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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女大學生就業市場上的性別歧視與正視

田瑞蘭 安濤

論文關鍵詞:女大學生;就業市場;性別歧視

論文摘要:在大學生就業中存在性別歧視這是不爭的事實。消除性別歧視,樹立性剮正視理念,不僅需要立法機關、政府的強力介入,也需要女大學生自我的覺醒。

近年來,由于高校擴招,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涌人人才市場,其中,女生約占有一半的比重。在我國這個具有“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性別分工模式和“重男輕女”傳統觀念的國度里,女大學生的就業便自然而然成為一個倍受關注的話題。不可否認,她們擁有不遜于男生的智慧、才能和素質,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在一定程度上她們并不具有與男生同等的就業機會。我國發展至今,社會上的性別歧視可以說已大大減弱,男女平等的觀念也越來越被民眾所認同。然而就業市場上存在著性別歧視現象,這是不爭的事實。深入討論大學生就業市場上的性別歧視與性別正視問題,有助于各部門了解勞動力市場的公正程度,發現問題癥結之所在,以便有效地促進勞動力資源的合理有效利用,并從整體上促進兩性平衡的和諧社會的構建。

一、就業市場上性別歧視原因剖析

就業市場上性別歧視的一方是企業,一方為女大學生。從現象上分析,企業之所以歧視女生,是因為:第一,聘用女性員工的成本明顯高于男性。根據國家相關法律規定,企業應保證女性員工的生育產假,要承擔比男性員工更多的保險費用。成本觀念使得企業歧視女生。第二,企業一般認為,較多的男生會因為婚姻而提高工作效率,而較多的女生會因為婚姻而降低工作業績。在關于北京女大學生就業供求狀況的一次調查結果顯示:達40.00%的企業認為,因為婚姻男生業績會提高;而45.33%的企業認為,婚姻會使女性員工的工作業績下降。由此可知,企業認為,雇傭女性員工是高成本低收益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講求“經濟人理性”,追求利潤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從市場經濟成本一收益的角度講,企業拒絕聘用女大學生,是有其合理性的,根本談不上“歧視”二字,因為市場圍繞成本而運作,一定程度上與價值判斷無必然聯系。

嚴格意義上講,“歧視、正視”這兩個詞分別隸屬于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是基于公平、平等、正義的民主主義和人道主義而做出的價值判斷。它們與市場經濟屬于不同的話語領域。也就是說,我們要分析歧視的成因,需要跨越兩個視域,其淺層原因主要是基于成本一收益分析的企業家在政治框架下按照市場規律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使然,而造成男女相比成本收益存在差距的深層原因卻是政治體制,在政治領域。因為,政治體制約束經濟運行,企業家很大程度上根據政治規則采取對應措施。換句話說,我們根除就業中的性別歧視的主要著眼點應在政府、社會領域,以及性別歧視的另一方當事人——女大學生,而非一味苛責企業。

1.法律不健全,相關法規可操作性不強,使得性別歧視難以禁止。關于性別歧視,我國目前尚無一部完整的關乎于此的綜合性法律,《反就業歧視法》的制定尚未被提上議事日程,相關條文只散見于各種法律之中,而且僅有禁令卻無罰則,勞動監察缺失,司法渠道不明。以我國《勞動法》第13條為例,“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就業權利。在錄用職工時,除國家規定的不適合婦女的工種或者崗位之外,不得以性別為由拒絕錄用婦女或者提高婦女的錄用標準。”禁令雖有,卻無任何可操作性,哪個部門負責監察、將采取何種懲戒措施懲罰違法企業都不得而知。因為無論立法機關還是司法機關,都沒有出臺相應的配套措施將反對就業歧視的法律條文落在實處。可以講,立法的缺失在客觀上縱容了就業歧視的暢行。

2.政府的政治規則與市場的效益規則相互抵觸是性別歧視產生的深層社會原因。國家相關法律規定,企業應保證女性員工的生育假期以及其他的額外保險,諸如生育保險金等。殊不知這種政治規則是與市場規律、效益原則相抵觸的。從經濟學角度分析,這種規定使企業家意識到,如若錄用女大學生,將來在其生育期間,企業要為一個崗位支付兩個人的工資,哺乳期間每天一個小時的休假,以及因此而無法外派和可能帶來的工作效率的降低,一概成本都必然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激烈競爭下的企業如果承擔了這些成本,相比之下就會處于競爭的劣勢,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面對此類規定只能拒絕聘用女大學生。根據經濟學觀點,這完全合乎人的理性思維。然而從社會學角度分析,生育是社會問題,女性生育、繁衍下一代,是社會得以發展的基本前提條件。這是一個具有積極外部性的類公共產品的公共行為,其收益全社會共享,而其成本理所當然應由政府承擔。然而,政府卻規定由企業承擔,企業則通過歧視推卸給女性承擔,這顯然是不合理的。 3.傳統的社會分工模式根深蒂固,女大學生在就業歧視問題上表現出來的消極、沉默是造成性別歧視長期存在的主觀性原因。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里,一直備受推崇的是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分工模式。女大學生雖接受了現代高等教育,但相當一部分同學在思想深處依然殘存或者說認可男尊女卑、女不如男的思想回。表現在就業問題上,就是女大學生自己的價值期望值一般低于男生。而且,其他人給予女性的社會期望值也普遍低于男性。另一方面,部分女大學生面對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自強、自立、自尊、自愛,不是積極努力證明自己,而是滑向企業所認為的那樣,工作不積極主動,效率低,習慣以家庭為重;更有甚者,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安慰自己或以之為生活信條。這又進一步印證并強化了企業對整體女大學生的偏見,并被夸大以作為拒絕聘用女生的借口,惡性循環由此產生。

