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津碑刻文獻數量眾多、內容豐富，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史料價值、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等，但是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也因此在社會發展中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根據其自身特性，碑刻文獻應與天津文化旅游產業融合，共同發展。具體而言，實現兩者融合的路徑包括：一是清查家底，建構數據庫；二是頂層設計，集中開發；三是開發碑刻旅游產品；四是加大宣傳，打造名牌。以此豐富、提升天津文化旅游的內涵和層次，并為各地游客了解天津的社會歷史創造更好的機會。

關鍵詞：碑刻文獻；天津文化旅游產業；融合

碑刻通常是指以石質材料為書寫載體的銘刻文字，而以碑刻構成的所有文獻統稱碑刻文獻。其中，大量的地方碑刻文獻，不僅反映了某地區的古代政治、經濟、文化與風土人情等，堪為當時社會生活的實錄，而且往往集歷史、文學、書法、鐫刻于一體，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因此，作為歷史長河中的文化瑰寶，它們也構成了地方獨特的文化資源，同時與當地的文化旅游產業有著密切關系。不過，相對于湖南、陜西等地區，天津的碑刻文獻與文化旅游產業關系研究相對較少。與之相關，在旅游發展中，碑刻作為重要的文化資源與天津旅游產業的銜接、協同與融合等也十分有限?，F即擬對天津的碑刻文獻資源的現狀重新加以審視，并對其文化價值進行估衡，然后在此基礎之上，探討其與天津文化旅游產業的融合路徑，以此促進天津文化事業和旅游產業的發展和繁榮。

一、天津碑刻文獻資源的現狀審視

截止到目前，百余年來天津碑刻文獻經歷了三次清查：一是清代嘉慶年間，天津人樊彬曾輯有《畿輔碑目》二卷和《待訪碑目》二卷，輯得 1500 多種；二是 20 世紀 80 年代，天津市歷史博物館經過調查共發現碑碣、墓志銘、塔記、幢記等共 231 通。三是 90 年代李經漢先生撰《續天津市現存碑刻目錄》，稱能確切知道的合計 800 通左右。就數量來說，天津的碑刻文獻資源可謂豐富。

這些碑刻文獻主要分碑、墓志、石幢、石匾四大類。其中，廟碑數量最多；會館碑、書院碑、道橋碑、理教碑、告示碑、墓碑數量次之；義學碑、義地碑、衙署碑、慈善事業碑、教育體育設施和研究所碑等相對較少。其所涉及內容十分廣泛，涵蓋了地理、人物、民俗、政治、經濟、文學、教育等內容，因此對于天津地區社會、經濟、軍事、文化、歷史事件、人物等的了解、研究和文化資源的深度開發等，都具有重要的價值和現實意義。

經調查可以發現，天津碑刻文獻資源的保護、開發和利用方面存在著明顯不足。首先，天津碑刻數量大，但目前的統計還不完全清楚。李經漢《天津市現存碑刻目錄》和《續天津市現存碑刻目錄》雖統計出 800 通左右，但是他更多是輯錄市區內的碑刻，而對薊州、寧河、寶坻、靜海等地碑刻載記較少。并且，這些都是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所作的統計。30 年過去了，不僅在薊州區新發現了大量乾隆的題字碑，而且在市區隨著房屋拆遷和道路施工等也新發現了不少碑刻，但是，在李經漢之后，再沒有人或團隊，對其進行重新整理和統計。其次，保管不當，毀損、丟失嚴重。由于保護意識較差，不少人對于碑刻，不視其為“寶貝”，反而當作“包袱”。在農村地區，不少碑刻散落野外，遭受風雨霜雪，有的還被當作鋪路砌墻的石塊，甚至支作桌面，流失情況和破損程度相當嚴重。筆者就曾在薊州區穿芳峪發現丟棄路旁的半截清代《重修龍泉寺碑記》，而在市內呂祖祠中眾多收集來的碑刻更是被胡亂堆積在院子內。再者就是，保護不力，利用率低。碑刻由于較重，移動不便，往往存就近放在發現地，因此屬于多分散管理。而收藏單位，由于條件有限，如經費不足、人力欠缺、觀念欠缺等，將集中起來的碑刻，往往置于室外露天，難以做到封閉保管。并且，這些碑刻雜亂無章，往往既無法認讀，更不能藉其進行研究，也不能作為旅游開發。

二、天津碑刻文獻資源的價值估衡

現存天津碑刻文獻資源的歷史文化價值，至少可以體現在學術研究、遺址復建和書法藝術等三個層面。

就學術研究來說，碑刻文獻因為載體的特殊性和長久性，故相對于紙質文獻，很少出現訛、誤、衍、脫、偽等現象，也因此在考證歷史的翔實、補正史志的闕載、糾正史籍的舛誤、佐證史書的載記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如東漢時期的《漢故雁門太守鮮于璜碑》，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天津發現的最為完整的漢碑，現存天津市歷史博物館。其中陽文載記了雁門太守鮮于璜生平簡歷，而碑陰詳述了其家族世系。這對后人了解和研究漢代天津地區的社會歷史無疑甚有裨益，具有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其他如《重修天津府縣學宮碑記》《天津府正堂稽古書院告示碑》《重建萃文書院碑》等道、府、縣維護書院告示碑，都是難得的清末書院資料。而宗教研究方面，則有佛教的《圓通觀感應碑》、道教的《呂祖堂重修碑》、民間宗教的《天津理教公所創始人尹巖墓碑》與《重修關帝廟碑》等。此外，還有不少碑刻或涉及歷史地理學研究，可考證府縣鄉里的歷史沿革等。

