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會教育化承襲與體現了終身教育的理念。大眾傳播是發揮社會教育化功能的優質載體。電視專題片《廣西故事》提取廣西本土文化基因，從地方自然生態文化基因中生發生命歸屬、從地方歷史文化基因中賡續集體記憶、從地方性知識中發皇鄉土情懷、從民族文化基因中喚起身份認同，通過大眾傳播途徑建構地方民族文化認同教育。

關鍵詞：社會教育；大眾傳播；地方民族文化；文化認同；《廣西故事》

“社會教育化”承襲了終身教育的理念，通過構建大教育網絡，使教育的功能擴展到社會的各個方面，以滿足社會成員的教育需求，體現了社會教育一體化的發展過程。民族文化認同及其教育，不僅是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任務，又因其隨境性、長久性、豐富性和日常性，社會教育對此同樣擔負著相當重要的職責。大眾傳播是發揮社會教化功能的優質載體。文化史家把漫長的文化傳播史劃分為口傳文化階段、印刷文化階段和電子文化階段。當今時代已經進入電子文化階段，文化正在從文字中心迅速地轉向形象中心。把握媒介表達對民族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質重心的形成至關重要。在地方民族文化認同教育問題上，我們應洞悉這一時代變革，主動把握大眾傳播媒介，建構民族文化認同。《廣西故事》是以“謳歌美好家園、記錄廣西榮耀、禮贊大美廣西”為主題，以國內文化領域的專家學者、廣西優秀的中青年作家和廣西電視臺精干編導為傳播者，以廣西區黨委宣傳部為守門人，以全國觀眾特別是廣西人民為受眾，集廣西文化界和電視界之大成的電視專題片。《廣西故事》預計制作播出兩百期，提取了廣西地方自然生態文化基因、歷史文化基因、地方性知識和民族文化基因等，以故事化的敘事方式、復合的創作模式和豐富的鏡頭語言等多種表現策略展現廣西形象，同時積極引導廣西民眾的地方民族文化認同。

一、從地方自然生態文化基因中生發生命歸屬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可以說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系，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建設生態文明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必然要求。新史學派代表人物阿諾德?湯因比（ArnoldToynbee）在其著作《人類與大地母親》中介紹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共生關系，闡述了人類文明從起源、發展到興盛過程中與“大地母親”的相互交往與相互融合。“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中國人自古便有“鄉愁”情懷，小至“村橋原樹似吾鄉”，大到“何人不起故國情”，人人都對生養自己的家鄉水土有著濃厚的生命歸屬感，家鄉的自然山水不僅僅是山水實物，更是寄托了情感情懷的人化自然，是生命之“根”。自然與生命的聯結，在《廣西故事》第12 集“長壽之鄉”中最為顯然。東蘭縣、巴馬瑤族自治縣和鳳山縣位于廣西河池市境內，因長壽老人人口比例高，被譽為“東巴鳳長壽帶”。這一區域長壽人口眾多的現象是否與地方水土有直接關系？《廣西故事》中，中科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經過四次實地考察，揭開了其中的奧秘。源起鳳山縣的盤陽河流經東蘭、巴馬匯入大化縣紅水河干流，流域內多段為地下河，土壤富含“硒”元素。現代醫學研究表明，“硒”是人體必需的微量元素，可以有效提高人體免疫力，促進谷胱甘肽過氧化物和酶的活性，發揮抗氧化和延緩衰老功能。由此看來，“東巴鳳長壽帶”長壽人口眾多與本地的富硒水土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盤陽河的“長壽河”之名也得以實證，因一方水土，延綿了一方百姓的生命，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生命與地方地理自然緊密的聯合，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地方的水土不僅孕育延綿人的生命，也供養人的生命。來自北海潿洲島的漁民火哥，則體悟到自己與大海的緊密聯結，大海為他帶來生計，供養一家人的生活。近年來，潿洲島以原生態的火山島嶼和獨特的建筑人文，吸引了大批游客前來觀賞和度假。《廣西故事》“火水天作潿洲島”一集中，敘事鏡頭聚焦于火哥某次接待游客的經歷。出海前，火哥發現漁船油泵有輕微漏油，雖然少許漏油不影響漁船出海，但他知道，漏出的油對海底的珊瑚生長破壞很大，因此他執意要修好漏油之后才出海。“珊瑚對海洋的作用太大了，一是它可以清潔海水，如果珊瑚多的話，魚可以在里面生蛋，如果有魚來侵襲，就可以躲在里面保護自己，如果沒有珊瑚，海就等于沒有用了。”火哥的言語樸實，卻道出了靠海謀生的本質：“現在我帶那些客人去觀光，其實是因為那些珊瑚漂亮好看，我才得利益，如果沒有這些珊瑚，哪里有什么海水看？所以這些珊瑚一定要大家來保護好。我們打魚的本質是永遠都念著的，什么時候都記得，我帶客人去跟他們打魚，其實還是沒有脫離打漁的本質。”火哥清楚哪里的海域既可以看到美麗的珊瑚，又適合拋錨，不至于傷害珊瑚。火哥還最怕客人抹上防曬霜之后再下海潛水，因為海水一旦受到污染，珊瑚就會大面積的死亡，引發海底生態崩塌。火哥和當地人都很清楚，自己的生活與這片海洋息息相關。以火哥為代表的潿洲島漁民，深切的體會到自己的生計與這片海洋息息相關，棲息的海洋托起了島上漁民的生活，讓漁民的生命得以維系。《廣西故事》提取本土自然生態文化基因，已播出的一百余集節目中，涉及南寧、柳州、桂林、梧州、北海、防城港、欽州、貴港、玉林、百色、賀州、河池、來賓和崇左等，地域含括了廣西全部十四個行政地市。盤陽河、潿洲島、姑婆山、三娘灣、桂林山水等，不僅是自然山水，也演化為各個地域的自然生態文化符號，勾連起人的生命歸屬感。

