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異化，歸化，翻譯·文化，紅樓夢

【論文摘要】翻譯實質是不同文化問的交流．翻譯中對文化因素的處理一般分為主要以源語文化為歸宿的“異化”和主要以目的語文化為歸宿的。歸化．本文通過對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兩個英譯本的比較，分析評述了兩位譯者在傳遞不同背景的文化信息方面所采取的歸化或異化的翻譯策略和方法，以及由此對讀者所產生的效果和在目的語文化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本文的研究認為異化策略在保存源語文化特色和傳播源語文化遺產方面顯得更為有效．

一

翻譯作為一種跨語際間的交流活動，既是語言轉換的過程，亦是文化的移植和傳播過程.’由于翻譯與文化密切相關，很自然地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怎么處理文本中的文化因素，尤其是源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差異較大的文本.

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楊絳先生曾經形象地比喻說，譯者所從事的工作，是“一仆二主”的事情，即譯者這個“仆人”不僅要忠實于原著這個“主人”，還要忠實于讀者這個“主人”。這就要求譯者在翻譯的時候，心中既要想著原作及原作作者，盡可能地把原文的內容和風格準確而生動地表達出來，同時還要想著譯文的讀者，翻譯出來的東西要盡可能接近讀者，便于讀者理解和接受.然而，要真正做到這兩個方面卻并不容易.常常，由于各種因素，譯者不得不“背叛”自己的一個主人，于是也就出現了“歸化”或“異化”的現象.

作為該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1995年在其《譯者的隱形》(The Translator’s lnisibility)一書中提出，文學翻譯中譯者可采用兩種不同的翻譯策略—“歸化"( domestication)和“異化"( foreignization)。按照其說法，“異化法要求譯者向作者靠攏，采取相應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語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而歸化法則要求譯者向目的語讀者靠攏，采取目的語讀者所習慣的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來傳達原文的內容”換言之，異化翻譯策略是背離民族的壓力，接受源語文本的語言及文化差異，把讀者帶人源語文化;而歸化翻譯策略是采用民族中心主義的態度，使源語文本符合譯人語的文化價值觀，把原著作者帶人譯人語文化。可見，異化具有源語文化取向，而歸化則具有譯語文化取向.

翻譯到底是以源語文化為中心，還是以譯語文化為中心，這長期以來在翻譯界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異化和歸化的翻譯策略在翻譯中并不是絕對和單一的，而是相對和多重的，二者具有對立統一性。翻譯策略上的選擇主要取決于源語作者、翻譯目的、文本類型和讀者對象等因素，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既可采用以源語文化為中心的異化原則，也可采用以譯語文化為中心的歸化原則。對譯者來說，重要的是在翻譯過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識，即意識到兩種文化的異同。

本文擬以《紅樓夢》的兩種英譯本為題材，具體分析歸化和異化對文化信息的處理。

二

我們選取的《紅樓夢》的兩種英譯本分別是楊憲益與夫人戴乃迭合譯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簡稱楊譯本)和戴維·霍克斯翻譯的The Story o f the Stone(簡稱霍譯本)，二者都是公認的成功之作，且各有特色.而之所以選擇《紅樓夢》，是因為這是一部有著豐富中國傳統文化內涵的經典著作，能給我們的研究提供豐富的材料。由于漢英兩種語言在語言表達方式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上的差異，一種語言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不一定能在另一種語言中找到相應的表達方式，因而，對語言中文化信息的翻譯，也往往最能體現出譯者的翻譯觀及所遵循的翻譯原則和翻譯方法.本文希望通過對兩個譯本中相關文化信息翻譯的分析，來看歸化和異化兩種翻譯策略對讀者所產生的效果及在目的語文化中所起的不同作用。

(一)對宗教文化信息的處理

一個民族的宗教信仰，是該民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蘊涵著中華傳統文化深厚的佛教和道教意識。而在兩個不同版本的翻譯中，這種宗教文化意象的體現卻迥然不同。

例如:《紅樓夢》第一回有個《好了歌》，第一句是“世人都曉神仙好”。

楊憲益夫婦的譯文(以下簡稱楊譯)是:

All men long to be immortals.

粗克斯先生的譯文(以下簡稱霍譯)是:

All men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

“神仙”是中國道教的概念，本意為中國道教超脫塵俗、神通萬變、長生不死者，成“神”成“仙”乃道家之最高理想.楊譯將“神仙”直接譯成“ immortals";霍譯則采用了轉譯的方法，使用了“salvation(拯救)”這個詞，而“拯教”實際是基督教的理念，從“罪孽”中得到“拯救”是基督教徒的最高追求。可見，楊譯的異化再現了道教文化的內涵，霍譯的歸化則刪改了原文的道教意象。

又如，第六回里劉姥姥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楊譯是:

Man proposes，Heaven disposes.

