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農村環境污染農村社會關系模式組織意識與能力集團利益

論文摘要:環境污染在農村愈演愈烈。它不僅改變著農村的自然條件，也建構著農村的社會關系。尤其是對政府、企業主和農民關系的建構與農民自組織能力的建構意義重大，它將會影響到未來中國的社會走向。

今天，環境污染已對農村造成嚴重危害，甚至已成為農村中的“黑色暴力”川，日益惡化著“三農問題”，加劇著“三農問題”的解決難度。同時它也在建構著農村中的社會關系，而這一建構對中國社會關系在今后的發展將具有重大的影響和深遠的意義。

一、環境污染正在建構著農村社會基層政府、企業主與農民的關系模式

毫無疑問，造成農村環境污染的是在農村的各類企業，這些企業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那些與當地政府交好的企業。這類企業既在制污、排污時不被當地政府處罰和管制，又可以在受到民眾反對時得到當地政府的保護;第二類是那些不懼怕當地政府的行政管制與當地民眾反對的企業。如果是第一類企業在某地農村制造、排放污染，在農村就會形成基層政府與企業主聯合侵害農民的關系格局，這一格局也被人稱為政經聯手侵害農民川。在這一格局下，當地政府依靠制污、排污的企業獲得了“額外利潤”，制污、排污的企業依靠當地政府的保護與許可獲得了生存與“發展”，在侵占農民利益的基礎上他們結成利益聯盟。農民則受到多重侵害:生存、生產的基本條件被企業破壞了，而保護與爭取生存權益的路徑又被當地政府堵塞著，結果造成農民對當地政府與企業主的不滿、憤慈甚至反對與抵制;在這一關系模式下農村成為權錢交易的犧牲品，不僅環境遭到不人道的破壞，還被進一步“殖民化”—生存與生產的基本條件被破壞殆盡后，使農民進一步貧困化、邊緣化與弱勢化，有的農村因此變為不能生存的“絕地”，農民成為環境難民被迫逃離家鄉。

第二類企業即那些不懼怕當地政府的行政管制與當地民眾反對的企業，如果制污、排污，可能會有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是該企業有后臺，且后臺的權力大于當地政府;第二種原因是該企業無法無天，當地政府的行政威信與行政能力不足以使其守法。如果該企業因有后臺而肆意制污、排污，當地政府會處于相當尷尬的境地。一般情況下，當地政府很清楚這類企業的具體后臺，所以它無力，也不敢阻止該企業制污、排污，也就無法面對民眾合理合法的禁污、除污要求，這使它既在這類企業主眼中沒有行政威信，又在普通農村民眾中喪失行政價值。農村就在當地政府的行政不作為下成為沒有主人的垃圾排放地。.由于農民的弱勢與分散，他們通常不可能迫使當地政府采取行政行為阻止污染，只能在失去對當地政府信任與期望的同時，將對制污企業的憤恨一并發泄給當地政府。.而企業主對當地政府與民眾的藐視與漠視，造成二者對他的不滿，這樣在農村就形成了關系彼此對立的社會關系。這種關系發展到極端時，民眾意識到當地政府解決不了這一問題，企業也不會主動停止污染，他們可能會自發地組織起來阻止有關企業的排污行為，也可能求助于司法與宣傳部門，更多的人會一級級上訪，甚至直達黨中央、國務院。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和企業同時面臨高級政府的壓力，在共同的壓力面前，他們會結成同盟，盡力阻止、分化、破壞農民的上訪行為，從.而會進一步破壞甚至惡化本已對立的社會關系。也有一部分農民意識到問題解決的艱難，轉而選擇了離開生于斯長于斯的家園。

