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當長的時間以來，熱心于中國蝗史研究的歷史學者一直把目光集中在內地，蒐集史料，探賾索隱，初步勾畫出歷史時期我國內地蝗災和治蝗的基本脈絡。然而，對邊疆地區卻重視不夠，少有關注，尤其是雪域高原──西藏的蝗災幾乎所有的研究論著均無涉及，給人以青藏高原古代無蝗災之錯覺。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是西藏地區遠離國家政治中心，自然環境惡劣，影響到與內地的交往，故內地史志中罕有當地蝗災的記錄，如《清史稿》、《清實錄》、《西藏志》、《衛藏通志》等，另近人陳高傭編的《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今人宋正海等編的《中國古代重大自然災害和異常年表總集》、張波編的《中國農業自然災害史料集》等一些自然災害史料匯編專書也均未收錄有，就是當代一些論及西藏自然災害的重要學術著作也往往未把蝗災列入[1] ，如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隊編著的《西藏農業地理》“自然災害較多”專目說：“在高海拔環境下，災害性天氣比較普遍，尤以霜凍、冰雹、大風、雨水失時等為害嚴重……除災害性天氣以外，在東南部高山深谷地區，崩塌、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災害也較頻繁。”[2] 蝗災仍未學者重視；二是號稱“世界第三極”的青藏高原，許多地方終年白雪皚皚，因而常常給人一種先入為主的虛幻，以為此地只有雹、雪、風、水之災，殊不知地形、氣候復雜、多樣的青藏高原亦具有產生蝗蟲并為害的生態條件。 1990年，由西藏歷史檔案館、西藏社會科學院、西藏農牧科學院、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組織眾多專家學者合作編譯，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地方歷史檔案叢書《災異志──雹霜蟲災篇》，其中“蟲災”部分收錄了反映藏族地區蟲災的清代與民國時代西藏檔案40件，內有不少涉及到當時蝗災的發生、危害、防治思想與方法等內容。在其他史書記載匱乏的情況下，這些歷經浩劫幸存下來的第一手檔案資料彌為珍貴。下面，我們試就利用所見檔案資料并參考其他文獻，對清代和民國時期西藏地區的蝗災發生情況、治蝗思想與方法做一些初步的探討，以期引起人們對此的重視和更深入的研究。 一、 清代民國西藏蝗災及其危害 西藏地方歷史檔案歷經天災人禍，多有佚失，其中涉及蝗災內容的檔案也未可幸免。然而經政府和學者們搶救和編譯，這些幸存下來部分成為我們了解西藏蝗災的重要片段，不過有些檔案需經考訂才能斷定蝗災年份和區域。