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工會要生存要發展，必須體現本質屬性所要求的權益訴求。在本源問題解決以后，只有從方法論角度在具體理論和實踐上探索求變，工會才有出路。高校工會的前途，在于依托教代會制度構架，依賴校務公開充實制度內涵，使二者統一起來。

【摘 要 題】理論探討

【關 鍵 詞】工會事業/權益訴求/制度架構/制度內涵/探索求變

【正 文】 隨著經濟市場化的深入，整個社會的轉型在人們的觀念中自覺或不自覺進行著。在這一變化過程中交織一種現象：許多事物的發展，在修正中進行，在進行中修正，或者成功抵達目標，或者從中間又回到起點，或者因循形勢需要徘徊不定。無論如何卻貫穿著探索求變無處不在的主線，探索求變成為實現目標過程中的目標。工會事業作為社會事業的重要分支，發展歷程同樣呈現這個特點。因此，分析總結歷史與現狀，為探索求變尋找根據和支點，從而確定前進途徑是必要的。

一、歷史沿革決定著工會事業必須不斷探索求變

工會作為近代工業化的伴生物，是勞資矛盾體中勞方為實現權益訴求而建成的組織形式，勞資關系的存在是工會生存和發展的先決條件，權益訴求是其本質屬性的核心。實踐證明，無論一次工業革命、二次工業革命，還是以信息革命為代表的現代化，盡管勞資關系表現形式多有變化，其本質的權益內涵依舊存在，工會也就依然存在。不同時期或同一時期不同階段，工會實現目標的形式和手段不盡相同，目標本質的權益訴求卻是一致的。 中國工會產生較晚，歷程較短，而且在產生和發展中經歷了激烈社會革命和巨大社會轉型，相對于歐美早期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多了一些特點和變數；盡管如此，工會本質屬性中的權益訴求并沒有改變。 正是因為特點和變數，在研究探討中國工會事業時需要特別注意政治因素的歷史和現實的影響及作用。歷史上，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領導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完成了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整個歷程，工會與無產階級政黨的命運息息相關。由于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屬性以及在革命歷程中工會與本階級政黨休戚與共，在認識這段歷史時，往往容易把兩者的奮斗目標同一化，而忽略原本存在的差異。事實上，這種差異在斗爭的形式、手段和目的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現著。關于這方面，無產階級政黨的領袖人物在其經典著作或論述中都曾經做過闡述。遺憾的是，隨著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的完成，尤其是政治運動漫卷社會各個角落的非常時期，不但差異被抹煞，甚至工會存在都被認為是多余的。 改革開放以來，工會組織及政治地位逐漸得到恢復，正面作用開始得到政治認同，但是，歷史難以割裂，那種極端的有形的錯誤形式，固然可以在短時間內通過體現國家意志的強制力加以改變，然而指導工會事業前進的思想理論體系等，更容易受到歷史積淀等軟性的東西影響，卻很難在短時間內修正或建立起來，甚至在關于工會本質屬性等基本問題的認知上，長時間都搖擺不定，爭論不休。由此注定了我國的工會事業要在不斷探索中發展，注定了要在改革求變中前進。