如果制污、排污者是無法無天的企業主，會形成兩類社會關系模式，一類是當地政府與民眾一致對付不法企業主的關系格局。在這樣的關系格局下，政府在履行其本該有的行政職能，民眾在保護與享有自己本該有的權益。企業必須依法經營，否則就不享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力與機會。這一關系格局提高了政府的行政威信，維護了民眾的基本權益，保護了農村的自然環境。另一類關系模式是企業主傲視當地政府與民眾。企業主是肆意的違法者，政府與民眾對其敢怒不敢言。應該說這類關系模式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沒有任何力量敢于對抗政府的行政權威與行政地位。

相對來說，在污染肆虐的地區，政府與企業主結成政經聯盟與農民對立的關系模式占多數。因為清醒的企業主都知道只有政府或官方才擁有制止其制污、排污的權力與能力，只要取得了政府對其行為的支持與默認，分散、弱勢的農民是不足懼的，所以它必然尋求政府的支持，而獲得政府支持的路徑是人所共知的。在農村的基層官員是更為清醒的理性人:維護農民的利益，或許可以取得一個好名聲，但得到農民的愛戴與擁護不會為其帶來任何經濟與政治好處;而與企業主合作，一會帶來眼前的經濟利益，·二會增加其管轄下的利稅收人，從而為其仕途升遷鋪平道路。這樣政經結合幾乎是自然的事情，農民的利益受到漠視與侵害就是順理成章的結果。雖然政府與企業主都知道污染遲早會影響到自己的生存質量與生存環境，但他們都懷有機會主義的心理:自己遲早會離開這一被自己污染的土地。為這一格局作注的是某些地方政府禁止外界對污染企業做任何形式的調查，某些地方政府敢于搪塞、欺騙上級行政部門的視察與檢查。這一模式下的農村社會關系格局進一步惡化了農民的生存環境和弱勢地位。過去農民雖然很貧窮，但可以享受較為天然優越的自然環境，但是今天優越的環境也正在成為記憶與追求;這一關系格局也進一步惡化了吏治和企業主的經營道德。政府官員可以依靠對企業主的“照顧”與對農民利益的多次侵害獲得“超額利潤”，而不會致力于為所有企業主的合法經營創造環境和提供方便，更不會為管轄下的民眾提供無差別的優質公共服務，它還使政府的相關職能部門被虛置，最直接的影響是農村環境在這一惡化的農村社會關系中被一步步污染。今天許多農村地區不僅地正在日益薄，水也正在日益惡。雖然經過了半個多世紀的努力，我們仍不能否認中國還是一個農民占多數的國家，農村還是中國的主要社會生存基地，對農村環境肆無忌憚地污染，遲早會毀掉中國人的主要生存基地，毀掉占半數以上的人的生存條件。而目前已有部分環境被嚴重破壞的農村正在成為不適宜人類生存的絕地。據報道，在中國的某些大城市已有來自農村的環境難民。

二、環境污染正在建構著農民的組織意識與能力

環境污染在農村主要表現為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和廢氣污染，其中最嚴重的當屬水污染。據中國水利部發布的《中國水資源公報2000》，在700多條河水中，11.4萬公里的水質評價河長中，I- II類水只占28 . 9 % III類水占29.8%，“人體不可接觸”的IV類水占16.1%，喪失使用價值的v類和劣v類水占25.2%。這些觸目驚心的數字告訴我們，當前農村中的河流幾乎被污染殆盡，且污染度相當高，影響面相當大。無疑這一污染嚴重影響了農民正常的生產與生活。但正如上文所述，這一嚴重污染并沒有激起某些基層政府強烈的責任心，加重著污染和受污染者的損失。這一局面使那些受到嚴重影響的農民被迫擺脫對當地政府解決這一問題的依賴，對媒體和司法機關的依賴也隨著問題的一拖再拖而極大減弱，他們不自覺地自己集合起來交流信息，互通不滿，商討解脫與解決的辦法。這一過程使過去一盤散沙的農民慢慢地具有了群體或身份認同的意識:他們逐漸意識到，他們是一個有著共同利益與處境的群體或集團。隨著污染的不斷加劇，受損害程度的進一步增加，這些農民的身份認同意識不僅得到了強化，而且自我組織意識被激發出來，自組織能力也在與當地政府和企業主的一次次博弈(交涉)中得到提高。組織起來的農民較以往的分散農民不僅有了較強的表達意識與能力，也有了較堅定的利益維護意識與利益保護行動。《中國青年報》、《中國環境報》、《解放日報》、《當代》等報刊對農民的環境抗爭事件作過多次報道。這些事件表明環境污染不僅迫使農民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天然權益，還使農民行動起來。

