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的史詩品格
李炳欽
【內容提要】 本文旨在闡明古典名著《三國演義》的史詩性的品格及其形成原因。文章首先論述《三國演義》的一般史詩特征,然后從《三國演義》一書所展示的波瀾壯闊的戰爭場景以及眾多智勇超絕的歷史英雄等方面,闡述《三國演義》史詩性的品格的生成特點。 【關鍵詞】 《三國演義》史詩品格
我國古代在敘事史詩的創作中沒有產生過象西方《伊利亞特》、《奧德賽》那樣的宏篇巨制。但《詩經·周頌》的一些詩篇已呈現出史詩所特有的崇高風格,還有司馬遷的史傳作品,通過人物活動的描述,展開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畫卷,也已具有史詩的性質。到后來的宋元講史,其體制的闊大,人物性格的鮮明,情節的曲折動人,就更具有史詩的風格了。在這樣一個深厚的文學傳統的根基上,加之“吾國人具有一種崇拜古人之性質,崇拜古人則喜談古事,”[(1)],于是到明代便產生了《三國演義》這樣“陳敘百年,該括萬事”的大型史詩性敘事作品。
一、《三國演義》的一般史詩特征 所謂史詩性作品,必須具備史詩內容和史詩形式。就是說,它必須描寫具有全民族性和時代意義的重大題材,展開某一特定歷史時期的廣闊的社會面貌,反映整個民族的命運,它所描繪的事件和人物不是片斷的、單調的,而是極為紛繁而多樣的。因而它的結構必然是宏偉而嚴整的,氣勢必然是雄渾而壯闊的,畫面必然是廣闊而立體的。這樣的作品,才可以稱得上是史詩性的。《三國演義》就是這樣的文學史上少見的史詩性作品。 《三國演義》描寫的是三國時代的重大歷史變革以及這個變革時代的扣人心弦的矛盾沖突和驚心動魄的戰爭場景,揭示出東漢覆滅、三國形成至消滅的遠因和近因,總結了封建王朝的興衰更迭、成敗得失的歷史經驗。這種重大歷史題材的生動具體的再現,使《三國演義》必然地具有了壯闊的場景、博大的藝術時空,數百個歷史性人物包括英雄與小人,生活、馳騁于這個藝術大世界里。從時間上,它涵蓋了三國一代近百年的斗爭歷史;從空間上,它從遼闊中原,寫到東吳、西蜀,乃至南方蠻荒之地;從事件上,它反映了三國興亡的重大史實;從人物上,它敘及各個階層的人物,包括封建帝王、文臣武將、平民百姓、醫家隱士,乃至各類女性。《三國演義》的體制結構是恢宏的,容量是巨大的。它具有史詩的基本風格與氣魄。 三國時期的歷史事實的特殊性,有助于史詩性作品《三國演義》的成功。因為三國的歷史本身就有一種特殊的品格,誠如王大錯所說:“有史以來,以漢末三國之局為最奇,亦惟三國人才為最眾,三國之賢奸邪正別白最為顯著。故夫四千余年之歷史,當以三國為關鍵而代表之。”魯迅先生也說:“三國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樣紛亂,又不象楚漢那樣簡單,恰是不簡不繁,適于作小說。而且三國的英雄,智術武勇,非常動人,所以人都喜歡取來做小說的材料。”[(3)]《三國演義》將三國的歷史奇局,眾多英雄的智術武勇以及英雄們施展身手的廣闊時空,藝術地傳奇式地立體地搬上小說的殿堂。這種特定歷史主題的文學性展開,使文學作品具備了涵融歷史興味與時代感的史詩審美特質。 由于史詩多表現英雄創世的重大顯赫行動與業績,因而常常帶有傳奇性與神話色彩。作為英雄傳奇的《三國演義》就極富于這種傳奇性與神話色彩。雖然《三國演義》從總體上說是一部現實主義杰作,但實際上它也是一部富有浪漫主義特色的英雄史詩。它的表現歷史材料的同時,運用史詩式的超現實的手段表現某些超現實的內容,如劉備的躍馬檀溪、訪水鏡莊、三顧茅廬,關公的溫酒斬華雄、千里走單騎、玉泉山顯圣,諸葛亮的空城計、八陣圖、擒孟獲等。通過這些傳奇事跡的敘述,展現三國英雄的超人特征,其中大多雜有傳奇色彩、神話意味、宗教意識,甚至有些篇目簡直可以看作神話,如在諸葛亮七擒孟獲的過程中,伏波顯圣、山神指迷、入山求草、祝出甘泉等故事便可作如是觀。所以毛宗崗說:“每讀《西游記》,見孫行者三降妖;讀《水滸傳》,見公孫勝之斗法,以為奇幻。不謂《三國志》中已備《西游》、《水滸》之長矣。”[(4)]”“且《西游》好處,《三國》已皆有之。如啞泉、黑泉之類,何異子母河、落胎泉之奇。朵思大王、木鹿大王之類,何異牛魔、鹿力、金角、銀角之號。伏波顯圣、山神指迷之類,何異南海觀音之救。只一卷‘漢相南征記’便抵得一部《西游記》矣”[(5)]。毛氏的看法雖不免有些夸張,卻是很有見地的。 二、戰爭場景的審美化 西方古代的英雄史詩常常以戰爭作為自己的主要內容,通過戰爭的激烈沖突展現主人公堅韌不拔、威武不屈的力量。驚心動魄的戰爭場景,成為史詩的極好素材。正如黑格爾所說:“戰爭情況中的沖突提供最適宜的史詩情境,因為在戰爭中整個民族都動員起來,在集體情況中經歷著一種新鮮的激情和活動,因為在這里的動因是全民族作為整體去保衛自己。”[(6)]又說:“在戰爭中主要興趣在于英勇,而英勇這種心靈狀態和活動既不宜于抒情詩的表現,也不宜于用作戲劇的情節,但特別宜于史詩的描繪。”