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釋：

1關于上海博物館收藏的這批竹簡，可以參看鄭重《上博看楚簡》，載《文匯報》1999年1月14日。據稱，除了《緇衣》、《易經》、《孔子閑居》等外，還有《彭祖》、《恒先》、《四帝二王》等等八十余種早已亡佚的古籍，這將對思想史有更重要的影響。 2參見《長沙出土大批三國吳紀年簡牘》，載《中國文物報》1997年1月5日；胡平生、宋少華《新發現的長沙走馬樓簡牘的重大意義》，《光明日報》1997年1月14日。 3李學勤《對古書的反思》，載《中國傳統文化的再估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參見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葛兆光《古代中國還有多少奧秘——評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載《讀書》1995年11期，北京。 4參見李零《出土發現與古書年代的再認識》，《李零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5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之《老子（甲本）釋文注釋》，111頁，文物出版社，1998。有人認為“■”當作“為”、“■”當作“作”，參看龐樸《古墓新知》，《讀書》1998年9期，5頁。也有人認為“■”就是“義”、“■”就是“仁”，與帛書本同，參見邢文、李縉云《郭店老子國際研討會綜述》中引高明語，《文物》1998年9期，93頁。 6比如龐樸對于馬王堆帛書《五行》的研究，就指出了過去一直不能確解的，《荀子》關于子思、孟軻“案往造舊說，謂之五行”的批評的真實意義，見《思孟五行新考》，《文史》第七輯，中華書局；又，《帛書五行篇研究》，齊魯書社，1980。 7參邢文《楚簡五行試論》，《文物》1998年10期。 8李學勤《荊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2期。陳來《郭店楚簡之<性自命出>篇初探》，《孔子研究》1998年3期。郭沂《從郭店竹簡看先秦哲學發展脈絡》，《光明日報》1999年4月23日。 9參看葛兆光《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中國思想史第一卷《導言》，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 10俞偉超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文物》雜志把英文名稱定為Cultural Relics，“是把文物一詞的概念，理解得比antiquity還要寬廣”，見《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載《考古學是什么》，13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11《知識考掘學》，王德威譯本，260頁，麥田出版，1993，1997。 12此外如歌曲、漫畫、小說、時裝、廣告、流行語等等，實際上也值得進行嚴肅而深入的學理探討。 13已經有人總結過，在《日書》中，有“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抑或天文、歷法、民俗、民生莫不涉及，尤以社會生活資料最稱充裕”，見張強《近年來秦簡日書研究評介》，載《簡帛研究》第二輯，415頁，法律出版社，1996。具體的研究如蒲慕洲的《睡虎地秦簡日書的世界》，就從《日書》中歸納和分析了當時社會生活中的很多方面內容，《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4分，臺北，1993。 14最近這一方面的研究，參見黃一農《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漢學研究》14卷2期，臺北，1996年12月。葛兆光《時憲通書的意味》，《讀書》1997年1期。 15《蒙塔尤：1294-1324年奧克西坦尼的一個山村》，許明龍等中譯本，商務印書館，1997。但是，由于它當時審訊是用奧克語（中世紀法國一種方言）回答的，但記錄卻是用拉丁文，因此，有人認為它們的可信度就有可疑，參見《法國史學革命：年鑒學派1929-1989》，彼得·柏克（Peter Burke），江政寬譯，臺北，麥田出版，1997。 16《人論》第十章《歷史》，甘陽中譯本，224-225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17俞偉超已經指出，“把考古學研究或文物研究的目的視為物質文化史研究的看法，從五十年代以來，在我國的文物考古學界中一度占有統治地位”，所以他反復強調，考古學研究中也應當注意精神領域的問題，這就與思想史很接近了，參見前引《文物研究既要研究物，又要研究文》，以及《考古學研究中探索精神領域活動的問題》，載《考古學是什么》137-142頁。 18見張光直《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載《中國青銅時代》313-342頁，三聯書店，1983。《談琮及其在中國古史上的意義》、《中國古代藝術與政治》，載《中國青銅時代二集》，67-81頁，102-114頁，三聯書店，1990。又，《考古學專題六講》95-97頁，文物出版社，1986，1992。 19其實，當人們把思想史的視野擴大到更寬的范圍，那些“象征、符號、建筑、器具以及半文獻性的材料，如歌謠、咒語和圖片等等，也將成為研究過去社會的重要史料”，比如清末的點石齋畫報，參看康無為（Havold Kohn）《畫中有話：點石齋畫報與大眾文化形成之前的歷史》（Drawing Conclusions：Illustration and the Pre-history of mass culture），載《讀史偶得：學術演講三篇》，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20列文森《從繪畫看明代及清初社會的文人業余精神》，張永堂譯，載《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21但是，研究地圖的學者也很少關心它在思想史中的使用，如姜道章在《二十世紀歐美學者對中國地圖學史研究的回顧》這篇相當仔細的綜述中，也沒有提到對中國古地圖的思想史研究，《漢學研究通訊》十七卷二期，臺北，1998。而日本學者在關于中國古地圖的研究中，雖然涉及了這一問題，如織田武雄《地圖の歷史──世界篇》，203頁，講談社，1974，1994。海野一隆《明清にぉけるマテォ·リツチ系世界圖──主とって新史料の檢討》，載《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但是，都沒有深入追究。倒是在事關日本歷史時，卻討論了一些可以算是思想史方面的問題，如船越昭生《坤輿萬國全圖と鎖國日本》，《東方學報》四十一冊，京都，1970。 22有趣的是，在中國最早可以反映非中國中心的地圖中，佛教的地圖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在《佛祖統紀》中，佛教徒志磐所繪制的《東震旦地理圖》、《漢西域諸國圖》、《西土五印之圖》等三幅，就構造了由三個中心組合的世界，但是，這種地圖的格局卻在很長時間內并不被主流地圖繪制者接受，從這背后，是否也可以看到異域文明在中國的命運？參見葛兆光《天下、中國與四夷──作為思想史文獻的古代中國的世界地圖》，待刊。 23比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的《籌海圖編》和萬歷十九年（1591）的《全海圖注》以及稍後的謝杰《虔臺倭纂》中的《萬里海圖》，總是不按習慣的北上南下，而是把中國大陸繪在下方而把可能入侵的日本以及大海等放在上方，按照鄭若曾的意思，這是“內上外下，萬古不易之大分也，必當以我身立于中國而經略夫外裔，則可，若置海于下，則先立于海中，自列于外裔矣，倒視中國，可乎？”《鄭開陽雜著》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八頁A-B。 24更進一步說，如果用福科的思路，那么，“領土”、“區域”、“移動”不僅是地理學概念，而且是法律、經濟和政治概念，他說，在這些“領土”、“區域”、“移動”等等地理學處理的概念下，“找到了我所追尋的東西：權力與知識之間的關系”。《權力的眼睛》，中譯本20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25比如說都市與鄉村、首都人與外省人、中原與邊地，沿海與內地、上只角與下只角，江南與江北等等，這些地理概念表面上只是方位的指示，但實際上又隱含著文明、經濟、政治上的價值等級區分。因此現在的地理學研究也發生了變化，它的三個維度是歷史、空間和社會。26其實這一思路，其啟迪一半來自文物收藏，有一次，參觀清華大學圖書館收藏的古地圖，在那幅巨大的地圖面前，我想到的恰恰不是它的文物價值，而是它對思想史的另類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