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為甚么去取經(jīng)？是甚么將千余年來一直信奉著「不知生，安知死」的儒生從對「敬鬼神而遠之」的「治國平天下」的現(xiàn)實關注中轉向也許并不存在的「神魔」之域？他們在尋求甚么東西？為甚么會有《西游記》這部小說在中國的文學史和思想史上出現(xiàn)？

一為甚么要取經(jīng)？──「三界」原有秩序被打破的必然

《西游記》中的世界圖景，乃是天界（玉帝）、人界（皇帝）、佛界（如來）「三界」共構，三界各有自己最高的統(tǒng)治者，三者的張力關系維持著這個「世界圖景」的暫時平衡。孫悟空「大鬧天宮」 的真實意義在于他打破了天界的權威，迫使玉帝邀請西天如來佛鎮(zhèn)壓叛亂，整飭天界秩序1。如來因此居有「安天」之功，在安天大會上，玉帝恭讓如來「坐了首席」2，確立了佛界名義上高于天界的地位。既然原有的秩序已經(jīng)被打破，如來又怎么可能就此束手呢？更何況無論「天」還是「人」都存在對「佛」的依賴和需要3？所謂的「取經(jīng)」不過是如來為實現(xiàn)「佛」在「三界」的至尊地位所采取的必然戰(zhàn)略。要實現(xiàn)「佛」在人界的至高地位，莫過于讓那蕓蕓眾生皈依佛門。而要讓他們皈依佛門，首要的當然是要讓他們詠典頌經(jīng)。可是怎樣才能使「那方眾生」擁有佛門典籍呢？只能讓「那方眾生」來取。「經(jīng)」是不能送的。一是因為「那方眾生愚蠢」，「不識我法門之旨」，送過去他們會 「誹謗真言」，「怠慢了瑜迦之正宗」；二是因為難以索要「人事」，送過去難免「賤賣了」。因此，只能通過凡界的「取經(jīng)」方式。然而，「取經(jīng)」的實施也需要滿足以下的條件：作為人界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皇帝要有「取經(jīng)」的意愿；要有能承擔「取經(jīng)」重任的取經(jīng)人。其中最重要的條件莫過于「取經(jīng)」要得到皇帝的確認和支持，否則「取經(jīng)」是不可能得以實施的。

為了尋求滿足條件的時機，如來等了「半千年」。人界與天界的「沖突」為如來提供這樣的機會。「魏征夢斬涇河龍王」使唐太宗夢游陰司地府，得見為其所害的眾多「冤魂孽鬼」4。試問，那些「冤魂孽鬼」何以存在？乃是因為「天」對「人」有一種天然的統(tǒng)治權，「天」有一套統(tǒng)治秩序：天道。作為「天」的代表的「天子」必須循「天道」而治，否則「獲罪于天，無所禱也。」5問題是，有哪個朝代，哪個皇帝為奪取和穩(wěn)固帝位沒有濫殺的？當他們知道陰間有無數(shù)「怨鬼孽魂」要報陽世的孽債──而這又是「天道」（作者在這里雜揉了佛、道、民間的迷信等思想）的秩序使然，是「無所禱」的，他們就不能不深感危機，尋求有 「所禱也」的途徑和方式。「佛」無疑為人界的統(tǒng)治者提供了這樣的途徑（在作者所處的時代這似乎是唯一的），「佛」能超度「亡者」升天，「有大乘佛法三藏，能度亡者升天，能度難人脫苦，能修無量壽身，能作無來無去」。由不得唐太宗不派人來「大西天天竺國大雷音寺」取那「三藏」能真正「度鬼出群」的經(jīng)。因為只有「佛」才能對違背「天道」的造成的罪孽進行補救，才能超度那些危及皇帝「來世」和「世世」統(tǒng)治的「亡靈」升天。

由此看來，取經(jīng)是孫悟空打破人界、佛界和天界三者原有的張力關系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如來和唐太宗才是「取經(jīng)」的真正促動者和受益者，兩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問題是，誰去承擔取經(jīng)的重任？誰能承擔取經(jīng)的重任？（絕對沒有，也不會有「誰愿意承擔取經(jīng)的重任」的問題！他們知道一定有人去，雖然那是將是十萬八千里！）

