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紅樓夢》；歸化；異化；文化信息傳遞

[論文摘要]借助歸化和異化的分析視角，比較了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兩個英譯本在傳遞文化信息方面所采取的處理原則和方法。在對《紅樓夢》兩個譯本中牽涉到文化因素的一些隱喻、明喻和典故等翻譯進行分析后，我們可以看出如果考慮到不同的翻譯目的、文本的類型、作者意圖以及讀者對象，“歸化”和“異化”兩種方法都能在目的語文化中完成各自的使命，因而也都有其存在的價值，翻譯中文化信息的傳遞不存在“歸化”和“異化”之爭。

一、引言

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它不僅涉及語言的轉換，而且涉及文化的轉換。傳統的語言學家把語際翻譯看作對不同語言符號的診釋或語言符號之間的轉換，并且強調等值的重要性。而在翻譯實踐中，僅僅從符號本身出發尋求語言之間的轉換形式，往往很難達到意義上的等值，甚至可能導致交際失敗，所以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翻譯研究越來越向文化的方向發展，出現了f3assnett和Lefevere所主張的文化轉向。他們特別強調文化在翻譯中的地位，認為翻譯的基本單位并不是詞，也不是句子，甚至也不是篇章，而是文化。從翻譯角度來講，我們所說的“文化”是指一個社會的整個生活方式或者一個民族的全部活動方式。它包括一個民族的思想體系、倫理道德、官僚制度、風俗習慣、文學藝術、語言等。不同的民族文化淵源不同，因此各民族之間彼此的性格氣質和生活方式也不同。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自成一體。而西方文化的主源則是希臘神話及圣經，英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要把《紅樓夢》這樣一部代表中國文化背景的鴻篇巨著翻譯成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語傳播到西方國家所遇到的困難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

《紅樓夢》從成書到現在已有二百余年的歷史，其間曾數次被譯成外國文字，以饗外國讀者。目前已有十余種外文譯本和節譯本，其中有兩個版本影響較大:一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翻譯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種是戴衛.霍克斯(David Hawks)和約翰.敏福德(JohnMinford)合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譯文中楊憲益先生采用了“異化”的手段來處理語言中的文化因素，即在譯文中盡可能地保留源語文化。而霍克斯為了避免中英兩種不同文化的沖突則采用了“歸化”的翻譯原則和方法。如果考慮到作者的意圖、文本的類型、翻譯的目的和讀者的要求這四個可變因素，我們認為，“歸化”和“異化”均有其存在和應用的價值。

二、歸化、異化概念內涵

鑒于文化方面給翻譯帶來的困難，中西翻譯理論家們都嘗試著提出了一些理論性的指導原則。一般來說分為兩種對立的意見，即所謂“異化”與“歸化”。前者主張譯文應以源語或原文作者為歸宿，后者則認為譯文應以目的語或譯文讀者為歸宿。就翻譯中涉及的文化轉換而言，我們可分為以源語文化為歸宿和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這兩種原則和方法。

美籍意大利裔學者Venuit高舉解構主義大旗，在《譯者的隱形》一書中，對歸化翻譯的種種弊端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力創異化式或阻抗式翻譯(resistant translation)，以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Venuit可以說是異化的代表人物，他認為翻譯要“偏離本土主流價值觀，保留原文的語言和文化差異”。后殖民翻譯學者Robin。認為，“一個‘好’的譯本總是要保留原來‘外語’文本中的某些有意義的痕跡”。從歷史上講，這種觀點與‘直譯’和‘字譯’相關聯，只是沒有自譯派那么極端，因為它并不堅持在翻譯中格守原文句法序列中個別詞語的意義，但卻堅持要保留原味。好的譯文“必須有異國情調”，“必須兼顧兩面，一則當然力求其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姿。”

Nida可以說是歸化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最切近的自然對等”的概念。他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出發，把譯文讀者置于首位，并且仔細分析源語信息的意圖。Nida在各種不同場合，重復他的這一觀點，即“譯文基本上應是源語信息最切近的自然對等”。對Nida來說，動態對等〔或功能對等)的目的是，譯文的表達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并且可能地把源語行為模式納人譯文讀者的文化范疇。這種關于翻譯的概念不強調讀者為了理解源語信息一定得接受源語文化模式。他提出了“功能同構”的策略作為解決的方法，以求在不同體系中取得相同的效果。

