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記》成書于神魔小說在中國文學苑中遍地開花的季節。作為文人有意識地整理創作的作品，它無疑是可以鑒見當時社會生活狀況之一二的。它以游戲之筆大書孫悟空在三界騰挪跳躍、優游奔走的瀟灑，同時又深懷對民族文化發展前景的無限憂慮:儒道釋三教合一似乎是最好的出路，但均已垂垂老矣;大力張揚人的個性，又擔心開了枷的人欲會膨脹至無限;在內部已趨腐朽的時候，欲向外尋求新鮮血液，可這得來也并易事。

一、三教合一—無意中的解構

《西游記》宣揚儒道釋三教合一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其中取經故事的主角孫悟空正是這一主題的代言人，作者想要通過這一角色的塑造來展示自己的文化選擇趨向。

孫悟空本是丹崖山上一塊仙石孕育而成，在花果山快樂地生活。后為生存憂患困擾，不辭勞苦，遠涉重洋，尋求長生不死之術，以沖破生命的極限。以求長生為誘餌的道教這時剛好迎合了他的口味。學成后不期然又與儒家的積極人世文化暗合，自封“齊天大圣”，大鬧天宮，受儒道佛三家連手鎮壓，終被佛祖制于兩界山下，并由此與佛結下不解之緣。

從表面看來，學道、人儒，又歷經種種磨難，修得“真心”，終竟成佛，是作者向人們提供的一個完滿的文化選擇趨向。作者要求人們向儒道釋三家全面汲取營養，最好能自由出人，但在這里被大加宣揚的儒道釋又是個怎樣的面目呢?在贊語迭加的同時，那掩藏不住的暗流無法控制地從作者筆下涌出。

先看孫悟空首先遭遇到的道教。道教除了增加了法術之外，似乎只是一片烏煙瘴氣:祖師太上老君只不過是個煉丹高手;五莊觀的道士為一棵人參樹竟要殘忍地將唐僧師徒扔進油鍋;寶林寺的道士是和尚的附庸;車池國的到上道士以迫害和尚為業;黃花觀的道士是只與蜘蛛精交好的毒娛蟻……這一系列的道士形象莫不令人生厭。這樣污濁的道教是可以向它寄什么希望的嗎?作者在這里顯然已失去了向人們推銷道教的興趣。

再看以國家和君主為至高無上、要求人們無條件地犧牲自我報效國家的儒家。他們所尊崇的帝王們又是怎樣的貨色呢?那“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彎高上帝”，看似輝煌神圣、至尊無比，事實上卻是個無能又殘忍的人:他遣人騙孫悟空上了天宮，卻不知怎樣安排官職一;孫悟空大鬧天宮時，他不得不求助于如來;卷簾大將沙僧只為“失手打碎了玻璃盞”就被他“打了八百，貶下界來”，而且“又教七日一次，將飛箭來穿’川胸脅百余下方回”(8回)。天上的玉帝尚且如此，人間的君王更是不堪:寶象國的國王因女兒失蹤貶退無數官員、打死若干脾女、太監(29回);患有“雙鳥失群”之癥的朱紫國國王愚蠢到服了馬尿、鍋灰制的丸藥卻渾然不知(69回);比丘國的君主荒唐、殘忍至極，竟然聽從國丈的讒言，收集許多兒童，“要取小兒心肝做藥引子，指望長生”(78回)。如此種種，不勝枚舉。這些國君不是昏庸無能便是為一己私利草管人命、殺人如麻。這等“圣上”真的可以使天下人甘愿為之效犬馬之勞?投身這般世界豈不是自甘與殺人魔王同流合污?這條道又顯然為君子所不取。