二為甚么是唐僧（而不是其他人）去取經(jīng)？──主體性存在的缺失

「安天」之功刺激了如來統(tǒng)領三界的野心，先是將「不聽說法」的二徒金蟬子貶下凡塵整肅內部的不協(xié)之音（以如來的先知先覺，他不會不知道金蟬子以后會來取經(jīng)，重要的是金蟬子作為凡間俗子來取經(jīng)的重大象征意義：既是佛界反叛力量的歸附，又是人間凡界的皈依，這實在是一個一箭雙雕的完美部署）；然后不失時機地抓住唐太宗面臨的困境，派觀音去接洽取經(jīng)事宜。

唐皇譴人取經(jīng)，可以視為對天界的反叛，「天道」并不能給予唐朝統(tǒng)治的「合法」根基（他已經(jīng)有違「天道」）；如來譴使來尋取經(jīng)人，也可視為佛界對人界事務的干預，是對天界傳統(tǒng)權威的架空。但是，天界的神圣權威已經(jīng)被孫悟空打破，如來已經(jīng)確立了在天界的至上地位，使天界已無暇或出于對如來的敬畏不敢干預──「取經(jīng)」勢在必行。

問題是，由誰去？為甚么觀音和太宗選擇了玄奘而不是別的人？由誰去取經(jīng)并非是觀音或是太宗一人說了算。太宗作為「人」的最高統(tǒng)治者，自然也會有自己的考慮，問題是，如何使二者的考慮達成一致。這個人需得入菩薩法眼，又要得皇上歡心。觀音為甚么選擇了玄奘？因為「江流兒和尚」是「極種降來的佛子，又是他引送投胎的長老」，在觀音看來，正是「明智金蟬子之相」，與佛法既有前緣，也有現(xiàn)緣，又能實現(xiàn)如來「二而一」的戰(zhàn)略部署，實在是最佳人選。太宗最后的選擇也是玄奘。因為「他外公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他父親陳光蕊，中狀元，官拜文淵殿大學士」，用俗話講，就是「根紅苗壯」。他現(xiàn)在又是當朝的高僧，由他去，自是再恰不過6。既然佛與人主在由誰去取經(jīng)的問題上已經(jīng)達成共識，那么，就由不得唐僧不去了。唐僧并沒有取經(jīng)與不取經(jīng)的選擇，他根本就不會有這種選擇的可能性。但是有人也許會問，《西游記》上不是寫著唐僧是自己「請命」的嗎？

三唐僧為甚么去取經(jīng)？──取經(jīng)：唐僧的命定悲劇

問題是唐僧為甚么要為自己「請命」？為甚么自己「請命」獲得「恩準」之后，又說自己去取經(jīng)是「不得不7」8？他到底有甚么難言之隱？是甚么把他逼上了「不得不」去取經(jīng)的境地？

是中國幾千年的知識份子信奉的儒家思想所強調的「受命感」。在太宗問：「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jīng)？」時，唐僧自己說得再明白不過：為「保我王江山永固」「愿效犬馬之勞」。他是「與陛下求取真經(jīng)」，目的在于「保我王江山永固」9。由此看來，唐僧實在算不得一個真正「喜修持寂滅」的高僧，他骨子里還是儒家思想那一套，只不過因為一些命定的災禍，才不得不循入空門，但是儒家的那一套「忠君」理念卻是他仍然所不能忘懷的。他跳不出儒家為中國古代的知識份子所限定的圓圈。

唐僧出家為僧就非自愿，而是「佛」（這也是作者「不得不」信奉的）所宣揚的「命定」。他的性命是長老所救，自小生長在佛門，雖然在十八歲時「削發(fā)為僧」，卻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親生父母（「人生于天地之間，稟陰陽而資五行，盡由父母所養(yǎng)，豈有為人在世而無父母者乎？」），并且最終為父母報仇雪恨10。從這里可以看出，唐僧骨子里根植著儒家的「忠孝」思想。

但是他又不能不為僧，因為「命」是佛門所救。父親復活后他選擇繼續(xù)為僧（這也是「八十一難」之一），并非是甚么佛門教義吸引他，「立意安禪」，而是要 「到金山寺中報答法明長老」。還是儒生的「知恩圖報」的理念在影響他。另一方面，也是他父親的悲慘遭遇使他對「官宦之路」有所畏懼所致。因此，他面臨的是「身在佛堂而心在朝堂」的困境。想「忠君」而不能、不敢「忠」，「有沫圣恩」而不能報，胸懷強烈的儒生情懷卻只能枯燈黃卷，坐禪頌經(jīng)，他的生命悲劇限定了他的人生選擇。這種現(xiàn)實與精神的矛盾和沖突一直持續(xù)到唐僧取經(jīng)的路上。儒生情懷是唐僧所最不愿舍棄的。