山東省P縣的E鎮是一個受污染較重的鎮。鎮南鎮北各有一個造紙廠，鎮開發區有兩個較大型的飲料廠。這些企業將全鎮大小河流污染殆盡，全鎮大小河流全年流淌著臭不可聞的污水。農田灌溉幾乎全部采用地下水或靠天下雨，飲用水由原來的手壓淺水井改為深水井，部分村子的手壓井被迫作廢，改為自來水，還有部分村子在靠買水生活。雖然農民的生存環境在一步步惡化，但當地政府并沒有采取任何有力措施給予改善或對受害農民進行任何形式的補償。這里的村民由對當地政府和企業的詛咒，改為行動起來維護自己的生存環境和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他們組織起來要求鎮、縣政府解決污水問題，未果，隨求助于省電視臺，省電視臺的記者對此地進行了調查、采訪后，將此地的污染情況在省電視臺播出。這使當地農民倍受鼓舞，以為解決問題指日可待。然而兩年過去了，一切照舊。農民們在失望的同時對當地政府的不滿也在增長著。當年，受污染較重的那些村莊再次組織起來，要求鎮政府解決污染問題。鎮政府不是認真對待農民提出的問題，反而對農民的組織活動給予了高度重視，鎮政府將組織活動中的農民分類，針對不同類型的農民分別采取了扣押、拘留、許愿、威脅的手段。但由于鎮政府偏離了問題本身，使組織起來的這些農民更加不滿。雖然有部分農民退出了組織活動，但并沒有影響到整個活動本身。農民們在要求鎮政府解決污染問題的同時，圍堵通向自己村域的污水河道，并與有關企業發生了沖突。同時，他們聯絡其他村莊拒繳鎮政府收繳的黃水費，鎮政府不得不在原立場后退，并通過村干部向村民許諾給予農民污染補償。而在整個事件過程中很少有村干部參與其中，這幾乎是農民純粹的自發組織活動。 如果這一勢頭保持下去，基層政府的執政效率與合法性勢必會受到削弱，對農村事務的介入、干預能力必然會降低;部分村級政權或許會被邊緣化甚至被架空。當前尚沒有證據和任何跡象表明農民的這一組織情況會發展到威脅政權存在的程度，實際上農民們對合法手段的堅持與執著在艱難的上訪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他們的組織及組織活動只是表明他們具有了維護自己利益的意識和手段、途徑，具有了與基層政權所代表的國家進行博弈的意識，并正在形成與國家討價還價的能力，在強大的國家面前開始組織強社會。如果這一苗頭發展下去，我們可以想象在一貫軟弱的農村社會發育出了強大的農村社會，這對維護農民自身的權益，對農民公民素質的提高，對國家介人、干預社會的力度、強度、范圍與模式，對強勢集團對農民群體的漠視、肆意剝奪程度會有多大的影響。但如果對農民的組織情況進行不適當的干預，可能會異化其功能，甚至改變農民組織的初衷，使其由社會的建設力量走向社會建設的反面，成為社會秩序的破壞者甚至顛覆者，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國家政權結構的穩定，執政基礎的穩定，也會影響到基層政府的執政方式與水平。它提醒政府與國家，遇到問題時應該就問題本身展開行政活動，而不是扼住民眾的喉嚨，壓制民眾表達要求的聲音與活動，哪怕是組織活動。清醒的政府應該意識到憤怒的聲音被壓制久了、憤怒的群體被侵害久了，對國家的穩定與發展都不會是積極的因素。

