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兩個轉變；鄧小平；和平與發展；獨立自主

[論文摘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觀察和分析了新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特征，改變了過去“戰爭與革命”的傳統時代觀；在科學判斷的基礎上，鄧小平重新調整了外交戰略，實現了“一條線”戰略到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轉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外交思想，奠定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理論基礎。

“一個是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一個是根據這個判斷相應地調整對外政策，這是我們的兩個大變化。現在看來，這兩個轉變是正確的，對我們是有益的，我們要堅持下去。只要堅持這樣的判斷和這樣的政策，我們就能放膽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這兩個轉變，是鄧小平經過長期的觀察和科學的分析，透過世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等的差異，依據新時期國內任務的需要和國際形勢的新發展做出的。這“兩個轉變”，構成了鄧小平外交思想中最特色的部分，也體現了鄧小平同志求真務實、開拓創新的精神品質。

一、從“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在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之后，最終進入共產主義。在社會發展的每一個歷史階段都需要幾個世紀甚至千年以上的漫長歷程。而不同的歷史階段展現的時代特征和主題都不一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會不會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問題，一直困擾著人們。新中國建立后，以毛澤東為首的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出發，參加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毛澤東一方面認為世界上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認為經過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爭，新的世界大戰是可以推遲或防止的，而且毛澤東同志更加強調的是后者。Ez3但是隨著中蘇關系的惡化，再加上指導思想“左”的干擾，我們把世界大戰的危險估計的過分嚴重，結果極大的消耗了國家的財力、物力，嚴重影響國家經濟的健康發展。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同志根據國內外局勢的發展，改變了“戰爭與革命”是當時時代主旋律的傳統看法，多次論述到，大仗五年，乃至更長的時期內都打不起來。他認為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的危險，短時期內不會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在《目前形勢和任務》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我們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反對霸權主義這個任務，每天都擺在我們的議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無論對國際國內，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國際上很難預料發生什么問題，但是，可以說是非常動蕩、充滿危機的年代。當然，我們有信心，如果反霸權主義斗爭搞得好，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我們也正是這樣努力的。不僅世界人民，我們自己也確確實實需要一個和平的環境。””1984年1of]，鄧小平同當時聯邦德國總統科爾談話時再一次提到：“1974年你來訪，我們曾談到戰爭的危險，現在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一點變化。我們感到戰爭的危險任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因素在增長。”1985年3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員訪華時又強調：“我們感到，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

后來，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得更加明確，“這幾年我們仔細地觀察了形勢，認為就打世界大戰來說，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有資格，一個蘇聯，一個美國，而這兩個都還不敢打。蘇美兩家原子彈多，常規武器也多，都有毀滅對手的力量，因此誰也不敢動。同時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了戰爭力量的增長，第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戰爭的。由此得出的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鄧小平正是基于對當代國際形勢和時代主題的清醒的、符合實際的認識，引導我們國家對傳統的時代觀予以修正，從而實現了由“戰爭與革命”到“和平與發展”的重大轉變。

二、從“一條線”的戰略到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時代問題是一個國家制定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據。建國以來，我們奉行完全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周恩來同志明確指出，我們外交政策有一個基本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即使在初期參加社會主義陣營時期，蘇聯執行大國沙文主義外交，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頤指氣使，但我們頂住壓力，堅決維護主權，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許多重大國際事務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稱贊。從7o年代后半期起，美蘇爭霸，擴軍備戰，為了遏制蘇聯的擴張勢頭，維護世界和平，毛澤東和周恩來及時提出了從日本經歐洲到美國的“一條線”的戰略思想，號召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共同對付蘇聯的霸權主義。“一條線”戰略在當時對緩和中國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所面臨的極度緊張局勢，使中國擺脫長期腹背受敵，孤立無援的狀態．遏制蘇聯的擴張霸權，起了重要作用。對此，鄧小平在1985年9月會見來訪的奧地利總統基希施萊格時說，毛澤東當時提出的國際戰略有當時的歷史條件。那時蘇聯在各方面都占有優勢，美國加上西歐都處于劣勢，是很大的劣勢，而且張牙舞爪，威脅中國。為了避免戰爭，毛澤東提出了建立從日本經歐洲到美國的“一條線”戰略，以對付蘇聯的挑戰。這有個好處，促進了美國和歐洲的聯合，美國同中國的關系改善了，日本、歐洲同中國的關系改善了。

