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小說《西游記》和戲曲《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都有一套西游故事，兩者在情節內容、結構寫法上存在著內在的關聯和某種淵源關系。兩套西游故事各有其本事和原型，大體上是各自獨立發展演進的，是一種平行的關系，但同時又彼此影響。形成一種較為錯綜復雜的互動關系。限于資料的缺乏，有些環節還難以做出明晰的解釋。不過探討這種關系對研究《西游記》的成書過程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還有很大的探討空間。 【關鍵詞】 《西游記》/《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西游故事/成書

早期章回小說有不少屬于世代累積型成書，即作品先有一個頗具傳奇色彩的本事，在此基礎上經過長時期各種渠道和形式的流傳，形成一個內容十分豐富的龐大故事群，最后由一位作家寫定，比如《西游記》就是比較典型的一部。這一文學現象正如胡適所描述的：“就同小說上說的諸葛亮借箭時用的草人一樣，本來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著許多箭，不但不傷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①同樣，在中國古代戲曲中，也有用類似方式創作的作品，比如鄭之珍的《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以下簡稱《勸善戲文》）。世代累積型作品的素材來源通常是多元的，其成書過程往往較為復雜，這也就為追根溯源式的探究帶來了不少困難，不少作品的成書問題至今仍未能得到完滿解決，盡管先賢已有不少相關論著面世，但這些問題依然有可以繼續探討的空間。這里以目連戲中的西游故事為參照，對《西游記》的成書過程進行一個側面的考察，以求教于方家。

問題的提出

目連故事早在西晉時就已隨著佛教傳入中國，之后經過長時期的流傳，特別是戲曲的搬演，逐漸形成一個頗為豐富的目連故事群，最后由明鄭之珍寫定。鄭之珍寫定刊行的時間是在萬歷十年(1582)。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勸善戲文》和《西游記》小說在內容、結構上有著明顯的關聯。這表現在兩部作品中各有一套西游故事，其中的人物、情節較為相似、接近。具體說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一是情節內容上的關聯。 《勸善戲文》全劇分上中下三卷，西游故事主要在中卷②。其中《觀音渡厄》、《遣將擒猿》、《白猿開路》、《過黑松林》、《過寒冰池》、《過火焰山》、《過爛沙河》、《擒沙和尚》等出中所寫的人物、情節與《西游記》較為接近。就人物而言，主要有：鐵扇公主。在《觀音渡厄》一出中，因火焰山擋路，觀音菩薩調遣她渡十友“過了火焰山”。她使用的工具是鐵扇，“鐵扇風裁，制自天工體甚佳”，其功能是滅火：“好把騰騰火焰扇將開，使他堂堂大路無遮礙。”這一形象與《西游記》中的鐵扇公主有頗多相同之處。 豬百介。他的出場詞是“漫詼諧，白連會上呼白介，時人休笑未精怪”。觀音菩薩調遣他渡十友“過了爛沙河”：“好把沙河淤塞孔將開，使他康莊直抵西番界”。在觀音眼中，這位豬百介的形象是“豬首豬腮，中有仁心遍九垓。這便是蛇身人首，牛首人身，一樣形骸。”這位豬百介與《西游記》中的豬八戒有不少相似處。 白猿。先看其自我介紹：“白猿身住碧云窩，暮四朝三怎奈何？天上瑤池王母母，也曾三讓我蟠桃。自家周穆王時軍中君子，化為此身，歷今千有余年，神通廣大。”這很容易讓人想到《西游記》中的孫悟空。至于神通如何廣大，這位白猿自己也進行了交代：“山不怕高，水不怕惡，又何愁野魅邪魔！憑著俺這一枝兒金剛椽，掃平了萬里山河。非是我夸，不是我巧，九重天上，瑤池王母，曾讓我蟠桃。今日去開通道路，又何怕什么樣水遠山遙！”這份信心和自豪與孫悟空沒什么兩樣。 在《遣將擒猿》一出中，觀音菩薩因傅羅卜“一路精怪雖多，白猿最甚”，遂會通張天師、馬、趙、溫、關四將軍“擒出白猿精，要他開通道路，殄滅余黨”。降伏白猿后，觀音菩薩吩咐他：“孝哉傅羅卜，挑母又挑經，西天見活佛。山川險阻，邪魔侵侮，遣你護他行，驅邪更開路。”這和《西游記》中孫悟空的任務完全相同。此后，白猿變成道人，忠心耿耿，盡職盡責，保護傅羅卜西行，一路上過寒冰池、火焰山、爛沙河，遠涉十萬八千里，終于見到活佛。這位白猿和孫悟空之間顯然有著內在的關聯。 觀音。在《勸善戲文》的西游故事中，觀音菩薩是一個重要人物。