[(7)]黑格爾的意思是說,“全民族作為整體去保衛自己”的“戰爭情況中的沖突”以及“英勇這種心靈狀態和活動”,是特別適宜于史詩描繪的對象。《三國演義》正是在這方面最充分地表現出它特有的史詩美質。與西方史詩的戰爭描繪相比較,《三國演義》的戰爭描寫則更富于審美韻味。《三國演義》絕少正面去表現血肉橫飛的戰爭恐怖和目不忍睹的慘象,更多的是展現戰爭雙方的斗智斗勇:或表現運籌帷幄的奇謀巧思,或偏向于用寫意傳神的手法表現英雄人物的“英勇這種心靈狀態和活動”。智謀和武勇,是三國戰爭描寫的兩個有機構成部分,也是戰爭審美生成的兩個重要方面。《三國演義》描寫戰爭,但不宣揚好戰,而是表彰非戰爭的和平慈愛的正義思想;它真實具體地展示戰爭的全過程,但側重點卻放在外交智謀的較量上,形象地體現“上兵伐謀”的兵法觀。從《三國演義》的戰爭中,我們每每看到人類智慧的閃光,而不是血淋淋的恐怖與殘酷。它讓我們身臨其境地近距離地體味人類心智帶來的審美愉悅;而對于殘酷的廝殺打斗,則讓我們作遠距離的觀照,給我們展示勇武與力量的陽剛之美。 《三國演義》所寫近百次的大小戰爭皆向我們昭示這樣一個道理:運用智謀,是在戰爭中獲取勝利的重要保證。因之《三國演義》的戰爭往往以大量筆墨展現由于智謀的正確實施而引起戰爭雙方力量的消長變化,從而使人領略人類智慧的偉大與美感蘊涵。小的戰例且不說,僅就影響三國大局的三大戰役——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而言,這些戰役都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范例,而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智謀的運用。小說用“計”、“智”等字樣作標題的回目,達到二十八回之多,如“孔明用智激周瑜”、“群英會蔣干中計”、“用奇謀孔明借箭,獻密計黃蓋受刑”、“闞澤密獻詐降書,龐統巧授連環計”、“諸葛亮智算華容”等等。而在實際的描寫中,幾乎從開篇第一回到終卷第一百二十回,通篇都閃耀著智慧的靈光,這恐怕是《三國演義》充滿“魔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和西方史詩一樣,《三國演義》也將主要篇幅用來寫戰爭,但排斥對殘暴慘景作正面細致的描述,所謂“圣人號兵為兇器,不得已而用之”。這一點又顯異于西方史詩。《伊利亞利》第二十二章對阿里契斯殺死赫克托耳及其侮尸行為,寫得十分細致具體,讀起來令人毛骨聳然,不寒而栗。《三國演義》寫赤壁之戰,則使人讀起來產生一種審美的感受。“赤壁之戰”用了八回的篇幅,可謂非常具體了;在戰爭中曹操損兵折將,敗得很慘,應該說是一場十分殘酷的戰爭,但作者沒有讓我們感到慘不忍睹、毛骨聳然。這是因為書中的主要筆墨沒有放在刺刀見紅的具體打斗上;除了表現巧計迭出的奇謀智術外,又插入許多富于詩情畫意的場面描寫,使緊張恐怖的戰爭氣氛得以緩解,變得不那么緊張恐怖了:周瑜舞劍而歌、假嘔假寐,孔明借箭與魯肅泛舟對飲,龐統于深山草屋間挑燈夜讀,曹操于月明星稀之夜橫槊賦詩等。這些場景,極富于抒情性,給殺機四伏的戰爭場景增添了清新輕松的氣氛,因而戰爭被賦予了藝術審美的韻味。
注釋 (1)吳沃堯:《兩晉演序》,轉引自《三國演義資料匯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732頁。 (2)王大錯:《考證三國演義序》,轉引自《三國演義資料匯編》,百花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522頁。 (3)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魯迅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頁。 (4)毛宗崗:《三國演義回評》,第九十回評。 (5)(6)(7)〔德〕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三卷(下),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26、127頁。 (8)轉引自易新龍《〈戰爭與和平〉和〈三國演義〉史詩風格比較》,《中山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9)(11)〔德〕卡西爾著,甘陽譯《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6頁。 (10)〔法〕羅丹:《藝術論》,人民美術出版社,1978年版,第2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