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水平對于物質文化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教育更不能忽視這個影響。受傳統經濟文化制約，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支付能力和消費能力均不強，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嚴重不足。本研究以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為依據，從經濟文化視角，對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狀況、影響因素等進行分析。

關鍵詞：西藏 農牧區 經濟文化 教育需求

[Abstract]] The theory of economic-cultural type shows the full influence which the geographical eviroment and the social productive for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terical culture. The education also could not ignore this influence. Be limited by the traditional economic-cultural， the educational desire， paying and consuming abilites are poor， and the educational demands of family in the Tibet’s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are seriously insufficient. This essay is bassed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cultural type， analysing the educational demands， influencial factors of the family in the Tibet’s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from the sign of economical culture.

[Key words] Tibet; Farming and Pastoral Areas; Economical –Cultural; Educational Demands

教育需求是教育發展的根本動力，家庭是西藏農牧區的基本社會單位、經濟單位，也是教育需求的基本主體，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農牧民群眾不愿意送子女上學是西藏農牧區教育發展面臨的重大難題。產生這一問題的原因是復雜的，是西藏農牧區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社會經濟文化共同作用的結果。為此，筆者以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為依據，從經濟文化視角，對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狀況、影響因素等進行分析。

一、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現狀調查

家庭的教育需求是指家庭出于對家庭成員未來知識、技能、收入、社會地位等方面的預期在各種需求中進行選擇而產生的對教育有支付能力和消費能力的需要。家庭的教育需求一般包括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教育需求支付能力和教育需求消費能力等三個方面。

（一）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

1、未成年人上學的意愿

對未成年人的調查以問卷的方式開展。2007年3月中下旬，筆者以問卷方式對西藏昌都地區的察雅、芒康、左貢、昌都四縣部分中小學進行了調查，調查涉及初級中學6所，完全小學45所，教學點8個，發放學生問卷250份，回收有效問卷229份。調查顯示，學生對學校的教學設施、活動場所、住宿條件、伙食、課程內容、教學水平等較為滿意，樣本總體有57%的學生表示自己喜歡學校生活。在樣本總體中，52%的學生表示上學的原因是因為自己想上學，11%的學生表示上學的原因是因為家長要求，37%的學生表示上學的原因是因為政府要求；在被問及如果家長不愿意讓你上學，你會怎么樣時，47%的學生表示無所謂，41%的學生表示請求家長讓其上學，12%的學生表示聽從家長的意見不上學；22%的學生表示對在學校學習很有興趣，45%的學生表示興趣一般，19%的學生表示興趣很少，14%的學生表示沒有興趣；對于上學想上到什么程度，37%的學生表示初中畢業，32%的學生表示中專（高中）畢業，27%學生表示大學畢業，4%的學生表示研究生畢業。

2、家長送子女上學的意愿

對家長的調查以訪問的方式開展。2007年7月中、下旬及8月上旬，筆者深入西藏昌都地區的邊壩、洛隆、丁青、類烏齊、江達、八宿、貢覺、察雅等8縣部分農牧區鄉村，走訪農牧民群眾153戶。在訪問的153戶農牧民家庭中，有39戶家長表示自愿送孩子上學，占25%；有81戶家長表示，根據政府要求，愿意送部分孩子上學，占53%；有33戶家長表示，不會送孩子上學，占22%。這種狀況與對學生的問卷調查所獲得的情況基本一致，在問卷中，43%的學生表示家長愿意送自己上學，57%的學生表示家長不愿意送自己上學。

農牧民群眾在送子女上學的問題上是有選擇的，一是相當部分家長只愿意讓孩子上完小學，占57%，還有部分家長愿意送孩子上完初中，占29%，愿意送子女上完高中、甚至大學的只有極少部分，占14%。二是大部分家長只愿意送部分孩子去上學，必須留一、兩個孩子在家幫助干活。三是農忙及蟲草采挖季節相當一部分家長不讓孩子上學，冬季農閑時愿意送孩子上學。