她“身居南海，蹤顯香山。世人有喜怒哀樂之音，我能知喜怒哀樂之意”，而且“能千變萬花，一一難窮。且變飛禽走獸，武將文人，長身矮體，魚藍千手舞”。神通廣大不說，觀音菩薩還是傅羅卜西行的主要指引者和幫助者。她點化傅羅卜“南海無邊垂庇佑，西天有佛可皈依。母骸化入行囊里，急往西天莫待遲”。當傅羅卜按照觀音的安排踏上西行之路后，她又幫助收服白猿，讓他擔任護法，并承諾“若逢急難，我又親臨”。不僅如此，觀音還親自出馬，在黑松林變成婦人試探羅卜，在爛沙河變成錦羅王擒沙和尚。這和《西游記》里的觀音形象十分接近。 沙和尚。主要在爛沙河活動，將白猿陷在爛沙中，后觀音變成錦羅王將其降伏，命他“同白猿護送孝子前往西天”。這個沙和尚很容易讓聯想到《西游記》里的那位沙和尚，盡管這兩個形象之間還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就情節而言，羅卜西游由觀音菩薩一手安排，白猿保護羅卜西上，一路降妖除怪，觀音黑松林考驗傅羅卜、過火焰山、爛沙河等，這些在《西游記》中都能找到相對應的、頗為類似的情節。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給白猿戴金箍的描寫。在《遣將擒猿》一出中，觀音降伏白猿后，賜給他金箍，“只許你戴，不許你解”。當白猿打筋斗逃走時，觀音就“行一訣，使金箍緊緊箍起。白猿精，走一步時緊一步，緊一步時叫一聲，急急便回程”。白猿這才死心塌地的保護傅羅卜西行。這同樣可以在《西游記》中找到相對應的情節。 一是結構、寫法上的關聯。 《勸善戲文》在其西游故事部分，采用了連綴式的結構，即以傅羅卜、白猿、觀音等核心人物為主線，貫穿起一系列小故事，如過黑松林、寒冰池、火焰山、爛沙河等。這些故事意在描寫傅羅卜西行路上的艱難困苦，突出其頑強的意志和虔誠的用心。《西游記》也采用了同樣的結構方式，以唐僧師徒為核心，貫穿了一個個故事，只不過故事比《勸善戲文》多一些而已，其中降妖除魔故事的描寫也是此種用意。這種連綴式結構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容納很多類似的故事。 從上面列舉的諸多相似或接近之處看，《勸善戲文》中的西游記故事和《西游記》情節內容、結構寫法上的這種關聯并非偶然，彼此之間必定存在著一定的淵源關系。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重要問題：《西游記》和《勸善戲文》到底孰早孰晚？這種淵源關系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呢？ 《勸善戲文》系鄭之珍所編，萬歷十年(1582)他寫了一篇序言，稱自己“取目連救母之事，編為《勸善記》三冊”，可見此時他已完成該劇，研究者也通常將這一年作為《勸善戲文》首次刊行的時間，高石山房本為初刊本，由此可以對《勸善戲文》的創作、刊行時間進行比較準確的定位。至于《西游記》，無論是作者還是創作、刊行時間，盡管研究者已下了不少功夫，但直到目前為止還未能很好的解決，大家的意見也很不一致。《西游記》的作者學界通常認為是吳承恩，如果這一看法確鑿的話，問題倒比較容易解決，因為他大約卒于萬歷十年，陳文燭在寫于萬歷十八年(1590)的《吳射陽先生存稿》敘中說得很明確：“吳汝忠卒幾十年矣。”③這樣，吳承恩創作《西游記》的時間當在鄭之珍編寫《勸善戲文》之前。就《西游記》的版本來看，一般認為世德堂刊本是現存最早的刊本，該刊本有一篇陳元之寫于萬歷二十年(1592)的序。但它顯然不是初刊本，至于《西游記》初刊于何時，限于資料的缺乏，已難以確知。大體上可以這樣說，《西游記》和《勸善戲文》創作、刊行于同一時期，時間上比較接近，而《西游記》似乎要稍早一些。 但事實上，簡單比較《西游記》和《勸善戲文》撰寫、刊行時間的早晚并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勸善戲文》在《西游記》之后、受其影響的話，它直接照搬里面的人物、情節就是，何以寫得如此粗陋，而且兩者的人物、情節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比如其中的白猿、豬百介、沙和尚、鐵扇公主等人物形象較為粗略、模糊，很難說他們是受《西游記》的啟發而產生。相反，從《勸善戲文》中西游故事粗陋、原始的形態來看，說《西游記》受其影響倒更合乎實際。但問題在于，在《西游記》之前，已有雜劇《西游記》、平話《西游記》，其中的人物、情節要比《勸善戲文》更為豐富、充實，它們的創作時間肯定也要早于《勸善戲文》。《勸善戲文》中的西游故事即使對《西游記》有影響，也不會那么直接。兩者的淵源關系還是頗為復雜的。 