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三國演義》是我國歷史演義的開山之作。從語言面貌上看，漢魏以后口語中新生的詞匯現象與語法現象，都在書中有面廣量大的反映，因此奠定了全書的古白話基礎。為了營造歷史氣氛，全書中也出現了一些文言成分，是作者人為地“文言化”的結果。我們可以利用漢語史的研究成果區分這些古白話因素與文言因素。《三國演義》的這種以古白話為基礎攙雜部分文言成分的語言形式，受到后出演義體歷史小說的仿用，形成歷史演義體語言的特色。 【關鍵詞】 漢語史/《三國演義》/語言面貌

《三國演義》，原名《三國志通俗演義》，也稱《三國志演義》，一般認為是元末明初羅貫中在民間傳說與民間藝人創作的基礎上，根據《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等正史材料，結合自己的生活經驗，再創作而寫成的。《三國演義》是我國第一部長篇章回小說，也是歷史演義的開山之作，因而對后世的影響甚大，研究它的人很多，成果也十分豐富。這些研究幾乎涉及《三國演義》的各個方面，有史實的考辨，有源流的梳理，有思想內容的挖掘，有藝術風格的探討等等；但從語言形式的角度來研究《三國演義》面貌的成果尚不多見。關注的主要問題是：《三國演義》使用的語言到底屬于什么性質？（《三國演義》歷代版本甚多，本文主要依據人民文學出版社上下冊本，1973年12月北京第3版，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為什么作為古代白話小說代表性著作的《三國演義》通常卻被認為是用文言或用淺近文言寫成，而不是用古白話寫成的？ 漢語是世界上歷史最為悠久的語言之一，從道理上說，“五四”白話文運動之前的歷史時期內漢族人民所使用的語言都應在古代漢語范圍之內，但是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只是自3000多年前甲骨文時代開始的古代漢語的書面語言。由于語言是隨著社會發展而發展的，各個時期的語言必然會發生程度不同的某些變化，因而古代漢語的書面語言也大致形成兩個系統：一個是文言，另一個是古白話。所謂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先秦兩漢的書面語言以及后世歷代作家如韓愈、柳宗元之類文人仿古作品中的語言；這種語言形式是我國古代典籍文獻所使用的一種最基本的書面語言形式，它不僅顯然不同于現代漢語，即便與秦漢以后的歷代口語相比，也有很大的不同。所謂古白話，是指漢魏以來主要在北方話的基礎上形成的口頭語言；這種語言形式主要用于民間文學與筆記語錄等部分作品之中，雖然由于我們目前的研究尚不夠深入，對于其間部分詞語的理解還不很透徹，但從總體面貌上看，它與現代漢語的差別較小，讀來較易理解，是現代漢語的直接來源。盡管文言與古白話都不是一時一地的語言，在其內部分別有一些差異，但它們各自的總體面貌卻保持著較高程度的一致性。而從這兩個系統之間的比較來看，則無論在語音、詞匯、語法還是在整體風格等方面，都存在著更為顯著的不同，前者距離現代漢語遠而后者距離現代漢語近。 文言系統內部的差異，有時候反映在語音、詞匯、語法等不同語言要素上，有時候也反映在文言總體面貌的艱深與淺近上，于是就有了淺近文言的說法。淺近文言也屬于文言的范疇。“淺近”一詞中的“近”并非指時代的遠近，而是與“淺”字同義，均表示淺顯。這種“淺近”又大致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pp.224-225)第一，從詞匯的使用來看，主要是文言中的常用詞與次常用詞，非常用詞出現的機會較少；名物典章制度等專門術語也極少使用。第二，從出現的語法結構來看，主要是常見的文言句式，如文言文的判斷句、被動句、賓語前置、主謂倒置等，以及一般性的詞類活用、成分省略等等；文言虛詞的使用也以常見而典型的用法為主，冷僻罕見者一般不會出現。第三，從體裁來看，主要是敘事、寫景、抒情、一般說理等形式，而不是專門性或理論性較強的學術性著作之類的作品。第四，從內容涉及的范圍來看，同古代文化知識或背景情況的聯系較為松散，少用典故。第五，從整體風格來看，屬于典范的文言文作品，如秦漢散文與唐宋八大家之類后世古文家的作品，前者是文言文的源頭，后者則大體承襲了前者的整體風格。需要強調的是，符合以上標準的著作或文章，無論其語言形式如何淺近，終究屬于文言的系統，不應也不能劃入古白話的范疇。 古白話內部的發展過程又有不同，它起源于口語對書面語的潛入。大約在東漢時期，漢語中已經陸續出現了一些不同程度地反映口語的語料，如部分文人著作以及漢樂府等民間詩歌中的零星語料；再加上東漢初年佛教傳入中國，為了便于向受眾說法，漢譯佛經往往也采用接近口語的形式。