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據吉林省的微觀數據，本文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進行了統計性描述，并應用微觀經濟計量模型分析了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一方面教育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有顯著的、積極的作用。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務工的概率越大；另一方面教育對農村勞動力的收入也有積極作用，但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教育收益并不相同，前者高于后者。

【關鍵詞】教育；農村勞動力；流動；收入

Abstract: Based on micro data from Jilin in 2005， we build micro econometrical models to analysi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and earnings by comparing their charact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migration is remarkable and positive. The higher inpidual’s education level is， the higher the probability of his migration is on condition that others are same; moreover，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rural labor’s earnings is positive， but the schooling returns of migration and rural resident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higher than the latter.

Key words: education; rural labor; earnings; mobility 一、引 言 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教育與培訓、遷移以及尋找新的工作是勞動者所承擔的人力資本投資的三種類型。經典人力資本理論已經證實了教育與收入之間的相關性，而且通常認為受過較多教育的人往往具有較高的平均收入。而遷移行為和尋找新的工作則是通過提高既定的知識技能（這些知識技能是從教育和培訓中獲得的）在勞動力市場上所能夠獲得的價格來增加某人人力資本價值的活動。但遷移是具有選擇性的，并非是所有人都愿意從事的活動。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年輕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動性要高一些。國外一些學者在這一方面給出了相應的經驗證據。例如L. Long [1]曾指出在美國的同一年齡群體中，一個人是否接受過高中以上教育是推測遷移可能性的主要因素；A. Speare and J. Harris [2]對印度尼西亞不同年齡、性別和教育的農村勞動力的研究表明，具有小學以上教育的年輕人具有較高的流動傾向；L. Lanzona[3]對菲律賓的數據分析表明，個體所受的教育越多其流動的可能性越高。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教育不僅僅是影響個體收入的直接因素，而且也是影響另外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遷移的直接因素。因此，Sahota [4]把教育稱作是人力資本理論“內核”中的“內核”。 在我國的勞動力市場中，農村勞動力的遷移行為尤為突出。我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村人口基數巨大，農業勞動力嚴重過剩，農村失業和不充分就業人口大量存在，因此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開始向城市轉移。作為一種人力資本投資，這個行為確實給勞動者及其家庭帶來了相應的回報。李實[5]通過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收入分配效應的分析結果表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確實提高了外出打工戶家庭的收入水平。但這并不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問題，我們關心的是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影響。胡士華[6]利用2000-2002年數據檢驗了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概率的影響，但并沒有指明勞動力流動和收入的關系。另外雖然侯風云[7]和趙力濤[8]等國內學者分析了人力資本對外出勞動力收入的影響，但卻沒有分析其流動的成因。與現有的文獻不同，本文既研究了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又分析了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工人員的收入的影響。 本文第二部分對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統計特征進行了描述，并給出了各教育-年齡組勞動力流動傾向。第三部分利用二元邏輯模型分析了教育以及其它因素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產生的作用效果。第四部分給出了農村勞動力流動前后教育對其收入的影響效果。另外，我們在構建人力資本模型時，特別地將勞動者的家庭背景和社會背景因素也考慮進來，以盡量減少教育收益的估計偏差。 綜上所述，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過研究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流動傾向及其收入的影響，提供一個更為直觀地理解我國勞動力市場行為的實證依據。 二、農村勞動力統計特征描述與分析 本文使用的微觀數據集來自于2005年吉林省人口抽樣調查數據。其調查對象覆蓋了吉林省各個城市和農村的現有人口和外出人口，因此能夠較全面地反映吉林省的人口特征。該數據集提供了戶主、配偶、子女、父母等每一位家庭成員人口和經濟信息，包括出生年月、性別、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戶口性質、婚姻狀況、工作單位類型等。在選擇樣本的時候首先需要明確一個事實——我國勞動力市場存在著性別歧視 ，為了盡可能消除這種影響，我們將農村15歲以上的男性作為基本樣本集。由于農民的收入并不是按月獲得，因此我們將其年收入換算為月收入。最終樣本總量為15305，進城務工樣本數為1118，占總樣本的7.3%。樣本的平均年齡為23.06歲（最小年齡為15歲，最大年齡為31歲），可見我們研究的是農村中年輕一代的勞動力流動狀況和教育收益。 對于進城務工人員，主要包括兩類流動人口：一類是在城市中定居的農村勞動力，另一類是暫時到城市打工的人。我們通常稱后者為“候鳥式”流動，當他們賺到一些錢或者家里需要他們時，他們可能會返回農村。 由表1可以發現，進城務工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866年，而農村務農人員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為8.359年，即具有較高平均教育水平的年輕人在流動過程中似乎占有優勢。這與少數發達國家農村向城市遷移的大多數研究結果一致[9]。 表1 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的統計特征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除了預期的收入差異外，個人的教育、年齡、婚姻狀況也是決定流動性大小的主要因素，其中教育對流動者預期收益的影響尤為顯著。已有的國外相關文獻也表明年輕人和具有良好教育的人所具有的流動性要更高一些 。為了檢驗這一結論是否也適用于我國，本文運用二元邏輯模型對其進行了分析。 由于我們不能觀察到預期的收入差距，而只能觀察到某個人是否外出務工，因此觀察到外出務工行為時，定義Mobility=1，表示流動后的預期收入差距大于零。邏輯模型的一般形式如（1）式所示： （1） 其中X表示勞動力的個人和家庭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年齡、婚姻狀況、父母的收入情況和父母的教育程度。 由表4可以看出，一方面教育對勞動力流動具有正向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不同層次的教育水平對外出務工的影響差異較大，并且這種差異具有隨著受教育程度增加而遞增的趨勢。其中高等教育對外出影響最大，而小學教育的影響并不顯著。Spence[11]曾對這種現象進行了解釋，即教育程度為雇主提供了勞動者能力的信號，因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流動者更容易被雇傭；另外教育提高了勞動者適應城市環境的能力。具有較高教育的流動者相應地具有較高的生產力，因而可以提高其在城市工作的工資水平。而且如果個體的教育水平太低，則其流動后的預期收入并沒有想象的高。已有文獻資料指出在我國具有初中以上教育的年輕人有著較高的流動傾向 。 表4 農村勞動力流動決策的Logit模型估計結果

