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監獄/亞文化/現狀分析/消解途徑 內容提要: 在目前的刑罰執行過程中，監獄亞文化對行刑工作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監獄亞文化有其產生的原因、特有的表現形式及特點。遏制、消解監獄亞文化從監獄管理體制、行刑機制、文化建設等方面進行改革，方能有效。 前言 “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特指精神財富[1]。或者說“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群體在社會實踐中所習得的思想、感情及其行為方式，是包括一切意識形態在內的精神產品。社會文化包含主文化和亞文化，二者共生共存。“社會主文化是代表一種進步的、健康向上的，為社會多數成員所贊同、信奉、遵循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產品，它包含了民族情感和傳統道德，如誠實善良、勤勞勇敢、開拓進取等。”[2]而社會亞文化是指與主文化相區別且具有獨特性的文化形態，是與社會主文化相背離、相對抗的部分，即在一定社會范圍內或一定群體中普遍存在的與主文化偏離或對立的各種思想觀念、價值標準、組織形式、行為規范等的總和。監獄作為國家刑罰執行機關，是整個社會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因罪犯的存在而存在，其社會功能在于懲罰和改造罪犯。因為“人是社會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所以監獄在行刑實踐中，因特定主體和特定環境的結合而產生了特殊的文化現象，即監獄文化。它與一般社會文化一樣，也由主文化和亞文化兩部分組成，其中符合一般道德規范和國家法律精神，為社會公共所認可的部分為監獄主文化。而監獄亞文化是指罪犯群體在監禁生涯中逐漸形成、自覺或不自覺地信奉和遵行，與監獄主文化偏離或對立的價值標準、行為方式和現象的綜合體[3]。它表現為罪犯群體生活中的一些內部規則，如不許告密、不得供出同伙、暗語、紋身、同性戀等，其往往以罪犯特有的“道德”和“規矩”來維系。監獄亞文化作為初級的、范圍很小的一種文化現象，沒有明確的規范體系，遠不能形成對主流文化的整體防御力，但它所具有的感染力、內聚力，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刑罰執行中的矯正效果，所以對其必須進行有效控制。對此，理論界或者實務界還沒有給予較多的關注。本文試從幾方面對此現象做一初步探索。 一、監獄亞文化在當前監獄行刑工作中的表現 監獄亞文化作為一種特殊文化現象，產生于特殊主體，即服刑人員和行刑人員中，反映在前者的服刑改造和后者的矯正活動里，這兩方面互相交織、互相影響，在不同方面對監獄正確執行刑罰發生影響。本文限于篇幅，僅從罪犯的角度考察其一般表現： （一）“功利化服刑”——獄內人際關系的異化現象 在刑罰執行過程中，服刑人員之間有一定的制約作用，監獄干警正是利用這一制約作用和正式群體的力量，有效地控制住絕大多數罪犯。但是隨著罪犯構成和思想意識的變化，罪犯與政府的“向心力”減弱，群體制約作用有所削弱，增加了行刑的難度。其原因之一就是“四道防線”的作用在新的監管環境下，受監獄亞文化的影響被削弱了。在“四道防線”中，罪犯之間的互防是最內一層防線，由于罪犯24小時生活在一起，可以說它是全天候、全方位控制，具有其他三道防線無法比擬的優點。但是近些年來，許多罪犯改造趨向隱蔽化、功利化，利己主義思想占主導地位，自覺不自覺地將等價交換觀念滲入到與他犯的交往中，趨利行為明顯，以至于相互監督成了相互包庇，相互幫助成了相互利用，致使干警搜集犯情、獄情的渠道不暢通。與之相反，有些罪犯為達到提高服刑待遇、縮短刑期的目的，往往采取不正當競爭手段，以達到打擊異己，突出自己的目的，此類現象反映出服刑生態的復雜性。 （二）“人情化改造”——“關系犯”與“事務犯”現象 “關系犯”就是在獄內罪犯群體中與監獄行刑人員有著某種主、客觀聯系，并內化或外化為具有一定親密紐帶關系的一類罪犯的總稱。“關系犯”在思想上存有優越感和心理上的依賴感，相當一部分“關系犯”遵守監規的意識比較淡薄，但在行政、刑事獎勵方面，特定的人際關系使“關系犯”很容易獲得來自監獄某些方面的關照，無論是記功、減刑、假釋、探親、保外就醫等，都會比一般罪犯機會多。“事務犯”是監獄根據具體工作的需要，臨時選用的協助行刑人員從事一些輔助性事務的罪犯。“事務犯”一般都有一定的特長，得到監獄機關或干警個人的認可，并且都擔任一定的“職務”，掌握一定的權力。在監管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事務犯”在得到行刑人員信任后，放松對自己的要求，有的蛻變成“牢頭獄霸”，干擾正常改造秩序。 （三）幫派團伙——獄內非正式群體的困擾問題 我國社會進入社會轉型期以來，罪犯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在各種文化交融、碰撞過程中，受到一些腐朽思想的侵蝕，以至道德腐朽，是非顛倒，好壞不分。他們在思想上形成的“唯我獨尊”、“吃喝玩樂”、“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等觀念在入獄前是犯罪的根源，入獄后則成為抗拒改造的原動力。罪犯在獄內為尋求保護往往加入非正式群體，而非正式群體的活動目標、活動內容與行刑活動經常產生矛盾沖突，因此其活動常處于隱蔽狀態，這種活動對罪犯矯正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而且隨著近年來押犯中帶有黑社會性質的團伙犯罪成員入獄服刑，獄內非正式群體又呈現出新特點：一方面，他們的封建行幫思想嚴重，狹隘的地域觀念強烈，弱肉強食的流氓意識濃厚；另一方面，隨著押犯需求多元化、興趣多樣化以及罪犯中權力犯、富裕犯、外省籍犯等分化日益明顯，一些罪犯為了尋求保護，發展興趣，交流感情，維護既得利益，結成各種利益群體和興趣群體。當前，以外省籍罪犯為主的地域群體和以“骨干犯”為頭頭的幫派型群體活動較為活躍。 （四）性壓抑和性變態現象 我國法律對罪犯的性權利沒有明確規定，但是隨著人身自由的喪失，罪犯幾乎同時也失去了與異性交往的機會與自由。對于罪犯來講，作為人的本能之一的正常性需求長期受到壓抑，處于嚴重的性饑渴狀態，其性沖動得不到正常途徑的發泄，易導致同性戀、露陰癖、戀物癖等畸型性心理和畸型性行為。現在有的監獄為落實罪犯分級處遇，允許符合一定條件的罪犯與配偶24小時會見，不失為一種有益探索。但是由于監獄物質條件和罪犯本身級別的限制，以及考慮到罪犯家庭經濟狀況等因素，多數已婚罪犯還不能享受這一權利，罪犯性壓抑和性變態的現象依然存在。 （五）罪犯“交叉感染”現象 罪犯“交叉感染”是指在依法監管的條件下，兩名或兩名以上罪犯彼此交流、評價、體驗犯罪方法和內容，強化犯罪心理的互動過程。從文化的觀點分析，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與影響，是離不開文化教育這個媒介的。犯罪人作為典型的反文化物質載體，聚集到監獄這一特定場所后，在相互碰撞、裂變、新陳代謝中獲得能量，導致罪犯之間的“交叉感染”。“交叉感染”具有普遍性、必然性和多樣性特點，是一種有毒的“精神會餐”，具有較大的危害性：其一，它是引起和加劇罪犯不認罪不服判的重要原因之一。罪犯在討論各自的案情時，一部分罪犯對他犯案情有所了解和進行對比，從而誤解甚至歪曲自己的犯罪事實，致使他犯懷疑法律的公正，產生對所判刑罰的不滿和抵觸；其二，它會抵消正面教育效果。罪犯之間傳播犯罪內容和方法，易引起他犯的認同，自然會產生對監獄正面教育的抵抗；其三，罪犯在交流和接觸中往往自然而然地選擇自己的“知己”或“知音”，進而結成團伙或幫派。可以說重新犯罪率的居高不下與獄內罪犯間的“交叉感染”有一定關系。 二、近年來監獄亞文化形成的原因探究 按照系統論的環境適應性原理，當一個系統的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系統只有以自身的變化來適應環境的變化，才能繼續生存、發展下去。監獄作為整個社會系統的一小部分，在社會轉型期勢必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各種影響。監獄文化系統也不例外，既會受到外部社會文化環境變化的影響，又會受罪犯這些文化載體變化的制約。其成因較為復雜。 （一）新舊體制交替，社會結構調整，思想意識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是誘發監獄亞文化的外因 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縱深發展引起了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深刻變化。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正經歷著結構轉換、體制轉型、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的變革。處于這一時期的人們，同時受到傳統價值和現代思想意識的影響，這必然引起人們行為遵從的盲目。“在社會價值規范體系中包括由兩個子系統，即顯性價值規范體系和隱性價值規范體系。顯性價值規范體系，即主體價值規范體系，它主要以官方所宣揚和褒獎的價值規范體系為主體，通過人們的行為方式發揮作用。隱性價值規范體系主要是指已經內化為個人心理結構的行為規范體系。當兩種價值規范體系高度和諧統一的時候，社會就呈穩定的發展和良性運行。而當兩者發生激烈的沖突時，社會就處于不穩定的失衡狀態，從而引發大量的社會問題。”