二、從地方歷史文化基因中賡續集體記憶

在社會學的研究中，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創立了集體記憶（collectivememory）理論。哈布瓦赫認為，一向被我們認為是相當“個人的”記憶，事實上是一種集體的社會行為。一個社會組織或群體，比如家庭、家族、民族、國家等，都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以凝聚此人群。我們的許多社會活動，都可視為一種強化記憶的集體回憶活動。按照哈布瓦赫的理論，如國慶日的各項慶祝活動，就是為了強化“共同起源”這個開國記憶，以凝聚全體國民對國家的認同。這種喚起、建構、敘述、定位以及規范記憶的文化框架，我們稱之為“集體記憶”，大眾傳播在建構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方面意義重大。廣西歷史悠久，歷史發展中具有記憶價值的事件、人物眾多，哪些應該進入專題片中被觀眾記憶，被強化成為長時的集體記憶，這需要進行仔細嚴謹的斟酌。《廣西故事》通過講述廣西歷史當中的典型人物故事、再現真實文獻資料、多視角采訪等方式，將廣西歷史沿革的集體記憶濃縮到節目當中。《廣西故事》的第1 集選擇了發生在廣西憑祥市的重要歷史事件“虎將戍雄關”，講述了馮子材等將領組織指揮的中國近代反侵略戰爭史上戰果顯赫的“鎮南關大捷”。1885 年，中法戰爭進入關鍵階段，廣西軍務幫辦馮子材率軍民在鎮南關（今“友誼關”）浴血奮戰，在關隘前擊潰法國侵略者進攻，并乘勝追擊，連破文淵、諒山，將法軍逐至郎甲以南，重傷東部法軍統帥尼格里，鑄造鎮南關大捷，使清軍在中法戰爭中轉敗為勝。廣西人民保家衛國、抵御外辱的民族精神與氣節不僅成為地方集體記憶，更凝聚成為地方歷史的文化基因。2016 年的農歷七月十四日，家住興安縣華江瑤族鄉的村民阮志沅帶著孩子來到村邊竹林的紅軍墓前祭奠犧牲在這里的無名烈士，自他懂事以來，這樣的祭奠從來沒有間斷過。鏡頭下，阮志沅一邊對著烈士墓行祭拜，一邊說道：“我小時候我爸爸每年都要到這里祭奠一下，拜祭一下，今天是七月半，我帶幾個小孩子一起來拜祭你，但是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爸爸講你們都是紅軍，又是戰友。”“這里埋了什么人？”孩子們發問。“是紅軍，過湘江戰役在興安犧牲的，拜紅軍這個事情，我爸爸傳給我，我要傳給你們，向革命烈士鞠躬。”阮志沅與孩子們對著烈士墓深深地鞠躬表示敬意，對于紅軍犧牲精神的敬意也在悄然傳承。“百色起義”“血色湘江”等紅色傳奇凝聚而成的“紅色基因”是廣西人民追求獨立解放的標志，被一代代傳承。《廣西故事》第27 集“紅軍長征過廣西”再現了這段不可磨滅的記憶。“劉三姐”是眾人皆知的廣西文化符號，電影《劉三姐》中劉三姐的扮演者黃婉秋通過個人記憶喚起了集體記憶。“六十年代，一部電影《劉三姐》風靡全國乃至世界，劉三姐就成了大家心中的偶像，我也因此成了觀眾的好朋友，我就是劉三姐的扮演者黃婉秋。”壯族彩調劇《劉三姐》中劉三姐的扮演者馬若云敘述了自己的個人回憶，從1960 年彩調劇《劉三姐》在廣西各地上演，引起了極大的反響。三年自然災害中，廣西人民群眾將《劉三姐》視作“一種力量，一種凝聚力”。馬若云回憶道，廣西區政府后來把這出壯族大戲送往北京，向中央領導和全國人民做匯報演出。北京匯演時對《劉三姐》的介紹是這樣的：“歌舞劇《劉三姐》是由壯族的民間傳說改編成的，機智勇敢的劉三姐，用歌唱表達了勞動人民的理想和愿望，揭露和鞭撻了統治階級的罪惡。”當年，歌舞劇《劉三姐》創下了一臺歌舞劇一年之內演出近600 場的紀錄，成為中國戲劇史上的一個奇跡。隨后，歌舞劇《劉三姐》被拍成電影，風靡海內外，成為名副其實的“廣西符號”。《廣西故事》中呈現的此類民族記憶、紅色記憶、文化記憶還有很多。例如第5 集“孤膽英雄袁崇煥”、第14 集“廣西土司”等。《廣西故事》通過個體記憶與集體記憶的交融，從人物、事件、制度、器物中講述廣西歷史、廣西文化，聚焦廣西歷史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將個體的短時記憶轉化為集體性的長期記憶，這對于強化當地人的身份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意義重大。