霍譯是:

Man proposes，God disposes.

在封建時代的中國，人們把“天”視為自然界的主宰，而基督教徒則把“上帝”視為自然界的主宰.霍譯直接套用了現成的英語諺語，譯人語讀者對此的理解是輕而易舉了，只是如此一來，原文中的佛教色彩就被改寫為了基督教色彩，霍克斯潛意識地把一個信佛的人變成了一個信奉耶穌的人。楊譯則巧改“God"為“Heaven"，從而很好地保留了原語文化中的宗教色彩.

再如“裔戒”一詞，楊譯為“observing afeast"，傳達了東方的宗教習俗—在祭祀、禮佛或盛典之前吃素忌酒，獨處靜養，整潔身心，屏除雜念，以示虔誠。西方宗教無齋戒習俗，霍譯從譯文讀者出發，把“齋戒”譯為“retreat"(宗教的獨處靜思，整潔身心)，造成民族意象文化意義虧損的欠額翻譯。

在這些地方，楊譯遵循忠實于原作的原則，保持了原作的宗教概念;而粗譯則考慮了讀者的宗教背景和接受心理，將原文里的道教或佛教概念轉化為西方的基借教概念。這兩種處理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各有千秋。從原作角度看，楊譯忠實于原文;從譯文讀者的角度看，霍譯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二)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處理

此外，在《紅樓夢》里有很多帶有中國文化意向的詞，兩位譯者在翻譯時同樣采取了不同的翻譯策略，效果也自然不同。

如“金陵判詞”第九首是寫賈迎春的，其中第三句“金閨花柳質”是運用比喻手法描寫迎春出身高貴，如花似柳般美麗嬌弱。“金”、“花”、“柳”都是帶有中國特殊文化意象的詞，中國文學中往往用“花”來比喻女子美貌，用“柳”來形容女子身材婀娜，“金”則突顯富貴。楊譯為“Fair bloom， sweet willow in a golden bower"，保留了原文的三個意象，又用兩個形容詞“fair”和“sweet”來分別修飾“bloom”和“willow" ，貼切形象，傳神達意。此句基本屬于直譯，比較忠實于原文。霍譯為"To cruelty not used， your gentle heart’，則完全是意譯，舍棄了原文的比喻手法，只取“金閨花柳”的“gentle”之意，而失去了“花”、“柳”之形象。另外又把原文中的正說改為反說，似與原文相差較大。

又如“瀟湘館”一詞，楊憲益譯為“Bamboo Lodge"，比較符合原意。“瀟湘”在這里是聯合詞組，都是表示“竹”的意思.據《辭源》解釋:唐朝韓愈《昌黎集·城南聯句》中“瀟碧遠輸委，湖嵌費攜擎”中的“瀟碧”是指竹;唐代詩人白居易的《江上送客》中的“杜鵑聲似哭，湘竹斑如血”也是指竹。再看書中對“瀟湘館”的描繪，“千百竿翠竹遮映”，后院有“大株梨花兼著芭蕉”，好一個郁郁蔥蔥的幽雅的庭院。霍克斯則把“瀟湘館”譯為"The Naiad’s House”。在這里，竹不見了，取而代之的“Naiad"—希臘神話中河邊湖濱仙女，在英文中并不含翠竹之意。中國人畫竹、頌竹，以竹明志，借竹抒懷。金人王寂在《次韻郭解元病竹二首》詩中寫道:“生死挺然終抱節，容枯偶爾本無心。”這是竹的品質，也是竹的情操。“瀟湘館”暗含林黛玉美好的節操和對愛情的忠誠，她是用堅韌不拔的竹子的意志來忍受“風刀霜劍嚴相遙”的環境.霍克斯無法理解中國人對竹子的，感情，因為竹子在西方文化中僅是一種植物，無特別的含義，且一般西方人對竹子了解甚少，他們從情感上也無法接受漢語中的竹子的文化意蘊。