在補充其它文獻所載同時，現將有關西藏蝗災史料整理如下，從中窺見西藏歷史上蝗災發生和危害： 年份|地點|災情|資料來源 土鼠年（1828）|古朗（今朗縣之古如朗杰區）|“古朗地區準達根布屬下之莊稼，于土鼠年遭受嚴重蝗災，因而減免收入之三分之一”|《噶廈就補具蝗災減免證明事給杰地與古朗地區之批示》，《災異志──雹霜蟲災篇》（下簡稱《志》）第81頁 土牛年（1829）|杰地（在今朗縣）古朗|“杰地、古朗百姓之莊稼受蝗災，減免收成中需支付之馬飼糧、青稞與草料”|《噶廈就補具蝗災減免證明事給杰地與古朗地區之批示》，《志》第81頁 木龍年（1844）|薩拉|“卑等繳納力役差與財物稅所依靠之莊稼，雖遭蝗災已逾五年”|《薩拉地區僧侶為莊稼遭受嚴重蟲災請求減輕差稅事呈攝政暨諸噶倫文》，《志》第85頁 火羊年起（1847）|澎達地區|“自火羊年以來，連遭旱災蝗災，幾年顆粒無收。特別是今年，上、中、下地區青稞、麥子蕩然無存，豌豆亦有被蟲吃之危險……澎達地區多年遭受蟲災，特別是地域遼闊，蟲巢荒地面積較大，蝗蟲特多，不堪忍受”|《隆子宗宗堆及百姓為遭受蝗災請求批準治蟲喇嘛前來治蟲事呈諸噶倫之稟帖》，《志》第82頁 土猴年（1848）|林宗（今屬拉薩市）|“從火羊年起，連遭災荒……去年以前，上下地區及附近均遭受嚴重蟲災，生活無著”|《林周宗政府差民為遭受蟲災請求減免事呈諸噶倫之稟帖》，《志》第83頁 土雞年（1849）|薩拉|“今年收割、打場如遭雹災一樣，份地所種麥子、青稞都遭嚴重蟲災”|《薩拉地區僧侶為莊稼遭受嚴重蟲災請求減輕差稅事呈攝政暨諸噶倫文》，《志》第85頁 土雞年（1849）|卡孜|“土雞年卑等地區復遭受嚴重蝗災。正值對消除蝗災抱極大希望之時，去年莊稼又遭霜、雹、蝗災，秋收愈差……然今年四月份，蝗蟲遍及整個地區，其危害重于往昔，秋收毫無指望”|《卡孜噶谿頓差民為遭受蝗災請求減免差賦事呈諸噶倫之稟帖》，《志》第86頁 土雞年（1849）|紐谿|“今年紐谿整個地區遭受嚴重蝗災……秋收無望”|《紐谿堆孜仲釋迦金巴就遭受嚴重蝗災請求蠲免差賦事呈攝政暨諸噶倫之稟帖》，《志》第83－84頁 土雞年（1849）|薩當|“土雞年以來所有莊稼被蝗蟲啃吃一空。今年更不同于他地，小麥、青稞和豌豆均被啃吃殆盡”|《薩當地區政府差民為連年遭蝗災請求減免差賦事呈攝政暨諸噶倫之稟帖》，《志》第84頁 土雞年（1849）|澎達|“據呈，該區去年遭受嚴重蝗蟲災害，今年因蟲卵繁殖，可能又將受災”|《噶廈就澎達地區遭受嚴重蝗蟲災害請求賞賜佛事報酬糧事給澎達宗之批示稿》，《志》第87頁 鐵狗年（1850）|澎波|“據呈，今年澎波地區莊稼遭受嚴重蟲災”|《噶廈就澎波地區遭受蟲災林周宗所屬丁達春噶二人請求蠲免賦稅事之批復稿》，《志》第87頁 鐵狗年（1850）至水牛年（1853）|林周|“自鐵狗年起……此地時運乖蹇，連年遭受蝗災。迄今為上……已歷經四年……今年蝗災，小麥、青稞無收”|《林周宗孜準格旦為莊稼遭受蝗災事呈攝政暨諸噶倫文》，《志》第89頁 鐵豬年（1851）|澎波|“今年四月底又出現蝗災。受災者主要有政府自營地什一稅上等農田約一百朵爾；青飼草基地之雄扎亞草場、杰瑪卡草場，寸草未收。