此期中土文獻中的口語化語料與漢譯佛經中的某些淺近形式均對當時及后世的語言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是一個紛亂的時代，人口的大量流動促進了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對漢語的發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再加上佛教的強勢介入，漢譯佛經的大量涌現，漢語在語音、詞匯乃至語法方面都有較為顯著的變化，口語化的程度也有所加強。這一時期接近口語的書面語言在大量采用先秦兩漢習見的詞匯與語法結構的同時，也注意用上一些口語詞語與口語詞義，在語法結構上也出現了某些口語形式。但是，這種書面語言的基礎仍然是文言文，口語化的程度并不很高。此后，口語化成分進入書面語言的現象繼續發展，比例也在不斷增加，至晚唐五代時這種口語材料開始成為某種語言形式的基礎，例如禪宗語錄與敦煌俗文學作品，只是在這一基礎上或多或少地夾雜一些文言成分，（注：據蘇聯漢學家謝·葉·雅洪托夫的研究，這些文言成分主要是受古代漢語書面語言的影響，“變文作者使自己的文獻人為地‘文言化’，用它們的上古漢語同義詞替換口語”。）[2](p.61)那么這種形式的語言就是比較成熟的古白話了。即便我們暫不考慮某些學者所主張的變文中存在著作者人為地“文言化”的因素，而將晚唐五代的口語仍劃入從文言到古白話的過渡，那么稍晚一些的基本上以古白話面貌出現的宋人話本，無疑可以標志著古白話這一語言形式的成熟。[3](p.5)[4](p.5) 文言的特點與古白話的發展已如前述，那么從總體面貌上看，兩者之間究竟有什么區別呢？很明顯，最主要的不同正在于對口語成分的吸收。文言雖說在沿襲使用的過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口語的沾染，事實上“在二千多年里頭，文言自身也有了相當的變化，時代的變遷怎么樣也得留下他的痕跡”，[3](p.4)但它畢竟是一種相對穩定的書面語言，受口語的影響與滲透較少。古白話則大不相同，它盡可能地吸收口語，包括大量的口語詞匯與口語語法，以致最終形成與文言迥異的面貌。對于文言與古白話，盡管憑語感就能作出大致的區分，實際上學者們在早期的研究中就已把它作為一種辨認的方法，（注：呂叔湘先生說過：“文言和白話的分別，我們心知其意，因為任便拿出一段文字來，我們能直覺地判斷這是文言，或這是白話，或這是文白夾雜，這幾句是文言，那幾句是白話。”雅洪托夫也說：“大約從十三到十四世紀之際開始，區別用文言和白話寫成的作品一般來說并不費力。”）[5](p.58)[2](p.56)但漢語史的研究發展到今天，已經取得豐碩的成果，這又給我們提供了利用漢語史研究成果來區分文言與古白話的條件。我們認為，既然宋人話本標志著古白話的成熟，那么宋人話本之后的語言形式，若漢魏以后新生的口語成分包括詞匯現象與語法現象等，（注：這種新生的詞匯現象包括新生的詞語與固有詞語中新生的義項，新生的語法現象則包括新生的語法形式與固有語法形式中新生的用法。）得到較為廣泛的運用，這種語言形式即為古白話；而大體固守著先秦兩漢詞匯語法規律者，即為文言。這或許能為我們區分文言與古白話，在語感之外增添一個更有根據的客觀標準。當然，這只是一個大體的原則，對于典型的文言或典型的古白話較易區分，而對于一些復雜的語言形式則只能再作具體分析。《三國演義》的語言面貌就是一個需作具體分析的復雜問題。 最早涉及《三國演義》語言面貌的是明人蔣大器，他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首《序》中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作了描寫性的概括，并獲得廣泛的認同。20世紀“文革”之前的文學史著作與工具書大多采用這一說法。（注：游國恩等所著《中國文學史》稱：“《演義》吸收了傳記文學的語言成就，并加以適當的通俗化。‘文不甚深，言不甚俗’，雅俗共賞，具有簡潔、明快而又生動的特色。”又，《辭海》（試行本）《文學·語言文字》分冊稱：《三國演義》“文字又通俗淺顯，故極易為廣大群眾所接受”。中華書局辭海編輯所，1961年10月新1版。）[6](p.872)而較早提出“文言說”的是清季民初的冥飛，他認為：“《三國志》（筆者按：即《三國志通俗演義》）是白描淺說的文言，不是白話。”同時，他還將《三國演義》列為“文言長篇”小說。[7](p.510)“文革”后，《辭海》（1979年版）首先采用“淺近文言說”，1989年版、1999年版因之而末改。此外，多種文學史著作也采用“淺近文言說”或徑用“文言說”，只是它們卻又將《三國演義》視為古代白話小說。 其實，《三國演義》的語言既不是典型的文言或淺近文言，也不是典型的古白話。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它不是一種自然語言，更談不上是一種純質的自然語言。