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立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實行委員專兼職相結合，對于加強檢察委員會工作，發揮檢察委員會作用頗有益處。各地檢察機關的改革實踐也表明，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作為檢察委員會制度運轉的協調中心，其作用的發揮直接檢察委員會議事效率和議事水平，是解決檢察委員會工作質量不高的有效途徑[1]。筆者在對本院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實踐中存在的和考量基礎上，立足于充分發揮辦事機構在檢察委員會工作中的作用，力圖從實際工作需要和提高辦事機構工作質量、工作效率出發，就改進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能、完善運行機制等問題談幾點個人的粗淺的認識和看法，懇請領導與同仁們批評指正，以期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工作能夠富有成效地落在實處，確保檢察委員會有序、高效、高質運轉。

一、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基本狀況和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基層檢察院的內部機構的設置上不如上級院細，依照精簡、統一、效能的改革思想和人員難落實的現實原因，各項業務不全部設有相應的部門，一定程度呈現散亂和不專的特征，部門設置具有掛靠、合署的特點。基層檢察院一般不設立專門的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2]，而是采用掛靠或者合署辦公的辦法（實踐中以確定研究室為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為普遍），設立專職檢察委員會委員（以下簡稱專職委員）和兼職檢察委員會秘書（以下簡稱兼職秘書）承擔辦事機構的具體業務工作。專職委員的工作主要是收集議案材料、簡單審查、會前通知、發放材料、制作檢察委員會決定等純會務工作。而兼職秘書的工作實際是書記員的工作，即在討論中做好記錄。筆者所在基層檢察院在進行機構改革時撤銷了研究室的編制，研究室的業務由辦公室承擔，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也掛靠在辦公室，在院辦公室主任的直接領導下，一名專職委員具體承擔辦事機構的工作，辦公室派員（即兼職秘書）列席會議做會議記錄。

從的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運行效果來看，還存在機構未被重視、工作質量不高、作用發揮不明顯的問題。

1、檢察委員會的“門前崗”作用沒有得到發揮。

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依要求建立，卻被認為是“裝樣子的擺設”[3]，工作存在一定的隨意性，缺乏辦事規則的規范，議案的提起程序無規則指導，檢察委員會例會制度[4]也沒有形成，“臨時動議”一定程度存在，通知委員會議時間和議案通知也無具體規定，仍有臨時倉猝安排會務，不進行或不能進行議案會議前審查，導致檢察委員會委員經常到會不齊，對提交討論的議案準備不充分，發言時僅憑借經驗現象未得到改變，未能有效提高議事水平。

2、提交議案的“過濾器”作用沒有充分體現。

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對提交議案進行會議前審查，一方面濾除不屬于檢察委員會議處的案件或者議題，一方面糾錯補漏、濾除案件承辦人或議題提出人主觀因素對議案的“雜質”影響，保證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的議案質量。必須交由檢察委員會討論的案件容易把握，然而，何種案件、何種議題是可以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決定的并沒有規定，會議前審查案件是程序審查還是實體審查也無章可循，實踐中時常出現檢察委員會委員對提交討論議案的可議和當議提出疑問。

3、議案討論的“導向”作用不能得到發揮。

在專職委員的設置上，盡管考慮了素質好、業務水平高、辦案經驗豐富、議事能力強的有利因素，但是由于年齡偏大、身體條件相對較差、專業學歷相對偏低、專業水平偏低、掌握政策資料不足等多種原因的限制，在涉及議案的法律文件的查找、研究等準備工作、具體咨詢意見的提出以及會務溝通協調、檢察委員會決議的落實、執行與督辦方面，僅僅靠專職委員一人顯然有些力不從心。因而在實踐中一般只是維持正常的、一般性的檢察委員會事務工作。而檢察委員會秘書的工作只是書記員的工作，加之又是兼職，其他的工作量也很重，用于秘書工作事務的精力有限。事實上，對檢察委員會討論議案，案件討論中疑難案件處理意見的“雙軌制”[5]沒有形成，專職委員只是以普通委員的身份列會和發言，兼職秘書只是列席會議、對議案不做分析論證，對增強檢察委員會議事的方向性沒有發揮應有的“導向”作用。

