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智利大地震》中唐娜.荷塞發命運
羅琛 羅忠民
[摘 要]克萊斯特的短篇小說《智利大地震》中主角荷塞發的悲劇命運既體現在本人與外在現實環境的沖突中,也體現在她自身無法實現自己的意志的矛盾之中。本文試圖通過解讀對震前和震后主人公及市民的心理變化對比與對作者本身經歷的對比分析,揭示荷塞發所處時代背景所發生悲劇命運的必然性。
[關鍵詞]悲劇命運 沖突 時代 必然性
克萊斯特的小說盡管取材自不同的時代、地域和社會階層,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密切結合現實,批判性地反映作者生活的那個時代的現實問題,作品《智利大地震》在這一寫作領域中堪稱為一篇不可多得的膾炙人口的杰作之一。
細讀克萊斯特的短篇小說《智利大地震》,讀者從頭至尾會籠罩在當時濃濃的封建宗教的烏云中:小說主人公荷塞發與家庭教師相戀未婚先孕,被教會判處死刑。突然襲來的大地震讓她和戀人奇跡般地逃脫了被處以死刑的命運。出于教徒的虔誠,荷塞發在地震后重返教堂懺悔,最終與戀人雙雙死于遭受封建宗教思想毒害的教徒棒下。荷塞發的行為觸犯了封建宗教的教條,她的悲慘命運的結局是順理成章的。
一、地震前
智利王國的京城圣地亞哥最為富有的貴族之一唐·恩里克·阿斯特隆唯一的女兒唐娜·荷塞發與家庭教師赫羅尼莫·魯黑拉之間產生了愛情,并且私自產下一子。人們“不等她出月子,就遵照大主教的諭旨對她進行最嚴厲的審判。”城里的市民談起這件事來個個義憤填膺。即使把她的頭砍下來當球踢,也不能平息城里的太太小姐們沖天怒火。她們甚至向外地的女友發出邀請,共同來觀看這一幕上帝懲罰罪人的活劇。小說對于城里市民是何等憤怒的一系列描寫,讓人們感受到唐娜·荷塞發不是一個柔弱的對他們毫無威脅的女子,而是一個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罪惡滔天的罪人,她受的懲罰是罪有應得的。地震前荷塞發所處的教會勢力占主導的社會和她不顧一切追求愛情的信念就已經蘊含著她悲劇命運的開始。
就在荷塞發被押赴刑場去砍頭的路上,她的愛人赫羅尼莫也在監獄里準備用繩子結束自己生命的時候,圣地亞哥爆發了一次山崩地裂的大地震,突然間無數樓房倒塌,成千上萬的人不幸喪生。荷塞發竟然亳發未傷,幸免于難。就在往城外逃生的路上,荷塞發看到了“修道院女院長被倒下的墻砸死,大主教的尸體被人從教堂的廢墟下拖出來,總督的宮殿倒塌,不久前判決她的法院被熊熊烈火包圍著”這些曾將荷塞發推向斷頭臺的劊子手們,在地震中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了。
二、地震后
荷塞發和赫羅尼莫幸運地逃脫這一厄運,并且相遇在城外災后難民群眾中。他們決定等地震過后,離開這個另他們九死一生不堪回首的地方,奔赴西班牙開始新的生活。地震之后出現了奇跡,短暫真空期間出現了人人愛我我愛人人的沒有社會等級的大家庭局面,在荷塞發目力所及的地方,各階層的人全混雜著躺在一起,“王侯和乞丐,貴婦人和農家女,高官顯宦和打零工的,修士和修女,全都互相同情,互相幫助,自愿樂意把自己搶救出來的維持生命的東西分給他人,仿佛那一場浩劫把所有幸免于難的人全變成一家人。”在這種社會秩序崩潰的環境中,人們淡化了歷史的記憶,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教思想在幸存的人們中沒了蹤影,地震前掌管著社會統治地位的大主教、總督甚至法院在地震中消失了,人們對荷塞發的仇恨也隨著地震化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沒有了等級觀念,親密無間。 就在這另荷塞發喘息偷安的時節,消息傳來說城里的一個教堂將有彌撒,祈求上帝不要再降給城市災難。荷塞發激動得熱淚盈眶,說道,“正是現在,當造物主如此顯示他那不可理解的崇高的威力時刻,我感到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渴望跪倒在主的跟前,把臉埋進塵埃里。”她不顧他人的反對,堅持參加這次彌撒。原因有二,第一作為一個虔誠的教徒,她自認為罪孽深重未婚先孕應被砍頭,上帝卻在她即將行刑時用一場地震改變了她所面臨的一切,讓她活了下來。荷塞發認為這是上帝給予她的寬容,她必須跪倒在主的跟前深深的懺悔和感激。第二對于她即將面臨的可否繼續留在圣地亞哥的希望也全寄托在上帝身上,希望她這次前去能夠以她的虔誠再次獲得上帝的包容。
于是乎命運再次殘酷地捉弄了主人公,教堂里主持彌撒的教主將這次地震歸結為主人公的過錯,是上帝為了懲罰傷風敗俗的荷塞發及其戀人而降臨到圣地亞哥的,并稱昨天的地震只是對人們一個小小的警告而已。出于極度恐慌的市民相信教主的蠱惑:地震是由兩個罪人帶來的。失去親人和住所的教徒們將所有的憤怒都發泄在詛咒他倆身上。當荷塞發在教堂被人認出后,這倆個不幸的人便成了失去理智的教徒們的棒下含恨九泉的冤魂。
荷塞發最終逃脫不了慘死的悲慘結局。這樣的結局應該說是她所生活的宗教勢力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所出現的必然結果。封建宗教的思想在荷塞發及其他人心中已經根深蒂固。正是這種思想使震前的市民鄙視唾棄荷塞發,震后成為嗜血的殺人魔的根本原因。
三、主人公與作者的命運對比分析
作者安排給荷塞發這樣一個悲劇的結局,其用意是一石兩鳥,除了將其批判的矛頭直指封建統治的支柱——教會勢力并對其進行披露、抨擊外,也是作者自已生涯與命運的一個真實寫照。克萊斯特出身在一個軍人家庭,15歲參軍,卻厭煩軍旅生活,曾兩次辭去官職,到處游學。他熱愛文學創作,卻又迫于生計不得不向現實低頭,回到家鄉進入官場以求糊口。當拿破侖占領普魯士時,各地的選帝候都各自為戰,明哲保身,不團結抗外,與拿破侖勾結俯首為臣。克萊斯特到處勸說封建主聯合起抗擊拿破侖,他把滿腔的希望寄托在封建階級身上,希望他們趕走侵略者。后者為了保全自身的利益,紛紛向拿破侖投降,并對他竭力奉承獻媚。克萊斯特在他的劇本中對諸侯進行了尖銳的抨擊,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普王腓德烈·威廉二世與拿破侖締結同盟使作者感到最后的一線希望也已破滅。此時他已境地悲慘,貧困潦倒,在饑寒交迫中遭到當局的兇殘迫害與親友的冷落,在極度的失望中,于1811年11月結束了自己短暫的生命。
正如郁達夫小說《蜃樓》主人公陳逸群的句內心獨白一樣“自己的一生,實在是一曲毫無意義的悲劇,而這悲劇的釀成,實在也只可以說是時代造出來的惡戲,自己終竟是一個畸形的時代的畸形兒,再加這惡劣環境的腐蝕,那就更加不可收拾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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