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不斷深入發展的過程中，稅務部門已經成為各國企事業單位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因此，會計報表在不妨礙其他會計信息使用者的基礎上，盡可能地滿足稅務部門的管理需要，應該成為會計報表的目標之一。然而，我國當前的一些稅務處理及會計報表反映稅務信息的方法，與會計基本假設和準則存在一些矛盾，還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問題。研究這些問題與矛盾的根源，并制定相應的對策，應成為會計及稅務理論研究工作者的任務之一。

一、增值稅與會計權責發生制的矛盾

我國自1994年1月1日起，開始實行增值稅。但這一稅制付諸于實施后，作為反映企業經濟活動的會計，在對增值稅進行賬務處理時，卻與我國現有的會計準則相悖。

根據增值稅會計處理的規定，企業應在“應交稅金”科目下，設置“應交增值稅”明細科目。在“應交增值稅”明細賬中，應設置“進項稅額”、“已交稅額”、“銷項稅額”、“出口退稅”、“進項稅額轉出”等專欄。從應交增值稅明細科目的設置中，可以看出，我國的增值稅會計處理，是按照收付實現制的原則進行的。即增值稅的交納，是在產品銷售的基礎上，計算出應交增值稅的銷項稅額，并扣除已購入原材料所支付的進項稅額后，再來核算本期應交納的實際稅額。由于當期購入的原材料并不一定全部被消耗在當期已銷的產品成本中去，因此，企業每期所交納的增值稅，并不是企業真正的增值部分。盡管從長期來看，通過遞延，企業所交納的增值稅的總額，與其增值總額是一致的，但是，從具體的每個會計期間來看，兩者并不一致，這正是收付實現制與權責發生制的差別。由于其他經濟活動，如產品成本核算、收入費用核算等都是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進行的，而增值稅的會計處理卻按照收付實現制原則進行，這就使得會計信息資料缺少可比性，從而削弱了會計信息的反映功能。例如，由于企業每期交納的增值稅，并不是企業當期的真正增值部分。因此，人們就不能像過去那樣，從損益表中的銷售收入或毛利的會計信息的邏輯關系上，判斷出企業是否合理計算了應納流轉稅。特別是一些外商獨資企業，在掌握了會計信息很難邏輯反映增值稅與企業實際增值的情況后，利用會計賬務處理的這一缺陷，從事偷逃增值稅的不法行為。如對那些實行先征后退的（1994年1月1日以后籌建的）外商出口企業，按照現行的稅法，在他們的產品出口時，先征17%的增值稅；待產品出口后，再退9%的增值稅，實際稅負為8%。為了逃避稅收，他們通過關聯企業，將出口產品的售價，壓低至材料成本價，以遠低于實際成本價的售價，將產品銷售到境外。由于出口產于實際成本價的售價，將產品銷售到境外。由于出口產品“不增值”，銷項稅額扣除進項稅額后，不僅不交稅，還可退稅。稅務部門僅僅從增值稅的會計信息上，是很難區分出是由于人為壓低售價造成的，還是由于當期購入原材料過多，而投入產出較少造成的。因為，這兩種情況都會造成當期增值稅的少交。這完全是我們所謂的增值稅，實際上并不按照企業增值部分計算所致。會計信息的模糊性，使得會計失去了應有的反映功能，也使會計信息失去了有用性。

現行增值稅會計不能直接反映企業的增值情況，這不能不說是增值稅會計的缺陷。如果我國現行稅法能夠按照權責發生制原則，將按銷售收入計算的增值稅銷項稅額，扣除當月已銷產品所含的原材料的增值稅進項稅額，來計算當期應交納的增值稅，不僅合理，而且也可使增值稅的信息能夠為稅務部門的監督提供很大的幫助。因為，這樣稅務部門很容易從損益表的銷售收入或毛利中，根據一定比例，很快推算出當期所交納的增值稅是否合理。因此根據這一方法來計算每期應交納的增值稅，也符合會計的權責發生制原則與配比原則。

二、營業稅與會計復式簿記的矛盾

1994年的稅制改革，確定了具有高額利潤的房地產業，在交易時應交納營業稅、土地增值稅及房契稅等。這一做法符合“統一稅法、公平稅負”的稅制改革的精神。然而，在確定資本權益交易時，考慮到我國證券市場尚處在發育階段，還需要大力扶持。因此，就暫不對證券股票的買賣征收流轉稅。由于股票證券是資本權益的具體表現形式。因此，資本權益的交易，也就不計征任何稅了。這一做法，表面上符合我國當前經濟環境的現狀，但由于忽視了復式會計的特征，使得上述做法，帶來了會計理論上的矛盾。

