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勞動力轉移及其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佚名

「內容提要」我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存在著教育壁壘。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素質影響甚至決定著勞動力轉移的難易度、轉移后的職業及收入、轉移的區間等，勞動力有效轉移對勞動力文化知識和能力素質有較高要求，勞動力轉移到城鎮、鄉鎮企業、第三產業以及勞務輸出等活動產生了高等教育需求。

「關鍵詞」農村/勞動力轉移/高等教育/需求

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工業化和技術進步引起的產業結構變化導致的農村勞動力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的空間移動，這種轉移對文化傳播和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起著重要作用，也是農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從西歐和美國的經驗來看，勞動力從傳統農業中釋放出來，重新配置到城市生產部門，促進了工業化的發展，也促進了城市化的發展。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我國農村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國農村從開放的1978年到2000年，已累計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業勞動力1.3億人，但還有1.5億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1]（第6頁）。我國農村人口在全國人口中所占比例較大，占63.91%，而1999年世界平均比例為54%，高收入國家為24%，中等收入國家為34%[2]（第143頁）。另外，我國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1999年達50%，遠低于第一次現代化的30%的標準，而高收入國家為5%.中等收入國家為32%[2]（第141頁）。所以，我國有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從現狀來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主要包括向非農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轉移，向鄉鎮企業轉移，向小城鎮及城市轉移等幾種轉移去向。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對農村勞動力教育文化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進而表現為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一、西方農村勞動力轉移理論述評

西方比較有代表性的勞動力轉移理論有：一是“劉易斯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農業部門所擁有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的關鍵在于資本家的利潤投資，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工業部門，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變為一元經濟；二是“拉尼斯—費景漢理論”，特別重視經濟轉變過程中工業和農業兩個部門的平衡發展，指出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工業轉移的先決條件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剩余產品總量的增長，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速度取決于人口增長率、農業的技術進步率和工業部門資本存量的增長；三是“托達羅理論”，認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是否轉移到工業部門的決策，不僅取決于城鄉實際收入差異，而且取決于預期收入差異，如果流入城市的預期收入高于農業的就業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業，人口也會不斷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種理論可理解為工業化對農村勞動力的拉力，第二種理論可理解為農業對勞動人口的推力，第三種理論實質上討論的是勞動者的一種心理動機。農村勞動力轉移實質上是個體行為，盡管歷史上存在強迫性遷移活動，但在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個體及其心理活動起著很重要的作用。根據卡托納的經濟心理學模型[3]（第37頁），在勞動力轉移這一個體行為中，客觀環境如工業化的“拉力”和農業的“推力”，并不直接對勞動力轉移產生影響，而是客觀環境對勞動力的心理過程，如愿望、態度、預期等產生影響，進而產生轉移行為。

根據現有對經濟心理行為的研究，特別是把經濟可變因素與個體（心理）可變因素互相結合起來強調行為和環境條件之間的反饋關系的研究[3]（第38頁），認為個人是以不同的方式知覺的，對環境的知覺包括對勞動力轉移后的生活氣氛、物價情況、收入情況、個人的社會地位等。這種知覺到的環境，而不是客觀環境，決定著人們的轉移行為，客觀環境和知覺到的環境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勞動力轉移的經驗和個人之間的交流，特別是大眾交流工具。個人因素對環境知覺也產生作用，這種個人因素包括：個人的目標追求、價值、愿望、預期、認知方式，收集信息的能力，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興趣等。勞動力轉移行為還會帶來主觀享受，這種享受包括轉移后的滿足（或不滿），對轉移后職業的參與，以及從事新職業獲得的一種認知協調。

所以，個人素質是影響勞動力個體轉移心理的重要因素。一是決定了對環境認知的水平、準確度和全面性，個人對環境的認識是建立在全面把握客觀事物和全面聚集信息的能力基礎之上的。二是影響了個人對收入、社會地位的預期，具有較高的教育文化素質才能較為客觀地估價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較高的預期收入和社會地位。三是影響了個人對轉移后的主觀享受，個人素質的高低影響了這種主觀享受，教育文化素質高的人由于容易得到更多的就業或高收入的機會而會得到更大的滿足，而教育文化素質低的人則由于較少的就業機會或較低的收入而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四是影響了個人的實際轉移質量，個人的文化、技能水平決定了其轉移后的職業及收入、社會地位。不了解勞動力個人的心理要求，不完成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訓工作，讓他們沒有充分的心理、能力等素質準備，而實行主觀性或強迫性轉移，則不會出現有效的勞動力轉移。