之所以產生如此多的問題，主要與兩書的成書方式有關，前文說過，《西游記》、《勸善戲文》都屬世代累積型成書，其中的不少人物、情節并非寫定者的想象虛構，而是來自此前的民間傳說或其他文學作品。在寫定者面前，有一個龐大的故事群供其擷取，這些作為素材的故事有的來源甚早，經過長時間的流傳，才被吸納進來。明乎此，探討兩套西游故事的關系應該結合兩書的成書方式來進行。由此可見，這一問題較為復雜，不是三言五語就能說得清的。 顯然，探討這種關系對了解目連故事和唐僧取經故事的發展演變、流傳，對研究《西游記》及《勸善戲文》的成書過程等，都有幫助，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說的：“探討這一關系，肯定能有助于《西游記》研究的進一步深入，甚至有可能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④

學界的不同意見

對兩套西游故事之間的這種內在關聯，早在清代就已有學人注意到，如焦循《劇說》云：“演義之西游記，本唐玄奘西域志。白馬馱經，松枝西指，亦有所本；若猿龍等，則目連救母戲中亦有之。”⑤但焦循只是指出這一現象，并未進行深究。進入二十世紀，研究者在探討《西游記》、目連戲時，間或在文章中涉及到兩者的關系，如趙景深的《目連救母的演變》、周貽白的《中國戲劇與雜技》等，但多點到為止，缺乏深入的分析和充分的論證。倒是海外有些學者較為重視，如日本學者太田辰夫于 1975年發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所引〈西游記〉考》一文。直到進入八十年代之后，隨著學界對目連戲的逐漸重視和研究的深入，國內才開始有研究者專門對此問題進行探討，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以朱恒夫、劉楨等人的研究最有成績。 總的來看，學界對此問題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就是在這有限的研究中，學者的看法也并不一致，而是存在著較大的分歧。盡管研究者承認“二者互相影響、各有借鑒”⑥，但在具體論述時，他們多趨向強調單向度的影響關系。這樣，大致上可以將他們的意見分成如下兩派： 一派較多的強調目連故事對唐僧取經故事的影響，其中以朱恒夫的觀點具有代表性，他提出“目連變文在前，《取經詩話》在后，后者受了前者的影響”，“《勸善戲文》雖然是明代的劇本，但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是北宋的產物，因而它問世時間在《取經詩話》之前，它能夠對唐僧取經故事產生影響”，“目連戲在前，唐僧取經故事的作品在后”，“目連變文與目連戲對唐僧取經故事有著很大的影響，而目連戲的影響尤甚。可以這樣說，猴行者助唐僧取經故事的胚胎就是在目連戲的母體中孕育出來的”⑦。黃笙聞通過對秦晉民間戲曲的考察，提出類似的看法：“當我們發現了秦晉民間世代相傳的一批儺演雜劇后，方知正是早期講唱的‘目連戲’、‘目連卷’對《西游記》故事的產生與形成，起有重要的推進作用。……《西游記》的唐三藏、豬八戒、孫悟空、沙和尚、白龍馬等妖魔人物的最初形象，就集中表現在這批‘目連戲’中。”⑧ 一派則較多的強調唐僧取經故事對目連故事的影響，其代表人物是劉楨。他一方面承認“孫悟空藝術形象塑造本依于目連，是受‘神通第一’目連的啟示而逐漸完成的”⑨，一方面又強調“取經故事是目連戲汲取了《西游記》”，“白猿、沙和尚等情節正是在目連戲的不斷衍變中，接受《西游記》故事影響，然后并入的”⑩。相比之下，徐朔方說得就比較直接：“中卷的《遣將擒猿》、《白猿開路》、《過寒冰池》、《過火焰山》、《過爛沙河》取材于小說及戲曲《西游記》。”(11)劉蔭柏也說得比較肯定：“其中‘遣將擒猿’一折，純系抄襲楊景賢《西游記雜劇》中第九出‘神佛降孫’、第十出‘收孫演咒’的情節。……縱使他不是從《西游記》小說中搬來，也是受元人《西游記平話》影響。”(12)朱萬曙亦有類似看法，但留有余地：“在鄭之珍寫定戲文劇本之前的嘉靖年間，小說《西游記》已經刊刻流傳。鄭之珍或從本已汲取西游情節的目連故事，或從正在流行的西游故事中汲取了目連西行尋佛的情節，充實到戲文之中，使之構成了‘救母’故事中重要的一環。”(13) 上述兩派的意見盡管各有其道理，但并沒有徹底解決問題，還都有不夠嚴密的地方，何況彼此之間還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差異。就朱恒夫的觀點而論，他比較多的強調目連故事對唐僧取經故事的影響，但并沒有解釋目連西行故事何以產生，也沒有說明唐僧取經故事對目連西行故事是否產生過影響，再說其對《勸善戲文》故事產生時間及目連戲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時間早晚的判斷也值得商榷。