那么只有作者花了最多筆墨渲染的佛界可做人們思想的最終歸宿了。事實卻并不如此。佛家以“勸化眾生”為己任，能以無邊法力制勝一切妖魔，使其野性變成佛性，最后服膺于佛的摩下。然而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佛界并非什么理想勝地。就拿觀世音菩薩的南海紫竹林來說，多的是被迫修道的獸類。那看門的、侍蓮臺的戴著禁、金箍的熊精和牛精、坐騎金毛吼與聽經的蓮池金魚，伺機便跑出去為妖作怪。唐僧師徒一路上碰上的盡是佛祖有意安排的磨難，實在讓人不得不懷疑他是否真的以慈悲為懷，是否真的能“普渡眾生”。這里不但沒有能成功地宣傳佛教教義，反倒更多地向人們展示了佛界的骯臟，明示世人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美妙的“彼岸”，這慈航寶筏是無論如何上不得的。那西方極樂世界不是唐僧一直向往的嗎?可唐僧因為不曾備得“人事”而受了阿攤、伽葉的無字之經，及至如來授命傳有字真經，阿攤還是索了唐僧的紫金缽盂，且至被羞皺了臉皮，“只是拿著缽盂不放”(98回)，可見與人間是一般醒齡。

儒道釋的種種丑陋在作者筆下一一暴露出自己的嘴臉，盡管作者意在宣傳三教合一以給人們指定一條文化發展的道路，但他在無意中解構了這神圣的三教。自唐以來統治了中國這么多年的文化潮流已漸失去了往日的威力，注定要退出歷史舞臺了。

在《西游記》之前，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過將人的主體意識發揮到如此淋漓盡致的。吳承恩筆下的孫悟空熱烈地追求自由，對自己的人格力量無比自信。但在個性大力張揚的同時，作者又擔心主體意識的無限宏揚會引起自私欲念的膨脹，會導致與社會秩序的沖突和道德規范的違悖。更何況，儒家正統講的是“存天理，滅人欲”，雖要“明心見性”.“自明本心”，但也不至喊出“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所以吳承恩在肯定孫悟空的主體意識時，又不希望它同心猿意馬一般脫離道德的軌道任意馳騁，于是又給他加了緊箍咒，好使“馬猿合作心和意，緊縛牢栓莫外尋”，可謂是戴著鐐銬在舞蹈。

緊箍咒又叫“定心真言”，無疑是象征外在束縛對人性的制約。如來就其作用對觀音說，“假若路上撞見神通廣大的妖魔”，“他若不聽使喚，可將次箍兒與他戴上，自然見血生根。個依所用的咒語念一念，眼脹頭痛，腦門皆裂，管教他入我門來”。后來觀音又對孫悟空說，“若不如此拘系你，你又逛上欺天”，“須是這個魔頭，你才肯人我瑜伽之門哩”。這話里一是顯露了佛家法力和強制人入門，更多的也顯現了他們對孫悟空個性的拘束。事實上，這幾句咒語確實是發揮了神威的，若不是這咒語，憑憨厚無能又到處濫充好人的唐僧，是斷斷沒有什么能耐降下那三個不受管束的徒弟的。然而這期間更多的是冤枉了好人。第27回中，孫悟空打死了白骨精，唐僧卻“不識賢愚”，亂念一氣緊箍咒;第56回中，孫悟空為民除害，打死了一伙“打家截道，殺人放火”的強人，唐僧又念一氣緊箍咒。諸如這樣的“冤假錯案”可不止一兩樁。緊箍咒使“獨醒”的孫悟空受盡折磨，也暴露著外來束縛的“無理取鬧”。

在緊箍咒的處理上，作者是懷著既愛又恨的心情的。他既要藉此來降住不伏管的“心猿”，又懷疑它存在的合理性，于是又借孫悟空一次次地來尋求打破這枷鎖的途徑。雖然最終作者還是讓孫悟空在成了佛的前提下，給他去了這害人的金箍兒，但這個時候還有什么意義呢?它的存在使得作者的一切努力全部化為了無。非但沒有能夠喚起人們對自由的強烈熱愛，相反使人們更對它多添了幾分恐懼。