工作單位類型不同，個體收入也有顯著的差別。對于農村務農人員來說，由于大部分個體都是土地承包者（占樣本的92.4%），所以只有這個因素對個體收入有影響，而其他工作單位類型對收入的影響并不顯著。對于進城務工人員來說，在集體企業工作的人收入最高，以下依次為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土地承包者的收入最低。大多數關于勞動力市場的文獻表明正規部門的收入會較高，正規部門主要包括政府和大規模企業[11]?？墒潜疚牟]有得到這樣的估計結果，這是因為在國有企業上班的個體，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體力勞動，因此收入并不高（44.5%的人在制造業，20%的人在建筑業，31.2%的人在運輸業）。 回歸中使用6個因素解釋了進城務工人員收入變化的39.8%。這意味著進城務工人員收入中教育、經驗、家庭背景和雇用部門等因素可以在較大程度上解釋收入的變化。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與這些因素的相關性稍微弱一些，收入變化的36%可由表5中的回歸系數解釋。 五、結論 本文運用吉林省2005年的微觀數據，針對教育對農村勞動力收入以及流動可能性的影響進行了統計分析和計量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一）具有相似年齡和教育背景的進城務工人員和農村務農人員相比，當我們控制年齡變量時，無論是進城務工人員還是農村務農人員，其收入都隨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當我們同時控制年齡和教育變量時，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均高于相應的農村務農人員的收入。 （二）收入差距與各個教育——年齡組之間的流動傾向存在著正的、弱相關關系。因此影響我國勞動力流動因素中，除了收入差距之外，教育因素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個體受教育程度越高，外出務工的概率越大，即具有大專學歷的農村勞動力外出可能性最大，高中次之，初中最低。小學對農村勞動力流動概率沒有顯著影響。 （三）教育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收入的主要因素之一。教育對進城務工人員的收入影響高于其對農村務農人員收入的影響；而且在同一個群體中，個體收入隨教育程度的增加而單調遞增，但是這種增加并不是線性的；此外，教育對個體收入的影響存在“閾值”效應，即個體所受的教育必須累計到一定程度才能對收入產生影響。對吉林省而言，“閾值”是初中教育。 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教育不僅是影響個人收入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且也是影響農村勞動力流動的重要因素。農村勞動力素質低下的現狀既制約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速度，也制約農村勞動力專業層次的提高[14]。因此，若要持續增加農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能力，首先應該提升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我國推行的九年義務教育對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和增加農村收入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由于樣本數據的局限性，因此本文只分析了學校教育的作用，而沒有考慮職業培訓的影響?，F有的文獻資料已經證實了進行專業技能培訓對于增加農民收入有重要的影響 ，但是培訓對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影響如何，是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