二、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主要問題

1.農村勞動力轉移難度增大。鄉鎮企業近幾年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減弱，接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趨于減少，如1995年到1999年5年間，鄉鎮企業接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數量負增長5.1%[4]（第21頁）。另外，小城鎮吸納勞動力的比重增幅不大，1999年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向省會城市的占18.8%，轉向地級市的占18.4%，轉移到縣城的占16.7%，轉移到建制鎮的比重為14.9%[5]（第22頁）。可見，作為我國重點發展的小城鎮吸納勞動力的能力還不強。

2.農村勞動力轉入第二、第三產業的比例較低。有抽樣調查表明，1999年全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二、三產業的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6.4%，按可比口徑比1998年提高了0.4個百分點，轉移速度有所上升，但1999年從非農產業返回到農業的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為0.5%，增減相抵，1999年凈轉移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為5.9%，比上年上升了僅0.4個百分點[5]（第22頁）。

3.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范圍、地域和領域受到限制，勞動力轉移到省外的比重較低。1999年農村勞動力在本省內轉移就業的占79%，比上年上升11個百分點，轉向外省的占20.9%，下降了11個百分點[5]（第22頁）。而且勞動密集型行業、生產建設第一線和低層次的商業服務業、工業、建筑業和其它服務業仍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行業，1999年轉移到第二產業的勞動力占54.2%，轉移到第三產業的為41.7%，到異地仍然從事第一產業的占4.1%，轉移到工業、建筑業和商飲服務業的比重高達79.4%[4]（第21頁）。

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難度增大，難以向城鎮和非農產業轉移，并且轉移的范圍、地域和領域受到限制，其原因除政策壁壘因素外，還存在著教育壁壘，即與勞動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有密切關系。

三、農村勞動力的教育文化水平與勞動力轉移的關系分析

（一）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與勞動力轉移的難易度

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勞動力通常只能滯留于依靠傳統經驗生產的有限領域，很難開拓新的就業門路和工作機會，也難以適應轉移后的工作和生活；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往往思維開闊，易于接受新事物，具有更強的自信，更高的收入、社會預期以及更強的創新意識和冒險精神，更易于實現有效轉移。根據蓋爾·約翰遜的研究，農村中大量低素質的勞動力增加了向城市轉移和管理的成本，而農村人口素質的提高可以大大減少城市居民對于遷居城市的農村人口的抵觸，更能使農村人口盡快地適應城市生活，并減少城市管理成本[6]（第62頁）。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現實也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易于實現轉移。據對山東聊城市的調查，在1998、1999兩年轉移的勞動力中，具有大專文化程度的勞動力由于在當地較為受重視，盡管轉移的并不多，但轉移起來相對容易；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比重最大，占55.6%，接受過專業培訓的占18.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勞動力每百人中有10.3人轉移，初中文化程度的每百位農村勞動力中有8.4人轉移，小學文化程度的每百位勞動力有4.5人轉移，文盲、半文盲每百位勞動力中有1.3人轉移。

（二）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與轉移后的職業狀況

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與掌握和熟練運用新的工種和技術有直接聯系。我國1999年轉移到工業、建筑業和商飲服務業的農村勞動力比重高達79.4%，說明我國農村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還不高。而教育文化水平越高的勞動力，越易于適應新的工作和環境，越易掌握新的工種、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使用效果也越好，所以，教育文化素質、技術水平與就業狀況呈正相關。美國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觀點，美國農村勞動力轉移高峰期的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流入城市的白人和黑人在就業方面出現很大差距，除民族和關系網原因外，文化程度差異也是重要原因。

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對轉移后職業的穩定性有顯著作用，水平的高低是影響職業穩定性的決定因素之一。1987年已轉移的農村勞動力回流中，文盲高達21%，初中以下文化水平的為17.16%，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占9.46%，中專及大專以上回流的則很少[7]（第29頁）。究其原因，其一便是由于教育文化素質差，思想保守，難于適應新的環境和條件；其二是參加技術革新的人員所提合理化建議與技術革新創造的價值等，與受教育文化水平成正比關系，且隨著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事故發生率明顯減少。教育文化水平高的勞動力創新性越強，職業穩定性越強，也易于完成職業或技術的轉換。教育文化水平越高，越有可能率先離開農業，長時間脫離農業，實現有效轉移。

