政權系統的自主性空間 ，同時這就意味著執政黨系統占據了國家政權系統的自主性空間，執政黨系統就有可能成為“公共權力異化的主體”，原先執政黨系統監管國家政權系統“異化”的職責就缺位了。與此相聯，執政黨系統處于強勢，國家政權系統處于弱勢；并且社會系統也失去了監督國家政權系統的工具，社會系統就處于最弱勢。這樣，系統正常的相互反作用就沒有通過合理的方式表達出來，導致反作用以扭曲的形式表達出來。大量應該由國家政權系統或由社會系統承擔的責任卻由執政黨系統去完成，導致執政黨系統越位、錯位或者缺位。一旦出現失誤，執政黨系統就成為矛盾的焦點，進而就有可能耗損執政黨系統在社會系統中的權威，松動其合法性基礎。盡管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處于弱勢，但是它們從負面回應了對執政黨系統的反作用：對國家政權系統而言，長期官僚化、效率低下；淡化其責任，把一切責任都推給執政黨；國家政治生活死氣沉沉等；對社會系統而言長期缺乏自主，這樣會造成社會系統對執政黨系統的冷漠，使執政黨系統有可能失去社會系統的資源支持，蘇聯解體時其社會系統的立場就是一個很恰當的例子。因此，系統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必須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現，系統之間的平等性（至少是同一層級上的子系統或組分）得到合理地伸張，并且遵守系統的“邊界互不侵犯”規則。而只有通過契約關系，才能防止執政黨系統“自利性”的過度擴張，使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處在同一操作平臺上，保持系統間的平等性、功能的互補性、運行的獨立性。并且市場濟內涵著自由平等的契約原則，要求中國共產黨以自由平等的契約原則來處理與國家政權系統、社會系統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契約原則運作國家政權，使國家的政治生活處于正和博弈狀態。這樣，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就由強制型的領導轉變為一種契約型的政治領導，當然國家政權系統也會以法治精神的實踐于社會系統，回應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契約性理念，最終執政黨系統、國家政權系統與社會系統三者之間的關系轉化為自由平等的契約關系。

（三）系統是多元的，系統是多元性與差別性的統一。系統的子系統或組分越多，就會產生不同的規模效應。并且它們的關聯方式、組合方式就存在著多種選擇。根據“整體大于部分之和”的定律，系統可以通過不同的關聯與組合，尋求到單一的系統或組分中看不到的屬性與特性，進而產生不同的結構效應與組織效應。

因此，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須由單一型向多樣型轉變。計劃經濟條件下，高度集權的政治管理體制，權力集中在黨委，而且中國共產黨權力運作的重心在行政部門，行政權力的效力高于立法權力與司法權力，人大與司法部門功能萎縮，從屬于行政部門，這樣在高度集權的基礎上，執政方式不是依法執政，而是把政策等同于法律，甚至超過法律效力，依政策執政，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現“人大于法”的經常性現象。與此相適應，中國共產黨執政由宏觀到微觀一通到底，以政治控制為主，以直接執政為主，以至執政方式單一，屬于剛性執政。然而，以世界現代民主制度為參照系，執政黨系統權力運作重心應該逐步向人大系統轉移，理順權力運作和授予的關系，發揮人大系統與執政黨系統之間的張力。有的學者就指出：“中國的人大不是沒有權力的國家機構，而是權力沒有充分運用甚至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運用的機構。一旦人大真正使用其合法的權力，其作用將非同尋常。”[7]因此，只有各個子系統或組分，都能彰顯它們的功能和作用，以不同的關聯方式，構建不同的排列組合，才能使系統的性能發揮最大化。并且市場經濟的導入，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提供了豐富的政治資源。作為一套平等中立的制度安排體系而言，市場經濟對民主、法治有著本能的強烈要求，這為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提供了新的理念與導向。并且市場經濟造成了國家與社會的適度分離，則意味著社會作為一個變量對黨與國家監督、控制在增強。與此相聯，市場經濟引起了社會系統的變動，社會的異質性空前提高，個體自主性日益顯現，利益格局多元化，形成了各種利益群體，社會力量逐漸由原子化向組織化、集體化發展，社會力量日漸成熟，這樣社會系統能主動地參與國家政權系統的運作，開始分擔本屬于社會自身的職能與責任，同時這也是收回屬于社會自身的權力。但是，筆者在所看的大多數關于執政方式創新的文章中，就執政方式談執政方式，基本上只分析執政黨系統與國家政權系統之間的關系問題，忽略了在執政方式中最重要的這個母體——社會系統，而社會系統又是一個大變量，蘊藏著豐富的資源，其潛力是巨大的。為此能否把“治理與善治”的概念引進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創新的話語體系之內，有待學者加以進一步研究。不過以現實的政治資源而言，開發體制內的力量則是可行的，以八個參政黨為基礎，擴展它們的參政范圍、力度，從參政黨中提取政治資源，作為運作國家政權的一個重要有機組成部分。

注釋：

[1][2][3]畢思文 俞紀化 楊東紅編著 《系統政治學》，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32、132、131頁

[4]俞可平著 《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 第28頁

[5][6]吳元梁著《社會系統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7—28頁

[7]胡偉著 《政府過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