三、從地方性知識中發皇鄉土情懷

“地方性知識”由美國解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Geertz）提出，知識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相對的地域性，知識總是在某個特定的地域范圍內產生、傳承和享用，也在這個地域內得到優先的尊重，一旦超出這個地域范圍，其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甚至挑戰。格爾茨雖然沒有對“地方性知識”作具體定義，但為我們認識理解所謂“地方性知識”提供了啟示，作為一種新型的知識觀念，“地方性知識”相對于普世化、科學化的知識而提出，它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具體知識，而是一種對“知識”進行考察視角，與其關注知識的普遍性準則，不如著眼于如何形成知識的具體的情境條件。這里所說的“地方性”，除了指特定的地域之外，還包括知識在生成與辯護過程中所依據的特定情境，它包括由特定的歷史條件所形成的文化與亞文化群體的價值觀，以及由特定利益關系所決定的立場和視域等。格爾茨認為，法律就是一種典型的“地方性知識”，憑借“地方知識來運作”，侗族的“款”文化，正是一種地方性規約。在《廣西故事》第107 集“侗族鼓樓”中，鼓樓被侗族人民稱為“卡房”，直譯就是“眾人說話或議事的地方”，也就是“講款”的地方。“款”相當于村規民約，侗族自古以來就有集中居住的特點，當地人依靠“款約”的規則，來協調村民之間的矛盾，治理村寨大小事務。倘若有了紛爭，就由村寨中最受尊敬的長老“款首”來出面調停。當地侗族居民表示：“因為有了這些款規，有鼓樓這種凝聚力，所以侗族是一個比較包容、團結、尊重、謙虛的一個民族。”藝術也是格爾茨解釋文化學中地方性知識的典型。“壯族嘹歌”這一集中詳細講述了壯族的嘹歌文化。嘹歌起源于唐代，在明代基本成型，明代詩人鄺露在《赤雅》里用“男女亦三五成群，歌而赴之”來記載壯族群眾歡唱嘹歌的情形。嘹歌是雙聲部民歌，因其唱詞中每句都有“嘹―嘹”作為襯詞拖腔而得名，分為曲調和歌詞兩大部分，每個曲調可以搭配不同的歌詞，也可以現編歌詞進行對唱。嘹歌區別于一般民歌之處在于，嘹歌有世代相傳的歌書，它不僅是口口相傳的民族藝術，而且是帶有文字傳承的詩與歌的結合體，具有藝術性、文學性和歷史價值。以侗款、壯族嘹歌為表征的“地方性知識”因其生成的情境性，總是與一定的地方文化發生意義關聯的。在《廣西故事》中，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如“象州納祿朱氏遺風”“瑤族盤王節”“布洛陀文化”等，將“地方性”鮮明的文化元素進行整理與表達，發皇地方民眾的鄉土情懷。