唐太宗「尊佛」為唐僧「忠君」理想的實現(xiàn)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他終于可以利用「佛法」效命。我們可以想象當選為當朝高僧、主持水陸大法會時的唐僧內心深處的歡喜，因為他終于有可能擺脫靈魂底處的困境，要不然他就不會欣然接受主持水陸大法會的重任，「頓首謝恩」接受太宗授予的「左僧綱、右僧綱，天下大闡都僧綱」的大闡官爵11。

但是，玄奘的悲劇是否就此結束了呢？

如果如來沒有統(tǒng)領三界的野心；如果人間沒有遇到信仰危機和統(tǒng)治危機；如果他不是金蟬子轉世；如果他外公不是「當朝一路總管殷開山」，他父親也不是「陳光蕊，中狀元，官拜文淵殿大學士」，或者他父母沒有被害；如果他所講的經(jīng)卷可以「度鬼」，等待唐僧的似乎是一條光明的人生之路，他的「忠孝」的信念也可以得到踐行。但是上述的假設不能成立，至少《西游記》的作者認為不能成立。那么，唐僧的命運悲劇和精神沖突就還要繼續(xù)。

玄奘所以可以在朝為「官」，是因為太宗以為「水陸大法會」可以「度鬼」。玄奘不過是「受命」而出。但是，當水陸大法會不能「度鬼」，不能超度亡靈時，玄奘就不能不面臨深淵：他并不能為君王解憂（不能「度鬼」的水陸大法會當即遭到唐太宗的禁閉）；而且有可能受到「欺君」（并不能「度鬼」的水陸大法會是他所主持的）的嚴罰。

那么，當唐皇問：「誰肯領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經(jīng)？」時，他有選擇嗎？他能猶豫嗎？不能。儒生情懷使他不能：儒家思想所宣揚的「受命感」使他不能不擔當重任為君分憂；現(xiàn)實的處境也使他不能：他所依身的小乘佛教勢必受到冷落，「欺君之罪」甚至將使他面臨嚴重的處罰，唯一的選擇只有不顧「西天路遠」，「虎豹妖魔」，雖「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兇難定」，也要鼓起「正在我輩」的勇氣，「知其不可而為之」。于是他「帝前施禮道：『貧僧不才愿，效犬馬之勞，與陛下求取真經(jīng)，保我王江山永固』」12。

由此看來，唐僧不僅沒有取經(jīng)「勸人為善」或者「度鬼」的動因，也沒有取經(jīng)與不取經(jīng)的選擇，他「取經(jīng)」的使命是唐皇給定的，他必須「不能不」的去取經(jīng)。在「為甚么要取經(jīng)」和「為甚么是唐僧去取經(jīng)」的問題的回答上，并沒有具有主體性地位的唐僧存在，倒是不斷的悲劇性命運，難以突圍的精神困境，最終將他逼上了「取經(jīng)」的兇險之路。由此，唐僧僅僅作為一個使命的承擔者，注定要在西行的路上風餐露宿，饑肚餓腸；注定要在西行的路上迎風冒雪，披星戴月；也注定要遭遇虎豹豺狼，頑兇魔鬼。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選擇，甚至根本就沒有選擇的可能性（他不可能跳出《西游記》作者所處的歷史背景和《西游記》作者所代表的、由他表現(xiàn)出來的中國知識份子千余年的思想困境）。他因個人的悲劇（在「佛」這是一種「命定」）本已循入空門，卻又因無法擺脫深厚的儒生情懷而繼續(xù)做著「忠孝」的美夢，正是這個美夢使他放棄了「修持寂滅」，接受了御封的官爵，為王「分憂」，也正是這個美夢把他帶向了「十萬八千里」之外的遙不可及的神秘之域。

「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儒生情懷還能管用嗎？頭一天還在「享受」主持水陸大法會帶來的「風光」，翌日之晨就要西行十萬八千里，與「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相比何甚于百倍？！他以甚么來支撐他所信奉的儒家信念？他還有機會「為王分憂」嗎？這是唐僧在取經(jīng)之前不能不、不會不考慮的。他一方面為「受命」意識所驅動，一方面又為現(xiàn)實處境所逼迫，「不得不」去取經(jīng)。

