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農民政治參 與系統是 由農民個人素質 、政治參 與動機和政 治參與渠 道三大要素通過非線性 的相 互聯系、相互作用而形成 的統一整體。它與外部環境相互影響。只有實現 內和諧 與外適應 ，才能達 到最優 化 目標。

關鍵詞 ：農 民政 治參 與；系統論 ；整體性 ；外部環境；最優化 目標

系統論由美籍奧地利人、理論生物學家L．V．貝塔朗菲(L．Von．Bertatanffy)所~，Jsr。系統一般可以定義為相互作用的諸要素的復合體，系統論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把所研究和處理的對象看成一個系統，研究它的結構和功能，分析系統、要素、環境三者的相互關系和變動的規律性，通過調整結構使其達到整體最優目標。

系統無處不在，無處不有，小到原子，大到宇宙。系統論的方法被廣泛地應用到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領域。農民政治參與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系統，因此可采用系統論的方法進行分析。

(一 )

整體性是系統論的基本原則之一。貝塔朗菲強調，任何系統都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整體不是組成它的各個部分的簡單相加，而是大于部分相加之和。

農民政治參與作為一種系統性的存在，首先具有系統的整體性特征。農民政治參與系統由三個子系統構成：農民的個人素質、農民政治參與動機和農民政治參與渠道，也就是會不會參與、為什么參與和怎樣參與。系統整體性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各要素間的非線性相互作用，因此分析農民政治參與，不僅僅是考察農民采用何種方式進行參與，而是要綜合考慮三個要素。因為參與素質、參與動機和參與渠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當其中一個要素發生變化時，其它要素也會隨之而發生改變，進而引起整個系統的改變。雖然三個要素對系統的存在和發展演化都起著重要作用，但并不是說它們的作用力的大小是等值的、作用效果是完全相同的。三者當中，農民的個人素質處于更加重要的地位，發揮著基礎性作用。一般來說，文化水平越高，參政議政的能力就越強，相反，政治文化素質偏低的農民由于其政治知識和政治訓練少，對參與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程序知之甚少，在掌握政治信息和利用參政渠道時就會遇到許多困難。農村科技教育領域的農民知識分子較傳統種養業領域的農民來講，政治參與的動機更強烈，參與的方式更趨理性就是明證。當然這并不否認參與動機和參與渠道的作用。強烈的政治參與動機和合理暢通的參與渠道對提高農民的素質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那些沒有多少文化的農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懷揣著法律四處奔走，在維權的過程中提高了自己的民主和法制素質。再~112009年l2月2日，河北省承德市平泉縣小寺溝鎮佟杖子村通過召開村民大會，依法成功地罷免了該村村主任的職務。“10月5日，小寺溝鎮佟杖子村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以現任村主任在_T作中存有不正當行為，聯名要求罷免其村主任職務。按照《村民委員會選舉規程》的規定，經小寺溝鎮政府審核，確認罷免理由充分，可以啟動罷免程序。”“該村有選舉權的487名村民中，參加罷免投票的有345名，票決同意罷免村主任職務的村民為325名。”[11民政部門表示，村民依法成功罷免村主任的職務，這對推動承德市村民自治向前發展無疑是一個進步。這一方面說明了參與動機可以促使農民去掌握相關的政治參與知識，提高自身的民主和法制素質，另一方面也說明了暢通的政治參與渠道可以促進農民在實踐過程中提高自己的參與技能，增強從事政治活動和利益表達的能力。那種認為農民必須有較高的政治、文化素質才能參與政治的看法顯然是錯誤的。參與動機和參與渠道兩個子系統之間同樣關系密切：強烈的政治參與動機有利于保持參與渠道的暢通，推動參與渠道的發展和完善；完善的政治參與渠道則可以使農民的利益表達更加順暢，合理利益得以保障，更加激發農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從而形成良性的循環。

(二 )

農民政治參與系統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它是一個更大系統的子系統，不斷地和周圍環境進行物質、信息和能量的交換，外部環境影響著整個系統的發展和演化，這種影響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

美國政治學家戴維·伊斯頓認為，“我們可以把政治生活看作一個行為系統，它處于一個環境之中，本身受到這種環境的影響，又對這種環境產生反作用。”121封建社會農民政治參與系統處于高度的封建專制、落后的自然經濟和儒家學說一統天下的環境之中，強勢的國家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廣大農民無力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造成了封閉保守的政治心態，儒家學說的一統天下造就了一種“臣屬文化”，農民政治參與系統很難從外部獲得支持的能量而被擠壓在極低的水平，個人素質長期得不到提升，參與動機受到壓制，參與渠道極其狹窄，所以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的歷史中，基本沒有規范化的成規模的農民政治參與。外部的強制和教化使得農民政治參與系統處于暫時的穩定狀態，但是如遇外部環境極端惡化，例如剝削加重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或者遇到大的自然災害，農民的參與動機就會被激發出來并迅速擴大，在沒有制度化的渠道疏通的情況之下，農民就會采取其他渠道進行利益表達，如以農民起義的方式對外部環境進行反饋。

