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我國師范音樂教育早期的發展，幾件標志性事件奠定了我國師范音樂教育的基礎。而師范學校音樂教育的早期發展，又有兩種新的教育潮流深刻影響了它。這兩種教育新潮是：學堂樂歌與音樂新知識。本文即從此考察我國早期師范學校音樂教育發展，以展示其基本狀況。 關 鍵 詞：師范 音樂教育 新潮 眾所周知，我國師范音樂教育早期的發展，有幾件標志性事件：1897年盛宣懷創辦上海南洋公學師范院，拉開中國近代師范教育序幕，音樂教育亦迎來一次發展機會①；1904年兩級《師范學堂章程》出臺②，標志著師范教育正式納入制度化軌道；1907年清政府頒布《奏定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師范音樂教育身份合法化；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師范學校音樂教育從制度、實施、師資到教材、設備全面變革，由此奠定了我國師范音樂教育的基礎。而師范學校音樂教育的早期發展，又有兩種新的教育潮流深刻影響了它。這兩種教育新潮是：學堂樂歌與音樂新知識。本文即從此考察我國早期師范學校音樂教育的發展，以展示其基本狀況。 一、學堂樂歌與師范學校音樂教育 我國近代音樂教育發展有一個現象，即師范音樂教育與普通學校學堂樂歌相伴發展。這種現象反映了二者存在某些一致性：如起步與發展的同步性、教學內容的相關性和相互促進與制約的互補性等。分析上述關系，可以加深對師范音樂教育的認識與理解。 從起步上看，學校“教歌樂”與“設師范”相互關聯。1898年，康有為上《請開學校折》，提倡新學。他在呼吁“廣開學校，以養人才”，學堂設“歌樂”課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設師范、分科學、撰課本、定章程”③，即師資培養問題。而后，清政府頒布學校法令，興辦學堂與開設師范亦聯系在一起。1902年《欽定高等學堂章程》規定：“高等學堂應附設師范學堂一所，以造就各處中學堂教員。”［1］同樣，《欽定中學堂章程》亦規定：“中學堂內應附設師范學堂，得以造成小學教習之才。”［2］ 1904年的“癸卯學制”有17個系統文件，其中的《初等小學堂章程》《高等小學堂章程》《中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同樣是與《初級師范學堂章程》和《優級師范學堂章程》一并制定并頒布的。其共同特點是，二者皆無“音樂”一科。1907年，學部頒布《女子師范學堂章程》和《女子小學堂章程》，音樂被正式列入課程。從兩部文件看，師范學校和普通學堂的音樂教育也是同步的，只不過前者定為正式課程，后者則為“隨意科”而已。從教育規律講，教師教育超前于普通教育，是好理解的。到民國初期，《師范學校規程》與《中學校令施行規則》也同在1912年出臺，師范音樂教育與普通音樂教育也是被一并考慮的。 新學的創辦，一切皆新，師資更是當務之急。所以，《奏定學務綱要》要求急辦師范學堂：“學堂必須有師。”［3］出于當時師資缺乏的考慮，該《綱要》進一步指出：“此時大學堂、高等學堂、省城之普通學堂，猶可聘東西各國教員為師。若各州縣小學堂及外府中學堂，安能聘許多之外國教員乎？此時惟有急設各師范學堂，初級師范以教初等小學及高等小學之學生；優級師范以教中學堂之學生及初級學堂之師范生。”［4］可見，各級師范學堂開設的原因明確，培養的目標清楚，師范生的培養目標當然是中小學教員了。 既然師范教育服務于中小學，那么當學校音樂教育的主體是“樂歌”課時，師范學堂教習“樂歌”也是必然的了。1907年《女子師范學堂章程》“立學總義”中培養目標是，“養成女子小學堂教習”，“學科要旨”中樂歌要旨是，“感發其心志，涵養其德性，凡選用或編制歌詞，必擇其有裨風教者。”而《女子小學堂章程》之“學科要旨”亦是，“使學習平易雅正之樂歌，凡選用或編制歌詞，必擇其切于倫常日用有裨風教者，俾足感發其性情，涵養其德性。”在這里，二者音樂教育的“學科旨要”如出一轍，都是“擇其有裨風教者”，“感發其性情，涵養其德性”，雖然師范音樂教育沒有明確提“樂歌”，但就當時情況看，也就是“樂歌”了（師范教學內容當然會更寬泛些）。十分清楚，師范音樂教育與普通教育的關聯，更多是因教學內容的相關所致，這是二者相互促進和制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實際上，在1907年樂歌正式進入課堂后，有些樂歌教材為師范和中小學所共用。葉中冷《女子新唱歌·三集》（1907年出版）即“淺者適于幼稚、小學，深者適于師范、中學”，蔣維喬《新撰唱歌集·初編》（1909年出版）亦是“凡小學校、師范學校、中學校皆適用焉”。可見，普通音樂教育“樂歌”課的性質，很大程度上即決定了師范音樂教學的內容。 二、西方音樂理論的輸入與師范學校音樂教育 學校音樂教育必然涉及其音樂的理論基礎。近代，我國音樂教育的發展涉及選擇系統的音樂知識。我們知道，清初康熙時期，葡萄牙人徐日升用漢文寫就《律呂纂要》，系統介紹西方樂理，康熙欽定《律呂正義·續編》亦有西方樂理介紹，但這些西方樂理并沒有對中國音樂產生實質性影響。西方音樂理論真正為國人所廣泛認識和接納，還是在清末，還是與新式學堂的樂歌活動有關。盡管1840年鴉片戰爭后，西方的知識和學術已陸續輸入我國，但西方音樂知識的普及性輸入則要后推到20世紀初。出于對西方學術了解的增加，當時不少國人對自己的音樂傳統深感失望，對其當代意義失去信心，甚至還加以猛烈抨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