（二）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支付能力

家庭教育需求的支付能力主要涉及教育成本（特別是直接成本）與居民的承受能力兩個方面。

對家庭來說，送子女接受教育的直接成本主要是學費、書本費、校服費、文具費、住宿費、因上學的交通費、伙食費等。在小學、初中階段，西藏對農牧民子女實行“三包”政策，學生上學不繳納任何費用，免費提供食宿、服裝、書本、學習用品等，根據家庭情況，學生自帶少量的糌粑、牛肉等就可以滿足在校的學習、生活。在高中，普通高中農牧民子女寄宿生每生每學年可享受900元助學金，并且高中每年按在校生人數的10%發放獎學金，甲等300元、乙等200元、丙等100元。中等專業學校每生每學年學費2000元，住宿費200元；自治區重點普通高中每生每學期學費500元，一般高中學費200元，普通高中住宿費都是每生每學期100元，學生在校的伙食費每月在150元左右，交通費、書本費、校服費、文具費視情況不等；大學不同地方、不同學校、不同專業費用相差較大。綜合考慮，一名學生就讀普通高中的開支大約10000元，就讀中專的開支大約15000元，就讀大學的開支大約30000～40000元。為鼓勵農牧民群眾送子女上學，西藏各普通高中、職業技術學校對農牧民子女學生學雜費不同程度地進行減免，考入大學的農牧民子女也可享受一定的補助。

由于自然經濟占主體地位，再加上嚴重的“惜殺”、“惜售”現象，西藏農牧民家庭的現金收入渠道單一，節余更是十分有限，對教育的支付能力總體不強。在學生問卷調查中，對于你的家庭每年能夠為你支付10000元左右的讀大學費用嗎？樣本總體23%的學生回答絕對不可能，34%的學生回答很困難，19%的學生回答困難很大、但通過努力可以支付，15%的學生回答有一點困難，9%的學生回答沒有困難。如果選擇后三個答案視為有支付能力，只有43%的學生對接受大學教育有支付能力。

（三）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消費能力

消費能力是家庭的教育需求實現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小學、初中階段屬于九年義務教育，學生無論成績好壞都必須上學，但農牧民家庭送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目的是要找到穩定的工作，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途徑有兩個：一是初中畢業后考入高中、大學；二是初中畢業后進入中專、職業技術學校，學得一技之長。由于職業教育薄弱，辦學水平低，專業、教育內容的選擇和技能的培養不對路，學生即使接受職業教育，也很難掌握到一門能夠謀生、發家致富的技藝，再加上觀念的影響，學生及家長對職業教育需求的意愿都不強，調查顯示，只有13%的學生表示愿意接受職業教育。考上大學就是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這就要求學生在中考、高考中達到一定的分數線。學生的學業成績不僅影響到學生上學和家長送子女上學的意愿，而且決定著學生上大學的機會。從高中招生和高考錄取情況看，絕大部分農牧民家庭缺少教育需求的消費能力。在昌都地區，近年來，每年大約只有10%左右的初中畢業生能夠到高中（中專）就讀，2006年昌都全地區報名參加高考的總人數為1172人，其中城鎮考生716人，占61%，農牧區考生389人，僅占39%，當年最終考上大學的農牧區學生不到300名，與農牧區每個年齡段12000多的適齡人口數相比，大約在2.5%左右。

總體上看，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意愿、支付能力和消費能力均不強，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嚴重不足。

二、西藏農牧區經濟文化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

經濟文化類型是由前蘇聯民族學家C·H 托爾斯托夫， M·T 列文， H·H 切博克薩羅夫等人在20 世紀50 年代初提出的民族學科學概念之一。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這一概念已經具有了學說或方法論意義。我國學者將經濟文化類型的定義表述為“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態環境之下， 并操持相同生計方式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體。”經濟文化類型作為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體，是一個由自然與社會、經濟與政治、文化與意識結合而成的復雜系統，它主要包括生態環境、生計方式、社會組織形式、社會思想觀念等內容，綜合地反映某種社會面貌。人類各民族的經濟文化活動一般區分為狩獵-采集、斯威頓耕作、畜牧、農業、工業五大類型，西藏農牧區總體屬于高原畜牧和農耕混合的經濟文化類型，農耕與畜牧互為配合。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充分肯定了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水平對于物質文化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教育更不能忽視這個影響。以下從生態環境、生計方式、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思想觀念等方面論述西藏農牧區的經濟文化特質及其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

