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財政分權理論 適度分權 地方分級財政體制

論文摘要：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特別強調發揮地方政府在協調地方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通過借鑒西方國家財政分權理論中的合理成分，并結合我國目前實際情況，我國目前在財政體制上應采取適度分權的地方分級財政體制。

一、西方財政分權理論

（一）喬治·施蒂格勒的最優分權論。

為了回答地方政府分權的必要性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喬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首先從公眾需要和更好發揮政府職能的角度進行了論證。施蒂格勒在1957年發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圍》一文中，對于為什么需要地方政府這一基本問題作了公理性的解釋，提出了兩條基本原則:第一，與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選民，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他所管轄的公民的效用與需求;第二，不同地區的居民有權對自己需要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種類和數量進行選擇。按照施蒂格勒的兩條原則，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是: 事關滿足居民公共需要的決策，應當在最低行政層次的政府部門進行，有利于實現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分配的公平性。

（二）埃克斯坦的“按受益原則分權”的理論。

美國學者埃克斯坦(Echesten)認為，應當根據公共產品的受益范圍來有效地劃分各級政府的職能，并依此作為分配財權的依據。因此，那些有益于全體國民的公共產品應當由中央政府來提供。另有一些公共產品雖然只惠及某一階層或某些人，但因對全社會和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也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如對適齡兒童的義務教育、對特困地區和受災地區的專項補助等。但是，為了維護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應具有一定的職權和財力。從倫理的角度講，為了保護個人的充分自由，政府的權力應當最大限度地分散，而且，因為管轄范圍越小的政府單位，其決策結果與合理的市場決策越接近。因此，小規模的政府單位所作出的決策比大規模的政府單位所作出的決策往往更有效率。

（三）奧茨的財政分權理論。

奧茨(Wallac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財政聯邦主義》(《Fiscal Federalism》)一書中，為地方財政的存在提出了一個分權理論。奧茨所運用的是福利經濟學的方法，根據福利經濟學的觀點，一種最有效的資源配置應使社會福利達到極大，即帕累托最優。在達到帕累托最優之前，資源配置的方式是可以改進的。根據帕累托最優理論論證，奧茨提出了財政分權定理:“對于某種公共物品來說———關于這種公共品的消費被定義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關于該物品的每一個產出量的提供成本無論對中央政府還是對地方政府來說都是相同的———那么，讓地方政府將一個帕累托有效的產出量提供給它們各自的選民，則總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體選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產出量有效得多”。據此，可以引申出的結論是:中央政府只應提供具有廣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產品。

（四）蒂博的分權模型與“用腳投票”理論。

美國經濟學家蒂博(Charles Tiebout)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條件下提出了財政分權模型。蒂博認為，在人口流動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轄區政府、各轄區政府稅收體制相同、轄區間無利益外溢、信息完備等假設條件下，由于各轄區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組合不盡相同，所以各地居民可以根據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稅負的組合，來自由選擇那些最能滿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們可以從不能滿足其偏好的地區遷出，而遷入可以滿足其偏好的地區居住。形象地說，居民們通過“用腳投票”，在選擇能滿足其偏好的公共產品與稅負的組合時，展現了其偏好并作出了選擇哪個政府的決定。蒂博模型說明由地方政府分散提供公共產品不僅可行而且有效，該模型為財政分權和財政競爭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此后，大量關于財政分權和財政競爭的文獻涌現出來。

上述的幾種西方財政分權理論對政府間分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政府間財政職能和財政工具的分配、政府維護市場的激勵機制設計等問題給出了一定的解釋和說明，表明財政在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分權有利于減少信息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遏制政府規模的擴大、引入競爭和創新機制，完全否定行政性分權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不僅如此，各級地方政府之間也存在著財政分權的必要性，應將地方性公共產品的供應職責分配和指定給某級合適的地方政府，而該級地方政府則僅代表該地方性公共產品影響所及的那些民眾。因此，全國性公共產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范圍大小不同的地方性公共產品由不同層次的地方政府提供。

二、我國實行適度分權地方分級財政體制的必要性

長期以來，我國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財政管理體制，中央集權過多，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沒有充分發揮。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特別強調發揮地方政府在協調地方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因此，了解和借鑒西方國家財政分權理論中的合理成分，是有一定啟示作用和積極意義的。結合我國目前實際情況看，在財政體制上采取適度分權的地方分級財政體制是有益的。 第一，適度分權有利于公共產品的有效供應。從公共產品的有效提供看，由于大部分公共產品屬于地方性公共產品，與中央政府比較，地方政府更貼近企業和居民，更了解居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偏好及其數量、質量、結構等信息，且獲取信息的成本低。從公共產品的有效需求看，由于各地居民對公共產品的需求偏好和結構不同，若公共產品均由中央政府提供，全國統一的公共產品的種類和水平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滿足各地居民的需求。

第二，適度分權有利于使公共產品提供的成（下轉第282頁）（上接第208頁）本費用分攤與受益直接掛鉤，可以提高地方居民對政府事務的參與程度，同時也有利于加強當地政府的責任感。反之，如果實行高度集權的體制，公共產品提供的資金均由中央政府撥款，而非本地居民納稅，由于缺乏本地納稅人的直接或間接監督，執行公共項目的地方官員往往不關心項目的成本與收益，地方政府花錢也沒有像花“自己的錢”那樣精打細算。

第三，適度分權有利于創新。高度集權體制下，地方政府沒有或很少有決策自主權，地方官員是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執行者，各地的支出、稅收、工業政策及執政目標等均由中央決定，地方政府無法利用政策創新來與其他地方競爭，體制和政策僵化使得政府缺乏應變能力，管理效率低。而適度分權則有利于地方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第四，適度分權有利于稅收征管。從組織財政收入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納稅人，更了解稅源和征稅對象的情況，從而在稅收征管上具有一定的優勢，在防止分散、零星稅款流失方面的優勢則更加明顯。

第五，適度分權有利于社會公眾對地方政府的監督。高度集權體制下的地方政府長官往往由上級政府任命，這種體制使得地方政府長官只關心如何迎合上級的意圖，而忽視地方居民的呼聲。而分權體制下，公民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參與度，政府花的錢也主要來自當地的納稅人，地方政府往往比較注重順乎民意，有助于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形成政府與民眾相互信賴、相互制約的關系。

三、我國地方分級財政體制的改革方向

省級政府適當集中財權和財力，提高中觀的宏觀調控能力，主要負責本省內資源配置的職能、具有宏觀性的與收入再分配有關的事權和主要的經濟服務性事權。與此相適應，將營業稅、社會保障稅、環保稅等涉及社會結構調整和環境改善方面的稅種劃為省級稅收。

市(縣)級政府主要負責本地居民的生活服務性事權和一部分經濟服務性事權。市政府的經濟服務性職能主要是對跨縣(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公路建設、農業等基礎產業設施的管理。縣政府主要負責縣內的小型基礎設施建設、管理(如農田水利設施)以及配合省、市級基礎設施的建設和管理。市(縣)財政的固定收入包括:不動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車船使用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遺產及贈與稅、教育稅和契稅等流動性較低、信息要求較細、適宜由基層掌握的稅種。

另外，可將基礎教育、衛生防疫等涉及國民素質、國計民生方面的支出作為省和市(縣)政府的共同職責，以便省級財政能在全省范圍內統一規劃、統一調控、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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