原抱希望于洼地所種少量豌豆，亦為蝗蟲吃光，連種子、草稈都已無望”|《澎波朗塘谿堆為該地遭受蝗災請求眷顧事呈諸噶倫文》，《志》第88頁 鐵豬年（1851）水鼠年（1852）|墨工谿堆|“鐵豬、水鼠兩年蝗災嚴重，收成不佳……今年各村又出現大量蝗蟲”|《墨工谿堆暨所轄僧俗百姓為遭受蝗災請求減免差稅并予賞賜事呈諸噶倫文》，《志》第91頁 水鼠年（1852）|澎波、達孜、墨竹工卡、德慶|“去年澎波、達孜、墨竹工卡及德慶等地區莊稼，連遭嚴重蝗蟲災害。”|《噶廈就澎波達孜墨竹工卡等地遭受蝗蟲尋訪治蟲喇嘛事給聶拉木關卡官員等之指令稿》，《志》第89頁 水牛年（1853）|江谿（今拉薩曲水縣）|“去年所種莊稼遭受蝗災，全無收成，今年只好廢置”|《噶廈就江谿宗宗堆根布等因莊稼遭受蟲災請求借貸事之蓋印批復稿》（附原呈），《志》第93頁 木虎年（1854）、木兔年（1855）|尼木|“尼木地區自木虎年起出現蝗蟲……所種莊稼遭受蟲災嚴重，青稞、小麥只能收回種子……直至今年，先后不斷出現蝗蟲”|《尼木地區多滾巴與瑪朗巴為蝗災請求賞賜糧食事呈噶倫文》，《志》第94頁 木兔年（1855）|曲水|“詛咒人畜共同安樂果實之魑魅蝗蟲，今年在該區內大量出現”|《噶廈就防止蟲災蔓延事給曲水宗宗堆之批復稿》，《志》第93頁 木兔年（1855）、火龍年（1856）|江孜、白朗、日喀則|“去年即對江孜、白朗、日喀則等地下過指令，不知是宗堆未曾傳達命令，抑或屬下各地撒手不管，反正今年又發現蝗蟲”，“現今蝗蟲正在爾地區左右，如烏云飛騰”|《噶廈對衛藏各宗谿下達驅趕蝗蟲徹底鏟除蟲卵事之指令稿》，《志》第96頁 火龍年（1856）、火蛇年（1857）|乃東|“去年又連遭蝗災，顆粒無收”|《噶廈就乃東地區遭受蟲災等事給乃東宗宗堆及頗章轄區政府差民之批復稿》，《志》第97頁 火龍年（1856）、火蛇年（1857）|尼木|“于去年連遭蝗蟲危害，收成無望……由于去年蝗蟲孳生，繁殖迅速，以致今年災害嚴重”|《噶廈就消滅蝗蟲事復尼木門卡爾谿指令稿》，《志》第97頁 19世紀50年代|蔡谿|“去年六月，蔡地出現蝗蟲，秋季莊稼損失嚴重……今年收成，豌豆連二百克亦難保證，其他作物連根帶枝全被啃吃精光”|《蔡谿堆諾杰囊巴為莊稼連續兩年遭受蟲災支付項目無法完成請求減免事呈攝政暨諸噶倫文》，《志》第98頁 19世紀50年代|江孜|“該區個別村落據稱出現吃莊稼之蝗蟲”|《江孜宗宗堆就消滅蝗蟲事呈噶廈文》，《志》第99頁 19世紀50年代|朗杰|“危害莊稼之蝗蟲僅在今年囗月十日左右，在本區出現過。但現今不斷增多，麥子、青稞穗稈被折成兩段”|《朗杰岡谿百姓為莊稼遭受蟲災事呈攝政暨諸噶倫文》，《志》第100頁 19世紀50年代|柳吾谿|“今年卑地區上下各地遭受嚴重蟲災，卑等福薄命淺，所受災害比其他地方更為嚴重，麥子、青稞盡毀，豌豆稈亦被折斷，連禾稈亦難以收到”|《柳吾谿所屬桑達百姓為遭受蟲災請求豁免差稅賞賜種子事呈噶廈文》，《志》第101頁 約1879年||“錫金有蝗蟲至，損害一大部分之玉蜀黍、禾苗與瑪爾哇（Mar-wa為一種黍）”|〔英〕柏爾著，董之學、傅勤家譯《西藏志》第59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 約1890年||“蝗蟲又復經此地，時瑪爾哇適將成熟，竟為所害。高地玉蜀黍尚未熟亦受損失。此等蝗蝻，向北飛去，最后墜死于山峽上。