在任何社會里，各社會集團的利益獲得與維護都不是賜予的，而是社會各集團爭取與博弈、妥協的結果。雖然農民從客觀上是一個集團、整體，但由于各種原因，直到今天他們仍然是分散的，相對于其它集團或群體，其集團或群體意識仍處于萌發階段，所以其利益仍然最容易受到忽視、漠視與侵奪。如果由于環境污染而被激發出來的農民的集團意識能夠慢慢在范圍上進一步擴大，在程度上進一步深人，再配以生產和社會條件的改善，在億萬農民中或許會最終產生為自己利益鼓與呼的組織、組織者和精英人物。這樣就不再有集團代言人缺失或替代的現象，也不再有某個集團或群體的利益可以被毫不尊重地忽視、侵害，更不會有某個群體被制度擠壓或邊緣化的現象。

三、環境污染影響了農村和諧社會的構建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社會關系的緊張就是學界與政府關心的重要問題，國家與政府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前幾年的撤鄉并鎮，今年兩會上溫家寶總理鄭重承諾的幾項涉農政策等都有緩解緊張的農村社會關系、構建和諧農村社會的政策初衷。但環境污染問題在農村久拖不解，會大大消解、甚至抵消國家的制度與政策效力，影響農村和諧社會的建設。

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現實基礎和首要任務”。對農村來說尤其如此。盡管農村在今天已不僅僅有農業，許多農村甚至已有若干一定規模的現代化工業或其他產業，但農村的支柱產業仍是農業，它仍承擔著國家的糧食生產機能，在一定意義上農業的興衰直接影響著農村的興衰，也影響著國家的興衰。而農業是嚴重依賴自然環境的產業，自然環境的優劣直接決定了農業的興衰存亡，因而今天越演越烈的環境污染日益破壞著農業的生產能力與發展潛力，也銷蝕者農村發展的基礎和前景，從而破壞了農村建設和諧社會的現實基礎。

和諧社會還應意味著社會各群體、各利益集團權益的平等和在政治面前的公正。但環境污染恰恰是政府助長一部分人侵奪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自肥的結果，在環境污染面前集團之間的權益差異一目了然，政府的價值與利益中立性已被嚴重扭曲。如前文所言，農民的確是分散如馬鈴薯的原子性個體，但他們仍有集體與集團意識，在切身利益受損時，仍有結成集團的可能與能力。農村基層政府因對農村過重的資源汲取(盡管這一汲取是國家制度造成的，基層政府只是主動地擴大了國家的制度邊界)，已引起了農民們的嚴重不滿，農村地區的干群沖突早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最近國家的各項涉農措施無不含有緩解農村基層干群沖突的政策指向，減免農村的稅費，提高農民、農業的政治地位，這一切確也起到了部分預期的效果，但環境污染問題不解決，農民對基層政府甚至無論對哪層政府的信任就難以建立起來，干群沖突將繼續存在。社會的開放性使農民們勇于要求政府為自己提供無差別的公共服務，使他們在利益受損時有結成集團的勇氣和信心，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萌發出的農民組織意識與組織理念，不可避免地帶著深刻的邊緣痕跡，帶著底層的某些反抗甚至復仇心理，這種心理如果以組織化的力量表達出來，其負面效應是無法估計的。環境污染表明某些基層政府仍將農民當作分散弱勢的集團看待，漠視他們權益意識的勃發，覺察不到他們爭取權益背后因受侵害產生的受害人心理，這可能會造成農民對政府的離心傾向與沖擊力，產生扭曲甚至破壞性的干群沖突，從而破壞建設和諧社會的政治基礎。

環境污染是主流社會對農民·權益漠視的結果，它造成農民的底層意識，影響了農民與其他群體互動時認同意識的產生與增長。而人群之間的認同障礙阻滯了人群之間的和諧共處，也阻滯了各集團之間在公平的制度環境下爭取本集團權益的進程。從而損害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