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來的傳統主流意識形態，人云亦云，咸稱“孔孟之道”、“儒家學說”，實為天大謊言。

自從雄才大略的西漢武帝在今文經學家董仲舒協同策劃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神立教（儒教）、教為政用以來，歷代尊奉的并非真版儒家學說，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換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偽儒；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超級愚民工具，維護封建專制絕對權力超穩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會控制論。借近世中國社會慣用的一句術語，該叫做“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偉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

真假孔子之大別，在于如何定義人類出諸生物本能的利己之心（即通常所說的私心或人欲）；如何定義作為道德濫觴的利他之心（即通常所說的愛心或公心）；以及如何定義這“兩心”之間的關系。一切人文命題當中，這三大定義當屬大本大源范疇頭版頭條；相當于一部歐幾里德《幾何原本》開宗明義基本公理（Axiom）。一旦出錯，就從原點開始，錯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君不見中國孔子儒家學說原是歷久彌新一流先進文化結晶，揭示萬物之靈“當行之路”（人之所以為人的應循客觀，或稱“天道”），不涉迷信，以人為本，以民為本，推動文明建設，指引社會，增進人類福祉，導向大同理想人間天堂的經世致用美輪美奐金聲玉振大成寶典。

真儒的道德觀并非與人欲為敵，恰恰相反，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論語·里仁》）

如果把孔子濟世學說宗旨歸結為一句話，就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八個大字而已。

這個正道，并非“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之類自欺欺人之談，不是什么犧牲“人欲”、否定個人重要性的苦行主義。

孔門之學，莫先于求仁，亦稱仁學。仁也者，以人為本，以人欲為當然，因“自愛”而“愛人”，因“愛人”而“使人愛己”，從而實現“自愛”與“愛人”相統一，以弘揚利他精神為互惠互利皆大歡喜的成功之道，為每個人求取可靠、長遠的最大利益的無比高明的利己之道。

《禮志》云：“欲人之愛己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論語·里仁》）。

世界上一切生命體當中，唯有“萬物之靈”的人類能夠感悟“利他心”——愛心或公心對于改善自身生存條件、在更高的層次上滿足自己的私心要求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因此唯人類才有求仁的要求（與鳥獸不可言仁也）。

人類社會要不受破壞，引導私心動力驅使天賦靈性創造能力實現文明進步，走向人心響往的小康以至大同理想境界，關鍵在于因時因地因體制宜弘揚愛心（公心）以調節私心，實現社會性的兩心調諧境界，這就是儒家濟世思想的始發點。

“仁學”是優化的“為己之學”，“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利己與利人之心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兩心調諧”型“心態文化”，“兩心相悅”的人間正道 。

——西方基督教的愛心救贖教義本質上相當于真版儒家思想的神性版。寫基督教《神學大全》的著名神學家阿奎納（Thomas Von Aquin）說得明白：“道德的凈化并非要去掉七情六欲，而是使七情六欲合于規范。”

偽儒與真儒有本質上的不同。偽儒在“絕對權力”支持下，高踞似是而非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點，將謀求發展進步的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驅動力和萬惡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為一談，否定個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識的合理性，藉專制君權代表的偽公壓抑天經地義的私心進取積極性，閹割、扼殺人類最可寶貴的創造能力。特別是自命孔子傳人或稱“後儒”的宋明家（朱子之學到陸王心學），倡“盡天理，滅人欲”悖論，把這種破壞作用發揮到了不可救藥的極致，阻絕了中國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學技術進步的前進道路。

君主政權為什么不惜國家民族付出如此天價，三百年前黃宗羲說得明白：“使天下之人不能自私，不敢自利，”從而“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也。（見《明夷待訪錄·原君篇》）

曾有人說過：“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著中國的組織、政治狀況與學術思想的變遷而挨此出現。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議單獨推尊孔子其實漢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決不是真的孔子。若使說到學術思想方面，那孔子的變遷就更多了。所以孔子雖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周予同《孔子》

“歷代王朝在孔廟里供奉的孔子，都是假孔子或半真半假的孔子，決不是真孔子”——匡亞明《孔子評傳》

“孔子于其生存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故余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時君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李大釗選集：的倫理觀與孔子》

當代美國知名漢學家，芝加哥大學教授克里爾（Herrlee G. Creel， 1905－1994）所著《孔子與中國之道》（《Confucius and the Chinese Way》， 1949年初版，1960年修訂再版；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有中譯本）相信孔子有真假之分。他認為漢武帝時開始了對孔子思想的重大篡改，宋明理學家闡述的孔子思想不會被孔子認可。他說，如果現時的許多中國人不能適當地區分正統的國家儒學與被歪曲的早期儒家思想，那么，他們所有一切認識便都不是真實的了。

清初學者顏元，曾經尖銳指出宋明理學的泛濫流行，實是國家衰亡、蒼生涂炭的重要根源；直呼：“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