[4]社會價值規范體系的失衡和暫時紊亂，反映在文化領域就表現為社會主文化和社會亞文化的不斷斗爭和交流。“一切向錢看”等利益驅動意識腐蝕著人們的觀念體系，導致公眾社會價值觀和利弊觀多元化。這種消極、腐朽的思想意識對監獄主流文化會產生不利影響。 （二）監獄職能多元化對當前監獄亞文化形成的影響 監獄扮演的“執法機關＋企業＋小社會主辦者”多元化綜合體，始于建國初期，適應了當時為鞏固新生政權、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的需要，曾創造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有過輝煌的歷史。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進入轉型期，監獄職能多元化格局存在的基礎已經消失，而監獄還沒有完全適應當今社會的變革，使本應單一的刑罰執行工作在客觀上受到多方牽制，催生出轉型期特有的監獄亞文化現象。比如“監企合一”運行體制必然使市場法則和行刑法則在共同運作中產生沖突，削弱了監獄只應承擔的行刑職能，使監獄工作重心發生偏移，勞動改造手段發生錯位、教育改造核心作用弱化，易誘發監獄亞文化的產生。 （三）罪犯構成的變化對監獄亞文化形成產生影響 罪犯構成是指罪犯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是由哪些或哪類不同特點、不同犯罪性質的人所構成。目前，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國家刑事法律政策的調整，罪犯構成有了很大的變化：一是罪犯犯罪性質的變化。表現為危害國家安全犯所占比重逐漸降低，普通刑事犯所占比重逐步上升，涉毒、涉黑、涉槍等各種以新罪名入獄的罪犯呈逐年上升趨勢，跨省作案的流竄犯和外省籍犯不斷增多；二是罪犯年齡結構的變化。截至21世紀初期，全國押犯中18—50歲的中青年罪犯占總數的94.75％；三是罪犯犯罪類型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重大刑事犯、判刑兩次以上的罪犯及職務罪犯均呈上升趨勢，特別是判刑兩次以上的罪犯，占罪犯總數的13％，與上世紀90年代年相比，增幅超過40％。押犯的文化水平趨于下降，小學以下文化程度的罪犯占50.74％[5]。罪犯構成的變化必然對監獄行刑產生一定影響：如服刑人員道德、價值觀念滑坡，評價體系紊亂；部分罪犯喪失了正確的做人準則，不以正義、道德、真理為標準，而以權力、金錢、關系論是非，他們不看事物的本質和主流，專看消極陰暗面，把部分泛化為整體，把個別夸大為一般，以一種自由聯想、無端猜測的思維定式，把自己的想象、愿望強加于人，為自己的罪責開脫。這些罪犯入獄服刑必然將這樣的消極思想帶入獄內，形成種種亞文化現象。再如對罪犯心理的影響。在社會轉型期，現代社會倡導的開放性、平等性、競爭性和自主性，有利于罪犯確立平等觀念、增強主體意識和競爭觀念，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質，進一步調動他們的改造積極性；但另一方面，競爭壓力加大，家庭問題增多，易引起罪犯情緒波動；而等價交換、對物質利益的片面追求等不良意識易導致罪犯價值觀扭曲。另外，隨著罪犯需求日趨多元化，服刑期間主動要求學技術、學文化以及公開爭權利、要待遇的逐漸增多；要求豐富業余文化、精神生活的意識也越來越強，對此監獄應該加以正確引導，否則，一些罪犯的心理訴求如得不到滿足易趨向畸型。 （四）監獄行刑工作的不足給監獄亞文化的滋長提供了空間 監獄主文化系統的建立離不開各項監獄工作的協調開展，如果這種協調出現問題，勢必會影響各項刑罰功能的正常發揮，在客觀上給監獄亞文化提供生長機會。目前監獄行刑工作尚存在一些不足，這也為監獄亞文化的滋長提供了一定的條件： 1.監管行刑工作重心發生偏離。監獄是“以改造人為宗旨”的，其與安全穩定工作是本與標的關系。確保監獄安全穩定本無可厚非，但一旦將其作為監獄行刑工作的首要任務，易導致工作重心的偏離，造成“嚴格管理”的變形和疲勞作戰。對于罪犯而言，堵而不疏、壓而不導會使其本來就緊張的思想更加緊張，不利于其積郁的負面情緒、過剩的精力通過正當途徑發泄出去，容易造成心理壓力的增大，在獄內形成壓抑低沉的服刑氛圍，影響正常的改造。 2.教育改造工作的弱化。在前提成為目的，安全穩定成為監獄工作的首要目標后，教育改造工作自然以服務安全穩定為要旨了。但現代監獄在改造罪犯過程中所顯露出的教育客體的日趨復雜化與教育方法手段的簡單化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這對于重塑罪犯思想，健全其人格、矯治其惡習、破除犯罪心理結構、培養良好的行為方式等非常不利，易造成對“功利化服刑”等亞文化打擊治理的乏力，變相助長了其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