二、工會事業路在何方

期望一種可以照搬的現成模式解決工會事業發展面臨的問題是不現實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能靠我們自己去創造，工會事業當然不可能例外。而因循守舊同樣不現實，盡管仰賴國家強制力保障，工會組織可以存在并繼續保持，但由于不能“與時俱進”適應市場經濟潮流，必然難以發揮其本質屬性所要求的基本作用。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在探索求變中尋找出路。在探索求變中，必須堅持一個根本前提：工會事業始終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架構的規范；如果脫離這個規范，那就走向了我們所追求事業的反面，危險而無益。強調這一點，表面看上去似乎與強調探索求變有悖，其實不然。它解決的是工會事業政治方向問題，也即向著什么方向探索求變的問題。應該指出，這是本原性的根本問題，一經憲法和法律規定就具有了不容質疑的性質。在這個架構內一切的探索求變都是有益的、必須的、可能的和需要積極進行的。然而，長期以來，工會事業發展正是在不容質疑的本源問題上困擾于“左”和“右”的束縛：“左”的思想認為，黨的理論包括了工會理論，黨的實踐包括了工會實踐，工會作用限于“打打邊鼓”，甚至質疑工會存在的必要；“右”的思想與“左”的恰好相反，認為黨的領導限制和妨礙了工會，無論從理論還是到實踐，工會要發展就必須擺脫政治色彩，不能如此，工會作用就無從發揮，于是同樣質疑工會存在的必要。之所以受此困擾，關鍵是不能用馬克思主義辨證觀點深刻理解這個問題。 事實上，在本原問題上也存在著一個艱難的認識過程，表現為漸進的演變，從“有保護工人、職員群眾利益”(1950年《工會法》)的責任，到“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1992年《工會法》)，再到“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2001年《工會法》)，這表明黨和國家對工會組織本質屬性的認識日趨深入，以致在國家立法上體現并以法律形式明確下來。這既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與時俱進”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是改革開放，尤其是應對加入WTO后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的必要。同時，也表明其本身也是在探索變化中逐步得到完善。它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會的本原問題。那么，工會能否表達和履行好本質屬性所要求的基本職責，也即采用什么樣的方法論來指導具體的理論和實踐，就成了關系工會組織存在與發展的關鍵。只有在確認本原基礎上來研究工會存在的方式、黨領導的體制和工會發揮作用的形式，在具體方法論上探索求變，工會事業才會具有廣闊的發展前途。

包括工會事業在內的眾多領域，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傳統思維模式、傳統行為模式的修正問題，即以與時俱進的精神適應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不失時機地對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加以修正。所謂修正的過程也即探索求變的過程，落實到當前高等學校發展現狀和工會處境，就是要從根本上體現工會本質屬性的要求。要做到這一點，實踐上惟有依靠“兩條腿”，即教代會和校務公開。

(一)法治社會環境下，具體的制度規范是工會具體實踐本質屬性的基本保障，沒有制度保障工會無所適從 1985年頒發的《高等學校教職工代表大會暫行條例》，1993年頒布的《教師法》第七條第五款，1995年頒布的《教育法》第三十條，199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條，2001年修正的《工會法》第六條、第十九條等對我國的教代會制度先后作了日漸全面、規范、具體規定，從而使教代會制度有了堅實的法律保障。 時至今日，對教代會制度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的表述為：它是高等學校領導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指導思想和國家憲法精神在高校的具體體現，是高等學校貫徹依靠教職工辦學，依法保障教職工行使民主權利，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維護教職工合法權益和促進學校改革發展的基本形式。所以這樣認定，一方面來源于多年的經驗積累，而從工會的視角來看，還在于另一層意義，那就是當前高校工會實踐中它是唯一可以依據的具有政策和法律性質的具體的可操作的制度規范。盡管由于《條例》制定受當時時代背景制約，賦予教代會的職責和任務已難以完全適應當前形勢發展需要，本身的修訂已顯得必要和迫切。但是，正是這樣一個并非盡如人意的規范，為工會實現本質屬性要求的權益訴求提供了較為堅實的架構，至少在程序和形式上具有了硬性的嚴格約束，才使得各校可以在憲法和法律原則框架內，依據《條例》根據各校實際在教代會健全和完善上做著嘗試。