由于歲月變遷或戰爭動亂等，古代的一些重要的具有豐富文化底蘊的建筑不復存在，往往僅在史志文字略有記載，對此，現存的相關碑刻就顯得彌足珍貴。尤其是，若要恢復或重建風景名勝等歷史文化建筑，就亟需碑刻文獻作為佐證。如《修文廟記》就較為詳細地記載了當時文廟的空間布局和匾額懸置以及樹木栽植等。而《河東大直沽天妃宮碑記》則記載有宮殿的布置以及天妃宮周圍建筑的信息。它們都為后世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線索和依據。

在遺存的歷代天津碑刻中，碑版本身的字體有篆、隸、行、草、楷書等，豐富多彩，不一而足，是研究地方碑版書法藝術發展的珍貴資料。而從歷代的碑刻風格也可以見出我國書法藝術的歷史變遷。其中最為知名者是《漢故雁門太守鮮于君碑》，其堪為兼有書法藝術價值和裝飾鑒賞價值的珍品名碑。其次則是民國時期的《南皮張氏雙烈女廟碑》。碑由曾任大總統的徐世昌撰文，并由天津大書法名家華世奎書丹。其楷書書法尤為知名，被認為是深具三味，肥而有筋，瘦而有骨，相互呼應，行氣極佳，現在已成為中國歷代書法大家名帖名碑珍藏系列之一種。

從兩漢到遼金元再到晚清民國間，不同時代的碑刻承載著不同時期文化面貌，后世在欣賞這些碑刻時，除了獲取知識之外，還足以欣賞、品鑒這一方方的藝術珍寶。

三、碑刻文獻與旅游產業的融合路徑

碑刻不僅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實物形態文化產品的消費服務，還可以為公眾文化消費提供具有深度的文化熏陶。其內容可以提供知識，書法可以作為直接藝術欣賞和摹效的對象，可以滿足不同層次人群的文化需求。就文化旅游而言，碑刻文獻與其相融合，前者不僅可以直接作為觀賞的對象，也可以作為推動后者內在因素。天津的碑刻文獻，在全國范圍內，可謂是獨一無二的文化旅游資源。而若要實現兩者的融合共贏，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努力：

一是，清查家底，建構數據庫。建議由天津市政府的相關部門牽頭，組織各級文物管理與保護、古籍整理規劃、宗教管理和旅游景點選取等單位，對現存碑刻資源的存廢情況、數量多少、存藏地、責任單位、責任人、保護經費來源、內容簡述、歷史文化價值、藝術價值等，進行全面普查、核實。做到注冊與實物相符、實物與存藏地相符、責任單位與實物相符、責任人與實物相符等，進而真正摸清現存碑刻的真實情況。然后在此基礎上，完成《天津碑刻總目提要》，并建構共享數據庫，為實現天津現存碑刻與文化旅游產業化的融合提供前提。

二是，頂層設計，集中開發。在普查之后，還應立足區域內碑刻資源的總體狀況，綜合考察其分布、類型、文化內涵等，并結合產業化機制、政策等，進而制定出整體規劃。建立起立足長遠，兼顧當前，與市場經濟和社會需求相適應的制度性框架，以疏通與文化旅游產業融合的通道。

三是，開發碑刻旅游產品。在拓片產業、碑刻復制、書法展示等方面，進行包裝，提供市場，供旅游者收藏。同時，在旅游景點增加碑刻資料展覽廳和影廳等，運用聲、光、點等多元化傳播模式，對碑刻的歷史、形制、材質、內容、作者、書者、鐫刻者、文字風格、價值等，進行雙語宣傳和介紹，加深游客的游覽印象和感受。

四是，加大宣傳，打造名牌。尤其是在互聯網時代，應通過建立天津碑刻網站、制作相關的影像視頻，進行宣傳和推介，打造屬于天津碑刻的知名品牌，不僅讓國人，還要讓全世界都能了解和接觸碑刻，關注碑刻，熱愛碑刻，保護碑刻，珍藏碑刻。

天津碑刻具有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旅游價值，它對于我們了解天津歷史的發展和古代社會的豐富生活，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對于碑刻文獻資源進行保護和開發，并且將其納入到文化旅游產業中，不僅能引起社會對碑刻文獻的重視，而且可以提升天津文化旅游的內涵和層次，并可以為各地游客了解天津的社會歷史創造更好的機會。

參考資料

[1] 李經漢.天津市現存碑刻目錄 [J]. 天津史志 ，1985(3)：57-64.

[2] 謝國祥主編，王永發等編寫. 天津古代建筑 [M]. 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 1989：183-213.

[3] 李經漢.續天津市現存碑刻目錄 ( 續完 )[J]. 天津史志 ，2004(3).32-35.

[4] 許檀.商人會館碑刻資料及其價值 [J]. 天津師范大學學報，2013(3)：15-19.

基金項目：天津社會科學院委托重點課題“天津地方古籍文獻資源的建設、開發及利用”（15YWT-01）。

作者簡介：羅海燕，文學博士，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天津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