二、就業市場上性別正視路徑探析

不可否認,自建國以來,我國男女平等的觀念已深人人心,從整體來看,性別正視已成為必然之勢,但于就業這一部分之中,仍存在或隱或顯、或輕或重的性別歧視。因此,發揮制度的制約機制和人所特有的主觀能動性,消除性別歧視現象,促進就業領域性別正視理念的樹立,顯然是我們的題中之意。

1.反就業歧視亟需立法。關于反就業歧視立法,連續三年,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上都有代表和委員提出建議,但至今尚未納入立法范疇。積弊已久的就業歧視不但違背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而且是社會和諧發展中的重大障礙,也與我國經濟融人全球一體化不協調。從立法上鏟除就業歧視,已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當務之急。應在《憲法》中增加反就業歧視的內容,并制定獨立的《反就業歧視法》刪。從司法層面上,應建立相應機構,如“公平就業委員會”,以保障勞動者就業平等合法權益的實現。公平就業委員會,將承擔以下職責:對就業歧視作出認定,對就業歧視申訴案件進行調查、協商、調解,研究公平就業政策并提出建議,提供有關就業歧視的咨詢服務等,并可為受害人準備起訴書,代表參加訴訟。勞動者的平等就業權是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保護的、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權利,是基本的人權構成的核心構件之一。如果這樣的權利都得不到保障,又何言法制中國,中國法制?所以,應盡快出臺《反就業歧視法》。

2.著力解決政府與企業在女性就業問題上的矛盾點,建立就業歧視預警機制。政府在消除就業歧視中的作用舉足輕重,能否化解其與企業在女性就業問題上的矛盾點,是根除性別歧視的關鍵所在。第一,由政府承擔婦女生育的成本。政府可以建立社會生育、哺乳基金,或者直接補助給符合條件的女性,或者間接補貼給企業,將企業從這一成本束縛中解放出來,如此一來,企業雇傭女性員工的成本將等同于男性,這就為從根本上解決企業因成本意識而拒絕聘用女生的問題創造了前提。第二,政府應將有可能遭遇性別歧視的女性群體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并建立就業歧視預警機制,一旦發現存在就業歧視,政府便可以一方面通過社保體系及時救助被歧視婦女,另一方面可以依據相關法規,對違規企業予以處罰。第三,政府應制定一系列的行政法規,對違規企業從嚴從重處罰,使性別歧視的機會成 本遠遠大于收益,而企業與生俱來的成本觀念便會自動發揮作用,制約企業不再歧視女生。同時,法規的出臺也有助于促使政府的行為規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政府應該能夠保證這一系列的機制保持高度靈敏性和高效性。長期來看,行政權力規束下的行為模式必然內化于企業自己的內在要求之中,那時,政府的預警機制便可以精簡,而基金建制應力求完善。

3.強化男女平等意識,尤其注重女大學生自身認知的提高。在全社會加強男女平等意識的宣傳力度,尤其是女性自己首先不要輕視自己。女大學生重視自身素質,提高自我修養,樹立自信、自立、自強和自尊的信念,這是消除性別歧視的重要推動力。根據潘錦棠等人做的關于北京女大學生就業狀況的調查研究,我們可以得知,相比男生,女生的學習成績、擔任干部的比例一般都略高于男生。因此,我們認為性別歧視的產生,與小部分女生的不自重、不自強有關,一般情況下,與女生自身的才能、學習成績無太大關系。作為當事人之一,女大學生首先應在觀念上擺脫等、靠的思想,不可以消極承認性別歧視,否認自己。不可以在和男生同等條件下的情況下自愿降低薪酬標準。其次,女性應該正確處理婚姻與事業、家庭與工作的關系。女性在個人的思維中,應能夠自覺認識到自己不只是家庭的一部分,還是社會的一分子;女性還應意識到家庭只是自己的一部分,社會也是自己的一部分。一旦從思想上解放了自己,女性在工作中表現出來的、被企業所難以忍受的三大特征(一是事業心不如男生,只求平穩不求突破;二是工作能力一般,交給什么干什么,主動性創造性差;三是不能吃苦、動手能力差)便會自然消失。簡而言之,不是家庭牽絆了女性,是女性自己將自己禁錮在家庭之中。思維的固化,只能依靠女性自己打破。一旦走出固化的模式,職業女性便會有一種新的工作模式和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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