就劉楨的觀點而論，他一方面強調孫悟空形象是受目連啟示而產生的，一方面又說白猿是受《西游記》故事影響并入的，這似乎有些矛盾，其間的淵源關系到底如何，他并沒有說清這一問題。再者，何以孫悟空受目連啟示而產生，而目連戲中的白猿卻沒有受到這種影響，反而舍近求遠，到《西游記》中取材呢？這也是一個需要解釋的問題。 從相關資料來看，兩套西游故事產生、演進到明代中后期，差不多都有上千年的歷史，其間的關系可謂錯綜復雜，不是三言五語所能說得清的。無論是《西游記》還是《勸善戲文》，它們雖然寫定、刊刻于明代中后期，但由于它們都屬累積型成書，皆有所本，并非個人的獨立創作，因此單獨比較這兩部作品寫作時間的早晚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何況《西游記》一書的具體寫作、刊行時間已無法確知了。 退一步講，如果弄清兩部作品的直接素材來源，也許能弄清真相。但這同樣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兩部作品作者創作的情況限于有限的資料現在還無法確知。兩部作品成書之前兩套西游故事的演變過程和環節還沒有徹底理清。以《西游記》而言，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刊本為明世德堂刊本，但這一刊本并非《西游記》的初刊本，《西游記》的初刊本是什么時間刊行的，真實面目如何，作品中哪些故事情節是有所本的，哪些是個人的想象虛構，這恐怕只能是無解的歷史之謎了。再看《勸善戲文》，在鄭之珍寫定之前，已經有大量以戲曲、寶卷等形式流傳的目連故事，他究竟從何處取材，作了哪些整理工作，現在也已無法一一厘清了。 實際上研究者們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們的探討變成以《西游記》、《勸善戲文》為參照，重點則放在兩套西游故事產生、形成過程的比較。筆者認為這一思路是可取的。盡管目前掌握的文獻還不夠充分，但通過現有資料的縱向、橫向比較，還是可以大致理清兩套西游故事之間的關系的，這對解決《西游記》的成書問題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啟發和借鑒。

對兩套西游故事淵源關系的初步考察

總體上來看，無論是目連救母還是唐僧取經，各有其相對獨立的西游故事，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形成了兩個內容豐富的故事群，彼此的關系大致上可以說是平行的。但也不可否認，兩者的關系也存在著較為明顯的交叉。也就是說，兩套西游故事在產生流傳過程中，是相互影響，互為淵源的，特別要指出的是這種影響和淵源是雙向互動的，而未必是單向的。以下按照時間順序對兩套西游故事的產生、演變進行考察和比較。 相比之下，目連故事比唐僧取經故事產生的時間要早得多，它最早見于西晉僧人竺法護所譯的《佛說盂蘭盆經》(14)，這是后來目連故事的源頭。由于它所描寫的救母故事正好契合了儒家所宣揚的孝道，因而受到廣大民眾的歡迎，并形成極具本土色彩的盂蘭盆會，佛教徒也樂于借此擴大影響。此時的目連故事還沒有西游的情節。 到了唐代，目連故事經過長時期的流傳，在民間產生了廣泛影響，并成為變文等民間文藝的素材。這種以目連故事為素材的變文作品今天可以看到有《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目連變文》、《盂蘭盆經講經文》等。由此可見目連故事在民間傳播之廣泛，影響之深遠。這些目連變文將《佛說盂蘭盆經》中的簡略故事加以豐富、細化，添枝加葉，新增了一些人物，情節變得曲折、生動。不過，這些作品的重點主要在目連救母的艱難過程描寫上，并沒有西上尋佛的描寫。可見目連救母中的西游故事是在唐代以后形成的。 在這一時期，唐僧取經不僅實際發生過，而且因其極富傳奇性，已開始在民間有較為廣泛的流傳。對于這次行程，玄奘本人撰有《大唐西域記》，其徒弟慧立、彥悰撰有《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來記述。盡管這些記述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但其中已有不少超自然的神鬼描寫，這就為其后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間。稍后，《酉陽雜俎》、《獨異志》等筆記小說中已有唐僧取經傳聞的記載。從現在所掌握的材料來看，這一時期唐僧取經故事還沒有進入變文等民間文學領域。 有唐一代，目連變文與唐僧取經故事沿著各自的軌跡獨立發展、演進，前者因流傳的時間較長，在民間的影響要更大些，不過兩者之間還沒有產生什么影響。