最后來者，死于喬崗（Gyau-gang）與喀木巴莊(Kam-pa Dzong)間之西布(Si-po)峽上，積尸成堆”|〔英〕柏爾著，董之學、傅勤家譯《西藏志》第59頁，商務印書館，民國二十五年 水龍年（1892）|達孜|“據稱，爾地玉昂維地界江孜牙瑪地邊發現蝗蟲幼蝻，立即予以徹底撲滅，甚好”|《噶廈就防治蝗蟲事給達孜宗堆之批復》，《志》第102頁 水龍年（1892）|朗塘|“據稱，遵照內府指令精神，正在作經懺佛事，并對發現之少量蝗蟲設法驅除，甚好”|《噶廈就防治蝗蟲事給朗塘谿堆之批復》，《志》第103頁 水龍年（1892）|墨竹工卡|“據稱，遵照內府指令精神，正在作經懺佛事，并對發現之少量蝗蟲，正設法驅除中等情，甚好”|《噶廈就防治蝗蟲事給墨竹工卡谿堆之批復》，《志》第103頁 水龍年（1892）|色谿堆|“據稱，爾等地區發現之蝗蟲，已設法予以徹底消滅等情，甚好”|《噶廈就防治蝗蟲事給色谿堆之批復》，《志》第103頁 水龍年（1892）|林周|“據稱，遵照內府指令精神，切實做經懺佛事，并近日在齋地之擦巴塘等地出現蝗蟲，正在竭力撲滅中等情，甚好”|《噶廈就防治蝗蟲事給林周宗之批復》，《志》第104頁 水龍年（1892）|柳吾|“現爾等就得各守各地，就地滅蟲”|《噶廈就蟲災應自行消滅事給柳吾谿堆之批復》，《志》第104頁 水龍年（1892）|拉布|“據稱，爾等采取土埋治蝗之辦法，及遵照命令作經懺佛事，甚好”|《噶廈就消滅蝗蟲事給拉布谿堆之批復》，《志》第104頁 鐵兔年(1891)及木馬年（1894）|宗嘎|“鐵兔年出現蝗蟲，去年天暖時出現于地面，冬天產卵于地下……今年天氣開始轉暖，經調查，發現無論山地平原皆有蟲卵”|《諸噶倫為宗嘎出現蝗蟲事請求乃窮大法王問卜文》，《志》第105頁 鐵牛年（1901）|森牧|“該宗屬下森孜地區于四月間突然出現大量蝗蟲，迄今已使三十朵爾耕地面積之莊稼顆粒無收”|《噶倫及基恰堪布為日喀則宗所屬森孜地區蝗災事呈達賴喇嘛請愿書》（附批復），《志》第106頁 鐵豬年（1911）水鼠年（1912）|卡孜|“水鼠年遭受蝗蟲災害，不得不割青苗……加之去年莊稼遭受嚴重蝗災，別說收成，連飼草麥稈也難以收到”|《卡孜噶頓差民為遭受蝗災請求借糧事呈諸噶倫文》，《志》第107－108頁 木免年（1915）|春碑谷|“一九一五年七月，余在春碑谷，其時蝻蝗成群，日日自空中飛過，如是者約有兩星期之久。蝗蟲為南風吹來”|〔英〕柏爾著，董之學、傅勤家譯《西藏志》第58－59頁， 土馬年（1918）|貢嘎|“貢嘎地區甲日谿附近，突然出現類似蝗蟲之害甚多一事”|《加措谿堆之代理及百姓為莊稼遭受霜雪等災請求發放糧食事呈噶廈文》，《志》第73頁 土龍年（1928）|撤拉|“據呈，撤拉地區求瓦附近之后山上發現蝗蟲”|《噶廈就滅蝗事給撤拉谿堆之批復》，《志》第108頁 20世紀30年代|扎希|“現在莊稼還未成熟，卻遭受蝗蟲災害，不僅麥稈全被咬斷，而且葉子亦被吃得一天比一天短，難望收到糧食、飼草”|《扎希谿堆代理等為遭受蟲災秋收無望事呈噶廈文》，《志》第108－109頁 