三、外來文化—美麗的肥皂泡

儒道釋三教合一是中國傳統文化整合過程中的必然。然而文化文化是一個動態發展的系統，它需要不斷有新鮮血液的輸人。在封建制度走向末路的明清之際，沒有外來文化的補充，儒道釋的總體發展也只能是在內部的不斷腐朽。《西游記》是為大力宣揚三教合一而產生的，同時也流露了當時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發展的困惑、焦慮和無奈。

魯迅說，中國根抵全在道教。到了吳承恩作《西游記》的年代，道教已經只落得以粗鄙的方術巫儀見長了。當朝的嘉靖皇帝，十分鐘愛道教的丹藥巫術，招徠大批道士高人，每天不干正事，只是在宮中打酩設齋、煉汞化鉛，搞得烏煙瘴氣。一些善于獻媚的大臣，到處為他求訪高人術士。道教徒與官僚氣，升官發財，而一大批不滿這一現象、欲加阻止，要么被降職流放，要么下獄掉腦袋。這種污濁的現實先就引起世人的不快，哪里還有什么興趣去探尋道教中招人喜愛的因子呢?它在中國文化發展中的積極因素也為其丹砂氣所覆蓋了。

儒學的發展在那時算是又進了一個高潮的，尤其以王陽明的心學為代表。它以“求放心”、“致良知”的主旨要求人們能動地以倫理自省的方式達到人格的自我完善。強調主觀能動性，無疑給當時思想界注人了新的活力—這也正是孫悟空強烈的主體意識的由來—而心學本身也分化出以張揚個性為特征的泰州學派這樣的“異端”。但心學終歸是向著“圣賢之學”的，其“存天理，滅人欲”的先決條件是不會變的，故而又有以道德完善為宗旨的另一派的存在。心學的這種分化，體現在《西游記》中，就是一面宏揚人的主體意識，一面又加以抑制了。然而即便是理論上再完善—更何況心學更符合的是統治階級的口味呢—也挽回不了事實上的頹敗局面，儒學的發展已是到了回光返照時期，吳承恩對它實是不抱多大希望了，而心學到了黃宗羲便告了段落的事實也證實了儒學的這一注定命運。

儒學的路子走不通就試試中華大地上僅剩下的佛學吧。當時以至后來，是有很多人將希望寄托在佛教身上的。王陽明是信過佛的，吳承恩也作過《勸緣褐》，后來的李蟄更是索性剃了發做了佛門中人，而湯顯祖六十五歲萌生阪依佛法的念頭，再有公安三袁，也無不受佛學的熏陶。向佛教吸取養分，在當時是一股不可擋的潮流。這固然受統治者曾大力提倡的影響，同時也暴露了人們對儒學的懷疑失望和對文化發展的困惑和迷茫，不如入了禪去，四大皆空，方為自在。

整個取經故事，正是表達了向外尋求新鮮思想和重建社會秩序的理想，可惜又無甚把握。《西游記》中借如來之口，說著唐時故事，影射的卻是明時光景:“只因天高地厚，物廣人稠，多貪多殺，多欺多詐;不遵佛教，不向善緣，不敬三光，不重五谷;不忠不孝，不義不仁，瞞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殺生，”“雖有孔氏在彼立下仁義禮智之教，帝王相繼，治有徒流絞斬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縱無忌之輩何耶!"(98回)國中既是如此不堪，當然要向外孜孜以求。唐僧師徒堅忍不拔的精神是可敬的，然而光是靠幾部真經就可以救一國之民眾?唐僧取經回來未及宣講便被招去了靈山(100回)，真經對東土大唐的教化作用吳承恩只字未提，這固然是因為與西游故事沒什么關系，同時不也說明作者本身對外來文化也無甚信心？

綜觀這洋洋一百回的巨制，其間充斥的雖是神怪，但所說無一不是人間事實，體現了作者對當時文化發展的困惑和反思，而這種困惑與反思是當時的一大社會潮流。明中后葉思想啟蒙的大潮原是有指望引領中國文化走向另一個高潮的，無奈歷史與我們開了一個玩笑，將探索新發展的進程擱淺了二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