它攙雜著古白話、文言包括淺近文言等多種成分，是混合著歷代語言成分的文字載體，因而決不是一種“共時語料”。為了便于對《三國演義》的語言面貌進行研究，我們從構成上將它分為三類：敘事性語言、對話性語言與引用語料。 敘事性語言在《三國演義》中篇幅最大，約占全書70余萬字的半數稍強。從總體面貌來看，這一部分當以古白話為基礎語言，蔣大器所謂“文不甚深”正是對敘事性語言的概括。下面先酌引幾段文字觀其概貌。例如： (1)呂布見了，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飛抖擻精神，酣戰呂布。連斗五十馀合，不分勝負。云長見了，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來夾攻呂布。三匹馬丁字兒廝殺。戰到三十合，戰不倒呂布。劉玄德掣雙股劍，驟黃鬃馬，刺斜里也來助戰。這三個圍住呂布，轉燈兒般廝殺。（第五回） (2)卻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又欺他醉，遂引百十人趕來。飛見豹，大怒，拍馬來迎。戰了三合，曹豹敗走，飛趕到河邊，一槍正刺中曹豹后心，連人帶馬，死于河中。（第十四回） (3)卻說云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黃昏時分，望見新野火起；至四更，忽聽得下流頭人喊馬嘶，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水勢滔天，望下流沖去，曹軍人馬俱溺于水中，死者極多。（第四十回） (4)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背著曹操，只顧引人搶奪擄掠。不想撞著趙云，被他一槍刺死，奪了那口劍，看靶上有金嵌“青釭”二字，方知是寶劍也。云插劍提槍，復殺入重圍；回顧手下從騎，已沒一人，只剩得孤身。云并無半點退心，只顧往來尋覓；但逢百姓，便問糜夫人消息。（第四十一回） (5)卻說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是韓當、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右邊是周泰、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正中是周瑜、程普、徐盛、丁奉大隊船只都到。火須兵應，兵仗火威。此正是：三江水戰，赤壁鏖兵。曹軍著槍中箭、火焚水溺者，不計其數。（第五十回） (6)卻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卻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圍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沖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第六十八回） (7)只見那員將，尚在前面追殺羌兵。興自思此人救我性命，當與相見，遂拍馬趕來。看看至近，只見云霧之中，隱隱有一大將，面如重棗，眉若臥蠶，綠袍金鎧，提青龍刀，騎赤兔馬，手綽美髯——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第九十四回） (8)急回馬時，背后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中間只有一段空地，兩邊皆是峭壁，郃進退無路。忽一聲梆子響，兩下萬弩齊發，將張郃并百馀個部將，皆射死于木門道中。（第一百一回） 以上我們選擇了8段敘事性文字，需要說明的是，我們并未刻意挑選，只是在翻閱全書的過程中，選用了能大體反映《三國演義》敘事性語言基本面貌的文段。對于這些材料，從詞語運用的角度看，已經出現了“抖擻精神”、“連斗”、“不分勝負”、“丁字兒”、“廝殺”、“戰不倒”、“刺斜里”、“圍住”、“轉燈兒般”、“卻說”、“趕來”、“拍馬”、“趕到”、“河邊”、“刺中”、“后心”、“連人帶馬”、“布袋”、“遏住”、“時分”、“火起”、“聽得”、“人喊馬嘶”、“掣起”、“沖去”、“隱瞞”義的“背著”、“搶奪”、“不想”、“撞著”、“刺死”、“察看”義的“看”、“插劍提槍”、“殺入”、“重圍”、“手下”、“無”義的“沒”、“剩得”、“半點”、“退心”、“尋覓”、“音信”義的“消息”、“當日”、“滿江火滾”、“喊聲震地”、“左邊”、“四邊”、“殺來”、“右邊”、“東邊”、“鏖兵”、“著槍”、“不計其數”、“混戰”、“攪做一團”、“接應”、“圍在”、“看見”、“縱馬持刀”、“沖作兩段”、“前面”、“追殺”、“眼看著”義的“看看”、“隱約”義的“隱隱”、“重棗”、“臥蠶”、“抓起”義的“綽”、“認得”、“父親”、“回馬”、“背后”、“塞滿”、“歸路”、“兩邊”、“峭壁”、“進退無路”、“梆子響”、“兩邊”義的“兩下”、“射死”等用法，這些在正統文言中是極為罕見的，反映了這些語料的古白話面貌。