中國共產黨誕生后對農民政治參與系統外部環境的變化的影響很大。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當家作主”的口號動員和組織廣大農民。大革命時期，我們黨創立了大量的農會組織，引導農民參與政治事務，創立農民運動講習所，舉辦農民夜校等提高農民參政素質，在縣～級，農會、工會、商會等與舊縣政府分享政權，“凡事取決于縣長和革命民眾團體的聯合會議 ．”“在這樣的會議里，各民眾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惟命是聽。” 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一方面擴大教育和宣傳，提高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激發農民的政治參與熱情；另一方面，拓寬政治參與渠道，在根據地建立了參議會制度，農民可以通過選舉、監督甚至直接參政的方式參與政治生活。在外部環境的影響之下，農民政治參與系統是高效、穩定而又有序的，但這并不能說明系統內部各要素是和諧的，是完全適應的，因為較之于參與動機和參與渠道，農民的個人素質還處于較低的水平，而個人素質在三個子系統中又處于更加重要的地位，所以一旦外部影響減弱，整個系統必定會受到很大影響，但毋庸置疑的是，農民在此時期的鍛煉中，個人

素質有了一定提高，政治參與技能和水平有了很大提升，政治參與系統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更高的平衡態。

新中國成立以后 ，農民的政治地位徹底改變 ，農民與工人 階級聯盟，共同執掌國家政權。我們黨創建了～系列有利于政治參與的政治制度，為農民政治參與系統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農民政治參與的發展。但是由于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自身文化水平限制，決定了農民素質的提高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再加上后來非理性的政治運動，因此建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農民的政治參與缺少自發性和主動性，動員型和強制型是其主要特點。“文化大革命”時期出現的無序化和暴力化傾向，遠離了制度化的參與渠道，給人民的心靈造成了極大的創傷，使得很多人厭惡政治，遠離政治，大大降低了包括農民在內的廣大人民政治參與的熱情，阻礙了政治參與的健康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教育規模的擴大，農民受教育的機會增加，文化水平不斷提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則培養了農民的獨立意識、民主意識和法制觀念，農民的個人素質有了很大發展。黨和政府非常重視政治參與渠道的制度化建設，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嚴重破壞的政治參與制度，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基層民主自治制度、信訪和舉報制度等都得到了恢復和發展，特別是村民自治制度，為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平臺，廣大農民可以通過“民主選舉、民主決策 、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積極地參與本村事務的管理。在實踐中提高了參與意識，掌握了一定的政治生活的程序和知識，鍛煉了政治參與技能，為在更高層次上參與政治生活奠定了基礎。

(三)

系統論的任務，不僅在于研究系統、要素、環境三者的相互關系和變動的規律性，更重要的還在于利用這些特點和規律去控制、管理、改造或創造系統，使其達到整體最優目標。

新時期農民政治參與雖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與整體最優 目標還相距甚遠。三個子系統本身、子系統之間、整體與外部環境之間均存在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甚至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表現為總體發展水平不高、范圍不廣、渠道不完全暢通、制度不健全等。這種狀況的存在，一方面與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建立時間不長有關，另一方面也與我國農民政治參與受各種內圃 磁誘尊叫 2ol1．10外在條件制約有關。今后一段時間，必須針對現實中存在的問題采取針對性的措施，進一步完善農民政治參與系統，向最優化的日標邁進，以推進有中同特色的禮會主義【毛主政治建設的進程。

一

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大量研究表明，“人的受教育程度是與他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和能力成正比的。即公民受教育程度越高，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就越高，能力就越強 所以，教育從整體上看對政治參與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l1個人素質不像參與動機的激發和參與渠道的擴張那樣可以較快地完成，它是一個慢變量，但是慢變量的積累可以使參與系統由一個平衡態發展到另外一個平衡態，這種平衡態要比快變量造成的平衡態具有更強的適應性和穩定性。發展教育是推動慢變量加速的重要手段。

二是發展農村經濟。經濟利益是推動政治參與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大力發展農村經濟，一方面可以增加農民政治參與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必定會存在著個人、集體和國家之間的經常性的利益沖突，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農民必然要求參與政治。

三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健全和完善農民政治參與機制。隨著政治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農民的政治生活日趨活躍，政治責任感和政治熱情有所增強，但這種參與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參與機制不健全的制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等雖然為農民政治參與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在一些具體的參與環節上還不夠成熟和完善，政治參與的運行機制在規范性、可操作性 、嚴密性等方面還不能適應廣大農民的要求。農民參政的渠道少且不暢通，利益和需求信息無法有效傳達到決策機構，或即使傳達到相關機構，但由于部分從事農村工作的干部素質較差，要么被無限擱置，不聞不問，使農民的意見得不到尊重，農民的建議得不到采納，嚴重挫傷農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要么工作方式簡單粗暴，使矛盾激化，甚至釀成嚴重后果。因此必須健全和完善農民政治參與機制，一方面要完善原有渠道，提高基層干部素質，使原有渠道真正發揮作用，確保政治參與的程序化、規范化；另一方面要制定新的適宜的政治參與政策，開通新的參與渠道。

由于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同，農民個人的文化素質不同，參與需求不同，所以要充分考慮當地的實際情況，制定出最適合本地實際的政治參與政策。例如浙江溫嶺的“民主懇談”制度，河南省社旗縣的“下訪團”制度等等都是很好的探索。

從系統論的角度分析農民政治參與，既需要我們著眼局部 ，分析研究其構成要素，更需要我們從整體出發，研究三個要素的相互關系及其與外部環境的互動，從而深化對農民政治參與的認識，推動農民政治參與系統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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