20世紀40年代|溫達|“今年六月間，溫達地區沿藏布江一帶上下村莊，出現較多蝗蟲，且不斷增加”|《溫谿堆為溫達地區遭受蝗災請求減免事呈諸噶倫文》，《志》第109頁 20世紀40年代|亞東、帕里|“近期下亞東阿桑一帶突然出現大量蝗蟲，鋪天蓋地而降，亞東地區莊稼損失較大，蝗蟲沿河道已蔓延至帕里，且正沿路朝衛藏方向推移”|《噶廈為下亞東阿桑一帶遭受蟲災做何經懺佛事呈攝政達札問卜文》（附復示），《志》第110頁 20世紀40年代|貢噶、羌塘|“去今兩年，法事基金之寺廟谿卡、羌塘地區加普莊園之莊稼根穗，皆被蟲吃，僧眾之糧餉產地及唯一法事基金谿卡已全部被毀”|《貢噶宗堆為普巴札倉卻谿莊稼遭受蟲災事呈噶廈文》，《志》第111頁 從臚列的上述材料來看，清民國時期，西藏地區的蝗災發生還是觸目驚心，并具有明顯的特點。 首先，西藏地區蝗災發生較為頻繁。在有檔案文獻記載的１２０年左右，西藏至少有２５年發生蝗災，平均不足５年一次，發生頻率與同時期的華南某些省接近，如廣西，在１８３１年至１９４９年間，共有２３年發生蝗災。但低于廣東，根據地方志統計，１８３０年至１９４８年，廣東則有４１年發生蝗災[3] 。西藏介于兩者之間。同時，西藏蝗災發生呈現連續性和周期性，如１８４７年至１８５７年，西藏地區連續１１年發生蝗災，盡管它們是散布在西藏各地，但此起彼伏反映西藏此時進入蝗災多發期。有的地方甚至連續幾年發生蝗災，如古朗在1828年、1829年連續發生蝗災；卡孜在1849年發生嚴重蝗災之后，又連續二年發生；墨工谿堆于1851年、1852年、1853年連續出現嚴重蝗災；尼木在1854年至1857年連續四年發生蝗災。 其次，種群獨特，是發生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區的蝗災。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獨特的地理條件和環境也使生存于高原上的蝗蟲有所不同其它亞種，我國昆蟲學家陳永林1963年定名其為飛蝗新亞種──西藏飛蝗（L.migratoria tibetensis），[4] 它與東亞飛蝗十分相似，但體型明顯小于東亞飛蝗和亞洲飛蝗，大于緬甸飛蝗。它主要分布在中國西藏雅魯藏布江沿岸、阿里的河谷地區、橫斷山谷以及波密、察隅、吉降、普蘭等地區；青海南部的玉樹、囊謙也有少量分布成蟲及若蟲主要取食玉米、麥、水稻等禾谷類作物的莖葉，也取食蘆葦等禾本科雜草。活動于海拔1130米─4600米的地方，是世界上分布最高的蝗蟲亞種。 第三，災區主要出現在河谷地帶，并循河谷遷飛。青藏高原周邊和內部的高大山脈，不僅阻擋著印度洋上的濕冷空氣，也影響到高原上蝗蟲的發生與遷飛；加之河谷地帶多為農業種植地區，這樣，就使蝗蟲的發生基本在河谷地帶。這在檔案中多有反映，20世紀40年代，溫達地區“今年六月間，溫達地區沿藏布江一帶上下村莊，出現較多蝗蟲，且不斷增加”[5] 。同期“下亞東阿桑一帶突然出現大量蝗蟲，鋪天蓋地而降，亞東地區莊稼損失較大，蝗蟲沿河道已蔓延至帕里，且正沿路朝衛藏方向推移”[6] 。使拉薩面臨著威脅。不過，描寫最為生動的還是柏爾，“一九一五年七月，余在春碑谷，其時蝻蝗成群，日日自空中飛過，如是者約有兩星期之久。