從語法的角度看，詞法方面有時態助詞“了”“著”、表示約數的“百十”、動量詞“合”、名詞后綴“兒”“頭”、表示類同的副詞“也”、近指代詞“這”、名量詞“個”“點”“枝”“段”與“員”、表示樣狀的助詞“般”、表示僅獨的副詞“只”、第三人稱代詞“他”、表示齊同的副詞“一齊”、表示向對的介詞“望”、遠指代詞“那”、表示加強否定語氣的副詞“并”、由量詞后綴“只”構成的名詞“船只”、表示總括的副詞“都”、表示轉折語氣的副詞“卻”、表示“明明”義的副詞“分明”、表示和同的連詞“并”等等；句法方面有表示動量的數量詞組作補語的述補式、“把”字式處置式謂語動詞帶有狀語、“被”字式被動句被動動詞帶有狀語與補語、“是”字式判斷句以及“是”字前帶有狀語或由句子充任判斷賓語的“是”字式判斷句、“被”字式被動句與“把”字式處置式結合使用的復雜句式、“把”字式處置式謂語動詞帶有補充成分、“被”字式被動句以及“被”字式被動句被動動詞帶有賓語、“將”字式處置式謂語動詞帶有補語等等。這些也都是正統文言中不易見到的語言現象。 下面再以第九回的敘事性語言為樣本作一調查。詞語運用方面已經出現“卻說”、“撞倒”、“當下”、“扶起”、“書院”、“奔走”、“召喚”義的“喚”、“壁間”、“急忙”義的“慌”、“擁抱”、“掩面”、“收淚”、“次日”、“稠人”、“眼望”、“車中”、“虛掩其面”、“痛哭”、“去遠”、“土岡”、“車塵”、“痛恨”、“背后”、“仰面”、“跌足”、“半晌”、“牽拉”義的“挽”、“密室”、“款待”、“細述”、“怒氣沖天”、“拍案大叫”、“奮然”、“刺臂出血”、“慨諾”、“商議”、“折箭為誓”、“前到”、“心腹”、“排駕”、“臨行”、“假作歡喜”、“前遮后擁”、“行不到十里”、“咆哮嘶喊”、“掣斷”、“轡頭”、“狂風驟雨”、“昏霧蔽天”、“迎接”、“抱病在家”、“歇宿”、“郊外”、“悲切”、“擺列”、“兩頭”、“驅去”、“進朝”、“軍兵”、“擋在門外”、“轉出”、“車后”、“厲聲”、“割頭”、“發喊”、“綁縛”、“尸首”、“肥胖”、“看守”義的“看”、“滿地”、“連夜”、“釋放”、“不分老幼”、“斬首”、“不計其數”、“回報”、“稱慶”、“無言而退”、“固自不是”、“且說”、“分作四路”、“丈人”、“合兵”、“陸續進發”、“聽知”、“當先”、“抵敵”、“敗陣”、“不想”、“劫寨”、“亂竄”、“折軍大半”、“對敵”、“敵得”、“應允”、“收拾”、“殺死”、“問起”、“情由”、“出首”、“前進”、“迎著”、“列陣”、“抵當”、“退走”、“搦戰”、“沖殺”、“陣后”、“殺來”、“殺到”、“收軍”、“惱怒”、“危急”、“戀戰”、“馀黨”、“偷開城門”、“擁入”、“左沖右突”、“攔擋不住”、“家小”、“飛奔”、“圍繞”、“內庭”、“倚樓”、“差遣人”義的“差人”、“殺害”、“尋思”、“殺入”、“下文”、“解說”義的“分解”等通俗說法；語法中的詞法方面主要有遠指代詞“那”、結構助詞“的”“得”、動量詞“遍”“陣”、反身稱代詞“自己”、指示代詞“就里”、表示向對的介詞“望”、表示僅獨的副詞“只”、表示和同的連詞“同”、時態助詞“了”“著”與“卻”、表示直陳的語氣詞“了”、表示領悟原先所不知的副詞“原來”、名量詞“路”、第三人稱代詞“他”、表示不定的數量詞組“幾日”、表示“許多”義的數詞“好些”、表示關聯的副詞“一面”等等；句法方面主要有表示肯定與否定的“是”字式判斷句、用“將”字與“把”字的處置式以及這兩種句式與補語式的結合、“被”字式被動句、表示動量的數量詞組作補語的述補式、用復合趨向補語或賓語間于復合趨向補語之中的述補式、“得”字后由主謂謂語句充任補語的述補式等等。這些現象也是正統文言中很難見到的。 我們若將目光再擴大一些，當然還可以發現更多在文言中似不可能出現的語言現象。例如疑問代詞“怎”與“甚”，在《三國演義》全書中就有“怎”（十一回）、“怎的”（五十四回）、“怎地”（六回）、“怎生”（二十七回）、“怎么”（十六回）與“甚”（二回）、“甚的”（四十三回）、“甚么”（五十四回）等表達形式；詞尾“的”、“地”，除上引“怎的”、“怎地”、“甚的”外，又有“兀的”（二十八回）、“端的”（五回）、“恁的”（六十五回）、“忽地”（二十五回）、“潛地”（六十六回）等多種結合形式。此外，名詞后綴“兒”在全書中頻繁出現，用例不勝枚舉。 對話性語言在《三國演義》中的篇幅也很大，據粗略估計，約占全書總篇幅的將近二分之一。從總體面貌來看，這一部分也當以古白話為基礎語言。蔣大器所謂“言不甚俗”，是指相對于“文不甚深”的敘事性語言，對話性語言要稍顯文雅一些。