三、兩個英文譯本文化信息傳遞的比較

《紅樓夢》篇幅長，涉及的文化內容也很廣泛，其中涉及到了稱謂、宗教、禮俗、建筑、器用、服飾、美術、詩詞等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因此我們的分析只限于語言的比喻用法和一些典故的翻譯，因為語言中的比喻與典故的用法與該語言所屬的文化密切相關。因為漢英兩種語言在語言表達方式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上的差異，一種語言中的比喻，典故用法不一定能在另一種語言中找到相應的表達方式，因而，對語言中比喻，典故的用法翻譯，也最能體現譯者的翻譯觀及其所遵循的翻譯原則和翻譯方法。以下按文化的三個層面比較兩個譯本在文化信息傳遞方面使用的原則和方法。

(一)物質文化信息傳遞比較。物質文化經常左右著比喻或借代中喻體或代體的選擇，這在語際轉換過程中往往使譯者處于兩難的尷尬境地，是歸化還是異化?請看楊憲益與Hawks對《紅樓夢》中“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語的不同翻譯: A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 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Yang)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Hawker)

楊譯采用異化譯法，在英譯文里保留了中國傳統食品米飯，合乎漢民族的物質生活習慣，雖屬東方飲食文化，但西方人也盡人皆知。霍譯采取歸化譯法，強迫中國人吃洋面包，西方人讀來更感自然，合乎Nida的動態對等原則。兩個譯文似乎各有千秋。

各民族生活習’慣不同，各物各異，由此而引起的聯想也不同。一種文化中最普遍的東西，在另一種文化中不一定就有。同一樣東西在不同的文化中也會引起不同的聯想。

(二)制度文化信息傳遞比較。制度文化指的是一切成文或不成文的社會規約或風俗習慣，具有很強的民族文化個性，因此，翻譯涉及制度文化的部分往往難以采用異化的翻譯模式。不同社會有不同的風俗習慣、歷史背景和思想意識等。生活在不同社會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三)心理文化信息傳遞比較。心理文化存在于人們的潛意識里，是最深層的文化。“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獨特的民族心理特征，這些特征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中形成的。“在透徹理解原語的基礎上，用簡潔生動的語言譯出原語的含義，盡可能縮小譯語與原語對各自讀者所產生的語義聯想和藝術感受的差距。”壤典型的例子就是關于“紅”的翻譯。“紅色”在中國文化中象征著陽光、幸福、熱烈、繁榮、運氣、閨閣等，在現代則具有革命的意義，而在英語中則缺少這些象征的意義，更多是與暴力和流血相聯系。《紅樓夢》中有許多“紅”，但霍克斯認為漢語中的“紅”和英語中的表示紅色的red含義不同，漢語的“紅”相當于英語的金黃色或綠色。于是霍克斯在很多情況下用綠代替了紅。賈寶玉的怡紅院就成了Court of Green Delight，哈紅公子就成了Green Boyo在處理具有豐富文化涵義的譯文時，霍克斯在很多情況下采取了原文文化服從譯文文化，犧牲原文文化的做法。就連書名，霍克斯選擇了《石頭記》而不是現在通行的版本《紅樓夢》，也是考慮到《石頭記》這個名字本身的故事性，強調了作者無才補天的自憐，但卻失去了“紅樓”，失去了“夢”，削弱了由題目引起的社會意義的聯想，給內容涵蓋而造成了巨大的損失，這不能說不是一個遺憾。

四、結語

對《紅樓夢》兩個譯本中牽涉到的文化因素的一些比喻和典故的用法的翻譯進行分析后，我們可以看到“歸化”和“異化”各有其長，亦各有其短。兩位譯者在處理源語文化信息時的基本傾向:楊憲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而霍克斯則遵循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原則。當然在實際翻譯過程中，不可能永遠只遵循一種原則或采用一種方法。因此也不可以有任何譯作完全是以源語文化為歸宿，或完全是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由于不同的翻譯目的、文本的類型、作者意圖以及讀者對象，翻譯就得遵循不同的原則，翻譯中“歸化”和“異化”不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為補充的。對譯者來說，重要的是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識，即意識到兩種文化的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