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傳統(tǒng)法律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為主導，而儒家法律文化又以孔子思想為主導。因此，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正確看待孔子的法律思想，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以有利于今天的法制建設。本文僅從孔子的禮治論、德治論、人治論三個方面對孔子法理學思想作試探性研究。 關鍵詞：禮治 ;德治 ;人治

一、“為國以禮”的禮治論 孔子主張“為國以禮”，實行禮治。具體體現(xiàn)在《論語?先進》篇中：“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在這里孔子所講的里禮，是指西周時期的周禮。那時的禮是用以“治天下”的，其禮的實質(zhì)就是法。周禮是周代統(tǒng)治階級制定和認可的政治制度和行為規(guī)范的總和，是維護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法制度以及政治、經(jīng)濟、法律、文化、軍事等方面的總稱。作為“根本大法”的禮，包括了各種刑事、民事、訴訟、行政、經(jīng)濟、政治，還包括了有關軍事、外交等方面的法律規(guī)范。 孔子禮治論主要有以下內(nèi)容： 1、正名主義 正名，就是要以法律形式端正名分、擺正位置。針對當時的“禮崩樂壞”，孔子認為“復禮”須“正名”。①孔子主張正名，即周禮規(guī)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等級，目的在于扭轉(zhuǎn)當時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實現(xiàn)禮治，以維護當時社會的穩(wěn)定。 2、 禮樂興，刑罰中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孔子認為，只有禮樂興，按照禮所規(guī)定的等級行事，社會秩序才不混亂，使用刑罰才能得當；否則，將產(chǎn)生嚴重的社會后果。 3、“禮之用，和為貴”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論語?學而》）這是強調(diào)禮的作用，遇事做得恰當為可貴；凡是都要講理，“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論語?泰伯》）即用禮來節(jié)制恭、慎、勇、直這些品德，使它們恰到好處。 由此可見，孔子主張“為國以禮”，強調(diào)禮的作用，以遇事都得恰當為可貴，減少爭斗，使社會保持安定。孔子雖然極力推崇周禮、恢復周禮，但也對禮有所改造，如“舉賢才”，（《論語?泰伯》）“禮下庶人”（《論語?為政》）等，就是對周禮的改良。 二、“為政以德”的德治論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實行德治，即主要依靠道德的力量教化人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在孔子看來，用政和刑來治理國家，人民只能暫時避免犯罪，用德和禮來治理國家，人民就會有羞恥之心。孔子強調(diào)禮儀道德的教化作用，反映了德和禮的重要性。 孔子主張為政以德，具體表現(xiàn)在： 1、富而后教 子適衛(wèi)，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孔子把教放在富的基礎上，看到老百姓窮，第一步是讓他們富裕起來，然后再“教之”，用腳踏實地的治國方法，可謂，“倉廩實則知禮節(jié)，衣食足則知榮辱”。 2、先教后刑 孔子雖然以“禮讓治國”著稱，但同樣也講論法與刑。他主張寬刑慎殺，強調(diào)“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孔子認為，對人民應進行禮儀教化，當教化不起作用時要用刑，刑的作用是輔助道德教化的實現(xiàn)，德禮教化是主導，刑罰威懾相輔助。 3、德主刑輔 孔子重道德教化，而刑罰只是作為教化的輔助手段，后人把它概括為“德主刑輔”。 三、“為政在人”的人治論 我國古代，無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都以人治為特征，君主握有生殺予奪的大權。國家必得“賢人”而治，即孔子所謂的“為政在人”的人治思想。《禮記?中庸》記載：“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大意是，西周文王、武王的為政之道已記載于典章之中。若有道德高尚的賢人主政，則他們的為政之道就能得到推行；若沒有這樣的賢人，他們的為政之道就會湮滅。因此，實行文武之治關鍵在于人，此“人”不是普通人，而是指道德高尚之人，即仁士、賢人。② 這里的賢人同柏拉圖理想中的“哲學王”是同一概念。孔子主張“為國以禮”、“為政以德”，禮治、德治都要靠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推行。他又認為，賢人最不易得，堯舜時代和周初都因得人才而治的。 春秋時代，“尚賢”思想興起。孔子是最早提出“舉賢才”的一個思想家。他以理想的圣君堯舜實行“選賢與能”作為自己“舉賢才”主張的根據(jù)。孔子“舉賢才”的原則有兩條：一是“舉直錯諸枉”；二是不拘一格，不論門第出身。這就是說，要把正直的仁者、賢者提拔上來，放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才能心服口服，邪曲的人才會得到改正；孔子的不拘一格，不論門第出身的用人“舉賢才”是對“親親”、“任人唯賢”的改良，是“學而優(yōu)則仕”最佳出路，是對“世卿世祿”制度的打破。 孔子認為，君主必須起表率作用，君主的道德、人格和行為應當成為人們的榜樣，并形成一種風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結語 孔子的法律學說的禮治論、德治論、人治論思想都是當時現(xiàn)實社會的反映。這些思想學說基本上沒有擺脫倫理法學的思想體系，中華法系基本上停滯在倫理法體系之內(nèi)。這當然有許多政治、經(jīng)濟方面的原因，但與孔子法律學說的影響不無關系。 在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里，孔子的思想給中華民族以深遠的影響，對東亞乃至整個世界也產(chǎn)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孔子的思想，經(jīng)過戰(zhàn)國時代的孟子和荀子的發(fā)揚，有很大的發(fā)展，特別是經(jīng)過西漢董仲舒的改造后，而成為封建時代的正統(tǒng)思想，其法制的影響也非常深刻。今天，我們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學的過程中、要深入研究其法律思想，從中吸取其有益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