我們仍然先引幾段較能反映全書對話性語言概貌的文字，然后再作分析。例如： (9)關公大驚，連忙閃過，便叫：“賢弟何故如此？豈忘了桃園結義耶？”飛喝曰：“你既無義，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關公曰：“我如何無義？”飛曰：“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賜爵。今又來賺我！我今與你并個死活！”關公曰：“你原來不知！——我也難說。現放著二位嫂嫂在此，賢弟請自問。”（第二十八回） (10)回馬來見玄德，具言斷橋一事。玄德曰：“吾弟勇則勇矣，惜失于計較。”飛問其故。玄德曰：“曹操多謀。——汝不合拆斷橋梁，彼必追至矣。”飛曰：“他被我一喝，倒退數里，何敢再追？”玄德曰：“若不斷橋，彼恐有埋伏，不敢進兵；今拆斷了橋，彼料我無軍而怯，必來追趕。彼有百萬之眾，雖涉江漢，可填而過，豈懼一橋之斷耶？”（第四十二回） (11)忽見岸上一人，道袍竹冠，一把扯住統曰：“你好大膽！黃蓋用苦肉計，闞澤下詐降書，你又來獻連環計：只恐燒不盡絕！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只好瞞曹操，也須瞞我不得！”諕得龐統魂飛魄散。（第四十七回） (12)孔明曰：“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足下當有以報之。今日操兵敗，必走華容道；若令足下去時，必然放他過去，因此不敢教去。”云長曰：“軍師好心多！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某已斬顏良，誅文丑，解白馬之圍，報過他了。今日撞見，豈肯放過！”孔明曰：“倘若放了時，卻如何？”云長曰：“愿依軍法！”（第四十九回） (13)操在亂軍中，只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的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又聽得大叫：“長髯者是曹操！”操驚慌，掣所佩刀斷其髯。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告知馬超，超遂令人叫拿：“短髯者是曹操！”操聞知，即扯旗角包頸而逃。（第五十八回） (14)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殺得性起，那里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回！”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敢夜戰么？”張飛性起，問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回寨！”（第六十五回） (15)參拜畢，瑾放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卻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卻還想來索荊州乎！”（第六十六回） (16)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為人耶？翼德自來剛強，然前于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為也。今與張ｈé＠②相拒五十馀日，酒醉之后，便坐山前辱罵，傍若無人：此非貪杯，乃敗張邰之計耳。”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托大。可使魏延助之。”（第七十回） (17)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同去。云謂忠曰：“今操引二十萬眾，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云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云曰：“我與你都一股為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鬮，拈著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著先去。（第七十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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