4、檢察委員會的“智囊”作用未得到發揮。

實踐中，檢察委員會討論重大案件多，討論重大業務事項少，存在著重個案研究、輕工作指導以及議決案件的范圍過寬等情況[6]，而辦事機構對關系檢察業務建設的重大事項的提出和解決以及從業務實踐和政策理論方面的調研論證工作未有力開展，對上會討論的疑難案件的分析論證也顯明顯不足，作為檢察委員會的智囊團和案件審查的過濾器作用亦未充分發揮，還沒有真正成為檢察委員會進行業務決策的“外腦”。

5、業務咨詢作用無法充分發揮。

事實上辦事機構的工作開展只有專職委員一人，配員明顯不足。兼職秘書的大量精力和時間集中在組織調查、統計報表和其他服務性工作之上。辦事機構人員真正與業務工作的交道打的不多，另一方面因專職委員的主業在于會務而不在業務研究，即便是兼職秘書其工作也是業務研究的組織者和服務者，對于政策法規特別是司法解釋等業務資料很少收集、積累，知識儲備明顯不足，很難接受業務部門的咨詢。對于檢察委員會討論過的案件，也沒有能夠及時進行研究、探討和，未能發揮業務指導作用。

二、強化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建設發揮保障作用的幾點思考。

加強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建設，對于提高檢察委員會的議事質量、議事能力和工作效率具有重要的意義。必須正確認識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職能作用，增強改革的意識，從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人員配置、職責設定、運作程序等各個環節強化。

（一）定位，正確認識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職能：

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地位、作用科學定位，是理順工作關系，建立務實、高效的運行機制，推進檢察委員會工作改革的必須解決的首要。筆者認為，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是檢察委員會的參謀和輔助機構，并具有下列職能：

1、審查過濾職能。即對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的案件或者事項進行會議前審查和過濾，一是看是否屬于上會案件范圍，二看是否符合上會條件，三看是否有必要的上會。解決一些部門和主訴（辦）檢察官怕擔責任，事無大小、輕重均提請檢察委員會決定的狀況，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統一扎口，事先審查，對不符合討論程序和要求的，一律退回，并提出具體意見，報請檢察長決定，責成承辦部門辦理。

2、審查把關職能。即對于介于可討論可不討論的案件或者其他事項，圍繞認定事實是否清楚、適用是否正確、提請理由或者證據是否充分、處理事項或案件的方案是否合法可行等方面進行實體審查，及時提出意見，發揮把關作用。

3、參謀咨詢職能。即對討論議案進行研究論證，提出對事實、證據認定的意見和理由，以及正確適用法律意見或建議，供委員討論時；對檢察業務決策進行可行性研究，征集有關部門意見，提出討論預案；對于業務部門具體工作的咨詢請求，提供具體問題的咨詢意見。

4、溝通協調職能。即在議前審查時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與提請部門意見出現重大分歧，主動與提請部門和分管檢察長溝通，交換意見，共同分歧原因，起到承上啟下、聯系協調、溝通左右的橋梁作用。

5、會務安排職能。即會前通知、會議資料發放、會議記錄、制作會議紀要、決定等純會務工作，以及記載委員討論意見、健全檢察委員會工作機制、完善檢察委員會議事規則、起草檢察委員會工作計劃總結報告、安排檢察委員會委員、跟庭考核等。

6、辦案督導職能。即檢察委員會討論中發現或者涉及的帶有傾向性的問題，查找產生的原因、總結經驗教訓、提出糾正意見，督察具體部門對檢察委員會決定、決議的執行落實情況，協調解決執行中的實際困難。

7、業務指導職能。即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組織人員，選擇檢察委員會討論的典型案件，特別是涉及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疑難復雜案件以及新罪名案件和涉及證據運用等爭議較大的案件，加以評析，分發至業務部門，供辦理類似案件中參考，起到活躍調研氣氛、指導辦案，促進干警業務能力的作用。