蝗蟲為南風吹來”[7] 。從檔案和文獻記載來看：錫金、亞東、帕里是當時蝗蟲自南而北的一個重要遷飛線路。時至今日，蝗災發生地更延伸到雅魯藏布江上下的地方，地域更廣。 第四，蝗災發生多在春夏季，可能與氣候相對暖和有關。檔案中一些有確切月份的資料，記載蝗災多發生于四、六、七月，如卡孜“今年四月份，蝗蟲遍及整個地區”[8] ；澎波“今年四月底又出現蝗災”[9] ； 森孜“四月間以來，突然出現大量蝗蟲”[10] ；蔡谿“去年六月，蔡地出現蝗蟲”[11] ；溫達“今年六月間……出現較多蝗蟲”[12] ；春碑谷“七月……蝻蝗成群，日日自空中飛過”[13] 。溫度上升，自然有利于昆蟲的繁殖，特別是年度氣候溫暖更易釀成災害。這一點當時藏人就意識到，“鐵兔年出現蝗蟲，去年天暖時出現于地面，冬天產卵于地下……今年天氣開始轉暖，經調查，發現無論山地平原皆有蟲卵”[14] 。 相對西藏地區存在的白災（雪災）、黑災（霜災）、紅災（戰亂）、花災（瘟疫）等多種自然和人為災害，黃災（蝗災）也許不是最為突出的，但它的規模并不小，危害不可低估。如檔案描述尼木地區自1854年以來“先后不斷出現蝗蟲，多如水波”[15] ；下亞東阿桑一帶“突然出現大量蝗蟲，鋪天蓋地而降”[16] ；至于柏爾所見“蝻蝗成群，日日自空中飛過，如是者約有兩星期之久”，就是描述內地蝗災的漢文資料中也罕見有此規模者。如果是年內幾個災害不期而至，為害更烈，卡孜“去年莊稼又遭霜、雹、蝗災，秋收愈差”[17] 從檔案記載來看，蝗災對西藏糧食作物生產影響較大。這是因為西藏農業區多在河谷地帶，而這又是蝗蟲滋生和主要活動地區。如澎達“自火羊年以來，連遭旱災蝗災，幾年顆粒無收。特別是今年，上、中、下地區青稞、麥子蕩然無存，豌豆亦有被蟲吃之危險”[18] ；森孜地區“于四月間突然出現大量蝗蟲，迄今已使三十朵爾耕地面積之莊稼顆粒無收”[19] ；朵爾，藏語為一對耕牛之意，這里指一對耕牛一天所耕土地面積。澎波，1851年，“四月底又出現蝗災。受災者主要有政府自營地什一稅上等農田約一百朵爾……原抱希望于洼地所種少量豌豆，亦為蝗蟲吃光，連種子、草稈都已無望”[20] 。 蝗災還危害到牧草的生長并由此影響到畜牧生產。如澎波1851年蝗災還使“青飼草基地之雄扎亞草場、杰瑪卡草場，寸草未收”[21] ；墨工谿堆的報告亦說：“此番蝗蟲危害莊稼，不用說糧食，就是草也難收”[22] ；甚至因此制約到漢藏交通，“今年各村又出現大量蝗蟲，將使驛站百姓寸草不收，人畜難以忍受，漢藏驛站往來受到威脅”[23] 。 蝗災還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導致災民流離失所。如江谿，1853年“所種莊稼遭受蝗災，全無收成。全部農田，今年只好廢置……老人、兒童難以生存，能走者即將逃往他地”[24] 。一些檔案中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此類蝗蟲一入農田，大小農戶便有淪為乞丐之厄運”[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