但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實行“一條線”戰略，不僅已無必要，而且對中國不利。現實表明，“一條線”戰略已不能適應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的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建立正常的對外關系的需要，也不適應國內形勢的發展。基于以上判斷，鄧小平及時地改變了我國的外交政策，代之的是更符合實際，更為靈活，更具有原則性的外交戰略，即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針。 新時期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醞釀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于黨的十二大。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中明確提出：“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來辦。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中國人民珍惜同其他國家和人民的友誼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經過長期奮斗而得來的獨立自主權利。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會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后來，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外國領導人時，多次提到中國的外交政策。1984年5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談到，“中國的對外政策是獨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結盟。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1985年6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更加明確地指出我國對外政策的轉變。他說：“我們改變了過去‘一條線’的戰略，這是一個重大的轉變。世界上都在說蘇、美、中‘大三角’。我們不講這個話，我們對自己力量的估計是清醒的，但是我們也相信中國在國際事務里面是有足夠分量的。我們奉行獨立自主的正確外交路線和對外政策，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的一邊，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通過這些精辟的論述．鄧小平同志賦予社會主義中國的外交理論和外交政策新的內容，開創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三、“兩個轉變”的時代意義

鄧小平是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也是卓越的外交家。他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冷靜觀察國際風云變幻，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當今時代特征和世界戰略形勢，作出一系列科學論斷和決策，并以高超的外交藝術和獨特的外交風格付諸實踐，從中表現出的處事方法、精神品質值得后來者學習。

(1)“兩個轉變”對時代問題作出的科學定位，對我國及時調整外交政策，在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中得以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理論保證。鄧小平同志對時代主題的科學判斷，從戰略高度給我國以后的發展開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而“兩個轉變”的提出，從理論上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時代問題，改變了過去認為只要有帝國主義的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的觀點，為我國重新確立工作重心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保證。

(2)“兩個轉變”的提出，為我們一心一意搞建設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新中國成立的一段時間內，由于種種原因，我們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外交政策。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一條線”的戰略已不能適應于國家發展的需要，外交政策的調整是必然的。而“兩個轉變”使得我們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論親疏，不以個人好惡評判是非曲直，改善了同美國的關系，同時改善了同蘇聯的關系。蘇聯解體后，我們與各獨立國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在周邊，我們同印度、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國家關系，同東亞、南亞的外交關系日益正常化，特別是同越南從敵對狀態走向對話，乃至兩黨兩國恢復了正常的政治、文化、經濟的交流。這些外交活動，擴大了中國的影響，樹立了良好的國際形象，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氛圍。

(3)“兩個轉變”的提出，是鄧小平用馬克思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分析形勢得出來的，體現了鄧小平的大局觀和寬廣的眼界，即歷史的深遠眼光和世界的眼光。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從大局出發，整體上把握時代的變化，這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的客觀要求。國家政策的制定和工作重心的轉變，必須要認清國際大局、國內大局，要從縱向方面考察歷史與現實的區別；要從橫向方面分析各國之間的矛盾斗爭，認清本國國情，這些都非常人所能做到的。鄧小平的“兩個轉變”，正是用大局觀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典型事例。正如鄧小平所說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要胸襟開闊。要從大局看問題，放眼世界，放眼未來，也放眼當前，放眼一切方面。只有這樣，才能不落伍，才能制定出與時代同步的外交政策。

(4)“兩個轉變”的提出，是我國外交事業發展過程的光輝典范，體現了鄧小平求真務實的精神品質。求實精神，就是尊重客觀實際，它的核心是實事求是。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同樣，未來的發展也要遵循這一思想路線。要發展就要變，不變就不會發展。而變首先要思想變，開動腦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求實精神，務實態度，增強了我們參與國際事務的責任感、主動性，使得我們變得聰明起來，少說空話，多做實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同志的親自參與下，我們調整了外交政策，與許多大國消除了隔閡，建立友好的外交關系，使中國能夠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成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堅定力量。隨著兩極格局的終結，全球化進程加快，國際間矛盾與斗爭的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面對如此復雜的國際形勢，我們更應該發揚求真精神、務實態度，從世界大局出發，從中國國情出發，制定出科學、務實、靈活的外交戰略。

黑格爾說過，誰道出了他那個時代的意志，把它告訴他那個時代并使之實現，他就是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歷史進入20世紀70年代，在決定中國命運和中華民族前途的關鍵時刻，鄧小平以一個國際戰略家的遠大目光，審時度勢，開拓創新，破除傳統觀念，高屋建瓴論述了當代世界的時代特征，并在實踐中制定出正確的外交政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外交理論，奠定了中國外交的理論基礎，對現代化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