根據會計復式簿記理論，任何經濟活動的發生，都會有三種現象，要么是資產實物和債權形式的轉化，要么是權益和負債形式的相互轉化，要么是資產實物和權益同時發生變化。但是，我們在制定稅法時，卻不考慮復式會計的原理。如房地產業務的交易，應征土地增值稅、營業稅及房契稅，而資本權益的交易，卻不征分文的稅。這就忽視了企業的資產交易與資本權益的交易，在會計的表現方式上，有時實際上是一致的原理。例如，一家中方房地產公司，以一幢樓房與一家外資企業合資。外商投入機器設備及流動資金，并同中方技入的房產通過注冊，成立了一家新的中外合資企業。房產通過合資后，由資產變成了權益。然而，合資不到一年，中方以合資企業經營效益不佳為由，提出退股。根據中外合資企業經營法，如果合資一方提出退股，合資的另一方有優先購買權，于是，外方順理成章地以房產的市價，購買了中方的權益。由于是股權交易，按照我國現行稅法，不需交納任何稅金。這樣，房屋的產權就合法地變成了外方獨資企業所有。盡管上述交易的結果都是房產所有權的轉移，但在形式上是將資產交易變成了資本交易，即不違反稅法，又逃避了應交納的營業稅、土地增值稅及房契稅等。可見，外方投資者正是根據我國現行稅法中，資產交易需要交稅而資本交易不需交稅的漏洞，通過會計手段，先將資產變成資本，然后再進行交易，從而逃避了納稅義務。這一漏洞的產生，正是由于我們忽視了復式會計的基本原理。因此，在制定稅法時，認真研究會計原理與會計準則，是保證稅制公平合理的必要前提。

三、所得稅與會計主體和會計期間假設的矛盾

所得稅是我國現行稅收體制中的一項重要的稅種。所得稅的計征是根據某個會計主體，在一定期間內其所取得的所有收入，扣除稅法允許的合理開支后，按其凈所得的一定比例予以計征。因此，我們在計征所得稅時，依據了兩項會計假設：即會計主體假設與會計期間假設。應該說這是合理的。但是，我國目前正處在經濟體制改革與完善過程中，在現代企業制度尚未建立起來之際，我們不得不依靠那些有一時功效的經營方式，如承包經營及租賃經營等。而這些經營方式，由于其不規范，在依據上述兩個會計假設計征所得稅時，會產生一系列問題。首先，會計主體是以企業法人為依據，而不確認具體的經營者個人，但承包經營卻相反，他只認承包經營者個人，而不確認法人。其次，在稅務部門計征所得稅時，是以假設的會計期間為納稅期，而承包經營者，卻以承包經營期為其納稅義務期。因此，當納稅期與承包經營期不一致時，就會產生無法解決的矛盾。

例如，有一家企業給某個個人承包，承包期為19×6年7月至19×7年6月。在承包期19×7年1至6月的經營期內，按所得稅法，承包者根據他的經營凈所得，先預繳了兩個季度的所得稅。由于承包者在經營過程中，采取了急功近利的一些經營措施，如超強度的使用設備，不對設備進行應有的保養，不處理過時陳舊的存貨與可能的壞帳，不確認可能的或有負債等。因此，當所有者收回企業后，不論怎樣苦心經營，都會面臨立即虧損的局面。當后任經營者繼續經營該企業時，造成了大面積的虧損，而且虧損額超過了19×7年1月至6月的凈所得。這樣，上半年與下半年相互抵消，全年出現了凈虧損。按照稅法規定，稅務部門退回了該企業19×7年上半年預繳的所得稅。然而，對于這筆退稅應該歸誰所有，引起了法律上的爭論。承包者認為，這筆退稅是由承包者所繳，理所當然應由承包者所得。然而，后任經營者認為，退稅是經營虧損引起的，沒有虧損，也就無所退稅。更為關鍵的是，后任經營者認為，稅務部門退稅是以企業法人為對象，而不是以個人為對象，所以，退稅理所當然為企業所有。其實，上述矛盾的關鍵，在于會計主體及會計期間假設與經營方式的矛盾。由于稅法是依據會計主體與會計期間假設來制定的，而承包經營方式卻是以自然人為核算對象，以承包經營期為其權利、義務及責任的確認期。當二者發生矛盾時，我們的稅法就無所適從。

四、會計與稅務問題及矛盾的癥結

國家稅收原則的確定，是關系到一個國家財政分配機制是否合理科學的客觀經濟問題。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就提出了稅收的4項原則，即公平、確定、便利、簡單。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一些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由于市場經濟機制失靈，使整個社會達不到最大經濟福利，政府則應當干預經濟，如引導經濟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收入的再分配，以使社會整體與個人都增加福利。然而判斷是否達到最大福利經濟的標準，即效率與公平。稅收作為政府干預經濟的杠桿之一，也必須體現這兩項準則，在此，所謂效率問題，是指稅收對經濟有效地運轉的影響問題。政府在征稅過程中，把資源從各個生產部門轉移到公共部門，應當遵守效率準則，即稅收在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促進經濟運轉，以及稅務管理方面要提高效率。而稅收的公平準則是指受益原則與支付能力準則。受益原則實際上是把市場機制運用于稅收分配，每個人從政府的服務中受益，則應相應地向政府納稅。而支付能力原則就是按照人們的納稅能力負擔政府費用。

我國政府1994年所開始的稅制改革，從宏觀上看，確實體現了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并且與我國現行的財政分配機制、當前的經濟形勢相適應。但是，在制定具體的稅收措施時，我們只考慮了納稅對象與其經濟活動的內容，而忽視了這些對象與內容的載體特征，即會計語言的特征。因納稅對象與經濟活動往往是通過會計語言，觀念地反映在有關的會計信息中，如果不充分考慮這些特征，就會在稅收的具體過程中，因違背這些規律而產生邏輯上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