那么，既然唐僧去取經(jīng)是因為他悲劇性的命定，那么我們要問，到底誰是唐僧這種悲劇性命定的操縱者？是「佛」？是如來？是太宗？還是他自己？或者都不是，只是因為一種深入骨髓的信念：儒家思想？是甚么使《西游記》的作者有這樣的認定？他認為應該如何對待這種悲劇性的「命定」（這正是他要通過唐僧「取經(jīng)」的故事要表露的）？我們又應該如何看待由他認定的「命定」悲劇所導致的唐僧「取經(jīng)」這條苦行之路？唐僧作為一部小說的主人公，通過他的這種悲劇性經(jīng)歷，小說的作者到底想向我們──一般的讀者表達一種甚么樣的思想情懷？「取經(jīng)」到底有沒有、有甚么真正的、深刻的涵義？真是戰(zhàn)勝困難的決心和勇氣？真是對自然、人為的災禍的克服和超越？真是對正義的頌歌，對邪惡的鞭笞？或者本是談笑「妖魔鬼怪」的消閑之作，只能當作飯后的談資，講講故事？

唐僧的命定悲劇到底有甚么可以深究的內涵？到底有甚么值得我們至今反思的地方？《西游記》的主題到底是甚么？

四「為身命」13：尋求靈魂的救贖──《西游記》的主題

要回答上述的問題，還得從唐僧流淚說起。唐僧生性脆弱，多愁善感，在小說中「流淚」多處，在此并不一一詳考。第一次是為「無父無母」哭告師父，痛苦流涕。在西行路上感嘆自己命運飄零，前程未卜，更有「淚」無數(shù)處。作為凡界俗子，這無可厚非，就算作為佛門中人也只能說他「佛心」不深，不值得深究。但是，值得詳考的是，他在凌云渡蛻去凡胎，到靈山拜見如來，去經(jīng)堂求得真經(jīng)之后，他竟然「滿眼流淚」，哭告他的徒弟（！）：「徒弟呀！這個極樂世界，也還有兇魔欺害呢！」14

原來他以為「這個極樂世界」是沒有「兇魔欺害」的！他為甚么會有這樣的「以為」？如果他取經(jīng)還只是為了「忠君報國」，還只是「不得不」的「受命」，現(xiàn)在經(jīng)卷已經(jīng)取到，回去「繳旨」就已算是立了大功，他又何以有此慨然之嘆？

是否是前面的分析有誤？唐僧真是「真心」去取經(jīng)的？真是「一心向佛」 「仗策孤征」的？但是，筆者對前面的分析有充足的自信，因為分析的結果是有充分的根據(jù)的。那么，為甚么？

只能說此時的唐僧已非彼時的唐僧，他已經(jīng)在取經(jīng)的路上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因為他不可能依托于他的儒生情懷來完成他的「使命」，甚至那種「受命」意識根本就不足以促動他西行，更不可能提供給他面對種種劫難的精神支援。他「大抵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的信念在取經(jīng)之前就只能給他「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兇難定」15的結論了。

那么，他又是怎么走完十萬八千里「渺渺茫茫，吉兇難定」的取經(jīng)之路的？他靠甚么信念支持他？他是怎樣給眾多的研究者以「最真心取經(jīng)」和「唯一真心取經(jīng)」這樣的印象的？

實際上，西行之路乃是唐僧師徒面臨命定的悲劇而尋求靈魂的突圍的過程，他們「取經(jīng)」實質是在尋求靈魂的救贖。西行的路也就是他們拯救靈魂的煉獄，「八十一難」其實是對他們靈魂的蕩滌，是對「凡心」的「了卻」而非是對「磨難」的「戰(zhàn)勝」！

也就是說，唐僧在取經(jīng)過程中開始了《西游記》的作者也在進行的精神尋求，他已經(jīng)不再將儒生式的「受命」作為取經(jīng)的理念支撐，他逐步將取經(jīng)視為自己靈魂的拯救，他在思考自身「命定」的悲劇性：他作為主體性的存在已經(jīng)復活！