（一）西藏農牧區生態環境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

生態環境是形成經濟文化的物質基礎，人類生活的任何地方、任何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環境的影響。西藏農牧區生態環境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環境特殊，影響青少年身心發育

西藏農牧區青少年居住在世界屋脊高海拔地區，他們的生長發育受到高原特定環境的深刻影響。國際生物學計劃的高山人類適應性研究報告指出：“3000米以上的高山環境，對人類生理的影響主要是低氣壓減少了空氣中的潛氧壓，血紅蛋白減少了氧的攜帶量，組織內氧壓降低，造成缺氧，還有其它對人有影響的高山因素，如寒冷、空氣濕度降低和強的紫外線，但是缺氧最為重要”。[1]高原少年兒童的青春期推遲，軀體的生長發育緩慢而拖長，第二性征、月經初潮延后。[2]

由于西藏農牧區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農牧區青少年接觸的事物相對有限，影響了學生的認知發展水平，農牧區學校學生對事物的形象概括和抽象概括能力發展相對平緩。從記憶特點看，農牧區學校學生更長于形象記憶和機械記憶，理解記憶較弱。在思維發展方面，農牧區學校學生在形象思維方面發展較快，但邏輯思維、抽象思維相對較弱。心理上的這些特點使農牧區學生更偏愛文科，在學習數學、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時比較困難。

2.人口居住分散，上學路途遠

西藏農牧區地處青藏高原，土地單位面積對人口的承載能力極弱，空間的人口密度很低，人口分布分散，家庭分布也相對分散。2005年，西藏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2.23人，只有全國人口密度的六十分之一。[3]昌都地區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千米5.6人，2006年，昌都地區共有138個鄉鎮、1307個行政村、1622個自然村，自然形成的村落農業點一般在20戶左右，牧業點一般在5～6戶左右。而且相當部分家庭因放牧經常遷徙，居無定所。

截至2005年底，西藏683個鄉鎮、5931個行政村中，有658個鄉鎮和4472個行政村通汽車，通車率為96%和75%，仍有25個鄉鎮、1459個建制村不通汽車。[4]2006年，昌都地區138個鄉鎮中，已通公路的鄉鎮為127個，占92.03%，1307個行政村中，通公路的有686個，僅占52.49%，全地區還有11個鄉鎮、621個行政村不通公路，而且相當部分鄉村公路具有季節性，路況差，路面狹窄、崎嶇不平，泥石流等自然災害頻繁，已通公路的鄉鎮，也只有極個別開通了客車。西藏農牧區一般在地區設高中，在各縣縣城設初中，在鄉鎮設完小，在村設教學點，教學點一般開辦一、二年級，最多到三年級。教學點不寄宿，有的偏遠村落學生到教學點要走數千米路，從家到學校要花去1個多小時時間。在鄉鎮完小，大部分學生可以寄宿，但由于路途遠，很多學校一個月放一次假，一次假在5～8天，即便如此，很多學生依然無法按時返校。學生上小學、初中主要靠乘拖拉機、摩托車、騎馬、步行等，如遇雨雪等天氣，學生根本無法正常到學校上課。由于擔心小孩在路上不安全，部分家長不愿意送子女上學，部分適齡少年兒童也因上學路途遠、艱苦不愿意上學。在與部分鄉村教師的座談中了解到，經常上學的主要是學校附近村子的學生，偏遠村子的學生到校上學的時間相對較短，部分學生上午10：00、甚至11：00過后才到學校上課。