(二)只有制度內涵得到充實，工會實踐本質屬性的權益訴求才可能得以實現 關于校務公開與工會履行基本職責的關系問題存在不同的認識。我們認為，要正確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認清高校工會基本職責的主要任務對象和校務公開制度的本質。《工會法》規定，“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合法權益”是個寬泛的范疇，廣義地講，職工具有每個公民所具有的憲法、法律和國家基本政治制度賦予的一般權益；狹義的講，不同行業、不同部門的職工具有特殊的有差別的具體權益。作為工會基層組織，在關注職工一般性權益的同時，直接面對的現實任務是要維護本行業本部門職工的具體權益。 1、在高等學校民主權利構成教職工合法權益的基本內涵。 當前，高等學校教職工合法權益的具體體現主要表現在民主權利上，原因有三：(1)知識分子擁有重視民主權利的歷史傳統。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以高校為基本活動空間的中國知識分子，更是對民主權利表現出自覺的關注和熱情。(2)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激發著他們對民主權利的渴求。黨的一貫指導思想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而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一部分的階級定位，使他們理直氣壯地成為國家的主人。(3)國家“科教興國”戰略的實施，為知識分子充分行使民主權利提供了空間，創造了條件。富民強國民族復興的偉業，要求知識分子發揮積極性和創造性；國家對教育的投入和改善知識分子待遇，使他們的經濟權益得到相對較好的保障。于是，對民主權利的關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成為當前高校教職工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基本權利。 2、校務公開是保障學校實行民主政治的民主制度。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實行民主政治，是改革開放實現國家富強的必然要求。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為保障民主政治的實行，以民主法制建設為體現形式的民主制度建設一直在有條不紊地推進，貫穿于國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高等學校的就有《教師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而全面推行校務公開制度是高校民主制度建設的最新發展，是高校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全會精神，提高和完善黨的執政能力，推進依法治國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必然要求。 高校工會要履行維護教職工民主權利的職責，只有在民主政治的發展完善中得以落實，沒有民主政治的大環境和具體制度的保障，高校工會履行基本職責就無從談起。既然校務公開本質上是一種民主制度，它與工會履行基本職責必然具有密切的關系。 3、校務公開對工會履行基本職責的意義在于其針對著目前高校工會履行職責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高校工會要履行基本職責就要在代表和維護教職工民主權利上下功夫，但在實際工作中，民主權利顯得抽象模糊，內涵不明晰。如《教師法》第二章第七條規定，教師“對學校教育教學、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門的工作提出意見和建議，通過教職工代表大會或者其他形式，參與學校的民主管理”。但這種規定僅僅是原則強調了教職工擁有參與的民主權利，沒有化原則為具體，沒有界定參與的具體范圍。由于過于原則而籠統，導致實際工作上難以落實，表現為職能機構讓教職工知情的可以知情，反之則不能，人為因素較重。于是，教職工參與管理和監督往往無的放矢，工會在此情況下維權也缺少有效的法律和政策依據，致使教職工民主權利虛置難以落到實處。 校務公開制度為教職工民主權利界定了較具體的范疇。落實教職工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權利的前提，是要使他們首先擁有對學校事務的知情權，校務公開制度的推行正是對教職工知情權的保障。《關于全面推進校務公開工作的意見》規定，“各地各校應把學校工作的重點、難點、教職工群眾和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作為校務公開的重要內容，努力做到政策公開、過程公開、結果公開。除按規定必須保密的事項外，學校的發展規劃、改革方案、教職工聘任辦法、教職工獎懲辦法、經費預決算、教職工購(建)房方案、住房公積金、養老金、醫療保險和其他社會保障基金等涉及教職工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都應通過各種形式讓教職工參與和知道。”以上規定，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原則性宣示的弊端，使教職工知情權在一個較具體范疇內明確界定下來，無疑是學校民主制度建設的一大進步。它使教職工首先擁有了對學校事務的知情權，為他們行使管理權和監督權奠定了基礎。 綜上所述，概括出的結論是：工會要生存要發展，必須體現本質屬性所要求的權益訴求；在本原問題解決以后，從方法論角度在具體理論和實踐上探索求變，工會才有出路。高校工會的前途，在于依托教代會制度構架，依賴校務公開充實制度內涵，并使二者統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