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性是現代公共政策的基本價值觀念之一，公共政策活動中的公共理性的體現不僅是政策制定的發展方向，也是人類政策活動的基本原則和價值取向。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社會公眾參與公共政策活動成為一種必然和必需，面對公眾有時選擇通過群體性事件或過度依靠網絡表達政策愿望，審思和建構公民在公共政策活動中的公共理性是提高公共政策活動中的民主性的必要條件，為此有必要通過重視公民話語表達、加強公民道德教育、擴大公民政策參與等方式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

關鍵詞：公共理性；政策參與；公民教育

一、公共理性的內涵與重要性

公共理性的內涵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界定，當代許多思想家和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和層面賦予公共理性獨特的見解。

哈貝馬斯針對人是如何在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價值信仰、生活方式并存的社會中開展合作的問題提供了“以語言為媒介、通過對話、達到人與人之間的‘理解’和‘一致’的交往合理化理論”的回答。他認為作為一種共識所具有的“普遍性”，是通過人們之間的交流、溝通、協商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寬容而達到的。哈貝馬斯的兩個主要理論是“對話倫理”與“溝通理性”，其理論預設就是參與對話的人要具備一定的理性能力可以判別交往對象是否真實與真誠。公共理性在公共領域中的公共對話中有一定的重要性。誠如哈貝馬斯所說，因為公共領域以公共理性為價值標準和原則，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以理性的公共爭論和討論可以使公民表達自己的不同思想，并試圖去相互理解對方，平等地發出自己的聲音，參與具體的政策制定過程，以確保制定的政策和決策實現公共目標與公共利益。而羅爾斯認為公共理性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的目標是公共的善和根本性的正義，它的本性和內容是公共的。公共理性觀念的核心在于，除非某種學說達到了與公共理性及民主政體的基礎不相匹配的程度，無論是宗教性的還是非宗教性的完備性學說，公共理性對于任何一種學說既不進行批判也不加以攻擊。這句話也隱含著在政策討論和對話中需要建構起公共理性，為每一公民的政策意見表達提供途徑，而不是忽視公民對公共政策制定的參與，以各種借口排斥公民所提的政策建議。

公共理性是以人的自由、平等、正義為基礎，通過主體間的對話、溝通、諒解等而達成的基于共同利益之上的理性共識。在現代社會里，公共理性的培養與提升，不僅是現代法治國家的制度建設的必經之路，也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構的必由之路。

第一，公共理性體現了一種政策參與中的政治原則和道德價值認同。在公民參與政策活動的過程中，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和階層的不斷分化使得公民參與政策中表現出嚴重的異質性特征不斷影響公眾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政策偏好，使得公民與政府難以進行有效的政策對話。公眾在進行政策對話前需要建構一種溝通的前提，即公共行動的價值指引，社會公眾在獲得公民身份的同時需要達成一個共識，如羅爾斯所述：公共理性的觀念在最深的層面上具體地規定基本的道德與政治價值，這些價值用以決定憲政民主制政府與其公民之間的關系，并決定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相互關系。

第二，公共理性旨在促進社會與政府的協同善治。協同精神是公共理性的實踐指南和原則。公共理性是公共治理活動中所倡導的行為準則和道德風尚，也是協調社會與公共部門之間關系的一種動因。因此，公共理性是社會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現代憲政法治社會的一種精神原則。協同治理蘊著協同精神和善治理念，其倡導公共權力機構與私人市場、公民社會建立起一種基于公共利益的協作與互動關系，理性合作地共同實施對社會公共事務的治理，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共善”和促進國家正義事業，這正是公共理性的內核，正是公共理性的政治智慧與實踐價值所在。