3.氣候惡劣，學習生活艱苦

西藏全年平均氣溫只有5.6℃至20℃，西藏地形復雜，海拔高度每上升100米，地面氣溫平均降低0.6℃，按氣溫劃分季節的標準，海拔4500米以上地區四季皆冬。由于高差懸殊，使得低溫持續時間的長短差異甚大，西部和北部地區從10月到翌年4月的月平均氣溫大都低于0℃，海拔低于4000米的雅魯藏布江河谷地區月平均氣溫低于0℃ 的也有2～3個月。西藏霜凍、旱澇、冰雹、大風等自然災害較為嚴重。霜凍期（最低氣溫小于2℃）在羌塘高原長達280～300天，喜馬拉雅山區為240～280天，雅魯藏布江中游、三江流域北部為180～240天，雅魯藏布江下游和察隅曲流域也在120天左右。西藏是洪澇災害十分頻繁的地方，洪澇常引起山洪爆發和泥石流，沖毀公路、橋梁和良田。多冰雹是高原一大特色，也是西藏農區災害性天氣之一，西藏的冰雹多發生在6～9月。青藏高原也是中國大風最多的地方之一，大風持續時間長，分布范圍廣，年平均大風日數達100～150天，最多可達200天。[5]

惡劣的氣候使學生在校生活異常艱苦，學生不僅在上學途中飽受風霜雪雨，而且在學校也時常與嚴寒、大風抗爭。西藏各學校基本沒有取暖設施，在冬季主要依靠陽光，如果教室不朝陽，學生就只能整天在寒冷的教室中學習，晚上宿舍也異常寒冷。吹大風時，大風卷著塵土、沙粒遮天蔽日，令人站立不穩。惡劣的氣候不僅影響到學校教學活動的正常開展，影響到學生的身心健康，也影響到學生上學和家長送子女上學的積極性。

4.生活工作條件差，無法留住教師

西藏農牧區不僅交通不便，而且水電、通訊等基礎設施落后。2006年，昌都地區138個鄉鎮中，通電的鄉鎮137個，占99.28%；96個鄉鎮通郵，通郵率為70%。1307個行政村中，通電的401個，占30.68%；通電話的115個，占8.80%；185個村建有村級文化站，占14.15%；153個村建有衛生所，占11.71%。截止2005年底，昌都地區191所完全小學有52所沒有電，絕大部分教學點不通電，在已通電的學校還有相當部分不能正常供電，夜間照明困難，無法收看廣播、電視，上網更無從談起。由于交通不便，教師日常生活用品的采購十分困難，正式教師根本不愿意到偏遠鄉鎮學校、特別是教學點任教，即使分下去了，也不能安心工作，總是想法設法調往交通方便、條件較好的學校。偏遠鄉鎮學校及教學點師資得不到較好保障，相當部分教學點“一校一師”或全為代課教師，有的教學點甚至沒有教師，陷入名存實亡的境地。由于師資水平低、合格教師缺乏，不僅影響到教學質量，甚至使正常的教學秩序得不到保證。

（二）西藏農牧區生計方式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

農業、畜牧業、手工業是西藏農牧區的三大傳統產業，近年來，隨著內地人們對綠色食品的追求和西藏的日益開放，蟲草以及松茸等林下資源價格急劇飆升，采集業成為西藏農牧區的重要產業。農耕、畜牧、手工、采集是西藏農牧民當前主要的生計方式。西藏農牧區生計方式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生產方式原始落后，粗放型經濟占主導地位

在西藏農牧區，傳統農牧業仍居主導地位，廣種薄收、粗放管理、靠天吃飯是西藏農牧業的顯著特征，受傳統的小生產方式影響，加上地理上的封閉、交通的閉塞和觀念的保守，農牧民對先進的科技知識和生產、經營方式持排斥態度，習慣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經濟方式，畜力、牛犁、水磨、鋤頭、耙等生產工具仍被廣泛使用，機耕、機播、機收率和現代農牧技術應用程度都很低。從總體上看，西藏農牧業還處于落后的手工勞動階段，低素質的勞動者憑借傳統的、簡單的農耕技術和經營方式同自然界進行著簡單的能量交換。