（二）合理配備人員，提高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工作效能。

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職能要有較高的權威性，因而辦事機構的成員應具有較為深厚的功底、較高的政策水平……更多>>>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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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見《檢察工作論叢》第二卷，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編，檢察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214頁，吉林省白山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紀鋒撰文《檢察委員會工作改革初探》。

[2] 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定位是檢察委員會的參謀和輔助機構，在設置形式上各地有所不同，主要是三種：一是將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掛靠在室，接受研究室的統一領導，但工作上具有相對獨立性；二是單獨設立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具有獨立的編制，與檢察院其他內設機構平行；三是不專門設立檢委會辦事機構，而是明確由研究室承擔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職能。多數檢察院采用第三種。參見《檢察論叢》第3卷，孫謙、劉立憲主編，出版社，2001年12月版，第319頁，上海市青浦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車樹明撰文《檢察委員會工作改革與實務運作》。

[3] 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設置被一些同志認為沒有必要，充其量不過是進行檢察委員會改革“裝樣子的擺設”。筆者認為，這種認識的原因與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所面臨的現實處境也不無關系。如果不能發揮其作用，事實上其地位與“裝樣子的擺設”無異。

[4] 該制度的實行有利于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安排會務，也有利于各位委員事先安排工作和做會議時發言準備。筆者認為，基層檢察院應當采用半定期的方式實行檢察委員例會制是可行的。事實上，沒有形成檢察委員例會制的一個原因也與檢察委員會議處重大事項的功能弱化有關。檢察委員例會日可定為每月兩次，當月第一周周一為固定例會日，另一次原則上為第三周周一，遇有緊急案件時根據需要做調整。

[5]“雙軌制”即就重大疑難案件的案件研究，除業務部門的意見外，研究室或者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應形成比較成熟的意見，這兩種意見同時提供到檢察委員會，供委員們討論時。參見《檢察制度教程》，龍宗智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168頁。

[6] 參見《檢察制度教程》，龍宗智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第167頁。

[7] 有的同志認為應當建立內部咨詢委員會，筆者考慮咨詢委員在列席會議和議前進行案件研究的可行性，提出列席委員會的提法。列席委員會制度的運行，沒有改變檢察委員會的運行整體，沒有增加檢察投入，只是更加效能的發揮檢察委員會辦事機構的作用，提高檢察委員會做出正確決定的可能程度，同時還為檢察委員會選拔和儲備一批后續“部隊”，為檢察委員會的持續提供了人才資源。筆者也看到，檢察委員會的列席制度作為一種已有機制因為種種原因在實踐中尚未能得到較好的運行。有關內部咨詢委員會的討論可參見《檢察改革與實踐》，張惠云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89－190頁，張惠云、劉飛龍撰文《對基層檢察委員會制度有關的探討》。

[8] 筆者認為特別疑難復雜案件案件一般可以包括兩種類型的案件：一是自偵部門與審查批捕、審查起訴等部門在事實認定方面有較大分歧的；二是公、檢、法之間在認定案件事實方面有較大分歧的。

[9] 通常檢察委員會討論的案件的議事順序是：承辦人匯報——部門負責人補充——主管檢察長提出意見——委員討論。筆者認為這一議事順序容易其他委員觀點向承辦人方向傾斜，不能形成有效辯論，容易促成“啞巴委員”、“應聲委員”的形成，不利于委員議事水平的提高。由綜合部門委員——有關聯業務的部門委員——主管部門的委員發言的順序，是可行的，不僅可以因綜合部門在業務工作中的“中立”地位有效履行內部的監督制約，也因其地位的不同更容易提出可供討論的觀點，充分利用各方優勢，形成有效辯論，使議題越辯越明。

[10] 事實上，這一程序的設計是委員相互之間互相監督、事后錯案追究責任制監督之外的一種監督機制，可以督促委員認真對待案件或者討論事項，提高議事質量。筆者還認為，紀檢組長不應當然的成為檢察委員會委員，而應當是列席委員會的當然成員，列會應是以列席委員的身份即監督者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