第三，公共理性是促使政策解決的有效機制。羅爾斯指出：“每當法官、立法者、行政長官、以及政府其他官員，還有那些作為公共職位的候選人出于理性的動機并按照公共理性去行動的時候，當他們向其他公民解釋他們用以支持根本性政治立場的理由的時候，而且這種解釋又是在他們以為最合理的有關政治正義概念意義上作出的情況下，公共理性的理想就成為可以實現并能夠達成的理想。”在民主社會中，公共政策的制定過程就是多種價值觀達成共識的過程，也是公共理性的探究過程。在制定過程中，運用公共理性，能夠促進公共問題的解決和政策目標的實現；公共權威機構及其人員在制定公共政策過程自覺以社會的公共利益為基本出發點，認真履行社會責任，努力提供優質的公共物品服務。

二、公民公共理性的培育

公民理性的理想能否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實現，最終要依賴于政治社會成員能否理解公共理性并在公共的政治實踐中運用公共理性思維。美國學者庫珀認為“公民的概念不僅包括了權利而且還有責任；因此作為公民行動的個人必須在社會的改良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公民需要在行動中追求共同的善，并且和政治系統的核心價值——政治參與、政治公平、正義、保持行動上的一致”。公共政策中公共理性的實現，需培育公民的公共理性意識。

首先，重視公民話語表達，構造公正、有序的公民政策話語表述平臺。在理想狀態的公共能量場中，公共政策包含了足夠的目標和意圖以吸引公眾的注意，人人都可以通過一定的話語表述自己的政策意見和建議，公眾話語的準入是免費的。但是，在政治實踐的真實語境中所進行的政策討論并非如此。“話語是各種機構通過一種界定和排斥的過程運用其權力的手段。”重視公民的話語表達，就要讓每一個公民個體在政策參與事宜中充分地表達意見。公共能量場是公眾表達社會話語的場所，社會對話和公共政策就是在不同的目標和意圖的相互影響、激變與碰撞中形成的，在這個政策形成過程中，沒有任何一種目標或意圖具有絕對的權威和優勢，這是后現代公共行政的話語理論的中心，也給我們政策參與中如何形成良好的溝通機制給予了一些參考。在政策的形成與制定過程中，多聽聽公眾的話語表達，有利于政策制定的科學化與民主化。

其次，加強公民道德教育，把有序有效的公共政策參與作為公民教育的重要內容。由于長期以來受到傳統政治社會中以家庭血緣關系為中心的社會秩序的傳統觀念的影響，我國民主政治的實施和公共理性的運用遇到了一定的阻礙。中國固有的這種以血緣為紐帶的封建傳統觀念形成的家族和村落成為國家的基礎，不利于個人的獨立思考和形成個人間獨立的自由交往關系，這很容易影響公共理性的生成與運用。因此有必要展開公民道德教育促進公共理性的價值形成，解決公眾權利意識淡薄，從認知上喚醒公眾的權利意識和參與意識；幫助公眾正確認識參與需求旺盛但參與理性和能力不足的問題，縮小需求和能力之間的差距；減少公眾參與過程中情緒的失衡問題，引導公眾更加理性地對待政策參與過程。

最后，擴大公民政策參與，逐漸培養公民的公共理性。公民政策參與的實踐本身就是培養公共理性形成的過程。實踐是在一種具體的行為中潛移默化地塑造公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教育模式。政策參與實踐是提升公民政策參與能力的最有效途徑。在政策參與實踐過程中，公民可以更加直接、更為深刻地體驗到政策參與的程序、規則和方法，從而在真正意義上提高公民的政策參與能力。公共空間里的政治實踐也是培養公民公共理性的有效途徑。公民對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參與有利于暢通政府與公眾之間的溝通通道。“作為公共政策的作用對象，社會公眾中所蘊藏的政策信息是公共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關鍵因素。”因此，公民對公共政策制定的積極參與意味著政府獲得了一個更為廣泛、直接、客觀的政策信息源，這也會加速政策信息從社會公眾向政府的流動，從而使政府與公眾的溝通更加順暢。

公共理性的核心是強調尊重和促進溝通為基礎的公共利益，實現公共福利為價值目標，反對把政府利益絕對化為所謂的“公共利益”。只有當社會公眾能夠秉承公共理性價值時，作為自由、平等、彼此互惠的公民進行政策對話才能成為可能，才能使公共政策活動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才能提升政策參與的有效性和政策產出的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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