由于傳統的農牧業生產方式沒有得到根本改變，農牧業生產科技含量很低，對文化科技知識的要求程度不高，從生產角度看，農牧區家庭對教育的需求動力嚴重不足。

2.勞動力需求量大，生產持續時間長

西藏農牧區自然環境脆弱、氣候惡劣、災害嚴重，“靠天種地”、“靠天養畜”，由于勞動生產力低下，在大部分地方，無論是單靠農業、還是單靠牧業家庭生活都難以維持，大部分農牧民家庭農業、牧業以及其他副業兼而有之，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非常大。西藏農牧區一般在3、4月份進行春播。在蟲草產區，4月20日左右開始上山搭帳篷，準備采挖蟲草，采挖蟲草要持續到6月中旬。7、8月份又是松茸、貝母、獐子菌等林下資源的采挖季節。8、9月份進行秋收。而放牧一年四季都要進行。由于勞動力需求量大，單靠成年人無法滿足生產活動需要，相當一部分少年兒童被留在家里從事生產勞動。

3.放牧、采集等勞動強度低，適于少年兒童

在西藏農牧區，放牧是重要的生產活動，放牧的勞動強度不高，適于少年兒童，在農牧區，孩子們一般在8、9歲，有的甚至6、7歲就開始放牧，特別是在春播、秋收季節，大人因忙于農活，放牧就主要靠少年兒童。在農牧區，有的小孩甚至在10來歲就幫助家里干農活。而蟲草等的采集更適于少年兒童，采挖蟲草比較簡單，發現蟲草后，用小尖鋤挖出來就行了，采挖蟲草最關鍵是發現蟲草，由于少年兒童個子不高、視覺好，更容易找到蟲草，所以少年兒童采挖蟲草往往強于大人。蟲草等的采集勞動簡單、收益高、見效快，大大增加了上學的機會成本，在蟲草采挖季節，少年兒童基本不上學，雖然昌都地區規定農牧區學校5月中旬到6月上旬放一個月的蟲草假，但相當部分學生提前離校而延遲返校，學校教育教學秩序受到很大沖擊。

4.家庭現金收入少，無力投資教育

西藏農牧區長期處于較為封閉的自然經濟狀態，商品觀念十分淡薄，經營意識差，相當部分群眾滿足于勉強維持生存條件，“惜殺”、“惜售”現象非常嚴重，畜牧業、糧食商品率很低。2005年，昌都地區農牧民人均純收入2060元，其中現金收入僅1150元。在很多家庭，采集出售蟲草是主要的現金收入來源，但這部分現金收入主要用于購買牛羊肉、大米、面粉等生活必需品，很少用于生產，更談不上積蓄。由于現金收入少，很多農牧民家庭無力支付小孩讀書，特別是就讀高中、大學的學雜費，交通、生活等費用。

5.非農牧產業薄弱，畢業生就業困難

2006年，西藏一、二、三次產業比重為17.5∶27.5∶55.0，產業結構呈現“三、二、一”特征，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但仍占較大部分，第三產業快速上升，第二產業緩慢發展，最關鍵的是一、二、三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為58.9∶9.6∶31.5，第一產業從業人員仍占絕大部分，二、三產業就業崗位很少，第三產業就業崗位中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占有相當比重，就業渠道狹窄，新增崗位十分有限，大中專畢業生就業十分困難，初、高中畢業生，特別是農牧區初高中畢業生更難以在非農牧產業就業。

（三）西藏農牧區社會組織形式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

在西藏農牧區有黨組織、行政組織和各種經濟組織、社會公益組織，它們是西藏農牧區重要的社會組織形式，但是這些社會組織的行為都必須通過家庭才能發揮作用，家庭是社會組織中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一個構成單位，是人們社會生活的基礎組織形式，家庭經營是西藏農牧區經濟的主要形式。西藏農牧區社會組織形式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社區發育滯緩，家庭經濟傳統深厚