總的說來，楊憲益夫婦的譯文直、譯絕對占主導地位，譯文多取“異化”方式，重源語文化，盡量保持源語文化的原汁原味這一異域特色。霍譯則以意譯為主，多取“歸化”，更重譯人語文化。為方便讀者接受起見，霍克斯以下意識的西方中心的慣常思維，常常用西方讀者熟知的文化形象對源語文化意象予以置換。這其中尤以對“紅”這一貫穿小說始終的文化意象的處理最為典型。我們知道，“紅”在作品、在中國文化中都是指涉甚廣的一個詞，既是紅顏知己、紅男綠女之“紅”，也紅顏薄命、紅塵滾滾之“紅”。陳歷明認為，紅、樓、夢與色、情、空基本對應互涉，由“紅”至“夢”，因“色”人“空”，這是小說作者對人生終極意義的體悟后留給后人的感慨、回味和思索，也是解讀這一經典的一牖天窗。霍氏在其長篇譯序中，用了不少筆墨陳述了棄“紅”的道理(不排除其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識見)，因此而將《紅樓夢》譯為The Story of the Stane(這也罷T，因為原名就叫《石頭記》)，將“悼紅軒”譯為“Nostalgia Studio" ，“悲金悼玉的《紅樓夢》，，譯為“A Dream of Golden Days"，“怡紅院”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而“怡紅公子”則成了“Green Boy"，這一番置換、西化后原作面目已非，實在不是“實在無能為力”可以搪塞的，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無可補償的大損失。反觀楊氏夫婦，他們則對此幾乎原封不動予以保留、異化，即便可能造成英語讀者閱讀障礙也在所不惜。以其人生際遇、學識、雙語的修為及對中西文化的了解，是不大可能不知道這一點的，這不是技術性的原因可以解釋的，比較站得住的理由應是有一種強烈的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識在驅策，使其拒絕同化和收編。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兩譯本各有特色，兩家譯者在處理源語文化信息時基本上是兩個傾向:霍譯為了取悅讀者，讓他們從輕松順楊的閱讀中得到享受，遵循以歸化、意譯為主;而楊譯為了使英美讀者了解更多中國文化，因而盡量保留源語文化色彩，基本上以異化、直譯為主。翻譯所要達到的目的不同，兩家譯者的做法有差別，這本也無可厚非，關鍵的間題是，在歸化與異化、意譯與直譯伺題的處理時，譯者應當注意對“度”的把握。

霍克思更多考慮西方讀者的文化習慣和接受效果，采取歸化為主的翻譯方法，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他客觀上受西方文化影響，主觀上經常先人為主，過度地歸化，過于強調翻接受主體的理解與譯文可讀性的一面，忽視了文化的流變性與兼容性，對宗教文化意象多采用意譯法使其歸化到英語文化，甚至以譯人語讀者所熟悉但與原文信息相去甚遠的文化典故來代替，這樣就造成了源語意象在譯文中的缺失與歪曲，中國文化的一些寶貴特質和獨特文化內涵蕩然無存，盡皆臣服于英語和西方文化。這個時候的霍克思便違背了他盡責于作者、讀者和文體的翻譯原則，因為譯人語讀者對外族文化求異求新的視野期待、對文本闡釋的巨大想象空間都被他忽視了、壓縮了。

因此，在翻譯這類帶有強烈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學作品時，這種歸化的策略，具體而言即交際翻譯或工具翻譯是不太可取的。譯者有責任將外國文化忠實地傳達給譯文讀者，而不是否認文化差別，剝奪譯文讀者接近和了解原文文化的機會。畢竟，在文化交流過程中，人們借助于“存異”的原則對外來文化所獲得的理解，是更加真實、更加深刻的理解，因而也更有比較、更加自覺。僅從譯人語文化出發，用譯人語文化的價值觀強行歸化源語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不尊重讀者的行為，因為這種譯法掩蓋了原文的文化事實，實際上是對譯文讀者的蒙騙”。

三

王佐良先生曾指出:“譯者處理的是個別的詞，他面對的則是兩大片文化。”翻譯實際上也是兩種文化交流的過程，是異質文化之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中介。在此過程中，存在著一個度的間題，既不可走歸化的極端，也不可走異化的極端，不論是歸化，還是異化，都有其長處，在翻譯過程中，都具有其存在的價值。為了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與對話，必須尊重他文化中的差異性，在翻譯弱勢文化文本的過程中，不應用其所謂的普遍性對弱勢文化中差異性統而化之。翻譯的根本任務是準確、恰當地表述源語文化的差異性，并且為譯人語文化吸收與認可，進而促進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互補與融合。因此，在翻譯方法上采取適度異化的翻譯策略有助于異質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歸化和異化之間是動態的關系，不能脫離特定的歷史文化背景孤立地談論它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給予異化翻譯更多的關注也決不是否定、排斥歸化翻譯的策略。翻譯作為兩種不同語言間的轉換，蘊涵于語言中的某些固有的文化差別仍需適當借助歸化策略來解決;歸化與異化作為翻譯行為中處理文化問題的重要手段，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是既矛盾又統一的辯證關系，純粹意義上的異化或歸化譯文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篇優秀的譯文往往都是譯者嫻熟駕馭這兩種策略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