注釋： ①胡適《三俠五義》序，載其《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頁。 ②本文所引《勸善戲文》文字依據朱萬曙校點《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黃山書社2005年版。 ③劉修業輯校《吳承恩詩文集》，古典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190頁。 ④⑦(21)(25)朱恒夫《目連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頁，第 250-258頁，第258頁，第252頁。 ⑤焦循《劇說》卷5，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112頁。 ⑥⑨⑩(20)(22)(23)(26)劉楨《中國民間目連文化》，巴蜀書社1997年版，第278頁，第303頁，第310、311頁，第307頁，第311頁，第303頁，第310頁。 ⑧黃笙聞《從“目連戲”到“西游記”的人物演變》，浙江省溫州市藝術研究所編《南戲探討集》第6、7輯合刊，1992年內部印刷。 (11)徐朔方《目連戲三題》，載其《徐朔方說戲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頁。 (12)(31)劉蔭柏《西游記研究資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80-481頁，第481頁。 (13)朱萬曙《皖人戲曲選刊·鄭之珍卷：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整理說明，黃山書社2005年版。 (14)有些學者懷疑《佛說盂蘭盆經》是偽經，比如朱恒夫在《目連戲研究》一書中提出《佛說盂蘭盆經》“是一部偽經”，“不是真經，而是佛教徒在中土杜撰的贗品”，并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論證。不過目連確有其人，在佛經中屢有記載。 (1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版，第87頁。 (16)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卷之八，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212頁。 (17)詳細情況參見吉川良知《關于在日本發現的元刊〈佛說目連救母經〉》，《戲曲研究》第三十七輯，文化藝術出版社1991年版；吉川良知《關于〈佛說目連救母經〉及〈目連救母出離地獄生天寶卷〉的成書年代》，載朱萬曙、卞利主編《戲曲·民俗·徽文化論集》，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8)吳曉鈴等編校《關漢卿戲曲集》，中國戲劇出版社1958年版，第370頁。 (19)朱萬曙校點《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黃山書社2005年版，第269-270頁。 (27)趙景深《目連救母的演變》，栽其《讀曲小記》第80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28)周貽白《中國戲曲發展史綱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8頁。 (29)孫楷第《戲曲小說書錄解題》，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頁。 (30)浦漢明《新校錄鬼簿正續編》，巴蜀書社1996年版，第191頁。 (32)王重民等編《唐代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第855頁。 (33)中野美代子《西游記的秘密》（外二種），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00頁。 (34)凌翼云《目連戲與佛教》，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