由于環境封閉，人口分布分散，社區發育滯緩，家庭作為建立在婚姻和血親基礎上的社會組織需要具備較強的獨立生存能力和功能，由家庭成員完成本家庭的一切事務，導致了西藏農牧區的家庭經濟傳統。“兩個長期不變”政策（“土地歸戶使用，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牲畜歸戶，私有私養，自主經營，長期不變”）的實施，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傳統。家庭經濟傳統對勞動力提出了較高要求，在農牧區體力勞動是第一生產力，勞動力多寡、強弱是一個家庭經濟富貧的先決條件。家庭的兩、三個勞動力遠遠滿足不了耕種、放牧等多項勞動的需要，特別是在農忙季節，相當多的家庭由于勞動力缺乏，不少適齡少年兒童被留在家里放牧、務農或做家務。

2. 傳統勢力影響廣泛，法治觀念淡漠

藏傳佛教由于歷史上受封建王朝對民族地區長期羈縻政策統治和“土司制”、“政教合一”制歷史久遠，加之由于生命輪回學說的演繹，從噶瑪派創立活佛轉世制以來，對教派、高僧尋得未盡事業的后繼人，封建王朝大加利用，進行冊封授職，從而把藏傳佛教神秘化，門派森嚴，世襲地位，政教合流，神職權威拔高。這種傳統勢力的殘存意識和影響未根除消失，對農牧區意識形態、文化生活、政治精神仍有著深刻影響。活佛至上、部落意識強，法律意識、法治觀念淡漠，義務教育法在農牧區無法得到較好落實。

3.基層教育宣傳片面，短期行為多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普六”、“普九”在西藏各地先后實施，由于經濟社會發育程度低、教育基礎薄弱，“普六”、“普九”的難度超乎想象，特別是農牧民群眾不愿意送子女上學，中小學鞏固率低，流失率居高不下。由于“普六”、“普九” 時間緊、任務重，部分基層干部為完成招生任務，采取了很多簡單的、臨時性措施，忽視義務教育法等法律法規的宣傳，不重視教育引導，通過罰款、“牽牛”等措施強制家長送子女上學，不考慮學生的年齡和受教育程度，甚至告訴家長只要工作組到時把孩子送到學校就行了，突擊性、“開會式”招生，對學校的正常管理造成很大沖擊，產生了許多嚴重的負面影響。

（四）西藏農牧區社會思想觀念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

社會思想觀念是一定社會的人們對社會領域的具體事物及其關系的認識和觀念形態，思想觀念是人思維意識活動中最本質的東西，它指揮人的行為的各個方面，社會思想觀念是人們行動的指南。西藏農牧區社會思想觀念對家庭的教育需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1.重來世、輕今生，樂天知命

長期以來，高原惡劣的地理生存環境給人心理上的威懾壓力，加之佛教“因果”、“宿命”學說的深入傳播，造就了西藏農牧民特有的心態和心理框架，突出地表現為對人生、對生命的認識上的獨特性。這種認識上的獨特性在實踐中則反映為重來世，輕現實；重供奉，輕奮爭；重理想，輕現實；重經典，輕科技；重祭祀，輕創造；重命運，輕勞動；重精神，輕物質等觀念特質。這種觀念給社會和個人的影響是：安于現狀，不求上進，聽天由命，安于貧賤，追求平穩，自得其樂。滿足于世世代代以來的生活，無論是家長還是少年兒童，對通過教育改變生活現狀的愿望都不強。