實際上，這種復活的過程在踏上取經(jīng)之路之初就已經(jīng)開始了。西行長安不遠，在法門寺，眾長老論說西途之艱險，唯「三藏鉗口不言，但手指自心，點頭幾度」。眾僧莫解其義，三藏曰：「心生，則種種魔生，心滅，則種種魔滅。」16他已經(jīng)開始在儒家的「受命」之外尋求取經(jīng)的理念依托，他已經(jīng)決定以「佛心」來面對西途的兇惡。這是他覺醒的開始。唐僧去取經(jīng)是出于儒家的「受命」意識和忠君思想，是一種悲劇性的「命定」，但是，從他踏上「取經(jīng)」的西游之路的那一刻起，他終于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取經(jīng)」，尋求自身悲劇性的「命定」的出路問題的解答。因此，取經(jīng)在唐僧看來，已不再是為唐皇求得「度鬼」的三藏真經(jīng)，這個目的已經(jīng)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天「極樂世界」能否給自己以靈魂救贖和精神安慰。他的生命歷程中種種遭遇已經(jīng)使他意識到自己命運的悲劇性，他希望西天極樂世界能夠給他一個最終的解脫。

這就是他在功德即將圓滿，到了靈山，見了如來，得了真經(jīng)，卻為甚么從「手舞足蹈」 到「循規(guī)蹈矩」，瞬間又「滿眼流淚」17的真正原因：他「西游」的目的，已不在取「三藏」「度鬼」之「經(jīng)」，或者「取經(jīng)」已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他尋求的是自己靈魂的歸宿之處，精神的安息之地。但是，他發(fā)現(xiàn)靈山并不是一個「極樂世界」，并不是一個可以值得他完全信靠的地方。這里照樣等級森嚴，照樣他尊我卑，照樣蠅營狗茍，照樣你欺我騙，照樣索要「人事」，照樣「兇魔欺害」！這并不是他歷盡千辛萬苦，嘗遍人世辛酸的目的所在！命運又一次對他戲弄！

這不能不使唐僧要問：我取得了自己所希望取得的「真經(jīng)」了嗎？我的靈魂真的得救了嗎？雖然有孫悟空安慰唐僧，說：「蓋天地之不全……乃應不全之奧妙，豈人力所能與耶！」18唐僧還是要問，因為這是事關他的靈魂歸宿的終生大事（如果現(xiàn)實──他的悲劇性的「命定」是不可變更的話）。這也是《西游記》的作者要問的，也是我們，作為《西游記》的一般讀者所應該問的。如果我們把《西游記》不僅僅當作一部供以飯后談資的「神魔小說」，而是把它置放于作者所在的真實的歷史和思想背景之中，把它看作中國幾千年歷史長河中的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把它看作中國古代儒家知識份子的一次艱難的思想突圍。

注釋

1 見《西游記》第一回到第八回。如果不以作者在《西游記》中構筑的「世界圖景」為背景，并且參照故事情節(jié)的前后連貫性，是不可能正確理解孫悟空大鬧天宮的意義的。以前在分析孫悟空大鬧天宮時，總是將它看作一個「孤立」于「取經(jīng)」之外的事件，沒有考慮孫悟空大鬧天宮實際上是在為「取經(jīng)」創(chuàng)造「必然性」的條件。這也就難怪會有各種各樣的附會、迎合式的理解了，比如「農民起義」等等完全違背作者原意的解釋。作者通過孫悟空要問的是：如果有一個孫悟空這樣的勢力或「人」反抗「天」（實際上也可以理解為對「人」的最高統(tǒng)治者的反抗的影射）的統(tǒng)治，而「天」又無能為力，該怎么辦？一個「人」如果犯了「彌天大罪」，怎么辦？

2 見《西游記》第八回。

3 如來（其實是作者假如來之口說出的）對人間面臨的信仰危機和統(tǒng)治危機深有洞見：「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續(xù)，治有徙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西游記》第九十八回。

4 見《西游記》第十一、十二回。

5 見《論語·八佾》。

6 見《西游記》第十二回。

7 見《西游記》第十二回。唐僧說：「……大抵受王恩寵，不得不盡忠以報國耳。」

8 見《西游記》第十二回。

9 見《西游記》第十二回。

10 見《西游記》「附錄」。

11 見《西游記》第十二回。

12 見《西游記》第十二回。

13 見《西游記》第一回。孫悟空到了南瞻部洲「一心訪問佛仙神圣之道，覓個長生不老的秘方，見世人都是為名為利之徒，更無一個為身命者……」。

14 見《西游記》第九十八回。

15 見《西游記》第十二回。

16 見《西游記》第十三回。

17 見《西游記》第九十八回。

18 見《西游記》第九十九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