四、從民族文化基因中喚起身份認同

“文化認同”遵循怎樣的發生邏輯？有研究者指出，族群成員的自我意識、生命歸屬的倫理、鄉愁和社會性，進一步上升為群體的歸屬感、上升為民族意識、上升為文化關懷，再進一步達到國家意識和國家認同。《廣西故事》用較多的篇幅聚焦于廣西各民族在其歷史演變過程中創造、繼承和發展而來的具有本民族鮮明特征的“民族文化”，體現本民族特點的制度、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綜合。在制度層面，《廣西故事》呈現了花山巖畫、苗族坡會、廣西土司、侗族大歌、毛南族肥套、瑤族盤王節、壯族嘹歌、壯錦、京族哈節等。在物質層面，《廣西故事》提取了諸如銅鼓、圍屋、靈渠、坭興陶、騎樓、油茶、北流陶瓷、繡球、六堡茶、風雨橋等文化基因。在精神層面，《廣西故事》濃描了稻作文化、布洛陀文化等。《廣西故事》通過一系列敘事展現出當地居民對民族文化的認同。在“千年銅鼓，盛世和鳴”一集中，譚安益是東蘭縣城中學的一名數學老師，他還有一個身份是民間銅鼓鑄造工藝師。為什么會成為民間銅鼓鑄造工藝師？源于譚安益對家鄉紅水河第一灣的熱愛：“我是喝著這里的水長大的，這里的山山水水，給了我鑄造音樂銅鼓的靈感，目的是要讓更多的人來了解銅鼓，傳播銅鼓文化。”第111 集中，描摹了海洋文化孕育的中國唯一的海洋民族――京族的哈節儀式。為了報答大海的養育之恩，京族人每年都會舉辦哈節來祭祀海神和祖先。“哈”在京語中就是唱歌的意思，哈亭不僅是村民祭祀的地方，同樣也是村民聚會的場所，哈節也就是京族的歌節，是京族重要的文化象征。這一集中，哈節如期舉行，京族哈節習俗分為迎神、祭神、鄉飲、送神幾個部分，鏡頭采訪下，有來自北海、廣州、湛江，以及遠自美國紐約的世界各地的京族人都趕來參與哈節祭神儀式。作為哈亭亭長的蘇春發、作為京族字喃保護協會主任的蘇維芳、作為京族獨弦琴傳承人的蘇海珍都在盡力傳承京族哈節文化。在第35 集“稻作文化”中，年逢六月初六，廣西南寧市隆安縣儒浩村的村民就要來到自家的稻田邊，舉行傳承已久的稻神祭儀式。村民農金梅解釋：“今天是婭王（即稻神）的生日，我們拿雞拿肉來祭拜，祈求能夠風調雨順，稻谷獲得大豐收。”古老的稻神祭，演繹稻作從野生稻到栽培稻的歷史，傳承著駱越先民農耕文明的古老記憶。《廣西故事》播放以來，同步在網絡平臺播出。以虛擬民族志的觀察視角，我們可以看到網絡平臺上的網友留言，諸如：“我愛廣西，美麗的廣西，善良的廣西人。”“感動，為自己是廣西人而驕傲。”“橫縣人民路過！加油！廣西！”“大愛廣西。”“紀錄片很好，讓人更了解廣西！讓廣西人更愛廣西！”……網友留言中表達了強烈的地方民族文化自豪等情感，說明了電視專題片觸發了他們對于地方民族文化的深層次認同。電視專題片《廣西故事》實際上是一種為促進民眾對廣西地方民族文化的認同，以共性社會生活為基礎，以社會作為教育主體，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以及注重潛移默化功效的社會教育活動。這場社會教育活動，通過挖掘、組織、呈現廣西地方民族文化基因，加深民眾對廣西民族文化的認知，激發民眾對廣西民族文化的情感認同，從而轉化為熱愛、保護與傳承廣西民族文化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