其實明代在華傳教的西方耶蘇會士，早就質疑當時流行的儒學，認為充滿迷信思想和知性謬誤，主張返回到真孔子那里。他們認為中國固有文明的精華無疑只在于早期儒學，孔子所開創的道德是世界上其他民族無與倫比的。他們主張中國文化的發展應該是批判否定后儒，通過對先儒精義的闡釋與重建，最終達到超儒，以建立中國文明的新體系，走出一條能夠長期發展的新路。傳教士們把他們發現的真孔子及其思想傳播了到歐洲，使當時歐洲許多有識之士深受啟發鼓舞；通過這種渠道，孔子思想曾對歐洲的啟蒙運動產生直接，并進而影響了法國大革命和美國革命。

今日世界進入大智大能訊息高世代，如果談史論道仍然不知區分真假孔子，甚至還把宋明理學捧為儒家思想的最高水平或“完善階段”，那就真個“時空錯位”（Anachronism），一錯到底，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了。

偽儒與一個比一個消極無為的釋、道相揉合，造就了中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心態文化”落后頑癥，就是當年魯迅先生痛心疾首，至今猶如夢魘般揮之不去的“國民劣根性”。

中國“國民劣根性”的根源是什么？一言蔽之：反人性、反天道，誤以抹煞個性、放棄自我、消滅自我、無私無欲、“大公無私”為至善高尚美德。

中國“國民劣根性”的顯性主要表現是什么？一言蔽之：虛假兩字。說明白一點，就是偽善成性，面子第一，自欺欺人，把一個做學問、辦事業、求進步最要緊的“誠”字丟到了九霄云外。如此劣根性不除，人類特秉至可寶貴的靈性創造能力不可能循正道順暢發揮，不會產生強大的自主科技發明創新能力，不會有真實的民主共和政治，也不會有真性道德復蘇；縱然一時金玉滿堂，只緣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如何成得正果？

私心（利己之心）出諸生物本能，是人類謀幸福、求進取的原動力，也是煥發利他的愛心或公心的根本原因。硬要裝作無私無欲，可憐的中國人不虛假、不騙人、不把整個國家變成一座大戲臺能行嗎？

私心漫無遮攔惡性發展成為損人利己的“自私”，就會利用唯人類特秉的靈性創造能力去犯罪，制造災難。“自私＋靈性” ，莫非就是基督教圣經創世紀所說人類特有“原罪”的理性表達式？人之所以為人，人的自我解放，或者說人的自我救贖，要求自覺弘揚利他的愛心或公心，以調控利己之心，克服自私傾向，擺脫非人“叢林法則”，維系社會集體有效運行，找到轉進一部真正人類史（馬克思認為人類尚處于“史前史”時期）的“”當行之路。

堪稱萬惡之源的自私，雖是私心衍生，但絕不可以同私心混為一談，不能因為反對“自私”而不分青紅皂白連帶否定了天經地義的進取原動力。這就好比癌變，在消滅癌細胞時，不應把所有細胞一律格殺不論，以致連生機都一起給毀滅了。

孔子那時代，漢語中還沒有“自私“這個詞；孔子把私心稱作人欲，把自私叫做貪欲，對此區分得清清楚楚。就好象在中，私心為Private Interest， 自私是Selfishness，兩者既非同義詞，亦非近義詞，絕無混淆之嫌。可怕的是，在偽儒長期流毒下，漢語一直將正當的私心和惡質的自私混為一談、無分彼此，動不動一起打翻在地，直到今天，還是一筆糊涂帳。

“天之至私，用之至公。”（《黃帝陰符經》）大公只能來自大私，源自利己之心的“升華”。

如果打著“至善”旗號，否定私心，倡導“大公無私”，那個“無緣無故”的大公，只能是空中樓閣或假冒為善的偽公罷了，結果不僅壓抑了靈性創造能力，造成發展停滯，而且自私貪欲必將在偽公外衣包裝下，借種種詭異險惡的變態形式到處竄流，以求一逞，導致甚至勝似“至惡”的人間浩劫。

統觀天朝上國千載而下主流文化取向，總是 “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 ，巧兮偽兮，處處“厚黑“權術計謀，在一派虛情假意中討生活；稀缺乃至無有者，追求社會發展進步的創新智慧火花和土壤環境是也。如此人生，沒有落到開除球籍的地步，已屬萬幸。

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舉“破私立公”大旗，以“斗私批修”為綱，非僅秉承了中華傳統文化中誤盡蒼生的“崇公抑私”致命“德性”，更且“靈魂深處鬧革命，狠斗私字一閃念”，意在導向紅彤彤的“大公無私”純粹凈界太虛幻境，相當於一場“敢叫日月換新天”，規模宏大、前無古人的“以公滅私”