2.神佛至上，缺乏個性、主見

藏傳佛教各教派形成后，特別是政教合一確立以后，藏族地區走上了一條宗教政治化、宗教教主政治領袖化的道路，從上到下，逐級效之，樹立了神佛的無上權威，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環境和信息、知識的貧乏，西藏農牧民群眾的遵從意識十分強烈，從眾心理非常突出，缺乏個性和主見。寺院的活佛在民間具有很高的威信和感召力，群眾對他們非常虔誠，他們說什么，群眾就聽什么，他們的教育態度對群眾送子女上學有很大影響。由于未成年人接受能力強、好管理，許多寺廟招收未成年人入寺，受“有子應入寺”的傳統觀念影響，家長也愿意把孩子送到寺廟為僧。西藏廣大農牧區，不管是社會條件較好的地方，還是較為落后的地方，廣大群眾對宗教活動的開銷要遠遠大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支出。在農牧區，群眾的“攀比”心理很重，區別在于，在家庭消費中，別人買了摩托、電視，自己一定要買一個更好的，而在送子女上學問題上，別人不送，自己也不送。

3.區域意識強，鄉土觀念濃厚

西藏農牧區獨特的地理環境不僅對藏民族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等產生了影響，而且給人們的思想意識打上了深刻的印記，進而形成了強烈的地域觀念。再加上傳統的部落觀念的影響，農牧民群眾的區域意識、鄉土觀念很強。大量的事實表明，地域觀念越濃厚，對社會和文化發展的制約作用就越大。在地域觀念的影響下，排他性和自我保護性表現得非常突出。由于鄉土觀念濃厚，“故土難離”，再加上生活習慣和語言的影響，農牧民子女大中專畢業后就業和農牧區勞動力轉移范圍狹小，大多集中在西藏本區內。

4.自由、散漫，時間觀念淡漠

西藏農牧區地廣人稀，小生產的農牧經濟，生活簡樸，自然環境惡劣，卻恬謐無華，自然自在，時間在這里顯得無限的充足，這種生活本身給人以悠閑之感，也養成了自由、散漫的習慣。由于缺少幼兒教育、學前教育，許多適齡兒童入學后對學校的生活很不適應，特別是那些在校時間比較短的“往來生”（季節性流失，農閑時上學，農忙時回家務農放牧），守時、守紀非常困難，遲到、早退、缺席現象較為普遍。

5.“學差”觀念影響深遠，教育觀念落后

西藏農牧民視讀書為“當差”的看法由來已近，清末興學，某些地方官吏采取高壓強迫手段，甚至派兵上門征催學生。學額不足時，唯頭人家長是問，輕則罰銀，重則拘役。因此，農牧民視讀書為“學差”，被迫采取“雇讀”的辦法，“雇讀”逐漸成為一種傳統，成為藏族教育史上一種特殊的畸形發展現象。新中國成立后，“雇讀”被嚴令禁止，但視讀書為“學差”的觀念并沒有被根除，農牧民把讀書看做與差役相同，把讀書看作一種“只出不進”的經濟受損行為。再加上“普六”、“普九”過程中部分基層干部宣傳片面，采取了許多簡單的、臨時性、突擊性措施，“雇讀”、“輪讀”等現象又開始出現，有的家長甚至寧愿交罰款也不愿意送子女上學。

在西藏農牧區，家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文盲、半文盲占有絕對比重，由于家長自身的生活經歷和生存狀況，認識不到教育對生產、生活和人的生存、發展的重要意義。家庭不正確的教育價值觀突出表現在功利主義教育動機上，絕大多數農牧民送子女上學讀書的目的就是要有工作、端“鐵飯碗”，如果子女成績不好，升學無望，就不讓子女上學。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藏農牧區傳統的經濟文化是影響家庭的教育需求的根本因素，要從根本上扭轉西藏農牧區家庭的教育需求不足、農牧民群眾不愿意送子女上學的局面，必須以推動經濟文化轉型為抓手，持續不懈地努力，這既需要經濟文化自身的調整，更離不開政府的政策導向和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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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1年西藏自治區青少年身體健康研究（鉛印本）.轉引自吳德剛.中國西藏教育改革與發展的理論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5．

[2]同前注

[3]中國西藏事實與數字2006.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6xzsz/txt/2007-02/07/content_7777947.htm.

[4]中國西藏事實與數字2006. http://www.china.com.cn/aboutchina/zhuanti/06xzsz/txt/2007-02/07/content_7777947.htm.

[5]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辦公廳.西藏年鑒2006[Z].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