（三）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與轉移后的收入

勞動力的收入首先取決于個人的以教育文化水平為主的人力資本投資，為此有學者得出反貧困的措施是提高移民的素質的結論。在所調查的山東聊城五個鄉鎮企業的職工月平均工資為356元，大多職工工資在200-400元之間，而工資在400元以上的有58%為專業技術學校畢業生，該企業中僅有的三個大專生的收入都在360元以上。其它相關調查也表明，越來越多的教育水平較高的勞動力參與了轉移，而且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水平每年可增加匯寄款149元[8]（第3頁）。原因是，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程度與勞動生產率具有較強的正相關，相關系數達0.73[9]（第58頁），教育文化水平較高的人擁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對生產率的提高起到促進作用，較高的生產率則帶來較高的收入，且轉移后的職業穩定性也高。

（四）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與勞動力轉移區間

農村勞動力教育文化水平是決定其轉移方向、距離的重要因素，轉向發達地區勞動力的文化程度高于轉向落后地區的勞動力。1999年在轉向東部的勞動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為11.5%，轉向中部的比重為10.9%，轉向西部的比重為9.1%[5]（第22頁）。沒有技術特長，沒有高的素質，期望收入也就較低，而且較低的文化水平又決定了他們相對保守的思想意識，往往對自己轉移到城市缺乏信心，難以對城市產生認同感，他們更多地留戀故鄉。

（五）勞動力教育文化素質與勞動力轉移后的社會問題

國內外勞動力轉移的歷史表明，社會問題的引發與勞動力素質有關。中國近代農民離村進城，是被迫的，既沒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也不具備謀生能力，更沒有知識的積累，他們進入城市后，難以找到合適的職業，多數人不得不靠出賣苦力謀生，引發了城市的無序及城市治安等問題。在歐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由于太大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地也出現了諸如住房擁擠、生態環境惡化、失業和貧困嚴重、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會問題，德國為此實行了國家強制干預，增加對教育的投入，進行了各種類型的職業培訓，促進了教育事業的發展，為工業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有效地緩解了城市問題[10]（第233頁）。所以為避免引發勞動力轉移后的社會問題，應做好農村勞動力轉移前的素質準備，將教育和培訓貫穿于勞動力轉移的整個過程中。

四、農村勞動力轉移對高等教育的需求

不斷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教育文化素質，是實現農村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前提條件之一。日本、韓國能順利完成產業結構轉換和充分就業的根本條件之一，就是教育合理地超前發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國就業人口的平均文化技術素質，第一產業就業人口能夠適應非農經濟新技術新領域的需要，較為順利地完成了勞動力轉移。美國在1930年到1974年間，從農業轉移出去的人口總數達到了3280萬人，這是現代最大的人口轉移，而恰恰在這一時期是高等教育，特別是社區學院的大發展時期（注：美國社區學院由1930年的436所增加到1974年的1203所，增加767所。參見毛澹然。美國社區學院[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中國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當務之急就是提高勞動力素質，農村勞動力教育文化素質不高是我國農村勞動力結構的重要特征。在我國農村勞動力中，初中及以下程度勞動力的比重高達88.4%，高中程度的為9.6%，中專程度的為1.6%，大專及以上程度的比重為0.4%[4]（第21頁）。非農部門對勞動力素質要求越來越高，對勞動總量特別是低素質勞動力的需求不斷下降，所以必須提高現有勞動力素質和技術水平，才能實現農村勞動力向城鎮、鄉鎮企業、非農產業等的有效轉移。

提高我國的城鎮化水平和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是大勢所趨，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即提出了“提高城鎮化水平，轉移農村人口，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廣闊的市場和持久的動力”的意見。但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實現由農民向城鎮居民的根本轉變，存在著“教育壁壘”，即農村勞動力總體教育文化素質較低，大多為非熟練技術人員，缺乏專門的技術培訓和學習，只能在臟、苦、累的體力部門就業。各類城鎮部門對勞動力的素質有越來越高的要求，農村剩余勞動力由于其過低的文化教育水平很難達到要求，從而增加了轉移的難度。所以，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鎮，需要提高其教育文化素質。我國現有的1.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大專以上學歷的最多僅為0.4%，遠低于全國平均3.6%的比例，要實現農村勞動力的有效轉移，必須提高其教育文化水平，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接受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在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總量中，大約只有12%轉移到了各類城鎮部門，其余88%的勞動力仍是在農村工業、商業及服務業部門實現產業轉移的，即使按目前的農村勞動力轉入城鎮的比例，也將有50多萬的農村勞動力接受高等教育以進入城鎮部門。

鄉鎮企業也會吸引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制約鄉鎮企業發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便是勞動力素質，鄉鎮企業將對高素質勞動力有較大需求，吸納的將是教育文化素質更高、思想更為活躍的高級專門人才。鄉鎮企業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學者用線性外推法和生產函數兩種方法對今后我國鄉鎮企業的勞動力需求做出了情景性描述和預測，得出了鄉鎮企業每年要吸納200-350萬勞動力的結論[11]（第25頁）。全國鄉鎮企業職工中，大專以上學歷人數比例為2.3%[12]（第355頁），按這一最低標準要求轉移進鄉鎮企業的勞動力，則每年至少有4.6萬人，到2010年至少要有37萬人接受高等教育以進入鄉鎮企業；如果從發展的角度，按鄉鎮企業發展“十五”計劃的標準來要求，則有更多的農村勞動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進入鄉鎮企業。

從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產業結構角度來分析，第三產業也將是吸納農村勞動力的重要渠道。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還有較大空間，1998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僅為33%，而全世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為61%，發達國家平均為65%，其中美國為71%；中等收入國家（人均2950美元）平均為56%，其中高中等收入國家（人均4860美元）平均為57%，低中等收入國家（人均1710美元）平均為52%[13]（第93，94頁）。如果我國這一比重上升到55%，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占全社會就業人數的比重為50%，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三產業將吸納16000萬勞動力。如果按既定的10年的時間實現這一調整目標，則平均每年有1600萬農村勞動力轉移到第三產業，這些勞動力如果能達到現在全國人口中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3.6%的比例，平均每年有57萬農村勞動力需要接受高等教育以有效轉移到第三產業。

勞務輸出也將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渠道之一。我國勞務輸出有較大潛力，勞動力資源占世界勞動力資源的20%，而勞務輸出僅占世界勞務輸出的3%[4]（第23頁）。現在國際上流動的勞務人數達2000多萬，中東地區有上千萬億美元的勞務市場，俄羅斯開發遠東地區也需要從國外輸入幾百萬勞動力。但國際勞務輸出對勞務人員的素質要求較高，一般是掌握一門或一門以上某種技術和外語的技術工人，甚至是高級專門技術人員，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中達到要求的則很少，勞務輸出單位有時很難找到符合要求的勞務人員，故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教育文化水平是增加勞務輸出的首要條件。如果將我國勞務輸出的比例提高到世界勞務輸出的8%，則會輸出100多萬剩余勞動力，100多萬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將會產生極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總之，我國數量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要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必須實施科教興國戰略，需要發展教育事業，以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實現由農民向市民的轉化。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有效轉移，一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技術和職業素質。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不是簡單的地域流動、職業改變，而應是勞動力人力資本提高的過程和結果，要通過教育和職業培訓提高勞動力素質，提高人力資源開發水平；二要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綜合教育文化素質和修養。農村勞動力實現有效轉移，不僅限于技術的培訓和職業素質的提高，還應有綜合教育文化素質和修養的提高，以盡快適應轉移后的工作和生活，促進城市文明的發展。我國在實現城鎮化，及農村勞動力轉向城市的過程中，要保證并促進城市的文明程度，形成并保護“城市的空氣”。這種“空氣”或稱“市氣”實質上是一種氛圍，是一種自由、民主、文明的文化環境。這種氛圍的營造需要轉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有較高的素質和較快的適應能力。“人氣”足，“市氣”才旺，只有大力培育教育市場，提高人的總體素質，才會有“市氣”，不可一味地追求圈地運動，重土、重城而不重市，不重人。農村勞動力進入城市之前，需要具備較高的綜合素質，這種基本素質需要通過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來完成。

對農村勞動力的教育也不僅是在轉移前，更應該貫穿于轉移中和轉移后的整個過程中。對轉移前的農村勞動力，要有一最低教育文化水平的要求，對未能達到最低水準的人，要進行較為系統的培訓和教育，提高他們的素質；要為轉移后的勞動力提供適當的教育環境，為他們的繼續教育創造條件，有針對性地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術水平和文化素養，為那些需要而又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創造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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